全球价值链位置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
——基于出口退税的门槛效应

黄 清 陈钧浩

(宁波大学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0 引 言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当下国际分工中的主要模式,世界各国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中国企业得以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制造业逐渐由低端位置向上游攀升。制造业在向上游不断攀升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阻碍而陷入“低端锁定”的风险,探索制造业如何更有效地通过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增强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出口退税作为中国的基本财政政策之一,有力地调节了出口贸易,成为我国管理出口和推动外贸不断发展的重要手段[1],探索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能否有效激励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创新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聚焦于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创新的线性关系,主流观点包括以下两种:一是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攀升有助于推动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2-4];二是当本土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更高时,发达国家会利用各种手段来阻碍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5],对本土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在出口退税对创新的影响方面,出口退税政策通过税率的变动影响创新活动,出口退税率的提升可以有效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活力[6-7]。但已有文献主要从产品、企业层面分析出口退税对创新的影响[1],少有将出口退税与全球价值链位置综合起来,分析出口退税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制造业创新过程中的门槛效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探讨了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创新行为的非线性关系;拓展了出口退税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创新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研究。

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1.1 全球价值链位置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上升会通过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来推动制造业创新。在溢出效应方面,制造业所处的价值链层次越高,可以获得的知识溢出和技术溢出越多,越有机会接触到国际先进知识和管理经验,越有可能获取与创新有关的信息和资源,并进行吸收与利用,从而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提升,对价值链上资源的控制权和分配权也会越大[4],可以更好地组合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资源,推动创新水平的有效提升。在竞争效应方面,随着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不断提高,制造业与国外市场进行产品的买卖,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面临的市场竞争必然会更加激烈[5],制造业不得不提升创新能力与技术水平进而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位置进一步攀升会对制造业创新产生一定抑制作用。中国制造业主要以加工组装的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8],全球价值链位置进一步提升所带来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工艺和产品的升级,对制造业创新推动作用有限;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不断攀升的过程中,发达国家通过专利保护政策的施行,阻碍中国制造业技术赶超,导致中国制造业对进口中间品形成依赖,抑制中国制造业创新[9]。由于俘获效应的存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攀升对其创新行为会产生抑制作用[2],但可能在攀升至中高端时会显现从而变得重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全球价值链位置正向影响制造业创新;H2：当全球价值链位置达到一定高度时,负向影响制造业创新,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制造业创新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

1.2 出口退税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制造业创新中的门槛效应

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推动着本国产业与发达国家产业的深入接触,获得更多先进的知识与技术,为产业提供创新资源,推动创新产出的增加。随着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不断攀升,对出口质量要求相应提高,产业技术投入与创新投入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当出口退税率低于门槛值时,出口退税所获得的资金难以有效满足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与创新活动开展的需要,进而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较小;当出口退税率跨越门槛值之后,通过出口退税直接获得的资金补贴更多,有利于缓解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中创新资金短缺问题[10-11],助力创新活动的进行。

根据Melitz和Ottaviano(2008)提出的垄断竞争模型,封闭市场采取对外开放经济政策有益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进入市场的企业数量增加,将会加剧市场竞争程度。当出口退税率达到一定程度时将有效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临界成本,降低企业成本加成,进而引起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12]。基于此,当出口退税率跨越门槛值后,产业成本加成降低力度更大,有利于产业全球价值链深度嵌入,为产业创新带来技术与知识溢出,推动创新能力的明显增强;同时,更高的出口退税率引起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13],处于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阶段的产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保证自身的市场份额与地位而增加研发投入,更有效地推动创新产出的增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3：出口退税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制造业创新过程中发挥门槛效应,出口退税率跨越门槛值后,全球价值链位置对制造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2 模型构建与变量数据说明

2.1 模型构建

为检验全球价值链位置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参照赵瑞丽等(2021)、杨蕙馨等(2020)的研究[1,14]。为了使模型估计有效,本文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将数据缩尾1%,由此构建基准计量模型,如式(1)和式(2)所示。为分析出口退税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制造业创新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参考Hansen(1999)的面板门槛模型理论[15],将出口退税率作为门槛变量,先构建三重门槛模型,如式(3)所示,随后依次检验二重门槛、单重门槛。

innoit=β0+β1GVCit+αXit+μit+γit+εit

(1)

(2)

innoit=β0+β1GVCit(etit≤φ1)+β2GVCitI(φ1

(3)

其中,innoit是i行业在第t年的创新指标;GVCit是i行业在第t年全球价值链位置;I为指示函数,当满足括号内条件时,I值取1,否则为0。当出口退税在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制造业创新之间存在三重门槛效应时,φ1≠φ2≠φ3;当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时,φ1≠φ2=φ3;当存在单门槛效应时,φ1=φ2=φ3。etit是i行业在第t年的加权出口退税率;Xit是控制变量集合,用以控制影响行业创新行为的主要指标;μit是行业固定效应;γit是时间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误差项。

2.2 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本文选择2004—2014年我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全球价值链位置数据主要来源于WIOD数据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的UIBE_GVC index数据库,出口退税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出口退税率文库》,控制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等。本文对不同数据来源的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匹配,根据WIOD数据库行业标准进行加总,将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和烟草制品业三个细分行业加总,将纺织业、纺织服装业和皮革制品业三个细分行业加总,将其他制造业和家具制造业加总;另外,考虑到《中国统计年鉴》在2012年及以后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划分为汽车制造业以及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制造业两类,因此将这两个行业加总。

2.2.1 全球价值链位置

本文采用Koopman等(2010)的方法[16],对不同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进行测算。具体公式如下:

(4)

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越大,表明该国的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越高。其中,GVCij表示j国i产业在GVC中所处的位置;IVij表示j国i产业间接增加值出口,即向其他国家出口的中间品贸易额;FVij表示j国i产业出口的最终产品的国外增加值;Eij表示j国i产业的总出口值。

2.2.2 加权出口退税率(et)

本文借鉴赵瑞丽等(2021)的研究[1],以加权出口退税率来考察出口退税,权重是各产品出口额占当期产业总出口额的份额,衡量公式如下:

(5)

其中,etit是i产业在第t年的加权出口退税率,valueijt是i产业j产品在第t年的出口额,valueit是i产业在第t年的总出口额,export_vat_rebatejt是j产品在第t年的出口退税率。

2.2.3 创新行为

创新行为可分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使用专利申请量(pat)作为创新行为的衡量指标[1]。

2.2.4 控制变量

行业资本密集度(qp),以行业的固定资产总额与行业从业人员数的比值来衡量[9];市场竞争程度(pmc),以勒纳指数进行衡量[17];行业产业规模(is),以行业生产总值与企业单位个数的比值来衡量[18];外商直接投资(fdi),以中国港澳台商资本与行业实收资本中外商资本加总进行衡量;吸收能力(ab),采用主成分分析,将专利申请数、技术改造经费、技术引进经费和消化吸收经费四个维度降维聚合成吸收能力的综合代理指标[14];行业规模(pe),以各行业的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来衡量。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

本文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位置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制造业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回归结果见表1。表1的列(1)和列(2)中,全球价值链位置的系数符号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1的列(3)和列(4)中,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平方项系数符号为负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制造业创新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上升推动制造业创新的进一步提升,而当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到一定高度时,会负向影响制造业创新。假设H1和假设H2得到验证。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3.2 稳健性检验

上述实证分析中创新行为采用专利申请量来衡量,专利申请量包括发明专利申请量、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和外观设计申请量,考虑到发明专利更具新颖性、创造性,本文采用发明专利申请量来代替专利申请量进行稳健性回归分析。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GVC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负,且都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结果稳健。

3.3 内生性处理

本文考虑到可能存在以下内生性问题:一是可能存在变量遗漏的情况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二是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滞后一期的全球价值链位置(lgvc)作为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下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进行内生性处理。

由表3可知,GVC的系数显著为正,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采用工具变量的情况下,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制造业创新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不受遗漏变量、计量方法等内生性因素的影响;且分别通过了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和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的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从而保证了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3.4 出口退税的门槛效应分析

3.4.1 出口退税的门槛效应检验

首先,采取Bootstrap自抽样法对出口退税的门槛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根据面板门槛模型设定中存在单一门槛、双重门槛、三重门槛的原假设进行门槛效应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判断面板门槛值的显著性,进一步确定门槛值个数。

由表4可知,出口退税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对制造业创新影响中单门槛的P值为0.020,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双重门槛和三种门槛的P值分别为0.640、0.893,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出口退税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制造业创新中存在单一门槛值。

表4 门槛效应检验

3.4.2 出口退税门槛模型回归分析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制造业创新过程中,出口退税存在单门槛效应。由此,以出口退税为门槛变量、全球价值链位置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门槛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表5 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由表5可知,当出口退税低于门槛值时,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系数为1.02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当出口退税高于门槛值时,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系数为2.080,明显大于未跨越门槛值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系数,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当出口退税跨过门槛值后,全球价值链位置对制造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增强,假设H3得到验证。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2004—2014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产业层面出口退税率数据、WIOD数据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的UIBE_GVC index数据库数据考察全球价值链位置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创新行为的非线性关系,并分析出口退税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对制造业创新行为影响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创新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随着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制造业可以获取更多更有利的知识和技术,推动自身技术和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当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到一定高度时,由于“俘获效应”的影响,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进一步提升不利于创新活动的进行;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制造业创新过程中,出口退税产生单一门槛效应,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给制造业带来了信心和资源,推动制造业创新活动的进行。

4.2 对策建议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可以促进行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制造业应当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推动创新技术成果的有效转化,促进行业创新能力提升。对于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制造业行业,应把政策转向支持行业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而非依赖于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来促进创新。

深度参与全球分工与合作,加大对企业“走出去”支持力度,突破本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创新的倒U型关系的束缚。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开放制度与产权保护制度,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政府应完善金融政策,加大对跨国企业的资金支持,鼓励“走出去”企业借助全球资源开展创新活动,树立“所有”而非“所在”的理念,提高创新能力,获得更多创新成果,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多维度嵌入全球价值链。

分行业测度出口退税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制造业创新的门槛值,区分制造业行业创新情况,针对创新薄弱的行业和亟待提升创新能力的行业,通过调整相关出口退税率、简化出口退税流程,完善出口退税机制,最大化出口退税对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制造业创新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