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低保政策对甘肃受保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

王雅鑫 侯庆丰

(甘肃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兰州 730070)

0 引 言

在脱贫攻坚道路中,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征途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提升全民生活质量是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激发农村居民消费积极性,缩小城乡差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自200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以来,农村低保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核心制度,在我国农村地区迅速铺展开来,为保障农村社会的公平正义、筑牢贫困居民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发挥了积极作用。农村低保制度有着保障农民最低生活水平、改善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以及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36%①,庞大的农村人口数量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因此,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改善其消费结构以及激发农村地区市场活力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甘肃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在消除绝对贫困的过程中农村低保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甘肃是我国实施脱贫攻坚战的重点省份,农村低保在消除绝对贫困的过程中改善了农民生活水平。农村低保是否对农户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影响、如何产生影响,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1 文献综述

目前,基于社会救助理论的减贫效应,学术界关于农村低保制度对受保农户消费影响的相关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曹艳春基于替代效应和收入再分配效应进行研究,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明显提高了贫困群体的生活水平[1]。赵曦和郑智峰关于农村地区的相关研究表明,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是提高农民消费能力的长效驱动力[2]。Haushofer等在肯尼亚的“the NGO Give Directly”项目实施9个月后,发现该项目使受益家庭每月消费从158美元增加到193美元[3]。而樊丽明和解垩利用两轮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发现,城乡贫困发生率虽然呈下降趋势,但公共转移支付对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脆弱性没有任何影响[4]。Wang等认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的补助金额过低,无法大幅度提高受保家庭的消费水平[5]。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研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现有文献关于农村低保与农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大都基于脱贫攻坚时期,与目前乡村振兴的背景不同,显然在这两个不同阶段农村低保的发展状况以及对农民家庭消费状况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大不相同;二是以往文献大都以某地区整个村落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以微观农户为研究对象,因此所得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差;三是目前关于农村低保政策的研究视角大都以消除贫困以及提高农民收入为目的,关于农村低保影响农民消费支出的研究仍较少。综上所述,本文研究的新意在于:选取对样本户的跟踪调研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视角探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时期甘肃省农村低保制度对受保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以丰富新时期甘肃省农村低保制度的相关研究。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甘肃陇南市文县、康县和西和县17个村372户样本农户进行跟踪调查,2016年对抽取的样本农户开展基线调查,2020年开展跟踪对比调查,形成面板数据,用于本文研究。为了确保问卷信息真实、有效,采取一对一的访谈方法填写问卷,并在调研实施前对调研人员进行相关培训。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样本户基本信息、资源禀赋、参保情况、生计状况等4个方面。经过筛选,共获取符合条件的样本农户372户,其中2016年低保户0户、非低保户372户,2020年低保户183户、非低保户189户。从家庭人口数看,2016年样本户平均家庭人口数为4.15人,2020年为4.18人。从纯农业劳动力看,2016年样本户平均纯农业劳动力人数为1.58人,2020年为1.34人。从务工人数看,2016年样本户平均务工人数为1.31人,2020年为1.46人。

2.2 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双重差分模型(DID)来分析农村低保政策对受保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首先,将调查样本户按照是否享受农村低保政策分为两组,其中一组为参保组,即处理组,另一组为未参保组,即对照组。其次,分别构造政策和时间虚拟变量,D代表政策虚拟变量,T代表时间虚拟变量。参与农村低保的赋值为D=1,未参与农村低保的赋值为D=0。2016年为实验初期,赋值为T=0,2020年为实验末期,赋值为T=1。ε表示随机扰动项。根据以上描述,可以构建出本文双重差分模型的方程,如式(1)所示。

Yit=β0+β1Di+β2Tt+β3DiTt+β4Xit+εit

(1)

其中,下标i表示农户家庭,t表示时间,X表示各控制变量,β4为控制变量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Yit表示i农户在t时间的各项消费支出。DiTt为交互项,β3为交互项系数,即DID。

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分析

3.1 变量选取

3.1.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消费,主要包括家庭人均总消费支出、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人均生产性消费支出。其中,家庭人均总消费支出为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生产性消费支出之和。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包括样本户对食品、日用品、医疗费用的支出和其他方面的生活支出,整体来看,医疗费用占比最多,其次是食品、日用品相关费用,最后是水电费;家庭人均生产性消费支出包括样本户种植业投入、养殖业投入等其他消费。为了减小各变量取值的差异性,本文将家庭人均总消费支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人均生产性消费支出3个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以此增加模型的拟合程度。

3.1.2 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样本户低保制度的参保情况。根据调查问卷中“是否为低保户”的结果进行确定,将低保家庭赋值为1,非低保家庭赋值为0。

3.1.3 控制变量

本研究中的控制变量主要从户主和家庭两个方面选取。其中户主层面包括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家庭层面包括家庭总人口数、劳动力人数、纯农业劳动力人数等12项。主要变量及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双重差分模型的主要变量及说明

4 实证分析

4.1 基本结果估计

根据本文构建的DID模型,运用计量分析软件STATA17进行估计,得出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2)。其中,被解释变量Y、Y1、Y2分别表示样本农户家庭人均总消费支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生产性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中的受保农户在家庭人均总消费支出Y、人均生活消费支出Y1、人均生产性消费支出Y2的DID估计值分别为0.115、0.383、-0.393,且分别通过了10%、1%、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村低保政策对受保农户人均总消费支出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参与农村低保后,受保农户的家庭人均总消费支出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水平的改善效果明显优于非低保户。同时对比受保农户2016年与2020年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明细,可以看出,总体均表现为医疗费用支出>食品和日用品支出>水电费支出。综合调查结果,低保户户主健康状况大多处于残疾与慢性病之间,且更接近于残疾,可推断出低保家庭的生活消费支出中大部分用于残疾人医疗与保健,因此受保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会优先满足医疗保健需求。农村低保政策对受保农户人均生产性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参与农村低保后,受保农户的人均生产性消费支出水平增速比非低保户低。

4.2 引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分析

以上述模型为基础,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引入控制变量,得出DID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引入控制变量后的DID模型估计结果

从表3可知,受保农户的人均总消费支出Y、人均生活消费支出Y1、人均生产性消费支出Y2的DID估计值分别为0.140、0.391、-0.294,分别在5%、1%和10%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引入个人和家庭层面的相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后,农村低保政策对受保农户家庭的人均总消费支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均生产性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农村低保政策对受保农户生产性消费支出的影响不及对非低保户的影响明显。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家庭纯农业劳动力人数、负债、耕地面积3个控制变量对低保家庭人均总消费支出的影响较大,呈显著正向影响,即家庭纯农业劳动力人数、负债和耕地面积越多,受保农户家庭人均总消费支出越高。而家庭总人口数、邻里关系这两个控制变量对受保农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影响不显著,即家庭总人口数越多、邻里关系越差,受保农户家庭人均总消费支出越低。家庭总人口数对农村低保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较大,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为负向影响,表明家庭总人口数越多,受保农户人均生活消费水平越低。纯农业劳动力人数、人均可支配收入、负债和认为低保户确立是否合理这几方面对受保农户家庭人均生产性消费支出影响较大,分别在1%、10%、1%、1%水平上显著。其中,纯农业劳动力人数、负债和认为低保户确立是否合理均对受保农户人均生产性消费呈正向影响,而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低保家庭的影响为负,即纯农业劳动力人数、负债越多、认为低保户的确立越不合理,则受保农户人均生产性消费越高,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低保户人均生产性消费支出越低。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分析回归结果的稳定性,以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以14个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逐步增加控制变量的方法来检验DID模型的稳健性。当逐步引入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总人口数等控制变量时,DID模型的回归结果变化不大且均显著,分别为0.383、0.385、0.387、0.386、0.386、0.380、0.384、0.391,最大差距为0.11,表明DID模型的回归结果比较稳健。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4,限于篇幅,控制变量部分省略,备索。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 论

研究表明,甘肃省农村低保政策对受保农户的消费结构影响较大。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低保使受保农户人均总消费支出增幅明显,尤其是对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较为显著。家庭资源配置总量中,日常生活性开支、社会性开支占比大,意味着家庭消费的生活本位特征突出,发展导向不足,家庭发展能力受限[6]。进一步分析,由于甘肃省受保农户的生活和生产消费水平都处于较低层次,主要以解决温饱的生存型消费为主,因此,农村低保政策对受保农户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最为显著。低保户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与总人口数呈负相关关系,表明本文中甘肃省地区的低保户家庭总人数的增速高于生活资料的增速,引起了人均生活消费水平的降低。纯农业劳动力人数、负债情况和认为低保户确立是否合理对农户人均生产性支出呈显著正向影响。研究认为,农户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主要用于投入农业生产,通过亲戚、朋友等非正式渠道借贷的资金主要用于农户消费方面[7]。可以看出,调研地区农民的借贷大都用于家庭的生产性投入。农民将政策目标群体的负面行为与政策合理性进行捆绑,政策目标群体成为农民理解和认知低保政策内容、过程和效果的窗口[8]。说明参加农村低保政策的农户对低保户确立的认同度更高。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农户认为低保户确立越合理,该家庭的生产性消费越高。

从家庭总体消费水平来看,已有研究表明农村低保制度能够提高受助家庭的总体消费水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促进消费的作用。劳动力结构强势,则家庭积累能力高、家庭资源总量大;反之,劳动力结构弱势,则家庭积累能力低、家庭资源总量积累有限[9]。甘肃省大多数地区劳动力流失严重,农户家庭纯农业劳动力较少。在家庭人口数一定的情况下,纯农业劳动力人数越多,说明外出务工人数越少,则纯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也愈明显。粮食生产能力大小取决于耕地的数量和质量[10]。耕地数量越多,农民耕种的粮食产量越高,相应对农业和劳动力的投资越高,即生产性消费水平越高。邻里关系会对农户生活、生产和消费等方面产生影响,本文研究结果显示,邻里互动越频繁、关系越亲密,则受保农户的家庭总消费支出越高。

综合而言,农村低保政策对受保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最为显著,对生产性消费支出的影响则较小。农村低保政策主要提升了农户食品、日用品、水电费和医疗费等方面的支出水平,对农业投入和种植业投入的影响程度较小。因此,说明甘肃省受保农户大都以生存型消费结构为主。当然,本文探究甘肃省农村低保政策对受保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时,受获取的样本量及指标代表性有限等因素的影响,得出的结论难免会出现偏差,这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

5.2 对策建议

研究表明,甘肃省参与农村低保的农户生活消费水平得到了切实提高,但消费结构仍存在问题。具体表现为受保农户的消费支出集中于食品、日用品、医疗等生活消费支出,体现为低层次的生存型消费结构,而教育和旅游、娱乐等发展型及享受型消费结构的消费支出较少。因此,针对以上结论,本文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两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5.2.1 关于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完善

研究表明,农户对低保政策的认同度越高,其生产性消费支出也越高。因此,政府应确保农村地区低保制度精准覆盖,确保低收入农户能享受到政策帮扶,刺激其生产性消费支出,促进发展型消费支出,提高生产和生活质量。推动农村地区医保制度的完善,提高农民看病就医的便捷度,促进发展型消费支出。甘肃省各地区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农村社会福利待遇,提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幸福指数,促使农户的享受型消费更加完善。

5.2.2 关于农村地区的发展

甘肃省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就业,以防止家庭人口过快增长导致人均消费水平降低。推动“农业保险+信贷”模式进一步发展,以正规、高效的平台引导受保农户对生产性消费的投资,同时促进农村低保与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推广农用机械设备和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提高耕地利用率。促进农村人际交往和流动,增强邻里互动,同时提高农民享受型消费支出水平。此外,政府应鼓励推动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如油橄榄、花椒和中药材种植等,解决低收入群体就业困难问题,实现农村低收入群体的长效发展,促进农户消费结构升级,激发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加快实现产业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