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价平衡”中间品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技术吸收能力的实证分析

诸鑫哲 杨丽华

(宁波大学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0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是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我国鼓励通过扩大优质中间品进口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强调进出口贸易应由“为出而进”的扭曲状态向“以进促出”的常态回归。然而在此背景下,尽管我国进口中间品的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升,但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却没有显著的改善[1],即我国存在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

考虑到进口中间品与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不协调、不匹配,企业进口选择可能是潜在的影响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口中间品往往具有更高的质量,国内企业更易通过进口替代的方式实现技术升级。然而,进口的有效性也取决于进口企业能否以良好的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企业成长。为迅速建立技术优势而采取的囫囵吞枣式进口往往无法与企业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有效结合,反而会因中间品价格扭曲造成更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因此,本文提出“质价平衡”的进口标准,为出口企业以更有效的进口中间品选择实现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目的提供了建议。

1 文献综述

1.1 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因素与产品质量变动之谜

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聚焦于微观层面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综合来看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一,企业的异质性因素,如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融资约束及人力资本等,这些研究系统地梳理了企业异质性因素对出口产品质量变动的影响;其二,国内市场环境因素,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产品质量带来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三,海外因素,如企业的进口市场数量与国际环境会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果。

在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方面,施炳展通过海关数据测算验证了“质量变动之谜”的存在[2]。李坤望等认为我国企业低价竞争的出口模式是出口产品质量无法提升的重要成因[1]。虽然刘啟仁和铁瑛指出雇佣结构改革可通过人力资本升级并有效配合中间品进口来促进产品质量提升[3],但是现有研究均忽略了中间品进口选择偏差带来的问题,因而难以得到对“质量变动之谜”的全面解释。

1.2 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综合来看,中间品进口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作用分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前者是国外优质原材料进口应用带来的“质量效应”;后者包括企业以进口学习的方式获取中间品“技术溢出效应”及进口后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倒逼企业研发创新的“竞争效应”[4-5]。通过高质量进口、技术溢出及市场竞争等方式,企业可创造更高的附加值,并避免“低端锁定”陷阱。然而,中间品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果也与进口企业密切相关。上述文献厘清了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却忽略了中间品进口选择的潜在影响。事实上,由于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有限,高质量中间品的进口并不一定带来等效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只有进口中间品的内嵌技术与企业当前的技术吸收能力相匹配,才能避免企业因技术俘获效应导致的内生创新能力不足[6]。

1.3 企业中间品进口选择偏好的相关研究

有少量文献研究了以质量、价格及规模为选择标准的中间品进口,但都未考虑企业经营状况。事实上,中间品进口的选择既要考虑产品质量,也要与企业经营能力、技术能力相匹配。因此,本文将中间品质量与价格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对“质量变动之谜”进行解释。“质价平衡”指进口中间品的性价比达到均衡。高质量产品往往具有更高的销售价格,而驱动产品选择的是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因此在进出口贸易中低质低价产品可能因低价而受青睐,高质高价产品也可能因高质量而被选择。

综上,虽有较多研究分析“质量变动之谜”的成因及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但鲜有文献考虑我国企业进口时面临的技术吸收能力与中间品是否适配的问题。因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考虑企业技术吸收能力与中间品进口匹配性前提下,从中间品进口选择的角度解释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第二,考虑到企业存在有限的技术溢出效应,提出“质价平衡”的概念,拓展中间品进口选择;第三,从人力资本及研发投入角度对中间品进口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内在机制进行检验,为提升进口有效性提供新的视角。

2 理论分析与假说

2.1 “质价平衡”中间品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

“质价平衡”的进口中间品更有利于仍处在全球价值链较低位次的企业实现产品质量升级。从质量角度看,较高质量的“质价平衡”中间品更贴合我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能更有效刺激我国企业模仿、创新,并带来良好的技术溢出效应。已有研究发现,当进口中间品带来的效益高于自主创新时,企业会产生“气馁效应”,形成技术依赖并放弃自主创新[7]。“质价平衡”中间品在给予企业追赶动力的同时,仍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影响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从成本角度分析,过高的进口成本负担会导致企业资金紧张,而“质价平衡”中间品更贴合企业的经营状况,其较低的进口成本有利于企业在进口后开展研发创新活动。从上下游关系角度考虑,中间品进口并非生产环节的结束而是实现投入品与生产要素融合的前提。“质价平衡”中间品带来的成本优化效应可为企业经营成本有效减负,有利于企业集中研发资金以增强对优质中间品的吸收能力,从而推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据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质价平衡”中间品的进口正向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2.2 “质价平衡”中间品影响产品质量的机制分析

企业在进口中间品后能否实现产品质量升级与其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密切相关。

首先,人力资本优化将影响企业对“质价平衡”中间品的识别能力。借助跨境电商等信息化平台,企业可有效降低中间品进口搜寻成本、搜寻时间,并扩大搜寻范围以规避传统贸易模式高成本、高耗时的劣势。更透明的价格与更低的信息交流成本有利于企业高效实现“质价平衡”中间品的识别并缓解资金压力。此外,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也可通过“干中学”效应带来更强的技术溢出,优质人力资本的形成往往存在积累效应。

其次,“质价平衡”中间品的进口将加速企业研发创新并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由于存在门槛效应、挤压效应和依赖效应,中间品进口会抑制企业创新。然而“质价平衡”的中间品并不会造成进口依赖,相反,企业因进口成本降低可将更多资金投向高端研发创新,进而增强技术消化吸收能力。进一步,因中间品进口适配度提升,技术差距导致的资源错配减少,使以“质价平衡”为选择标准的进口企业可获得更为宽松的融资条件,这不仅会促使企业改变进口数量与质量,也会增强进口“质价平衡”中间品带来的研发激励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假说2和假说3。

假说2:企业人力资本高级化正向调节“质价平衡”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但其调节效果存在累积效应。

假说3:“质价平衡”中间品进口通过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正向影响出口产品质量。

3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算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设置样本区间为2000—2014年,为保障结果可信,剔除了2004年与2010年存在问题的数据。在对工企和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后,保留了277 147条观测值,合计76 771家进口“质价平衡”中间品的出口企业。在最终的匹配结果中删除了企业主要经营指标缺失或非正以及从业人数小于8的观测值,删除贸易中介类企业及进出口目的国有误或交易金额、数量过小的观测值。并在进口样本中按BEC分类代码匹配“111”“121”“21”“22”“31”“322”“42”“53”八类中间品。

3.2 变量定义

3.2.1 出口产品质量(export_qua)

本文参考Khandelwal等的研究[8],利用需求反推法构建测度出口产品质量的模型。取产品替代弹性系数σ=3计算出口产品质量。对产品质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利用贸易国家的出口额度计算权重,将标准化后的质量指标加总至地区-企业-产品-年份层面,得到本文研究使用的质量指标。

3.2.2 进口中间品“质价平衡”程度(lnpqratio)

本文将进口中间品单价做对数化和标准化处理,按照需求反推法构建测度进口中间品质量模型,仍然取σ=3进行指标计算,再将标准化后的质量与价格指标按权重加总到企业层面,采用质量与价格的比值取对数来衡量中间品的“质价平衡”程度。

3.2.3 其他变量

参考严兵等的研究[9],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lnsize),从业人员取对数;企业年龄(lnage),企业成立时间取对数;资本密集度(lnkintensity),固定资产与从业人数的比值取对数;销售利润率(lnprofit),总利润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取对数;劳动生产率(lnlbprod),主营业务收入与从业人数之比取对数;融资约束(lnfinance),负债总计与固定资产的比值取对数;赫芬达尔指数(HHI),采用三位行业码下行业内企业收入占比的平方和表示;人力资本(lnhum),企业实付工资取对数;研发投入(lnino),企业专利授权总数取对数。

4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4.1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一个基准模型,考察“质价平衡”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见式(1)。

export_quapitc=α0+α1lnpqratiopitc+α2Controlpitc+δi+δt+εpitc

(1)

其中,下标p、i、t、c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年份及省份;export_quapitc为出口产品质量;lnpqratiopitc为进口中间品“质价平衡”程度;Controlpitc为控制变量;δi、δt表示企业及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εpitc为误差项。

4.2 基准回归

表1报告了“质价平衡”中间品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为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的“质价平衡”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列2至列4中依次加入了企业财务状况方面、企业经营特征方面及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在依次加入以上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明显变化,这反映出在控制了众多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后,“质价平衡”的中间品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表1 基准回归

4.3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中考虑了模型设定、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以及样本调整等方面,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其一,替换核心变量。本文将被解释变量计算中的产品替代弹性σ取值为5,以重新计算出口产品质量(列1)。在改变弹性系数以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测度后,“质价平衡”中间品的进口依然对出口产品质量呈显著促进作用。其二,样本调整。考虑到本文所选样本区间内包含的金融危机可能会干扰实证结果准确性,因此本文考虑剔除2008年的样本数据并重新回归(列2)。此外,在本文的回归估计中虽然呈现了在企业层面的聚类稳健误,但未考虑异方差问题,因此本文进一步考虑异方差问题的潜在影响(列3)。进一步,本文对原有样本进行99%缩尾处理(列4),以避免样本中极端值的存在造成估计偏误。由回归结果可知,“质价平衡”的中间品仍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这表明在考虑样本偏差后,进口中间品与出口产品质量的不匹配问题仍然存在,本文的核心结论仍然成立。

表2 稳健性检验

4.4 内生性处理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内生性检验:首先,采用Heckman两步法,在第一阶段处理中同时纳入有出口记录及没有出口记录的中间品进口企业,通过计算逆米尔斯比(IMR),并代入第二阶段回归方程排除样本自选择问题,使用滞后一期的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其次,采用多维交叉固定方法排除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上述结果均表明在考虑潜在内生性问题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限于篇幅,结果省略备索)。

4.5 机制检验

考虑到高校扩招使得大量高学历人力资本流向企业,因此,假设2009年(经过10年扩招后)优质人力资本在毕业后大量流向劳动力市场。本文以2009年为临界点划分样本,机制检验结果见表3。分别回归后发现,在表3中,人力资本提高并无提升效果,这表明企业人力资本仍在累积阶段。而表2中人力资本与“质价平衡”中间品的交互性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的确对中间品进口后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假说2成立。

表3 机制检验结果

表3也汇报了以自主创新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当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创新后“质价平衡”进口中间品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果减弱而中介变量显著性没有下降,这表明中间品进口的影响部分被企业自主研发创新所取代,因此验证了自主创新是进口“质价平衡”中间品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渠道,假说3成立。

4.6 异质性分析

本文通过划分贸易类型、所有制及行业要素类别展开相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4。从回归结果来看,加工贸易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高于一般贸易,这是由于长期以来的加工贸易模式使得企业无法在短期内完成转型,虽然“质价平衡”中间品的进口是有效的,但受限于技术吸收能力,一般贸易的效益表现不如加工贸易;非国有企业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国有企业为负,是因为国有企业占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行业,较易获得土地、资本等关键要素支配权,其出口质量提升更多依靠于内在动力培育而非进口;三类行业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系数更大,归因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单一强调原料优劣,其对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及企业研发要求不高,导致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后劲不足。

表4 异质性分析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中间品进口选择是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以“质价平衡”为标准的中间品进口会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的高级化将正向调节进口中间品对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而“质价平衡”中间品进口将为企业带来更强的促研发效应;现阶段“质价平衡”中间品进口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产品质量提升效果更强,而从细分产业来看该类中间品进口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情况更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

政策建议:一是政府积极落实进口政策。按技术能力分档为企业提供中间品进口指导,通过更好地发挥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来加速企业技术竞争力的培育。二是加快企业进口模式转型。将进口重心由原料质量转移至内嵌技术,由于加工贸易容易导致价值链低端锁定,通过加大与企业技术能力适配的中间品进口,可切实了解国内外需求、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帮助企业更好地嵌入全球价值链。三是加速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通过高素质人才引进构建更广泛领域和区域的进口市场体系,培养、提高企业研发创新能力与识别能力,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