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升级与回落
——基于产品关联的解释

丁小义 曹依静 任 可

(1 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杭州310023;2 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商学院,利兹LS1 3HE)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分割、信息通信技术等快速发展,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分工和全球生产共享(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迅速扩张,成为经济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GVC分工模式下,一个完整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割成若干工序或环节,分散到不同国家,由多家企业共同完成。上游主导国负责生产和出口高技术中间品或提供技术支持,下游承接国在完成后续工序后再出口中间品或最终品到第三国或转移国[1]。随着GVC分工的发展,中间品贸易快速增长,长期超过世界货物贸易额的一半以上[2]。同时,中间品贸易成为考察GVC分工或产品内分工的替代变量。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贸易增长乏力,GVC扩张放缓,甚至停滞、萎缩[2]。GVC的回落和重构影响各国产业的全球布局与地位,因此GVC的发展、动因及影响等成为当前研究热点。

近年来,产品空间理论(product space)从比较优势动态演化视角重新审视了一国的初始能力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影响,为经济结构转型及转型需要的能力源泉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3-4]。根据产品空间理论,产品特性和产品关系所构成的产品空间关系即产品关联(product relatedness)程度,影响一国(地区)比较优势的演变路径及产业升级方向,待升级的目标产品与一国(地区)已有优势产品越关联,意味着两种产品的生产要求越相似,将越容易实现升级。大量研究证实,出口关联、进口关联决定着产品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5-6],而当其作用的产品为中间品时,将显著影响GVC的发展和升级[7]。当前有关产品空间、GVC的研究虽较多,但有关产品空间结构关系与GVC升级的研究却较少,更没有用出口关联、进口关联作用效应的变化来解释危机后的GVC回落现象的研究。为此,本文基于产品空间分析框架,以制造业中间品升级代理GVC深化与升级,考察产品空间结构关系对GVC升级的影响,并通过对比危机前、危机期、危机后3个阶段作用效应的变化,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GVC回落现象进行解释,为GVC的升级提供经验依据。

1 指标、模型与数据说明

1.1 指标测算

本文参考Hausmann和Klinger[3]、Boschma和Capone[5]的研究方法,对各国产品间的出口密度和进口密度进行测度。计算公式如式(1)和式(2)所示。

(1)

(2)

其中,φi,j,t为t年c国产品i和产品j之间的邻近度,xc,j,t为t年c国产品j是否具有出口比较优势的逻辑值;mc,j,t为t年c国产品j是否具有进口比较优势的逻辑值。

1.2 模型设定

参考Hausmann和Klinger[3],Boschma和Capone[5]等的方法,本文的回归模型设定见式(3)。

xc,i,t+5=α+βxc,i,t+γ1(xc,i,t)densityc,i,t+γ2(1-xc,i,t)densityc,i,t+γ3(xc,i,t)idensityc,i,t+γ4(1-xc,i,t)idensityc,i,t+γc,t+θi,t+εc,i,t

(3)

其中,xc,i,t、xc,i,t+5为c国中间制成品i在期初(t期)、期末(t+5期)是否具有出口比较优势的逻辑值;densityc,i,t、idensityc,i,t分别为期初的出口密度和进口密度;γc,t和θi,t用于控制国家、产品固定效应(根据HS分类标准将产品划分为21大类);εc,i,t为随机误差项,在21大类产品层面进行聚类处理。同时为使不同样本的待估系数具有可比性,在回归分析前对所有出口密度、进口密度进行标准化处理。

如果中间品i在期初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即xc,i,t=0,则(xc,i,t)densityc,i,t和(xc,i,t)idensityc,i,t等于零,出口密度、进口密度只能通过γ2和γ4影响产品升级,γ2和γ4反映了出口关联、进口关联对培育新优势中间制成品的作用;如果产品i在t期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即xc,i,t=1,则(1-xc,i,t)densityc,i,t和(1-xc,i,t)idensityc,i,t等于零,出口密度、进口密度将通过γ1和γ3影响产品是否失势,γ1和γ3反映了产品关联对阻止产品失势即保持产品已有优势的影响。从另一角度看,γ2和γ4体现了产品关联对产品升级的引领作用,γ1和γ3则体现了支撑作用。γ1和γ2分别为出口关联对中间品升级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系数显著且值越高时,表明GVC升级过程越依赖该国已有的生产结构与能力,意味着获得了来自国内既有生产能力的内部驱动力;γ3和γ4反映了进口关联对中间品升级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系数显著且值越高时,表明GVC升级过程对进口产品的依赖性越高,意味着获得了来自进口关联产品的外部驱动力。

1.3 数据说明

本文基于UN Comtrade数据库中2002—2019年100多个国家(地区)的HS(1996)六分位产品贸易数据展开研究,同时考虑到产品空间的稳定性,以及为了降低各国进、出口的波动偏差,将研究分为3个阶段:2002—2007年(第1期),即金融危机发生前;2008—2013年(第2期),即金融危机发生期间;2014—2019年(第3期),即金融危机发生后。采用以下方法判别新优势产品是否成功获得开发:以2014—2019年第3期为例,若c国产品i在期初即2014—2016年内有两年的RCA<1,则视该产品为劣势产品;而当该劣势产品i在期末即2017—2019年内有两年的RCA≥1,则视该产品成功升级,即从劣势产品演化为优势产品。同时,期初各产品的出口密度、进口密度分别用2014—2016年的均值衡量。筛选过程中,当且仅当产品i的期初、期末数据完整匹配时,才纳入样本。对第1、2期数据也做类似处理,最终每个阶段约包含100多个国家或地区以及4 000多种产品。HS商品分类方法把贸易产品分为21类,本文用制造业中间品多样化代理GVC升级,中间品根据HS(1996)六分位产品与联合国BEC分类的对应关系进行筛分。

2 实证结果分析

2.1 基础回归

表1展示了不同时期出口关联、进口关联对制造业中间品升级的影响差异(完整结果备索)。2002—2019年总体上出口密度系数均为显著正,表明与一国既有出口优势产品的关联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制造业中间品保持优势(支撑作用)或培育新优势产品(引领作用);且出口密度的支撑力量略强于其引领力量。但危机开始后,γ1和γ2系数变小,即出口关联的促进作用开始下降,即使到了危机后期,下跌趋势也没有停止或反弹,而是进一步恶化。出口密度的显著正效应,说明一国参与GVC的比较优势与程度依赖于该国现有生产结构与能力,即国内的产业结构及发展水平决定了该国GVC的升级概率和优势。到了后危机时代,出口关联影响力进一步下降,表明GVC升级对一国现有能力与生产结构的依赖减缓,但同时也意味着GVC进一步发展的内部引领力和支撑力减弱,因此GVC发展趋缓。

表1 出口关联、进口关联影响中间制成品、非中间制成品升级的估计结果

此外,与进口产品的关联也会影响一国制造业中间品升级,但作用效应远小于出口关联。进口关联对保持制造业中间品现有优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不利于培育新优势产品;即与进口产品的关联性越高,越有利于一国维持产业现有优势,意味着进口关联对一国参与GVC具有行业“锁定”倾向。危机前,进口关联对中间品现有优势的保持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对中间品升级的影响为正向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危机发生后,对产品现有优势的支撑作用逐步消失,同时对中间品升级的作用逆转为显著负相关,且在危机后阶段,这一负效应进一步加剧。进口是一国利用外部资源实现产品升级的有利渠道之一。在危机前,即GVC发展的全盛时期,通过进口关联产品可以有效扩大各国参与GVC的比较优势和程度,但危机发生后,进口关联作用效应出现逆转,使各国参与GVC的外部驱动力量减弱。

本文还参考Hausmann和Klinger的方法[3],以各国产品i的出口比较优势指数RCA的具体值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础回归的结论基本一致(结果备索)。

进一步对比表1上、下两部分数据,可发现与制造业非中间品相比,出口关联对中间品的影响程度更弱,特别是在危机发生后阶段。相对于制造业非中间品,危机前进口关联对中间品的正支撑力更强,危机后对中间品的负引领力更弱。Thomson和Athukorala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们认为全球生产分享为各国参与全球垂直一体化生产提供了机会,各国可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仅负责部分生产环节的专业化生产[8]。他们指出由于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厂房和设备、技术、技能和管理能力)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是流动的,产品升级受一国既有生产能力的约束会相对较少,因此与传统贸易品相比,出口关联对全球生产网络贸易品的影响相对较弱。GVC分工模式下,中间品或零部件的进口明显增多,增加了获得进口技术溢出效应、投入效应或竞争效应的机会,因此,与进口产品的关联使中间品比非中间品受到的影响更多。

2.2 异质性分析

2.2.1 地区异质性

在过去30年间,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一些国家极大驱动了全球产业链的扩张,如德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等通过强度效应(参与GVC的国家和行业增加)推动GVC发展,中国则通过规模效应(现有参与GVC国家和行业的份额提升)成为GVC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2]。为此,本文深入考察这3个区域的出口关联、进口关联对主要国家中间品升级的影响与变化。

表2为分类地区回归结果的简化表(完整结果备索)。结果显示:危机前北美国家获得出口关联的引领力最高,且远高于支撑力,意味着出口关联非常有利于北美国家培育新优势中间品,美国等国家的既有生产结构极大地支持和推动了其GVC的发展和攀升。相比较而言,危机前出口关联对“东盟+东亚”国家的引领力与支撑力最低,且其引领力略低于支撑力,表明“东盟+东亚”国家的GVC升级内在驱动力相对较弱,而且在基于现有产业结构融入GVC的过程中存在产业“锁定”倾向。不过,在“东盟+东亚”国家中,进口关联对既有优势中间品的影响为显著负相关,对开发新优势中间品的影响为显著正相关。即,危机前这些国家通过进口关联产品部分实现了产业转型与GVC升级。事实上,中国、泰国、越南的发展经验也表明,“大进大出”的贸易方式曾极大地推动这些国家融入全球生产网络。

表2 出口关联、进口关联影响不同地区GVC升级的估计结果

危机发生后,产品关联对3个地区GVC升级的促进作用明显下降。危机初始,出口关联对北美国家的支撑力和引领力大幅下降,即使到危机后略有回升,但最终仍是下滑最多的。相对而言,无论是保持中间品既有优势,还是培育新优势产品,EU-27国家出口关联的作用效应降幅最小。与此同时,危机开始后,进口关联对各地区新优势中间品的积极引领作用逐渐消失,消极作用日益加剧,表明到了后危机阶段,这些国家已很难通过进口关联产品实现GVC升级。

2.2.2 行业异质性

在GVC背景下,由于不同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环节的可分割性和离岸外包特性不同,各行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本文参考2020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2],挑选GVC参与度相对较高的行业比较分析产品关联对其中间制成品升级的作用差异。表3为分类产品回归结果的简表(完整结果备索),时期1、2、3分别代表危机前、危机期、危机后3个阶段。

表3 出口关联、进口关联影响不同行业GVC升级的估计结果

表3数据显示,危机前,出口关联、进口关联有利于多个制造业的GVC升级。无论是危机前期、期间还是后危机阶段,出口密度的作用效应均为显著正相关,其中获得出口关联支撑力、引领力最多的前三大类制造业中间品分别是第17类、第15类及第8、11、12类。危机前,进口关联显著支持了各类产品保持既有优势,仅第8、11、12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也显著促进了4大类产品发展新优势。其中获得进口关联支撑力和引领力相对较多的前三大类产品分别是第10类、第17类和第7类。总体来看,产品关联积极推动了这些行业的GVC升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这些行业的中间品升级对一国既有生产和出口结构的依赖性较高,或对进口产品的依赖性较高。

危机发生后,特别是后危机阶段,多数行业的出口关联促进作用降低,同时进口关联的促进作用或降低,或不再显著,甚至反转为负效应。具体而言,出口关联在第16类产品的支撑力和引领力同时下降较多,然后是第10类和第6类产品;进口关联方面,后危机阶段,仅4类产品获得了显著正支撑力,其中第18类从显著正相关反转为显著负相关;同时,进口关联对所有产品均无显著正引领力,特别是对第10类产品从显著正相关反转为显著负相关。这些产品中有一些属于GVC参与度高且占世界高出口份额的行业,如电气和光学设备、化学制品、机械器具等。当这些产品从产品关联获得的GVC内、外部驱动力衰退时,GVC的回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3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产品空间理论分析框架,考察一国GVC升级是否依赖于既有的能力禀赋与生产结构、是否依赖于进口,并通过对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各作用效应的变化,解释了危机后出现的GVC回落现象。研究发现:各国的GVC升级与既有能力和生产结构息息相关,与既有出口优势产品的关联度越高,越有利于中间品保持优势或培育新优势产品。同时,与进口产品的关联性越高,越有利于其参与GVC的产业保持现有优势,但不利于培育新优势中间品,即进口关联会加剧GVC的行业“锁定”倾向,但进口关联的影响程度远低于出口关联。危机发生后,出口关联和进口关联对中间品的有利影响不断下滑,而进口关联对培育新优势中间品的不利影响却持续加剧。意味着,金融危机后促进GVC发展的内、外部驱动力均有所衰退,GVC的回落不可避免。基于不同地区及行业的分组检验同样发现,危机后产品关联对GVC升级的支撑力和引领力不断减弱。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推动一国制造业GVC攀升的驱动力主要依赖于一国自身既有的生产能力与禀赋,特别是在后危机阶段,为此应提升自身内核技术能力,加快培育本土高质量生产要素,提升中国的GVC相对地位;产品关联在具体行业或产品层面对GVC升级的支撑力与引领力存在异质性,应制定差异化的内、外关联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