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杉影短篇小说《余青春之死》的不可靠叙述与张力性反讽

◆杨深林

关于现代社会诗人的困顿处境乃至自杀的文化现象之探讨，哲学界有海德格尔与加缪，诗歌则有波德莱尔的《信天翁》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人之死》，而湖北孝感籍作家彭杉影则以短篇小说《余青春之死》（原载《长江文艺》2016 年7月）的不可靠叙述探讨此话题。《余青春之死》以“我”的不可靠叙述讲述了女主人公叶楣在劝说男主人公残疾诗人余青春办社保过程中与其相识、相知到产生爱情，最后叶楣主动分手导致余青春自杀的爱情悲剧，并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小说当中的郑主任“我”作为人物叙述者，[1]其充满未定点与世俗偏见的不可靠叙述与余青春自杀的爱情悲剧形成鲜明的张力性反讽。

不可靠叙述的概念源自韦恩·布思，是指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即作品中包括人物、情节、风格、基调、技巧等各种成分体现出来意义、道德、情感、艺术、价值观等各方面的标准）[2]不保持一致。[3]按照韦恩·布思的学生詹姆斯·费伦的说法，不可靠叙述可以分为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知识/ 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与“不充分解读”，伦理/ 评价轴上的“错误评价”和“不充分评价”的三条轴线与六大类型。[4]《余青春之死》的不可靠叙述主要体现为人物叙述者“我”事实轴的不充分报道、感知轴的不充分解读与评价轴的不充分评价。

一、事实轴的不充分报道凸显叙述者“我”的过度自信与对叶楣的负面评价

事实轴的不充分报道表现为叙述者“我”对余青春的出场，叶楣何时爱上余青春，叶楣离婚以及她与余青春分手的原因都故意不详细交代，读者只能通过叙述者“我”获得，而叙述者“我”又是通过叶楣的转述或听别人的传言获得，叙述话语充满诸多未定点。费伦认为事件轴的不充分报道是叙述者出于不可言说的原因隐瞒或歪曲，使“讲述的内容少于他所知道的东西。”[5]叙述者“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过于自信与对叶楣负面评价的原因使其对余青春与叶楣的叙述充满不可靠性。

叙述者“我”无论是对余青春的出场还是叶楣何时爱上余青春的表述都过度自信，其实叙述者“我”的事实来源或者是通过叶楣的转述，或者是自己的猜测，都具有不可靠性。比如余青春的首次出场是叶楣的叙述加上“我”的想象，但是“我”却如此坚信自己描述的真实性。“我们的余青春同志，就这样第一次在社保大厅里灰蒙蒙地登场了，可惜我没有亲眼见到，我的文字是根据叶楣的叙述，再加上了一点点我自己的想象，于是我的描述就有一定的现场感，不会与真实的场景南辕北撤。”还有叶楣何时爱上余青春，小说向我们呈现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是叶楣和“我”第一次造访余青春时，她就注意到余青春的诗歌并与余青春聊得眉飞色舞，且“我们”走的时候，让“我”感到诧异的是叶楣对余青春的称呼从之前叫“破败的男人”改为“余老师”。第二个时间节点是“我”和朋友在茶楼喝茶碰见叶楣与余青春，“我”没有和他们打招呼，看见余青春对着叶楣高谈阔论。“我”猜测叶楣开始喜欢余青春。当第二天“我”去找叶楣时她说余青春已经同意办社保，让“我”下午准备好相机去采访他。“我”看见她的办公桌上有余青春的诗歌手稿，心里隐约感受到他们关系的微妙，而故意问她什么时候做通了余青春的思想工作，叶楣回答是在社保大厅做通的，可“我”认为叶楣是在说假话，她应该是在茶楼做通的。但是“我”并没有直接向叶楣求证她何时爱上余青春。这都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猜测而已。

叙述者“我”对叶楣离婚以及她与余青春分手原因的不充分报道，凸显“我”对叶楣的负面评价：即这是一位美丽而活在文学梦幻世界的神秘女性。从小说的情节读者可以推知：“我”和叶楣是关系很好的同事，叶楣没事的时候经常找“我”串门，甚至“我们”因工作关系一起造访余青春，“我”也全程见证了她与余青春的相识、相恋到分手的全过程。“我”不可能不知道叶楣离婚以及她与余青春分手的真实原因。

但是，“我”却没有告诉读者真实的原因，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我”虽然欣赏叶楣的美丽与才情，但是她离婚的诸种传言以及她对待余青春感情的始乱终弃的行为，使“我”无意识当中认为她是活在梦幻当中而不能踏实过日子结婚的文艺女性。所以“我”没有对读者详细交代叶楣离婚的原因，叶楣或者是主动离婚，或者被迫离婚，“我”都是通过别人“听说”获得：“她结过一次婚，那婚姻持续了半年时间就分崩离析了，听说那个男人还是市直机关的一名干部，人长得有些小帅，她离婚的个中原因，说法五花八门，有人说那个男子在外面包养了二奶，有一次叶楣出差突然回家时，将一丝不挂的两人逮了个正着；有人说叶楣爱好文学，爱得死去活来，那个男人很反感，所以就离了。”

还有叶楣与余青春分手的原因，或者是叶楣欺骗余青春，或者是叶楣由爱到不爱，“我”也是通过“有人说”的传言才知晓：“有人说是叶楣把余青春的诗稿骗走了，余青春是以诗为命的人，诗稿被骗走了，他就只好去死了；还有人说当初叶楣是真爱上了余青春的，那一阵她把余青春收拾得还算体面，准备嫁给他的，但是余青春毕竟是个破败的男人，身体上的好多功能都不齐全，这让叶楣很不满意，叶楣就离开了他。”

其实小说已经向读者暗示了叶楣与余青春分手的真实原因就是叶楣的始乱终弃：当“我”看到余青春的诗歌在晚报和网上大红大紫的时候，“我”拿余青春写爱上一位女子的系列诗歌向网上写诗高手请教，写诗高手指出余青春诗歌写的是他与身边熟悉的女子相爱。我们可以推测到，当叶楣一旦发现身体残缺的老男人余青春不能满足她对文学的想象，她要抽身而退的时候，把她作为生命和诗歌支柱的余青春之生命世界的坍塌与自杀也是必然结果。

二、感知轴的不充分解读凸显叙述者“我”把诗人余青春仅仅定位为社保典型

感知轴的不充分解读表现为叙述者“我”只是关注作为社保典型的余青春，而非诗人的余青春。费伦认为感知轴的不充分解读的原因“是叙述者的了解和感知不足”[6]。感知轴的不可靠叙述者既有智力有限的小孩、白痴、疯癫，[7]也有因知识或了解不足的成熟叙述者。叙述者“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缺乏文学知识的成熟叙述者。

叙述者“我”的身份是负责写材料的办公室主任，加上“我”缺乏文学鉴赏知识，所以“我”和叶楣一起造访余青春，是为了动员余青春办社保，并把余青春树立为社保典型，让余青春等弱势群体通过办社保得到实惠，而非关注作为诗人的余青春：“我”无法欣赏余青春的诗歌魅力，只关注余青春诗歌的字写得是否好看，以及他的诗歌内容所写女子是否是叶楣。

第一，“我”缺乏诗歌鉴赏的相关文学知识，欣赏不了余青春的诗歌才华，只觉得他诗歌的意境美与情感动人，甚至认为是余青春被自己的诗歌所感动。第一次造访余青春家，叶楣给“我”看余青春的诗歌：“我细看，那真是一首诗，我不大懂诗，但我感觉到那诗的意境很美。”第二次在叶楣办公室，叶楣朗诵余青春的一首诗歌，“我”只觉得她的普通话很标准，且有些感动。第三次是余青春被叶楣甩了之后，他向“我”诉苦并向“我”朗诵他的诗歌。虽然“我”听不懂他的诗歌，但是能感受到他痛彻心扉的爱，可是“我”不仅没有感动，反而觉得他在夸张地自我感动。尤其是他向“我”提出要求，劝叶楣回心转意的时候，“我”不仅没有同情心反而愤怒地觉得：他这个“破败的男人”与叶楣谈恋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他对叶楣的单恋。可是余青春否认自己是单恋，他再一次朗诵他的诗歌给“我”听，可“我”不仅没有同情心，反而冷静地享受余青春的声音盛宴，又一次见证他被自己所感动。

第二，“我”出于写文字材料的职业习惯，觉得余青春的字好看，不关心他的诗歌语言本身。雅各布逊则认为语言艺术的诗性功能是“通过提高符号的具体性和可触知性（形象性）而加深了符号同客观物体之间基本的分裂。”[8]所以诗歌语言凸显语言的自我指涉性，日常语言凸显语言的外部指涉性。作为写文字材料和报道的“我”只关注作为诗歌载体的日常语言的所指，即“我”关注的是作为书法的汉字基于有意味与表现力的点线组合关系而成的“用笔、结体和章法”[9]的飘逸美，而不关注作为诗歌语言的能指对语言本身的陌生化与新异性扭曲。

当“我”和叶楣造访余青春，叶楣最先关注的是余青春纸片上的诗，而我关注的是余青春钢笔字的传神与具有硬笔书法的功力：“叶楣半天都一声不吭的，我扭过头看她，她正拿着一张纸片在看，好像是从地上捡起来的，神情非常专注，我就停了与余青春的讲解，转身看着叶楣，她的眼神溢彩流光，像是打了鸡血的，我看出了她兴奋的表情。……我从她手中拿过那张纸，上面的钢笔字写得如游龙一般，飘逸、灵动，非常生动传神，少见有人写这么好的字。我说：‘写得真好。’”当叶楣和余青春聊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我看到余青春很多手稿字写地很好，认为他的“一张稿纸就是一张硬笔书法”。

第三，当余青春的诗歌在网上大红大紫的时候，“我”关心的不是余青春诗歌的艺术水平如何，而是关注余青春诗歌内容的变化，即他的诗歌写的是对一个女子的热恋，“我”关心的是这女子是否是叶楣。雅各布逊在《语言学与诗学》中认为文学语言六种功能当中，诗性功能是主导，而语言的指称功能（指向具体事务）等其他功能处于次要或附属地位。[10]“我”并不关注余青春诗歌的诗性功能，而是关注其指称功能，即他的诗歌当中爱恋的对象是否实有其人？是不是叶楣？

三、评价轴的不充分评价凸显叙述者“我”的世俗主义偏见

评价轴的不可靠表现为叙述者“我”对叶楣与余青春的评价看似经得起推敲，其实充满了“我”的世俗主义偏见，与隐含作者发生一定偏离。费伦认为评价轴的不充分评价的发生是“由于叙述者的伦理判断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一直走下去”[11]。叙述者“我”基于世俗主义价值观，认为余青春作为破败老人没有权利谈诗歌，也没有资格与美丽的叶楣谈恋爱，更没有清醒认识到自己作为残疾老人的处境。

世俗主义的“我”批判梦幻主义的余青春。“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叶楣说：‘余青春是个怪人，吃都吃不饱，你再看他住的地方，哪像人住的？还写什么诗，完全就是吃饱了没事干。’叶楣就笑了起来，她说我完全就是个白痴，精神如果苍白，就是锦衣玉食又有什么意义呢。她说这话，就证明她自己是个白痴，是个十足的笨蛋，一点道理也没有，一个食不果腹，连自己的保险都没着落的人还有什么权利谈精神呢。”

“我”不承认余青春与健全人一样有谈恋爱的权利，以阿克塞尔·霍耐特的“承认的伦理”来说，“我”不承认余青春与我同为平等的相互主体，他在“我”眼中是“不可见的”：“相关的主体被另一个人看作好像他们不在相应的空间中。但是，使用‘看作’的多重含义进行的这种描述并不能完全认识到‘透视’通常意味着一个公共事实：不仅是当事人，在场的其他人通常都会发现，在这些情况下，这是一种羞辱性的疏忽或无视。”[12]虽然余青春以自己的整个生命投入诗歌写作与爱情，他对“我”说他的很多诗是用血写出来的，但是“我”潜意识里不承认余青春有恋爱权利恰恰是对他的羞辱性疏忽，更谈不上对他的关爱与尊重。如前章事件轴的不充分报道所述，“我”虽然欣赏叶楣这个美丽且活在梦幻当中的女子，但“我”对她持有负面评价，潜意识觉得她不是适合结婚的女子。虽然“我”不追叶楣，但是“我”认为余青春更没有资格与叶楣谈恋爱：“我”用“红花绿叶”“鲜花和牛粪”“天鹅肉和癞蛤蟆”三个比喻认为余青春配不上叶楣。所以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的前提是避免羞辱性的疏忽与无视，友爱和尊严有利于现代陌生人社会孤独的个体之间建立起健康又亲密的人际关系。

“我”不理解余青春作为残疾老人的处境，用埃德加·莫兰关于“理解的伦理”看法来说，那就是“我”没有理解的伦理，无法做到“主观理解”。因为“主观理解是主体对主体（sujet- a- sujet）的理解结果,通过模仿（mimesis，投射——认同[projection- identification])，主观理解使我们能够理解他人的经历、情感、内在动机、痛苦和不幸。”[13]所以“我”局限于自我中心，我的“不理解的支配地位造成误解、对他人的错误印象和错误举动，结果就是敌对，蔑视和仇恨。”[14]“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基于世俗主义价值观所造成的对余青春之蔑视：作为人的余青春有权利追求自己的人生与爱情，这与本人贫穷、残疾与否关联性不大。

四、“我”的可靠叙述体现为余青春自杀的悲剧性结局

如上所述，笔者用大量的篇幅分析了《余青春之死》当中“我”由于过度自信、文学知识的不足，以及世俗主义价值观造成的事件轴、感知轴和评价轴上的不可靠叙述，会给人形成一种错觉：即《余青春之死》当中“我”的所有叙述都是不可靠叙述。费伦也提醒我们要注意不可靠叙述的复杂性与相对性，他基于三轴与六种类型的不可靠分类只是一个启发手段，这会“使我们认识到叙述者栖居于可靠性与不可靠性之间的一个宽阔地带，有些叙述在所有轴上都是完全可靠的，有些在所有轴上都是不可靠的，还有些在一两个轴上是可靠的，而在其他轴上则是不可靠的”。[15]我们不要走向可靠性与不可靠性的二元对立，以为“只要发现不可靠性，所有的叙述就成了可疑对象。”[16]其实，小说《余青春之死》之前第一章到第七章大体上都是不可靠叙述，之后第八章到第十章可靠叙述才居于主导，特别是在余青春自杀的悲剧性结局当中得到充分体现：事实轴的充分报道、感知轴的充分解读与评价轴的充分解读。

事实轴的充分报道体现为余青春死后不得安宁还被人冒领丧葬费，以及叶楣继续仿写余青春风格的诗歌出名。首先，“我”被社保局王局长叫去代表政府慰问死者家属的过程当中，目睹两个说着外地口音的四十岁男子冒领丧葬费，最后是余青春生前所在村委的会计拿相关证明材料，证明这两个人是胡搅蛮缠的可悲事实。其次，“我”以冷静的口吻讲述叶楣在余青春死后，其内心完全没有负罪感，还化名叶子继续发表类似余青春风格的诗歌，以仿写余青春带血的诗篇成就自己的文坛虚名，有诗性但缺乏人性。

感知轴的充分解读体现为余青春向“我”哭诉叶楣的变心过后，“我”基于事实判断，警告叶楣玩弄余青春的感情迟早会出事。当叶楣因为余青春的事情与“我”发生争执的时候，面对余青春的痴情，叶楣断然拒绝，并和“我”说让她和破败的余青春谈恋爱是天大的笑话。“我”对叶楣不负责任的爱情发出了警告，预言余青春迟早会出事。叶楣虽然欣赏余青春之诗，更多是在利用余青春，她否认和“破败”的余青春谈恋爱，而是和虚幻的人谈恋爱。最后果然结局如“我”所料：余青春因为叶楣自杀，叶楣无法在单位待下去，只有停薪留职去南方。

评价轴的充分解读体现为“我”对余青春之死的同情。虽然“我”不懂余青春的诗歌，但是从生命伦理的角度，“我”对余青春之死表示惋惜。余青春自杀后“我”去看他，“我”虽不懂他的诗歌，但认为他是有着不朽才华的诗人，可惜他已经自杀：“有着不朽才华的诗人现在安静地躺下了，他的头部位置盖着一本诗集。屋子里有一股古怪的气味，有如万年之前的腐臭。”后来“我”在余青春简陋的书桌上发现他留下的最后一件东西，即写给叶楣的一首诗歌。“我”在诗中读到了余青春极度的失落、绝望与痛楚：“字里行间，我读出了一股极度的失落和绝望，一种无法解脱的痛楚”。那首诗“我”本来应该交给叶楣，可是叶楣的停薪留职去南方，使其成为不可能，最后“我”烧掉了那首极像余青春生命般短暂辉煌而熄灭的诗歌，委婉表达对余青春的同情：“有一天下午我又把那张纸翻出来，用打火机点燃，火苗腾腾升起，然后熄灭，像极了余青春的生命。”

总的来说，小说以开端到高潮部分的不可靠叙述和结尾的可靠叙述之艺术并置，即开始“我”以过度自信与充满偏见的口吻充当该故事的不可靠叙述者，“我”的现身说法与讲述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与现场感，与结尾部分以“我”之眼光讲述余青春自杀后的不得安宁与叶楣继续仿写余青春带血的诗篇成就文名的荒诞性结尾之艺术并置，则增强加了余青春自杀的悲剧性。余青春自杀的直接起因是他因为诗歌而被叶楣所欣赏，然后两人相恋，叶楣最后成为他诗歌灵感的源泉与生命支柱却离他而去，但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无法像哲学家一样超越现实世界，而只能以情感润泽、拥抱与吐槽现实世界，最后却受制于自己的创造物，知音者寥寥无几，最后只剩下鲜血。[17]刘小枫则认为诗人的自杀起因于对自己所持信念的彻底绝望发出的“救援和呼吁”。[18]从短篇小说《余青春之死》当中诗人余青春在现代社会自杀的处境，我们可以推知：从国外的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到国内的朱缃、海子、戈麦等一系列诗人的自杀表明，伟大的诗人作为赋予世界以意义与价值的精神追问者，并不适宜生存在这个不需要诗性与诗情的贫乏时代，但是海德格尔肯定这些伟大诗人是以毁灭成就不朽，是在“世界之夜”的贫乏时代进入“世界深渊”的人。[19]

以《余青春之死》为代表的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最大的区别不在于追求小说的可靠性、作者的权威性与意义的一元化，而更侧重于追求小说的模糊性、作者的非权威性与意义的多元化，侧重于叙述方式的探讨，使得读者在文本解读时可以调动自己全部的经验、感受,自觉参与对文本的创造性解读，生成丰富而多元的审美意蕴。《余青春之死》打破了传统爱情悲剧线性叙事的平淡无奇，通过“我”作为人物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去讲述、评价余青春与叶楣的爱情，特别是“我”的不可靠叙述当中充满未定点与世俗偏见的隔膜，以及与“我”的可靠叙述即余青春自杀的爱情悲剧之艺术并置所形成的张力性反讽，更加剧了在贫乏的现代社会诗人之死的无意义与悲剧性，不禁令人掩卷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