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稗官畛域 是文木功臣
——《百部经典》解读人李汉秋先生访谈录

张毕晓，李汉秋

（国家图书馆《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北京 100081）

李汉秋，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人文科学学者、教授。《儒林外史》学会会长，关汉卿研究会副会长。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徽大学等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

因在社会科学方面有突出贡献，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终身）。出版研究《儒林外史》和关汉卿的专著二十多部，包括《儒林外史汇校汇评》《儒林外史黄小田评本》《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吴敬梓诗传》《儒林外史研究》《李汉秋讲儒林》《关汉卿名剧赏论》等。

2019年李汉秋接受《百部经典》邀约，承担《儒林外史》一书的解读工作，该书于2021年出版。

访谈者：李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拨冗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知道，您有众多研究《儒林外史》的专著，在《儒林外史》研究领域成就斐然，可否请您谈谈您与《儒林外史》是如何结缘的呢？

李汉秋：我是1955 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1954 年茅盾先生主持举行了全国性的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大会，这是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纪念的古典文学家，也是第一个被官方纪念的。茅盾先生时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具有双重身份。首任文化部部长主持纪念吴敬梓诞辰二百周年会议，且在开幕词中称“吴敬梓是伟大的”，会议后，社会反响显著，学界兴起了评论研究《儒林外史》的一个高潮。当时有一批著名的文学家、理论家，包括冯至先生、姚雪莹先生等都写文章纪念吴敬梓。吴组缃先生还在北大中文系专门做过一次《儒林外史》的学术报告。

20世纪50年代在北大中文系有“大小吴先生”。大吴先生是吴组缃先生，小吴先生就是吴小如先生。“大吴小吴”，成为一段佳话。两位先生都是安徽皖南泾县人，属同宗；两位先生授课内容都是“宋元明清”方向，但专长不同。小吴先生比较注重于资料考据，对小说戏曲也非常有研究；组缃先生是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更多从艺术鉴赏、品评这方面入手研究，他对《红楼梦》《儒林外史》都有非常精到的赏析。我对两位老师的印象特别深刻。

北大中文系1955级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事情，就是集体编著了《中国文学史》。这本书完成之后，接着又抽调部分学生编著《中国小说史稿》。编著该书是基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后再没有一本正规的中国小说史类文本，因此在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后，从百位本科生中抽调了三十余人加入《中国小说史稿》的编著队伍，同时推选出三位学生代表，加上吴组缃先生，组成《中国小说史稿》编委会。我有幸成为编委会成员之一。

作为编委会的一员，我负责联系吴组缃先生，经常到他家中，非常幸运地得到大吴先生的指导。这是我与大吴先生的一段渊源。后来毕业后，我曾到安徽大学工作过，那段时期，又得到了小吴先生的指导。按照1974年我在安徽正式研究《儒林外史》计算，到现在已有五十年。如果这是一场婚姻的话，已是“金婚”了。可以说，我与《儒林外史》的结缘是始于北大本科阶段，得到吴组缃先生的亲传；后在安徽——吴敬梓的故乡工作期间，又得到吴小如先生的指导。

访谈者：从这段经历看，您研究《儒林外史》可谓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您之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李汉秋：是的。在安徽时，我对《儒林外史》研究又深入了一步。当时，滁州地直、全椒县、安徽大学三方面组建了评论《儒林外史》的小组。作为小组的召集人、负责人，我到全椒、滁州、南京去采访和实地考察。可以说这一阶段除文献研究外，我还开始了实地考察。为什么要去南京考察？一方面是因为吴敬梓在南京生活时间很长，留下很多遗迹；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有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交由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承担，这项任务就是重新出版《儒林外史》，要有注释。当时，我们安徽大学的师生们专门前往南京师范学院，和他们就《儒林外史》一书进行过讨论。这批人有很多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儒林外史》专家，比如谈凤梁、陈美林等。

到1976年，由我主持、集体编著的《儒林群丑的讽刺画卷》作为小组的最终成果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无论调研还是撰稿，我负责整个过程，花了比较多心血，是与我相关的第一本《儒林外史》著作。对于这本书，现在人们的评价是“虽受时代风气影响，但……颇见深刻之论，亦为用心之作”（《儒林外史学术档案》）。

说到这里，当时还发生过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评论组不是由三方面构成嘛，全椒县的一个干部是安徽师范大学（当时名称是“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曾是学生会主席，后在全椒县当秘书，参与到这个小组。他认为《儒林外史》是反儒的，我和他辩论了三天三夜。后来我明白他也是出于对《儒林外史》的爱护，才会说《儒林外史》是反儒的。因为1975年全国开展“评法批儒”运动，这位全椒县的干部不想让它被归到儒家范围，于是就说它是反儒的，这是考虑到当时的路线之争。而我则是从纯学术或学者的角度出发，认为里面有好多儒家的正统理念，虽然哀其不能行于世，但并无批判。说它批儒，我接受不了。我们天天在一起做考察，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实我们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当时的出发角度不同。20世纪80 年代初，他从全椒县调到安徽大学执教。现在他在美国，前几年还在美国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回忆这段往事，并感慨《儒林外史》一书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访谈者：这是学术的一个主要影响。他参与了这个工作，使自己的学术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丰富并进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李先生，这段经历对您有哪些影响呢？

李汉秋：这段经历使我开始踏入《儒林外史》研究的领域。在1978 年第一次恢复评职称的时候，我被破格越级提为副教授，与此也不无关系。职称评审自1964年以后就再没评过。1978年恢复高考，职称评审也于同年恢复。可以说，这十几年间的职称评审是中断的，积压了一大批“待评者”。对于自己能评为副教授，实属意料之外。我当时报的是助教的上一级“讲师”。在全校大会公布我被评为副教授职称时，我非常意外，因为我压根就没想过。按照逐级来评，我这次应该评为讲师，报的也是讲师。后来听说，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同志事先交代，从现在评职称开始，各组要按照成就水平排列名次。到最后，排位最前面且条件够的就破格提升。这样我就懵里懵懂地被提为副教授了。当时在各地的同学也都传为新闻：“李汉秋破格提了副教授！”20世纪80年代，我们这批搞教学和科研的知识分子见面不是问：“吃了没？”而是问：“‘副’了没？”

到1980年，安徽省成立了“古典文学研究会”，我当选为副会长。就任副会长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备召开“吴敬梓诞辰二百八十周年纪念大会”。这次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1981 年在滁州召开，这是继1954年茅盾先生主持的“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大会”之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性相关会议。当时我们安徽省“古典文学研究会”联合了其他许多单位，全国相关领域的好多著名学者都参与了，总共有百人左右，将积累了几十年的研究成果都展示了出来，吴组缃先生和吴小如先生虽未到场，却都发来了文章，可以说是一场盛会。到1984年，《儒林外史》学会成立，在南京举办了“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三十周年”活动。我当选副会长兼秘书长，当时我还是副教授。

从1980 年筹备“纪念吴敬梓诞辰二百八十周年大会”开始，我就一头扎到《儒林外史》的研究中去，真正地专心专意。当时跑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到处翻阅、搜集材料。1980年最热和最冷的时候，我都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度过。在去上海之前，我是先到的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得到北图的大力帮助。我把北图最重要的《儒林外史》版本带到上海图书馆，从而把《儒林外史》的重要版本都汇聚在一起，逐字逐句比对校勘。我想这在现在应该是无法做到了。

访谈者：现在的确没有这个条件了，古籍善本是不能够带出馆的。不过好在现在做了数字化，大家也是可以利用的。您那会儿研究的学者少，条件能放开。

李汉秋：是啊，有着这样好的条件，幸好我也没有荒废时光。20世纪80 年代初期可谓是我自己研究《儒林外史》的黄金时期。1984年我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儒林外史会校会评》（再版时更名《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一本是《儒林外史研究资料》（后扩充为《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都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能够出版，真的非常感谢北京图书馆的帮助。

1986年我评上教授。当时算是年轻教授，我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1989年调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宣传部长。当时著名历史学家、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先生任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他看到我的这两本书，很高兴，也很支持、鼓励我：“你有这两本书做基础，可以搞成一套《儒林外史基础研究》丛书。”他还预先给我题写了书名，写了一幅横版和一幅竖版（见图1，图2）。

图1 周谷城先生题写《儒林外史基础研究》丛书书名横版

图2 周谷城先生题写《儒林外史基础研究》丛书书名竖版

周谷城先生喜欢用秃笔书法。同是复旦大学的章培恒教授一看备感亲切，说这是周老的特点，用秃笔写字，自成一体，很有文人风骨。这两幅是1991年题写的，我一直珍藏着，准备着实现他的厚望。

访谈者：您担任了农工民主党中央宣传部长，这是一个行政工作，还有时间做学术吗？

李汉秋：这的确是个问题。当时我到北京以后，组缃先生就告诉我，不要脱离学术。1986年当我晋升教授时，吴小如先生评曰：“治红学而重版本材料方面之人，如俞平伯、周汝昌，都是年高德劭学有成就的专家，李汉秋对《儒林外史》的贡献决不下于他们之于《红楼梦》。”嗣后他还特别题了一幅字：“拓稗官畛域 是文木功臣”（见图3）。“文木”就是吴敬梓。

图3 吴小如先生题字

调到北京之前，我一直是沉浸式研究。除去这两本书外，我还出了几本《儒林外史》相关著述，其中有一本《儒林外史研究》，当时是作为“文学遗产丛书”中的一本出版的。这套丛书是很高规格的系列专著。到北京后，虽然既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是农工党中央宣传部长，很忙，但我一直记着组缃先生的交代：不放弃学术。

像过去那样比较广泛地研究古典文学，时间方面保障不了，因此我缩小范围专对《儒林外史》继续研究，出了好几部书。现在我的《儒林外史》专书已逾二十种，其中《吴敬梓诗传》，书名题签出自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先生（见图4），也是你们《百部经典》的主编。

图4 《吴敬梓诗传》书名题签出自袁行霈先生之手

访谈者：当时在编委会讨论《儒林外史》解读人时，许多编委包括袁行霈先生建议一定请您来解读。刚才您也提到您有多部《儒林外史》专书，《百部经典》版的《儒林外史》和您以往的著作，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百部经典·儒林外史》有什么新意吗？

李汉秋：我觉得《百部经典》在体例上充分吸收了传统解读的许多好的方法。古代就原作上来解读，就是写序跋、点评等。点评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百部经典》就把这个方法继承了下来，还做了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百部经典》评点分设为旁批和篇末评，就传统小说评点而言，这涵盖了眉批、夹批和回末总评。古代没有报纸杂志等评论载体，这种“贴身”的评点，对读者来说是对基本的文本阅读的辅导；对研究而言，是评论、研究的重要方式，因此也就成了后来人研究该典籍的重要历史资料。

当然还应该补充说一点，在点评之前首先要选好版本。版本的研究和选择是基础工作。如果版本不好，点评就没有基础。所以《百部经典》首先是选好版本，然后点评，点评又分旁批和篇末评，还有注释。这些都是基础阅读，基本的文本工作，从这里做起是非常对的。说一句老实话，你的一个阐说、观点，在若干年后人家不一定注意。但是你的基础工作，过了几十年人家可能还要用到，因此基础工作要扎实。《百部经典》在这方面就做得很踏实，而我正好原来做过。前面已经讲过，我曾以当时特有的有利条件，把《儒林外史》的重要版本都汇聚在一起，逐字逐句比对校勘，然后出版了《儒林外史汇校汇评》，这一本就是搞版本的。素不轻许人的吴小如先生见后对我说：“你确实掌握了各种重要版本。”

访谈者：《百部经典》选择解读人时也是非常看重是否有版本研究经历。除了要选好的底本，把基石工作做稳妥，《百部经典》丛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导读。从《百部经典》体例设立“导读”而言，其目的首先是要统领全书，其次是为了大众阅读。我们希望通过“导读”部分，读者可以快速了解《儒林外史》全要，同时了解为什么到了现当代还要研究它。请您谈一谈，在写作“导读”部分时您是如何考量其现代价值的？

李汉秋：导读以“整本书阅读”的要求，萃取其思想艺术精华，阐发其历史意义，提炼出现代价值。这就需要以系统思维统览全书，阐发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全书的结构所蕴含的主旨思想。《儒林外史》的主旨思想历来是有不同意见的，这很正常。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视角来理解这个作品。我觉得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儒林外史》序作者闲斋老人说的：“以功名富贵为中心。”这个功名富贵是人们非常关注的事情。如何对待功名富贵，是人类长期的课题。

富与贵是利益的集中表现。什么叫贵？贵是社会地位，是贵贱。什么样的人社会地位高？古代最开始时是贵族，后来逐渐转变为有权者贵，也就是做官的社会地位高。再后来，金钱的力量越来越大，富和贵连在一起，可以转化，互相利用。所以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很有概括性。

吴敬梓时代，“富贵”二字已变成“功名富贵”，因为要富贵，就得考功名。科举是明清时代文人关注的中心，统治者也利用这个来笼络广大知识分子。用唐太宗的话讲，“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你来考科举，将来我给你工作，就又富又贵，都归到我的麾下，为我的统治服务。这是明清时代羁縻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的办法，但也成为知识分子欣欣向往的、钻进去的一条路。《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就是典型代表。

怎么对待功名富贵？这是古今中外都关注的主题。教人怎样对待功名富贵，实际上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也是教人怎样做人。关于《儒林外史》，叶楚炎教授曾说过：这是一部需要运用自己所有的生命体验来理解，才能读出其意蕴、读懂其伟大的经典之作。这本书，每个年龄层次去读，可能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新的感受。比如周进哭号板，比如范进中举发疯，比如马二拜御书，这三位都是全身心追求功名富贵的代表人物。

访谈者：可否请您详细讲解一下这三位人物？

李汉秋：周进，六十来岁了还是个老童生。而科举最基本的三个阶梯是：秀才、举人、进士。因此他最大的心病就是考上秀才，然后考举人。少年得意的新进秀才梅玖就抓住了周进的致命弱点加以嘲讽。梅玖在年龄上可算是周进的孙辈，但他用“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学校规矩来压制周进，在席间对周进大肆羞辱。梅玖的每句话都像尖刀一样扎在周进敏感脆弱的神经上，让他时刻痛恨自己“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后来，看到秀才考举人的贡院，他是进不去的，看到了号板，就一头撞过去。这一撞，把他一辈子所受到的窝囊气一下子倾泻出来了。

范进与之互补。范进在中举之前受尽其岳父胡屠户的各种的欺压和挖苦。最明显的比如他岳父骂他的一句话：“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而人家中举的就是这个样子：城里的张府、周府上老爷都是“方面大耳”。举凡轻蔑人时，一般说：“你该拿镜子照照。”或说：“你该找水面照照。”而胡屠户却说：“你该撒抛尿照照。”连在水面照都不够格。还有天鹅屁。都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他说范进是想吃天鹅屁，连癞蛤蟆的资格都没有。癞蛤蟆还能吃天鹅肉，而你范进只能吃天鹅屁。轻蔑至极，刻薄至极！但是范进中举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自己慧眼独具善选东床。这个胡屠户是一个势利的典型。“势”就是权势地位高“贵”，“利”就是财力“富”厚，所以“势利”的本义，内涵大致相当于“富贵”。而一般说“势利”时，指的是势利眼、势利心、势利观。势利眼们自己唯富贵是求，也以权势和财力的高低多寡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人，不是把人当人来对待，不是以人为本，而是只重权、钱。这些势利眼有一种奴性，在富贵人面前，他是奴隶，不把自己当人看；在比他低贱的人面前，他又把自己看得很高，不把人当人。吴敬梓写胡屠户的这种品性及其创作方法对鲁迅的阿Q有很大影响。我总觉得胡屠户跟阿Q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

写周进、范进那样的八股迷，写足了取士制度和势利风气对寒士的煎迫；写马二呢，则写足了八股对士子思维感受能力的斫伤与蔽锢。马二是典型的八股科举里面铸出来的一个模子，是八股举业的虔诚信奉者和宣教者。他毫无讳饰地讲出了老实话：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他心心念念的唯有功名，对功名富贵表现出异常的敏感；而与八股功名无关的人，不管你是谁，他不但茫无所知，而且压根儿就拒绝理睬。

综观周进、范进、马二三个形象，可看出封建功名富贵体制统驭下的八股科举取士制度和教育制度，如何把士人逼哭、逼疯、逼迂，逼成庸陋委琐的“非人”。吴敬梓以批判否定的态度描绘了这一群像。

访谈者：除了这些批判的内容，《儒林外史》还塑造了一些正面形象。您是怎么看待这些正面人物的？

李汉秋：《儒林外史》写得最成功的是批判、讽刺这些一心追求功名富贵的儒生。但它不光否定，还有正面的肯定。吴敬梓写了很多肯定性人物和事件。围绕如何对待功名富贵，进行正反面的对比。对于正面人物，何其芳先生曾说其比较复杂、难于理解。这历来是研究《儒林外史》的一个薄弱环节和难点。我曾从“儒道互补”的方面探索其渊源，一代国学宗师张岱年先生特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揄扬，并且写了楹联，由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挥毫（见图5）。

我以为只有理解了《儒林外史》中肯定人物的思想境界，才能知道该书的思想高度。书中塑造了一批“奇人”形象。“奇人”是特别有特色的超越功名富贵的一批人，想取得自己人格自立、精神自适，首先就要突破当时统治者定下的功名富贵的路子。杜少卿就是这么一个狂人，一个奇人。与马二先生完全相反，他“独嫉时文士如仇”，弃绝一切科举功名。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释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立论的根据和标准答案，朱熹也被抬入孔庙从祀。马二批举业选本皆依据朱熹的《四书或问》和《朱子语类》，不敢越雷池一步。杜少卿却写了一部《诗说》，敢于挺身说只依朱注是“固陋”，竟敢自觉提出不同于朱子的见解，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

杜少卿作为真名士真风流，继承发展了魏晋风度，鄙弃琐屑的世务，讲求超逸的风貌、内在的真性情。迟衡山说：“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他的恣情任性带有狂诞不经的色调，却透露着内心的愤激和痛苦，表现出激而为怒、愤世嫉俗的“狂”的特征。这使他的名士风度有了深刻的一面，具有不满封建黑暗的叛逆内涵。

明中叶后出现了一批具有早期启蒙特征的“狂人”，他们鄙夷权威，挣脱禁锢，言行狂狷，犹如血气方刚的青年，为超逸封建秩序而血脉偾张，多以早期启蒙思潮作精神支持。他们比魏晋名士已经前进了一步，为中国的名士传统增添了时代的新内容。作为小说形象，杜少卿之狂，涵蕴了时代的新质素，表现了一些与社会环境不协调、为庸众所不解的新奇性格。冲破庸常显现出“奇”，逆袭羁络表现为“狂”，“奇”中有“狂”，“狂”则显“奇”，沛然有豪杰之气。吴敬梓早年就向往魏晋风度之“狂”，到了早期启蒙思潮的中心区并进入文化圈后，与此思潮所鼓动的“狂”一拍即合，他就塑造了以他自己为原型的杜少卿等形象。

访谈者：近期广受赞扬的电视剧《觉醒年代》里的重要人物，在“五四”年代都推崇《儒林外史》，这是不是跟“觉醒”有关系？

李汉秋：近代启蒙思潮是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唤醒的重要内涵就包括尊重每个人的人格、权利和意志。这对于只强调君权、族权、父权、夫权而不尊重个人权利的封建观念来说，是价值观上的巨大变化，是人文精神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电视剧《觉醒年代》里的三位重要主人公，在觉醒的年代，都敏锐地撰文赞扬《儒林外史》。1920年，胡适的《吴敬梓传》说，吴敬梓的用意是“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强调的正是“人”和“人格”。同年，在陈独秀、钱玄同分别写的《〈儒林外史〉新叙》中，陈独秀说吴敬梓的“思想已经和当时的人不同了”,钱玄同说吴敬梓“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位重要倡导者都从人文精神现代化的视角，异口同声地高度评价《儒林外史》，可见吴敬梓的努力是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同样在这个“觉醒年代”里，鲁迅把标志新文学诞生的重要作品称为《狂人日记》，仍然以“狂”作为冲击封建积习的突出特征。他允称《儒林外史》伟大，在《叶紫作〈丰收〉序》里感慨“伟大也要有人懂”。所以，希望大家读了《百部经典·儒林外史》,能够多少懂一点吧。

访谈者：李先生，《百部经典》项目邀请到众多名家参与其中，对于《百部经典》的编纂宣传，您认为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改进或努力？在青少年经典普及方面您有何建议？

李汉秋：我们《百部经典》做得非常好。目前已经出版了七十种图书，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再加大宣传力度，一定不要等到出满百部。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时机，针对中学生的指定课外阅读名著中就有《儒林外史》，目标对象是初三年级，而“范进中举”也被选入初三的课本里。除了《儒林外史》，课外阅读读物还包括四大小说、《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这些都是《百部经典》的入选书目。可以配合中学课外阅读推广一下，告诉大家：“《百部经典》是中学课外阅读者最好的读本。”

另外，现在各个出版社都在针对课外阅读来出书，仅《儒林外史》，我知道的就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济南出版社等，他们为课外阅读已经出版了很多书。就少儿版来说，不容易编好。要吸引青少年来读经典，还是得下功夫才行。比如阅读《儒林外史》，就要给他们树立一个正确的功名富贵观。当下的教育体制，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去“考功名”，像公务员考试等；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现在年轻人的价值观等等，都有待指引。《儒林外史》就很有必要来读一读。不是说要对功名富贵完全否弃，而是要以道义原则作指引，让大家在功名富贵的氛围里，具有超脱的意识，这应该也是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吧。

访谈者：好的，李先生，我们今后照这个方向努力推进。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供这么多建议。

【后记】每与李先生接触，都能强烈感受到他对《儒林外史》的拳拳之爱，耄耋之年他依然奔走在推广“儒林”的第一线。谈及《儒林外史》入选学生课本、入选青少年课外阅读，李先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表示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广要从娃娃抓起，这是一个历久弥坚的事业，要发挥余热，不敢懈怠。这次访谈，适逢李先生夫人入院治疗，在此情况下，李先生仍然如期接受邀约，毫无推辞，还专为本次访谈准备素材。通过前期多次交流，可深刻感受到先生治学之严谨、态度之认真，实乃吾辈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