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比较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基于CNKI（1985—2022年）的文献分析

张倩玉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解析莎士比亚剧作，自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在国内莎学研究界方兴未艾。在中英两国戏剧文学界中，关汉卿和莎士比亚是不断被后人模仿、借鉴的对象，他们分别是各自民族的文化巨人，莎士比亚被誉为“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关汉卿在《英国简明百科全书》中被认为“是中国元代剧作家，也是文艺理论界所公认的中国最伟大的戏曲家”。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相差了三个世纪，但二者在戏剧创作方面表现出的同一性和独特性恰如其分地将戏剧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表现出来，成为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的一个典型，同时也是中西文化比较的缩影。对于这两位戏剧界的文学巨人，有人提出“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是互为镜像的中英两大戏剧传统代表作家”①张沛：《关汉卿与莎士比亚：中英戏剧传统比较考察》，《东方丛刊》2005年第4辑，第15页。，可以肯定，将二人进行对比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课题，既可以推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又对探寻中西戏剧理论和实践的差异根源具有积极作用。

据笔者统计，中国知网上收录的关于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比较研究的论文自1985 年到2022 年共有49篇②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有数据截止到2022年8月1日。。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知网上的论文，通过对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比较研究的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和分析，探求学者们的比较重点与方法，深度解析研究规律及不足，并就其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期对今后莎士比亚的研究提供镜鉴。

一、国内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比较研究的回顾与特点分析

从研究者所关注的方向看，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即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戏剧主题、戏剧因素的比较，作品人物形象比较以及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戏剧理论、技巧和戏剧观念层面的比较。其中，学界更集中于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代表作品或代表作中的人物形象间的比较，关于主题、理论、技巧等方面的比较研究较少。当然，两人之间的可比性不仅限于上述的三个方面，以上比较主要基于二人及作品的共性予以分析，着重“求同”，弱化差异。

（一）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戏剧主题、戏剧因素的比较

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作品比较研究在国内始自20世纪80年代，较早涉及这一比较的是张安国。他在1985 年发表的论文《试论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戏剧创作》中从二者的悲剧、喜剧和历史剧入手展开研究，在张安国看来，两人的创作热情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他们的创作成就体现在揭露现实，批判社会罪恶，谴责上层统治阶级的荒淫无度和腐败无能等方面。①张安国：《试论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戏剧创作》，《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Z1期，第59—63页。张安国的文章填补了我国莎士比亚研究的空白，其站在社会功用的立场上挖掘两者的共性，是促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佳例。在描写“鬼魂”的主题上，仝祥民认为两位剧作家在《哈姆莱特》和《窦娥冤》中主题表现存在一致性，但艺术风格存在差异，其原因主要在于剧作家秉承各自不同的美学传统，中国文学重视抒情表意，而西方文学更加注重客观环境的再现。②仝祥民：《〈窦娥冤〉与〈哈姆莱特〉“鬼魂”描写之比较》，《名作欣赏》1995年第2期，第60—65页。无独有偶，惠继东同样以比较《哈姆莱特》和《窦娥冤》为中心，认为两部作品采用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并指出两者的一致性分别体现在揭露社会腐败、描写受压迫者的反抗心理、提出治世理想、汲取民间文学素材等方面。③惠继东：《中西悲剧中的复仇鬼魂——〈哈姆莱特〉与〈窦娥冤〉比较》，《固原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第12—14页。

“父女矛盾”是莎士比亚作品《李尔王》研究的主要切入点，在对莎士比亚与关汉卿的比较研究中也是最为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特别是父女矛盾所折射的道德人伦和社会制度，更是比较研究之重点。从此出发，华汀汀在《从父女矛盾看社会现实——对中外文学作品中不和谐的父女关系的思考》一文中通过比较《李尔王》和《拜月亭》两部作品，认为父女双方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追求的理想、生活方式均有较大差异。她进一步指出，这种差异究其根本，是由于中西方文化表现主题的不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多反映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约束下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不仅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控诉，更歌颂了爱情可贵；而西方文学作品较多揭露金钱至上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与异化、道德沦丧及不公正不平等的待遇。④华汀汀：《从父女矛盾看社会现实——对中外文学作品中不和谐的父女关系的思考》，《安徽大学学报》 2003年第6期，第99—101页。

莎士比亚和关汉卿在生平经历和文学成就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李祥林在《莎士比亚和关汉卿》一文中认为他们有着相近的生活经历，多才多艺，都是勤奋多产的剧作家，一生都在从事戏剧事业，同时，他们又是能写又能演的多面手，创作均涉及了喜剧、悲剧还有历史剧等多种类型。⑤李祥林：《莎士比亚和关汉卿》，《华夏文化》2003年第2期，第36—37页。虽然李祥林的论文主要聚焦于作家个人经历比较层面，对两国不同的思想传统探讨浅尝辄止，但该研究认为两位文化巨人的剧作风格在田汉的《关汉卿》中达到融合。田汉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作了话剧《关汉卿》，该剧既延续了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含蓄蕴藉，又洋溢着炽热的诗情，其中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正流动着莎士比亚精神。从历史与现实的辩证角度去比较莎士比亚和关汉卿两人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因素也是研究的内容。付云比较了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戏剧中的浪漫主义风格，认为这种风格不仅体现了两位剧作家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正直灵魂，更是对黑暗现实不遗余力的抨击。⑥付云：《论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戏剧中的浪漫主义风格》，《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153—154页。付云基于文本细读，依靠史料支撑，旁征博引，不仅内容丰富、观点新颖，而且具有相当强的可读性。迄今为止，该文仍是莎士比亚和关汉卿风格研究问题的不可忽略的重要文献。

李建明和曹必文通过比较关汉卿和莎士比亚的“案情剧”，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体现在关注的对象方面。莎士比亚的“案情剧”中较多反映英雄人物的命运，这从侧面可反映出西方人的法律观念；而关汉卿恰恰关注了小人物的命运，他们面对强权无法伸张自己的冤屈，只能靠鬼魂或清官来达到目的，关汉卿追求大团圆结局，①李建明、曹必文：《企盼清官与张扬人的自由——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案情剧”比较研究》，《艺术百家》2009年第S1期，第95—99、122页。总的来说，其论证思路清晰，视野开阔且研究方法多样。李建明和曹必文并未简单地比较和分析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案情剧”的共性，而是深入到其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指出作品所深刻反映的黑暗现实。秦伊楠和贾宁从题材、人物、语言等方面探讨二人在艺术风格上的异同点，指出二人剧作的艺术风格属于世界，是时代的灵魂。②秦伊楠、贾宁：《闪耀在东西方的戏剧之星——莎士比亚与关汉卿的比较》，《名作欣赏》2010年第33期，第130—132页。

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以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为选题的硕士论文只有少数几篇，郑丽华认为中西悲剧的异同可以通过关汉卿和莎士比亚悲剧作品中的悲剧人物、悲剧冲突和悲剧结局的比较研究来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回应了“中国无悲剧”的臆断，致力于从关汉卿的戏剧中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悲剧精神，以丰富我国的悲剧理论，同时和西方的悲剧理论形成对照，指出西方悲剧理论的不足所在，从而达到中西悲剧理论互为补充的效果。③郑丽华：《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悲剧创作比较研究》，中南民族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从戏剧主题的角度分析莎士比亚和关汉卿剧作在戏剧观念上的共性与差异，将其放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考察，并非仅仅拘泥于比较，而是致力于探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此种探讨研究可以起到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作用。

（二）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作品及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比较

关于莎士比亚与关汉卿对比研究，在期刊论文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是作品或人物形象间的比较。最早从此出发的是林风，他以小见大，比较了《窦娥冤》与《哈姆莱特》的悲剧结局，指出中西方悲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西方悲剧总是表现希望的幻灭，中国传统悲剧虽然剧情发展过程艰难曲折，但他们的执着反抗往往能看到希望，达到大团圆结局。④林风：《写出理想的光辉——试谈〈窦娥冤〉与〈哈姆莱特〉的悲剧结尾》，《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第38—42页。陆力将赵盼儿和鲍西娅两位女性进行对比，指出两位剧作家在处理矛盾时最基本的道德选择，即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⑤陆力：《赵盼儿与鲍西娅形象之比较——兼论中西戏剧家的审美追求》，《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第72—74页。宋敏比较了《哈姆雷特》和《窦娥冤》中的女性形象，认为她们地位低下、难逃无助宿命，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不仅自主权、生命权遭到漠视，更有可能在权欲和物欲的压迫下，最终成为男性掌控的政治争斗的殉葬品。⑥宋敏：《〈哈姆雷特〉与〈窦娥冤〉中女性形象对比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26—30页。沿此路线，赵利娟也分析了莎士比亚和关汉卿剧作中的女性形象，但和宋敏不同，她认为他们作品中的女性有勇有谋、主动追求爱情，这与时人根深蒂固的女性印象有所不同，而这些正是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是关汉卿和莎士比亚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和生活理想的集中表现。⑦赵利娟：《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笔下女性形象之比较研究》，《作家》2011年第8期，第88—89页。从丛通过对《哈姆莱特》和《窦娥冤》近距离辨析和远距离关照，认为悲剧主人公的性格发展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即心理平和状态—心理冲突状态—新的心理平衡状态。⑧从丛：《相映生辉的悲剧性格塑造——〈哈姆莱特〉与〈窦娥冤〉比较研究新探》，《国外文学》1997年第3期，第109—118页。从丛的研究是对以往研究的一个很好补充，她突破了模式化对比，其观点不仅影响了中西古典悲剧比较研究，而且使《窦娥冤》根本不是悲剧的观点不攻自破。翟凤举的文章思路主要是比较《窦娥冤》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从不同人物思想性格、社会环境和个人努力抗争、同一人物的精神裂变和性格发展三个方面入手，认为两位剧作家的创作都体现了对立统一规律。①翟凤举：《跨越时空的两个艺术星座——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戏剧创作比较浅探》，《语文教学通讯》2004年第15期，第34—35页。

金宁黎从语言文化的角度出发，通过正义的毁灭和主人公的苦难命运来体现悲剧主题。刘彩云从悲剧情节的突转与发现并借用鬼魂显灵来塑造人物性格等共性情节出发，认为这两部作品在表现形态上有所不同，但在审美的心理效果上却是相同的，都是把情感的和谐作为一种最高的审美境界。李斌从中英古典戏剧中的无尾音出发，以《窦娥冤》第一折中的宾白和《哈姆雷特》第一幕中的对话为语料，对中英古典戏剧展开多角度研究。②李斌：《中英古典戏剧中无尾音的研究——以〈窦娥冤〉第一折和〈哈姆莱特〉第一幕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第八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暨庆贺吴宗济先生百岁华诞语音科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第530—537页。王孝成从《哈姆雷特》和《窦娥冤》的人文主义倾向出发，深入探究剧作中的人文主义意识，并分析其原因。孟杨将《哈姆雷特》和《窦娥冤》中的悲剧精神进行对比，他将关注点置于历史悲剧和理论依据，从此出发比较了两部作品中审美要素、审美风格的异同，在他看来《哈姆雷特》中的悲剧人物往往被一种命运感所笼罩，他们内心的挣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充溢着无可奈何，所以比起《窦娥冤》来说悲得深沉久远。③孟杨：《〈哈姆雷特〉与〈窦娥冤〉中悲剧精神的对比研究》，内蒙古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作者的这些比较分析和结论对于读者认识中西戏剧的不同特征都有启发意义。

综上可见，关于莎士比亚和关汉卿作品或剧中人物的对比，最为集中的便是《哈姆雷特》与《窦娥冤》之间的比较，关于两位剧作家其他作品间的比较很少甚或没有，目前这方面研究匮乏的原因可能是因其研究空间有限，但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二者可比性的挖掘还可以从其他作品入手，如《望江亭》与《威尼斯商人》的比较研究，《窦娥冤》和《奥赛罗》的比较研究。

（三）戏剧理论、技巧和戏剧观念层面的比较

和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的戏剧理论，偏重戏曲艺术的音乐、辞章研究，而不重视戏剧文学，即剧本结构布局的研究。④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力度研究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戏剧理论、技巧和戏剧观念层面的异同，对于全面了解中国古代悲剧理论，丰富世界戏剧文学理论都有意义。

张晓玲主要比较了关汉卿和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背景、表现主题、人物形象、语言技巧及喜剧风格，指出两位大师的艺术灵感都来自生活实践，深受民间文化的熏陶。他们不仅对剧场、观众的欣赏品味了如指掌，而且舞台实践经验十分丰富，这些都为他们的成功做了铺垫。⑤张晓玲：《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文学创作的比较教学研究》，《天中学刊》2010年第2期，第118—120页。乔梦冉通过对比《拜月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发现了关汉卿与莎士比亚婚恋思想的异同，认为都透露出人文主义思想，具体表现在以情为本，追求爱情自由，坚持婚姻自主及自己掌握幸福等方面，但是二人在婚恋模式和婚恋思想上存在差异。吴珊同样分析了两部作品所体现出的婚恋观，吴珊认为两部剧作的不同点在于：关汉卿的婚恋观没有摆脱现实的束缚，莎士比亚则充满了浪漫色彩；关汉卿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时代进步意义，但在面对封建王权时软弱无力，对封建礼教采取了妥协态度。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同样存在局限性，首先是剧中人物的极端个人主义，其次是悲观宿命论。基于此，吴珊认为不同文化的差异使东方的爱情婚姻趋于现实，西方的爱情婚姻则更浪漫。⑥吴珊：《中西方文化观照下的关汉卿与莎士比亚的婚恋观——〈拜月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比较》，《作家》2012年第14期，第91—92页。

陈红玉认为《哈姆雷特》中的“反权力中心观念”与《窦娥冤》中的“俗世话语对抗权力观念”互为表里，通过区分两剧叙事方式中的结构和情节，指出中西戏剧有着同一性的讽喻主题，还有一些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日常生活话语差异，肯定这些差异与同一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利于推动比较解释研究的建设。①陈红玉：《〈哈姆雷特〉与〈窦娥冤〉中的“反权力中心观念”比较阐释》，《外语教学》2016 年第6 期，第92—95页。陈红玉的这一比较具有新意，突破了往常研究中人物或情节比较，有助于研究视角的扩大。

孔莉以《窦娥冤》和《哈姆雷特》为例，通过仔细阅读，发现了中国传统悲剧与西方悲剧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区别，中国戏剧悲剧的结局往往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西方悲剧从古希腊开始便遵循着“一悲到底”的原则，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特定的审美心理定势的不同，受众期待视野的不同等等。②孔莉：《“大团圆”与“一悲到底”中西悲剧范式比较研究——以〈窦娥冤〉与〈哈姆雷特〉为例》，《艺术评论》2012年第10期，第154—156页。虽然孔莉未能在中西戏剧比较中提出更多独创的结论，但她对悲剧结局的对比，对于读者从文化审美的层面认识中国古典戏曲的特质，还是有帮助的。

21世纪以来，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比较研究最突出的成果，当属张沛的《关汉卿和莎士比亚：中英戏剧传统比较考察》。他一反过去学界所公认的“汤显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说法，指出“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是中英戏剧传统中互成镜像的两位代表”。该文指出关汉卿和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够成为戏剧大家，主要得益于时代环境和创作经历，他们非常擅长于描写社会众生相，并认为“莎士比亚化”其实正是“本色”或“原生性”的一种表达方式，亦可称为“关汉卿化”，因为这种特点同样存在于关汉卿的剧作中。③张沛：《关汉卿和莎士比亚：中英戏剧传统比较考察》，《东方丛刊》2005年第4辑，第10—26页。

回顾国内对于莎士比亚与关汉卿的比较研究历程，学界的主要重点是基于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作品对比，集中表现在对比他们的著名剧作《窦娥冤》和《哈姆雷特》，从而分析中西方戏剧文化的异同，而这种比较显然是有价值的，借他人之镜，发现与看清自己的不足，吸取西方在性格刻画和心理冲突描写上的复杂度，来丰富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戏曲传统及戏曲理论。

二、国内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比较研究的反思

现如今，中国知网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是学者获取文献资源的重要工具。从媒体传播角度，利用知网收录的文献资源对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比较研究情况展开综述，一方面能够使研究情况以清晰、客观的形式呈现，另一方面也为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提供借鉴。

至此，已经将知网上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比较研究的主要文献及其观点呈现出来，引人深思的是自19世纪30年代末莎士比亚作品传入中国以来，在近200年的时间中，关于莎士比亚与关汉卿的比较研究论文比起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比较研究成果来说相对落后，有深度的成果较少，大多止于泛泛而谈。可喜的是21世纪以来，莎士比亚与关汉卿的比较研究步伐略有加快，研究深度较之前有了提高，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力和创新观点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关于莎士比亚与关汉卿的比较研究大都集中于作者生平、剧中人物形象及戏剧观念三个方面。对比作者生平与人物形象往往是学者们进行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比较研究的必经之路，然而单纯地比较这些，不仅难以找到两者间比较的内在规律，而且容易流于抽象虚空或陷于重复研究的境地。基于此，我们应更加重视莎士比亚与关汉卿的戏剧观念研究，因为在这种双向阐释中，无论是对莎士比亚研究，还是对中国戏剧的研究，都会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同时还能克服“从中西文学的角度研究莎士比亚还不够充实”④王忠祥、杜娟：《〈外国文学研究〉与莎士比亚情结——兼及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5—15、169页。的不足。最重要的是莎士比亚与关汉卿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推进中西方文化之间交流互鉴，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同时与我国所推崇的“和而不同”观念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相一致，其发展空间仍有待进一步拓展。

其次，在比较论题的选择上，学界大都是选择两位剧作家的知名作品，《窦娥冤》和《哈姆雷特》占据比较研究的绝大部分，冷门作品比较几乎没有，而且存在研究程式化、研究深度不够等问题。目前学界对两位剧作家共性挖掘的研究论文数量远远多于差异性研究数量，而差异性却往往最能体现两个剧作家处于不同社会的复杂背景，所以应加强对中西戏剧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对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剧作如数家珍，尝试在冷门作品间发现可比性，逐渐在两者共性的基础上不断突显差异性和各自的独特性。当然，在有限的研究对象中发掘更多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视角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的。

最后，充分了解剧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思想传统可以为研究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学者提供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这样可以使我们避免运用僵化、物化的视角来研究各自的文化特色，也可以使中西戏剧取长补短、交流互鉴，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既不陷入消除差异、大而化之的共同性之中，亦可避免落入孰优孰劣的极端性之中。但遗憾的是，通过梳理知网上莎士比亚和关汉卿平行比较的论文，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研究者致力于寻找两者之间的共同性，忽略差异性，甚至出现牵强附会、过度阐释的局面。也许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发现两位剧作家跨越中西方文化之鸿沟而产生的任何共鸣都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三、结语

总之，通过梳理1985—2022年中国知网上收录的莎士比亚与关汉卿的比较研究论文，可以看出，国内研究总体上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仍存在研究深度不够、研究方法模式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大多数学者虽然集中于戏剧主题和因素、作品和人物形象、戏剧理论和观念技巧层面的比较，但归根结底是借作品寻找两者思想方面的共同点，这就造成莎士比亚与关汉卿的平行比较很难超越同异比附的思维定势。可喜的是目前的研究已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其立足点是在分析共性的同时增加了差异性比较的比重。因此，为了在求同基础上寻求剧本的独特性，我们应在对剧作家生活的时代环境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加强冷门作品的比较，并将关注点放在戏剧观念异同的比较研究上。这样不仅有助于人们从更深层次认识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使中外文学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而且有助于推进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