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文人士绅之肆应
——以《台湾日日新报》“始政”周年纪念日祝诗作者群为例

何随贤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外语系，福建 厦门 361021）

《台湾日日新报》创刊于1898 年5 月6 日，由日人守屋善兵卫并购《台湾新报》与《台湾日报》而成。直至1944年4月1日，日本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最高殖民统治机构“台湾总督府”将其连同其他五家报纸合并为《台湾新报》。《台湾日日新报》历时四十五年，是日据时期中国台湾地区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最高发行量曾达五万份，在台工作的日本人、驻在山区的警官都要订阅。由于它可说是“台湾总督府”的“机关报”，所以影响力不容小觑。

《台湾日日新报》内容丰富，涉及法令规章、时事新闻、社会现象以至生活形态等，也包括汉诗。报刊设有“词林”“诗坛”“文苑”“翰墨因缘”等栏位，当时许多古典文士皆曾于此刊登诗作，是日据时期汉诗文化参与者非常倚重的想象与交流空间。发表于《台湾日日新报》上的汉诗主要涉及“现代（殖民）”“乡土”和“传统”三大主题。乡土和传统主题，从一般的描景抒怀到叙写人事，从刻画描写民间习俗到感怀咏唱历史古迹以增强民族意识，到最后更落实到现实民生疾苦的观照上，呈现一条不断发展的清晰线索。而“现代（殖民）”主题则是“歌颂”殖民当局在卫生、交通等“现代文明”上取得的“政绩”，此类歌功颂德之风在“始政”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尤甚。

“始政”指的是“台湾总督府”在台开始举行政务的第一天，即1895年6月17日。这一天，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召集文武官员举行了盛大的“始政公式”及“始政纪念祝典”，由此开始日本在台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此后，“台湾总督府”每当“始政”纪念日都会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特别是逢十的周年纪念日，规模更是庞大。“台湾总督府”乘势渲染其殖民“政绩”，不少文人士绅也于《台湾日日新报》上以诗文唱和恭祝“始政”，“歌颂”当局殖民统治带来的“文明”与“现代”。这些祝诗反映了文人士绅怎样的内在思想？其献媚之言与其内心真正想法是否全然一致？他们如何在时代的大裂变中重新找寻自我的位置？他们与殖民者的周旋唱和是否就意味着清除了固有的文化传统？这些都是本文所关注的焦点。由于“始政”纪念日刊载于《台湾日日新报》的汉诗较多，内容和形式没有太大差别，故本文选取一周年、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四十周年纪念日祝诗作者作为考察对象。

一、《台湾日日新报》“始政”周年汉诗刊登情况

“始政”一周年纪念日（1896 年6 月17 日），没有祝诗出现在《台湾新报》。“始政”四周年纪念日（1899年6月17日）汉诗才出现于《台湾日日新报》，但这几首汉诗是咏景怡情之作，并非祝诗。《台湾日日新报》上最早发表的祝诗是在“始政”八周年纪念日（1903年6月17日），其题为《始政纪念日恭赋》，共两首，作者分别为粘舜音和黄茂清。“始政”十周年纪念日（1905年6月17日），发表于《台湾日日新报》上的汉文祝诗共两首，分别是黄茂清的《祝始政纪念祭》和谢汝铨的《祝始政纪念》。“始政”二十周年纪念日（1915年6月17日），《台湾日日新报》有大量的祝诗发表，首先是第五版刊登了四首题为《祝始政满二十周年纪念日》的祝诗，作者分别是林佛国、黄玉阶、叶炼金和王名受。第七版有大和短诗七首，顿狂诗五首，也都是祝诗。大和短诗作者均为日本人，顿狂诗的作者身份不明。第四十一版有题为《祝始政满二十周年纪念日七古》的祝诗三首，作者分别为陈其春、郑永南、汪式金。第六十一版题为《祝始政满二十周年纪念日》的祝诗共八首，作者分别是王名许、永岛苏南、林知义、石壁居士、简朗山、长冈文成、王思温和钟晋郎二。“始政”三十周年纪念日（1925年6月17日）第五版刊登题为《奉祝始政三十周年纪念》的祝诗有九首，作者分别为何荣峰、王若森、林子香、赖杨柳、陈连环、施定川、陈登高、黄承顺和小松吉久。相比“始政”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纪念日，“始政”四十周年纪念日（1935年6月17日）发表于《台湾日日新报》上的祝诗甚少，只有雷俊臣的《祝始政四十周年》。

综而观之，《台湾日日新报》上刊登的“始政”周年纪念日祝诗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如“削平狐鼠靖烽烟，化雨仁风被十年，从此桑麻歌乐土”①谢汝铨：《祝始政纪念》，《台湾日日新报》1905年6月17日。“一统太平歌大定，三台治绩庆安全”②汪式金：《祝始政满廿周年纪念日七古》，《台湾日日新报》1915年6月17日。“即今岛内烽烟靖，一例卖刀共买牛”③何荣峰：《奉祝始政三十周年纪念》，《台湾日日新报》1925年6月17日。。第二，革除陋习，主要是指断发解缠，如“丁男此日宜除辫，子妇今朝好解缠”④石壁居士：《祝始政满廿周年纪念》，《台湾日日新报》1915年6月17日。“顽头顶上翻新样，细脚闺中解旧缠”⑤简朗山：《祝始政满廿周年纪念》，《台湾日日新报》1915年6月17日。“临风笠子惊吹去，两手频频护秃头。翻新脚样合时无，笑向床前问丈夫”⑥简朗山：《祝始政二十年纪念杂感》，《台湾日日新报》1915年6月17日。。第三，教育与卫生，如“万年有道归文教，一视同仁系圣心”⑦林知义：《祝始政二十年紀念》，《台湾日日新报》1915年6月17日。“即今教育皆完美，从此文明次第新”⑧黄承顺：《奉祝始政三十周年纪念》，《台湾日日新报》1925年6月17日。“扫荡瘴蛮气，风行化俗淳”⑨陈其春：《祝始政满廿周年纪念日七古》，《台湾日日新报》1915年6月17日。。第四，现代化设施，包括交通、银行等，如“银行邮便，金贮满籝，电灯水道，铁路功成”⑩王名受：《祝始政满廿周年纪念日》，《台湾日日新报》1915年6月17日。。

从以上祝诗可以看出，它们代表了一部分文人士绅诗人对于日本殖民带来的“文明”“现代性”的“肯定”。在这些祝诗中更不乏极力迎合殖民当局的献媚的诗句，如“回忆清时政，相悬天与渊”⑪王名许：《祝始政满廿周年纪念日》，《台湾日日新报》1915年6月17日。“皇恩深厚如山海”⑫钟晋郎二：《祝始政二十年纪念杂感》，《台湾日日新报》1915年6月17日。“吾皇万寿无疆也”⑬林子香：《奉祝始政三十周年纪念》，《台湾日日新报》1925年6月17日。“东亚皇威光薄海”⑭汪式金：《祝始政满廿周年纪念日七古》，《台湾日日新报》1915年6月17日。等。从这些诗句也不难看出一些祝诗作者流露出的“皇民化”倾向。在日本殖民统治之前，也就是在清朝，士绅阶层一直受制度保障，享有许多经济与政治特权。在日本人进入中国台湾地区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过反抗和抵制，如谢汝铨曾协助许南英办理台南团练局以抗日，林佛国之父林震东曾因暗助抗日行动之嫌而遭日军羁押六个多月，而后他们由反抗者变成协力者，为日本殖民政权统治服务。在历史的大裂变下，中国台湾地区传统文人士绅面对政权更迭，面对日本帝国的殖民、异族统治，长久以来所热衷的晋升之路断绝，士绅阶层该如何回应？他们的转变和对世务的肆应有其复杂的原因。

二、日据时期文人士绅的际遇及肆应

（一）传统士绅到新领导阶层的过渡和转变

在中国，自明清以来，士绅阶层是社会领导阶层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官民之间的主要桥梁，一方面他们对地方事务具有很大的决策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和社会领导阶层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在科举制度的保障下，传统士绅有着固定的俸禄，同时因为拥有文化资本，对地方事务的决策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台湾地区进入日据时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殖民当局为了实行“有效”的殖民统治，达到逐渐同化的目的，极力推行“现代经济体制”与“新兴文化”，原来传统的经济和文化体制瞬间瓦解。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士绅原来所苦心经营的“文化资本”“文化权力”与“社会价值”①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2—67页。面临挑战。为了让原来拥有的“文化资本”在新的时局下产生作用，重新获得“文化权力”与“社会价值”，部分传统士绅只能调试转变，创造条件努力过渡为新的领导阶层。到了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推行“新式教育”，传统士绅为了获得“总督府”所承认的新的“文化权力”，接受了“新式教育”。在以上所列的祝诗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文人士绅如谢汝铨、黄茂清、林佛国、陈其春等人接受过“新式教育”，后来有些任职于《台湾日日新报》。其中，谢汝铨乃最早以秀才身份入“总督府”开办的“国语学校”就读者，面对甲午“版图异色”，其“为应时急策，力习帝国语言文字”②谢雪渔：《奎府楼诗草》，龙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努力调试转变，以期获取新的“文化权力”。

对于殖民当局来讲，拉拢和利用文人士绅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方面殖民统治者意识到文人士绅是一个庞大的阶层，“他们以毕生努力取得的学位，在日本据台后变成一张废纸毫无价值，当然使他们感到不平不满，终必造成后患”③种村保三郎著，谭继山译：《台湾小史——列强统治台湾始末》，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52页。。为了安抚士绅阶层，“总督府”采取了许多笼络之举。1896年，“台湾总督”桂太郎策划对部分中国台湾籍人士颁发绅章，“本岛人民今日之境遇，不论贤愚良否，概未享得相当之待遇，甚至具有一定之见识或资望者，尚且须与愚夫愚民为伍，实不忍睹。如斯，实不独非待良民之道，复于岛民之抚育上关系不尠。因此，兹特创设优遇具有学识资望者之途，俾能均沾皇化，为此乃最必要之事也”④参见王诗琅《日本殖民地体制下的台湾》，众文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17页。。殖民当局以“尚且须与愚夫愚民为伍，实不忍睹”为由，于1896 年10 月23 日以府令第五十号颁布“台湾绅章条规”，次年5 月为文人士绅颁发绅章，以示区别，极力笼络传统士绅。1916年继而发行《台湾列绅传》。“总督府”感到“今而不立其传记，应虽有殊功伟德，非常之迹，千古堙灭而不著，如此毕矣，遗憾何忍哉”⑤参见王诗琅《日本殖民地体制下的台湾》，众文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17页。，于是任命鹰取田一郎编修《台湾列绅传》，为获“台湾总督府”颁授绅章之一千余人作简要传记。《台湾列绅传》除记录该士绅之生平、事迹及住址外，多加以详述自乙未变革后，其对日本当局的“贡献”和“协助”，宣扬教化意味极为浓厚。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祝诗的黄玉阶、黄茂清、郑永南、简朗山、汪式金等都曾被授予绅章，列入《台湾列绅传》。无论是绅章条规还是《台湾列绅传》，表面上是拉拢讨好了文人士绅，实际上也给这些文人士绅戴上礼教传统的帽子，有利于当局的政策推行和殖民统治。

另一方面，殖民当局对于中国台湾地区的语言、风土人情十分陌生，必须依赖在地方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和百姓沟通，实现其殖民统治，而文人士绅的名望正是当局拉拢士绅的重要考量。据许世楷描述：日本刚占领台北不久时，由于当地人遭受侮辱及粗暴对待的事例层出不穷，中国台湾籍士绅以“而后一切民情由该局具陈，消除上下隔阂”为目的，在获得“总督府”的认可下创设保良局，并在保良局章程中记录相关条款。①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玉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可见，日据初期，殖民当局需要依赖士绅协调和解决官民冲突和矛盾。在殖民统治过程中，“台湾总督府”将士绅悉数纳入基层行政和治安组织中，建构地方社会新领导阶层。如黄茂清曾任职于艋舺保良局，林佛国曾任台北州协议会员，黄玉阶任大稻埕区长，陈其春曾任多项官职，包括“总督府”副官部嘱托及台北辨务署、台北市协议会员等，郑永南从事保良局事务及担任桃园街协议会员、桃园卫生委员长等职，汪式金担任保甲局长、街庄区长、八里庄协议会员等职……虽然职位中大部分不具正式官吏资格，且无升迁机会，无固定俸给，可说只是遂行殖民行政任务的辅助工具，但在日本殖民当局的笼络下，文人士绅为协助管理事务和推行“现代化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台湾近代名人志》记载，1911年初，黄玉阶与谢汝铨发起“断发不改装会”，黄玉阶被选为会长，于2月21日举行第一次断发大会。结果，一呼百应，各地纷纷热烈响应断发运动，竞相成立“断发会”，影响所及，亦掀起放足运动的热潮。②吴文星：《台湾近代名人志》第一册，风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53页。

（二）在文化上与“台湾总督府”的唱和

从汉诗在《台湾日日新报》上的刊登情况可以看出，前期汉诗的刊载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反映了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待汉诗的态度，是从迟疑转变为出于笼络的需要而采取支持甚至参与的策略。“台湾总督府”邀请东京文坛第一流汉诗人籾山逸也出任汉文版主任，代“总督”执笔与中国台湾地区文人唱和。栎社社长傅锡祺在《栎社沿革志略》中记录了这样的景象：

东都名士籾山衣洲（逸也）工汉诗，向曾主《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笔政，去台数年矣。者番来游，四月二十七日（古历四月初三日）集社友悔之、痴仙、南强、沧玉、联玉、槐庭、少舲、伊若、惠如、卿淇、蕴白、子材、灌园、鹤亭等十有四人于台中新庄仔蔡君莲舫别邸，开会欢迎之。正宾外，有枝台中厅长、佐佐木庶务课长两陪宾。诗有《赠衣洲》《送春》诸作。③傅锡祺：《栎社沿革志略》，《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八辑，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10页。

在日本殖民者入台后，文人士绅在思想上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正如黄美娥在述及日据时代传统诗社的现代性体验时这样写道，回顾日据初期的“传统诗社，其实经历了一个由危转安的阶段，原本当地人以为在异族统治之下，传统诗社恐遭禁制，未料还有再生的生机”④黄美娥：《重层现代性镜像》，麦田出版2014年版，第148页。。在此过程中，传统文人由重拾传统文化的“感动”转为对日本殖民当局的“感激”，使殖民统治者笼络的目的达成。虽然传统诗社得以继续存在，但书写的自由却无法得到保证。在异政的主控下，文人的立场如果有所“偏颇”，自然没有好结果。《台湾瀛社诗学会会志》便记录了几位因不配合或反对当局的社友遭受迫害的事实。其中，先有瀛社第四任社长李建兴因拒学日文而被判刑入狱，再有社友欧剑窗因倡言反劳务奉公被日人以违反“治安警察法”逮捕入狱乃至死于狱中，又有第五任社长杜万吉也因李建兴事件及诗句遭忌下狱，等等。⑤林正三、许惠玟：《台湾瀛社诗学会会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版，第427—428页。传统文人为了保全自身，更为了“保存国粹以延一线斯文于不坠”，不得已有迎合当局的时候。出于笼络的需要，“台湾总督府”鼓励日人参与汉诗欣赏和创作，甚至有不少日人加入诗社，如日据时期的瀛社就包含了日籍人士七名，这七人包括《台湾日日新报》的村田副社长和伊藤编辑长。这些日人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诗社创作的自由度，诗社其他社员的创作取向必然受到影响。江宝钗在《台湾古典诗面面观》中就提到：“……古典诗的创作，从初始的遗民诗形态，到乙未变后的抒情言志，渐朝游戏的方向一路走。”⑥江宝钗：《台湾古典诗面面观》，巨流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71页。在异政主控的语境下，传统文人的诗句难免有言不由衷的时候。那些好不容易取得资格在殖民当局所谓的政府机构内任职的文人绅士，更是要面对“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事实。

“始政”周年纪念日往往是“台湾总督府”大肆渲染其殖民“政绩”的好日子，特别是随着殖民的不断深入，中国台湾地区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国内，殖民获得的巨大利益使日本政府越来越重视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控制。《台湾日日新报》是日据时代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又属于半官方性质，因此每到“始政”周年纪念日的时候，特别是到了殖民中后期，报纸便会出现大量祝辞、颂扬“政绩”的社论、宣传广告等，营造一幅“繁荣昌盛”“万人欢庆”的景象。在这样的情形下，汉诗自然是免不了的点缀，一方面表现文人绅士的“幸福咏唱”，另一方面也体现殖民统治的“政绩”。从“始政”周年纪念日祝诗作者的身份来看，有不少是在《台湾日日新报》任职的记者或编辑，如黄茂清、谢汝铨、林佛国等，自然需要为报纸的主题方向添笔。祝诗在报纸的版面位置一般比较靠后，是对前面祝辞、颂扬“政绩”的社论、宣传海报的附随与唱和。如“始政”二十周年纪念日（1915年6月17日），《台湾日日新报》第一版是一张大幅的广告，祝贺“始政”二十周年，广告大力宣扬“总督府”的殖民统治“政绩”：

……岛民向化，藩黎束格，鼓腹含哺，顺帝之则。既庶既富，教育宏施，匪富无生，匪教无知。汽车之通，南北纵贯，藩界既开，东西横断。殖产之兴，卫生之掌，凡百施设，视前霄壤。方今岛民，智识日开，断发解缠，诸会竞催……

上述文字主要从教育、交通、卫生等方面强调殖民的“现代性”。而第五版发表的《祝“始政”满二十周年纪念日》中，王名受的祝诗写道：

振兴学校，教育群英，风琴雅管，涵养性情。预储国器，为干为桢，银行邮便，金贮满籝。电灯水道，铁路功成，利权业产，登记分明。联环保甲，众志成城，丈量土地，清洁卫生……凶蕃向化，无事长征，开疆拓土，万国闻名。黎民悦服，葵向心倾，解缠剪辫，脱离火坑。

同期六十一版王名许的祝诗也是大同小异：

安良除暴日，秦镜仰高悬。铁道通行便，睽连电信传。更新开学校，教育执新鞕。邮便银行设，贮金并积钱……沟渠清洁重，警吏视殷然。水火防灾害，卫生急解缠。开山惩丑类，归化快争先。

可见，这些诗句只是对殖民当局的附和，并无多大艺术价值。有些甚至为了献媚，夸大事实，或与当时的事实不符。《台湾日日新报》1915年6月17日刊登的林知义的祝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万年有道归文教，一视同仁系圣心。”另1925年6月17日黄承顺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了这样的诗句：“海国恩沾三十春，无分畛域视同仁。即今教育皆完美，从此文明次第新。”在《台湾日日新报》刊登的“始政”周年祝诗中，诸如此类强调“一视同仁”的诗句不在少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仅就“始政”纪念日庆典活动而言，就未对所有中国台湾籍人士开放，显露出自上而下的歧视意味，轻易地击破了殖民者“一视同仁”的美好说辞。且无论是“国民待遇”还是教育等，殖民地都与日本国内有天壤之别。殖民者以“现代”与“文明”之名虏获部分传统文人士绅，使其失去了对殖民“现代性”的批判力。

三、文人士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坚持

日据初期，《台湾日日新报》对中国台湾地区诗社的成立和推动起着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有多名社员任职于该报刊的瀛社。《台湾瀛社诗学会会志》提到，瀛社消息“多刊载于《台湾日日新报》，如例会时间及地点、课题题目、题目释疑，甚至鼓吹社员参与诗社活动等等，皆是借助媒体的力量，使得‘瀛社’在短时间内广为人知”①林正三、许惠玟：《台湾瀛社诗学会会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版，第418页。。但到了日据后期，《台湾日日新报》关于诗社的报道和汉诗的刊载逐渐减少，这和时局以及当局的语言政策有一定的关系。1920年以前古典文学一直占据中国台湾地区文坛的主流地位，在白话文文学兴起后汉诗有消退之势，这也得以解释为何祝诗数量在“始政”二十周年（1915年）达到最多，而非活动规模最为盛大的“始政”四十周年庆典。同时，汉诗在殖民统治地的语境之下，无疑是个鲜明的“文化表征”，时刻提醒着不可抹除的文化差异，殖民当局对于汉文逐渐采取废除的态度，而强制推行日语。1937年为了配合全面侵华的战时政策，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后，汉文作品的萎缩更是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总督府”以“有其害于国语之普及，且今日虽废存汉文栏，于读者亦无甚感觉不便”①《废汉文栏 议会质问 森冈长官答辩》，《台湾日日新报》1937年3月3日。.为由，禁止报纸的汉文栏。《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台南新闻》和《台湾新民报》不得不在4月1日撤销汉文栏，汉诗在《台湾日日新报》等报纸上刊载的机会就极少了。在备受排挤和压制的情况下，中国台湾地区文人并没有就此放弃对古典文化的坚持，而是另觅发表的渠道，《台湾文艺杂志》《台湾诗报》《台湾诗会》《诗报》等刊物随着中国台湾地区诗坛的发展孕育而生，也成为发表的新渠道，曾在《台湾日日新报》任职的谢汝铨也在《风月报》任主编，负责旧体诗文部分，继续汉诗的书写。

中国台湾地区文人对传统汉文化的认同和坚持还表现在他们创作的“乡土”气息。除了不得已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如节庆、欢迎日本政要等场合需要作一些歌功颂德的诗句外，中国台湾地区文人创作更多的是表达对家乡的喜爱和对民间习俗的关注，如“瀛社诗坛”中的《板桥别墅即事》《稻江怀古》《剑潭寺》《太古巢怀古》等就是对建筑、历史遗迹的咏赞。《七夕》《桃符》等诗作则是对民间习俗的描写。在日据时期，中国台湾地区诗社众多，诗社内部和诗社之间经常举办活动相互唱酬，这样“通过诗社内部和诗社之间的联吟酬唱活动，诗人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提高了民族意识和认同感”②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同一时期由林痴仙、林幼春创办的诗社取名为“栎”，作为自我勉励之意，表达士绅要把汉文化承续下去的志向。

除了创办诗社，为了让汉文能够得到延续，有条件的中国台湾地区士绅聘请家庭教师教授后辈学汉文，曾一度让只教授日语的公学校招不到学生。1915年由二百余名士绅合力捐款建成的“台湾公立台中中学校”，是第一所专为培育中国台湾籍学子所设立的学府，也是当地人争取教育主权的象征。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与象征，倘若失却了汉文，那将导致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地区的凋零与殖民反抗力的丧失。文人士绅在台湾地区中华传统文化命悬一线之际，竭力保存汉文血脉，保持了自身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坚守，也从一定程度上粉碎了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

四、结语

日本殖民者进入中国台湾地区后，本处于社会领导阶层的当地文人士绅陷入一个艰难的处境，在异族的统治下，原来的阶级秩序和保障制度都发生了改变。有些文人士绅选择去适应新的世务，包括接受“新教育”来获取新的“文化权力”，也包括利用已有的“文化资本”为殖民统治者协调官民关系，与“总督府”诗酬唱和。这些传统文人士绅虽然表面上有了新的身份，表现出对殖民当局的顺从，但他们与殖民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复杂交织的。一方面，他们之间因为利益关系而牵连在一起，互相唱和，互为所用；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文化认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警惕和紧张的，文人士绅始终是被殖民者，在异族的统治下也是举步维艰。透过对“始政”周年纪念日祝诗作者在世变下的肆应探究，有利于还原特定的历史情境，对于文人士绅阶层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处境和肆应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