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依据与角色定位

何志武 游祯武

[提要]县级融媒体为何能参与乡村治理以及以什么身份参与乡村治理,这是研究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最为基础的问题。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依据是:两者在战略背景、行动场域、价值指向等方面具有共通性和互嵌性。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定位是:舆论引导的媒体、意见交流的平台、数字乡村的智库、组织动员的主体。县级融媒体的角色定位使其成为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和联结其他要素的必要环节。

2018年9月中宣部提出要在2020年底基本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全国的全覆盖①,此目标已基本实现。2020年“十四五”规划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提出要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②;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1];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2]。显然,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县级融媒体建设已超越行业内部的县级媒体融合发展策略,而成为参与乡村治理的筑底工程。虽然目前全国已基本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挂牌的全覆盖,但距离充分发挥其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还有较大的距离。实地调研发现,许多县市在这一问题上尚未真正破题,还只是把县级融媒体当作增强型的生产和传播新闻的媒体,尚未认识到其超越媒体的多种价值和职能。要全面有效地发挥县级融媒体在参与乡村治理中的多重功能,必须对县级融媒体为什么能够、以什么角色参与乡村治理等基本问题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再认识。

一、问题的提出

虽然全国2000多个县(市)基本都按照中宣部的要求在2020年底完成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搭建和挂牌,但在功能发挥上各地存在着巨大差异。多个省市实地调研发现,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仍然仅限于做新闻报道,只不过因为增添了新的传播终端而提高了新闻生产量、丰富了新闻呈现形态;也有一些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增强新闻报道的同时,增加了一些组织文化活动的内容,如为企业组织开业或周年庆典;还有一些县级融媒体中心偶尔组织一下助农直播带货等。这些内容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而言固然是重要的,但与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超越媒体的属性和职能相比,还远远不够。

加强县级融媒体建设是中央部署的重要战略工程,其意义并非仅限于解决行业性的县级媒体生存问题,而应将其置于促进县域社会发展和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要素中去考察。自2018年8月21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以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迅猛增加,这些成果从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内涵、意义、功能、路径等方面丰富了县级融媒体的相关研究。关于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内涵及功能,有学者指出县级融媒体建设的主基调是巩固执政基础[3],它兼有政治和传媒双重属性,政治逻辑决定媒体逻辑,具有政治沟通、社会整合、民生服务、风险感知和危机化解、文化黏合等功能[4];有学者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底色是新型的新闻媒体,本色是“媒体+政务”建构对话协商平台,特色是“媒体+服务”打造差异化的服务平台[5];平台化是许多研究者对县级融媒体的基本定位,如“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县域之中的媒体综合平台,是一种中介化的平台,可以将党和人民、政府和群众、意识形态与日常实践有机勾连。”[6]也有学者将其定位为集成服务平台,“汇聚整合各种有价值的服务板块资源,建构生机勃勃的集成服务生态”[7];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重心是平台化建设,只有回归平台思维,按照核心交互、平台共享、价值共创的原则,重构融媒体中心的产业价值链及价值关系,才能解决已凸显的各种矛盾,从而推动县级融媒体真正走向平台化发展之路[8]。然而,这些研究多是在技术赋能的背景下去理解县级融媒体的工具价值,将平台化、整合资源作为县级融媒体创造公共价值的目标,对于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依据则回应不足,也使得相关研究并未重视技术赋能背景下乡村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多元主体间关系的变化,这显然与县级融媒体所面临的基层社会治理情境不相符。

从历史上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前,媒体主要发挥着政治宣传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媒体的市场化改革,媒体同时扮演着政治宣传主体与经济活动主体两种角色。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体只是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而不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之一[9]。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国家对媒体参与社会治理产生了新的角色期待。2016年10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10]。因此,要“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加快提高网络管理水平,加快增强网络空间安全防御能力,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10]。

从基层治理实践来看,“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已成为一项国家战略,旨在全面参与乡村治理,表明县级融媒体已超越了传统的媒体角色与功能定位,一些地方的县级融媒体建设实践已经体现出其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从实地调研情况来看,目前大多数县级融媒体中心仍停留在强调新闻宣传的单一职能层面,仅是对原有的县级报社、广播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的机构、人员进行整合,但却没有将整合政府的信息(数据)工作深度嵌入进融媒体中心新的职能中,能看到的可见性的变化还只是反映为新闻传播终端的增加、新闻报道数量的增加和一些新闻形态的变化。

由此可见,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从业者,对于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依据、角色和功能尚未形成清晰、统一的认识。基于此,重新审视和厘清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依据和角色定位,即县级融媒体为何能参与乡村治理、以什么身份参与乡村治理,是科学认识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起点,也是县级融媒体深度参与乡村治理的前提和基础。

二、价值依据: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基础

社会治理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不同社会系统之间协调互动的行动过程,其本质是多元主体为着公共利益协同合作的过程,它要求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共同发挥作用。就乡村治理而言,县域内多元社会主体包括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个人组建的治理共同体,各方协同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建共治共享,是其核心要义。县级融媒体之所以能够全面参与乡村治理,是因为两者在战略背景、行动场域和价值指向方面具有共通性和互嵌性。

(一)战略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1]的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12]。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13]由此看来,治理重心下移和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关键。

乡村作为社会治理的切入点、落脚点和着力点,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速度和质量。没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就没有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整体现代化,更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的对象是县域社会,复杂性是县域社会的显著特点。从横向来看,它涵盖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多个领域;从纵向来看,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最基层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其所面对的是涣散的村民自治组织和“原子化”的村民,乡村公共性缺失普遍较为严重,加之多年来农村青壮年大量外流,常住农村的多是老年人和留守儿童,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面临重重困难。面对如此复杂的治理对象,必须充分调动县域社会内的基层党委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市场主体、个人等一切社会力量协同参与,使其从“站在边上看”向“撸起袖子干”转变,形成一个人人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如此,现阶段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呈现出信息建设、数据资源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深度嵌套,城乡社会治理进入到数字化新阶段,而乡村社会在数字建设方面的落后,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复杂程度、困难程度以及对数字技术手段的倚重程度。

“任何历史阶段上的治理理念与实践方略、理想状态和价值取向以及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所能达到的水准与效果,最终还取决于治理的技术和手段。”[14]媒体向来被认为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更偏向于单向性传播,缺乏双向互动,难以形成有效的社会对话和价值共识,而县级融媒体作为传播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融合性产物,超越了传统媒体的角色和功能定位,它可以嵌入县域社会的每一个街道、村庄、社区,打通乡村治理的毛细血管,以信息流带动人流、物流,将治理主体、治理要素、治理领域都纳入到它所搭建的智能化的集成信息服务系统和社会治理行动系统中,成为党和政府深入推进社会治理精准化、精细化的重要抓手,整体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级,从而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战略目标。正是基于现代数字技术赋能,县级融媒体具备了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而“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国家战略则使其获得了参与乡村治理的政策赋能,为其全面参与乡村治理的战略任务赋予了超越媒体的角色和职能。

(二)行动场域

两千多年来,县域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治理单位,处于执政兴国的“第一线”。中国国土面积广袤,区域差异较大,不同地区的县存续于不同社会脉络和地理空间之中,而且县域之间的管辖范围、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不同县域社会环境下的信息需求、社会发展路径、治理方式都存在很大不同。可见,我国乡村治理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不能简单地“一刀切”或使用单一模式进行强制嫁接。县域空间作为国家与社会直接互动的场域,既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起点,也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必须回应和实践的社会现实。[15]

县级融媒体作为扎根县域社会的在地性媒体,具有地缘和资源两方面的天然优势。地缘优势是一种地理空间和文化心理上的接近性优势。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绝大多数的人,不论是在先进或传统社会都生活在地方里,并且感知到他们的空间是以地方为基础的空间”[16](P.518)。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指出:“地域和文化的特性永远不能消除,永远不能绝对超越”[17](P.157-158)。县级融媒体处于机构传播网络的最基层,空间上具有接近性的优势,它紧密关注本地社会的变动,遵循“本地人写,写本地事,写给本地人看”的原则,产品的素材和内容来源于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反映出城镇社区和广阔乡村生动鲜活的前沿实践、社情民意,能够让基层民众感受到更为亲切的“地方感”,更容易渗透到村、到户,增强用户群体的黏性。从资源优势方面来看,县级媒体深耕县域社会多年,多年来沉淀了庞大的用户数据、媒体数据、商业数据等。县级融媒体整合了县域内的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媒介资源,形成商业数据、用户数据、传播渠道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县级融媒体依托于商业数据优势,能够根据地方的优势产业与地方特点,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依托于用户数据优势,可以刻画出清晰完整的用户画像,为进一步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参考依据,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指向性生产与精准化供应;依托于传播渠道优势,能够利用多种媒介形态和媒介平台,与基层民众深入互动,了解民情民意,纾解舆情民怨,实现基层矛盾在地化解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具有其他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

(三)价值指向

推进乡村治理和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为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做出的战略抉择,两者在价值指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实施过程的全要素调动也具有结构上的一致性。

从价值目标上看,乡村治理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目标都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实现县域城乡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任何实践行为和社会活动都是有价值预设的,基层社会治理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必然内在地蕴含着自己的价值预设和价值旨归。”[18]乡村治理是一项高度综合性工程,其对象涵括县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各个领域紧密相连,不可拆分,它们构成区域性的社会整体,其治理目标具有高度的协同性,唯有同步推进方能实现综合治理、全面协调发展的目标。在以共同富裕为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目标的综合性还包含了县域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唯有全面解决好县域城乡居民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全面发展县域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保障基层百姓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权利,才能称得上真正实现了乡村治理的目标。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是其根本任务,而服务群众的功能定位包括政务服务、商务服务、生活服务、文化服务等,以有效地促进乡村居民高质量地在地生存、在地发展。在政务服务方面,县级融媒体可以打通基层民众的意见表达渠道,让每一位个体都能够自由、充分、真实地表达意见,而且县级融媒体作为连接性主体,可以对网络民意进行整理和归类,分发给相关责任部门进行针对性回应,进一步激发民意表达的活跃度。在商务服务方面,县级融媒体可以通过平台赋权、平台增能,实现乡村与市场的高效对接,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在生活服务方面,县级融媒体提供的生活服务信息,有利于城乡居民制定或调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决策。在文化服务方面,县级融媒体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深度挖掘和呈现乡村本地的优秀文化,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也可以借助融媒体平台,呈现县域城乡居民自主生产的视频产品。由此看来,乡村治理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价值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从实现目标的方式看,乡村治理和县级融媒体都强调调动一切主体的积极性,让多元主体凝心聚力,形成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共同体。治理从其本意而言就是从垂直结构的层级管理转向扁平结构的协商共治,是基于多元主体的互相依赖、协商自治的共同协作过程。治理概念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了行政管理的理念,它强调治理事项的相关者均为治理主体,都应主动参与到治理过程的实践中来,而不是被动的任务接受者。就乡村治理而言,其治理主体不只是县委县政府,乡镇党委和政府也不只是上级指令的接受者和执行者,而是治理乡村的能动性主体,其依据当地实际制订决策、动员和协调更广泛的主体参与治理过程是其主体性的重要体现。除了地方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村级自治组织和村民也是不可或缺的乡村治理主体,他们是乡村治理中最具活力的要素。乡村治理就是要通过政策、渠道、技术等途径调动治理过程和目标所涉全要素,编织乡村治理的主体网络,形成乡村治理共同体。县级融媒体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引擎,能够动员和唤醒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并通过对多元主体的信息公开、资源共享和行动的协调配合,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协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2]作为乡村振兴发展的总体要求,这也是乡村治理的总目标。围绕这一总目标,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充分发挥其作为媒体的基本功能,如进行新闻报道、社会动员、舆论监督、组织协商等;也应发挥其超越媒体的功能,如设置基层民意主动呈现的端口和渠道、设置城乡网格社区便于动态收集基层各类信息、建立社会民意的信息数据系统、设计各界联动的民意回应系统等,都是为了实现乡村治理的总体目标而全面调动和协调各方主体力量,以形成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进一步发挥智能媒体信息枢纽和社会连接作用的体现。

三、角色定位:乡村治理视角下县级融媒体的功能拓展

2020年11月13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指出,要将县级融媒体建成本地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做强做实基层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新平台、新载体、新阵地。③可见,县级融媒体超越了原有县级媒体在基层社会中的价值意义,从传统的信息传播职能转向融合信息传播、基层治理与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社会治理整合功能,成为县域社会治理的新平台。[19]

县级融媒体作为一个整合全县域广播电视、报刊、县政府网站、微信微博、客户端等公共资源的新闻媒体矩阵,深度嵌入县域社会体系,植根于县域乡土之中,其“天然具有的基层架构属性,与本地市场相互依存性和亲近本地民众的文化心理与情感认同等特点,使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都有着参与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先天优势”[20],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承担着主导性主体的角色。根据乡村社会治理的特点,县级融媒体可以将自身定位为以下几种角色。

(一)舆论引导的媒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看到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担负着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21](P.63)。对于县级融媒体而言,其首要任务也是建成主流舆论阵地。当前,县级融媒体被赋予了多重角色,但其最基础的角色是地方主流媒体,承担着舆论引导的重要使命。县级融媒体要扮演县域主流媒体的角色,必须从认识上厘清新媒体环境下基层舆论生态、基层媒体解决舆论引导“最后一公里”的基本逻辑。

县级媒体作为最基层、最贴近群众的媒体单位,直接面对广大基层群众,是党和政府思想舆论工作的“底盘”。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其逐渐成为基层群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传统的县级媒体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使得国家政策信息、本土新闻资讯等难以再通过传统媒体触达基层社会的各个角落。但是,新媒体环境中的信息错综复杂,其中谣言、色情、暴力等负面内容层出不穷,特别是似是而非的传言充斥其间,成为影响县域舆论生态的重要因素,严重干扰了县域舆论的健康有序格局。与此同时,新媒体也成为人们自主生产和自由传播各类信息的渠道,把关机制的弱化加上基层群众的文化水平千差万别,因认知能力所限或情绪因素影响,一些基层群众在传播本地事实信息时随意剪裁,这种行为迎合了“后真相时代”的传受心理,却进一步滋生和加剧了基层信息传播的乱象。诸多因素的叠加给基层的舆论引导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凸显了县级融媒体在坚守和巩固基层舆论阵地,打通舆论引导和舆论治理“最后一公里”方面的艰巨使命。

新媒体时代的主流媒体不再限于传统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传统媒体的受众纷纷转身为融媒体用户时,赋予融媒体的主流媒体地位势在必然。对于处于基层的县级融媒体而言,也是如此。作为我国现代传播体系中基础性、战略性的重要一环,县级融媒体是基层社会舆论的发射器和放大器,其职能不仅是传播新闻信息,做社会环境的监测者,更是需要通过生成新闻舆论,引导公众思想,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在信息过载、声音多元的今天,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渠道优势和注意力优势有所削弱,县级融媒体如何才能使媒体内容广泛覆盖,连接县域城乡最广大的受众?如何才能“在人的心灵里搞建设”,卓有成效地影响受众的思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将县级融媒体定位为新型传播平台,是一种基于用户需求端变革的新闻媒体。受众需求在哪里,新闻舆论工作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县级融媒体可以深化新闻内容生产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通过整合渠道多点联动,传播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及时、准确、全面地回应基层群众的所思所盼、所疑所惑,让该热的热起来、该冷的冷下去、该说的说到位,成为他们获取新闻信息的首选渠道。只有当县级融媒体牢牢占据县域社会舆论生成演化的中枢平台位置,有效提升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才能让县域群众对其产生路径依赖。

“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是县级融媒体的基本功能定位,这两者又是紧密联系的。服务群众是目的,也是更有效地引导群众的先决条件。只有当群众的诉求能得到及时回应,所反映的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打通了基层群众的心理堵点,怨气少了、心气顺了,对搭建服务桥梁的县级融媒体信任了,县级融媒体引导基层社会舆论自然就有了好的效果,进而避免潜在风险的发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一些县级融媒体中心做好服务群众大文章,如在融媒体系统中设置“一线民生”“民呼我应”等板块,凡是群众反映的问题,都及时分发给问题指向部门,限时回应,限期解决,并回访群众满意与否。如湖北省赤壁市融媒体中心做实“新闻+问政”,在问政平台设计了闭环管理的“四单”模式,即市民群众“下单”、融媒平台“派单”、单位部门“接单”、纪委监委“督单”,以问政平台的“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事必办”“有错必纠”,实现市民群众的“话能说”“气更顺”“事好办”。其创建“新闻+问政”的服务理念就是“听民声、解民难、化民怨”,监督政府部门履职尽责,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减震器”“稳定器”的作用。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而言,打通引导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说到底就是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二)意见交流的平台

作为意见信息传播的平台,媒体是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和多元主体意见交流的平台。民意是人民群众意愿、呼声和利益诉求的综合反映,是党和政府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基础和基本依据。自党的十五大提出“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22]以来,历次党的重要会议都特别重视政策过程的公众参与。前互联网时代,人们的意见表达渠道相对较窄,且多处于被动等待的状态。尤其是对于地处偏远的农村地区来说,民意表达的渠道更为有限。随着新型传播技术的普及及其对日常生活的渗透,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也为观点的自由表达和分享提供了新渠道。从传统的广场议事到现在的网络平台议事,基层民众对公共热点话题的讨论从线下转向线上。伴随着网络的普及,乡村网民的数量迅速增加,加之乡村青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群体意见表达也得到新媒体技术的充分赋能。然而,网络是一个无限庞杂的空间,对全网的民意信息进行挖掘、搜集和分析,难度大、成本高。县级融媒体在县域社会“土生土长”,具有天然的地方性、亲近性和可供性优势,不仅是县域社情民意的汇聚平台,更是基层民众意见交流的平台,有效保障了基层民众的媒介近用权。

“新的民主要求呼唤新型的媒介形态,深度的民主必须呼唤互动性更强、更便捷的参与工具的出现”[23]。县级融媒体通过新媒体技术的连接和整合,“搭建了一个开放的新型对话平台,建立起县域所有治理主体间的多向度连接”[24]。在技术优势的加持下,这一新型对话平台具有开放性、平等性、互动性的优势。作为一个没有门槛、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意见交流平台,为政府官员、普通群众提供了自由表达、平等交流的机会和场所,实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通道。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的离散化问题日益突出,外出务工人员的大幅增加进一步加剧了离散化程度。集体议事几近消失,农民群众的意见表达缺乏有效的渠道,更谈不上充分的意见交流。县级融媒体作为一个信息网络系统,只需设置意见表达的相应模块,就能广泛汇集来自最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地处偏僻的乡村还是外出务工的遥远城市,都可通过融媒体平台表达诉求、建言献策。如江苏省的邳州融媒体中心创作推出H5互动产品——“@邳州人,书记喊你加入群聊,讨论这件事”,征求广大网民为邳州市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吸引了10余万用户参与讨论,提出了2000余条有价值的建议。④由于融媒体可以双向互动,因而也就成了多元主体的对话协商平台。湖北赤壁市的“云上赤壁”问政板块,对于市民提交的诉求会第一时间分发至对口部门进行处理,回复率100%,办结率98%。[25]每个意见表达都有可能得到政府部门的回应,也有可能引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激烈讨论。县级融媒体可以开展热点公共议题的“圆桌会”,邀请多元主体进行直接的对话交流,达到精准协商、理顺情绪、凝聚共识、贡献智慧,进而形成合力的效果,充分发挥县级融媒体服务乡村治理的作用,实现乡村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

(三)数字乡村的智库

中国的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制约了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发展。为适应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26],此后连续五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涉及数字乡村战略,进一步阐述了数字乡村战略的重点任务、战略目标和保障措施。作为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性乡村数字化改造工程,涉及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领域的内容,参与主体涉及基层党委政府、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基层民众等。作为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县级融媒体既直接参与数字乡村的建设,又利用数字乡村建设的成果进行咨政报告的内容生产,发挥媒体的智库作用。

县级融媒体直接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有多种方式,如在县级融媒体平台系统设置不同的功能模块,既收集来自基层群众的诉求,又为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便捷的指导。福建尤溪县融媒体平台设计的数字乡村模块,除了常规的各类生活信息查询的便民服务内容,还建立了多层次的网络管理体系,既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也尽力将基层社会矛盾化解于基层。此外,数字乡村模块还为每个农户绑定了就近的医生、民警、农技员等,遇到生病、治安、生产等问题随时可通过电话或网络得到服务。也有县级融媒体利用数字技术建立家庭档案,激励城乡居民主动参与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如湖北省长阳县融媒体中心建立了文明实践积分制管理系统,为县域内每一户常住家庭建立文明档案,围绕遵纪守法、爱党爱国、生态环保、诚实守信、热心公益、家庭和美、崇德向善、邻里和睦、移风易俗、创业致富十个方面分别制定量化的积分细则,通过积分形式记录村(居)民日常所做的好人好事和参加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的具体表现,用积分记录美丑,以积分兑换奖励,让“美”有价值,让“丑”有压力。⑤

县级融媒体不仅仅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工具和中介,也扮演着内容生产者、信息传播者和舆论引导者的角色,更是释政者、咨政者、孕才者,发挥着媒体智库的支撑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

一是释政者,向基层群众清晰地阐释政策理念。作为基层媒体,县级融媒体能够结合社会热点和群众关注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易于接受的日常话语,精准解读政策文件,增强其影响力和接受度。如通过新闻报道、解读评论、政策答疑、话题专访等形式,辅以可视化的图表、图解等呈现方式,将数字乡村战略与基层群众利益的关系讲清楚、说明白,确保基层群众能够知晓政策、弄懂政策、记住政策、认同政策,打通政策与民情连接的“最后一公里”,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舆论支持,确保政策落地。

二是咨政者,为政府部门提供建设性的研究报告和决策咨询。数字乡村建设一方面有利于推动乡村社会对数字技术的综合利用,充分发挥网络、数据、技术和知识等新要素的作用,激活行为主体和市场要素,不断催生乡村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统筹推进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信息化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制订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让政策更充分地获得县域社会的数据支撑,更符合地方实际。县级融媒体具有强大的资源连接和整合能力,打通了县域内不同部门、不同群体的数据壁垒,汇集着庞大的政府部门数据、商业数据、媒体数据和用户数据,是县域社会的信息库。县级融媒体平台还可打造“数字乡村战略”前端主板块,进行议程设置,实现县域社会发展问题的精准收集,更好地汇民意、聚民智、集民力,建立地方公共政策的民意民智数据库。掌握了县域社会数据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发挥其作为媒体的组织能力和桥梁作用,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数据分析,定期或不定期撰写高质量的分类分析报告,为政府决策提供咨政服务。

三是育才者,为数字乡村建设培育数字人才。事靠人做,业靠人兴,人才是数字乡村战略的第一要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现象愈加严重,而且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普遍偏低,没有能力快速地培养出本土急需的数字技术人才,加上农村地区在吸引外来人才上有难度,导致农村人才缺口巨大。没有数字技术人才的支撑,数字乡村战略实施的政策就无法有效地进行横向和纵向维度的扩散。县级融媒体可以利用自身的政治优势和资源优势,联合其他智库机构、高校,常态化地举办线上线下的专业数字技术培训,通过设置任务打卡、积分奖励等形式,培育数字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强调要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与培训,普及提升公民数字素养。⑥县级融媒体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信息优势和渠道优势,邀请学界专家和业界精英,有针对性地进行知识传授,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也可借助媒体平台,采用“大水漫灌”的策略,多渠道、多层面地向目标人群灌输专业知识,激发他们内生的主动性、创造性。

(四)组织动员的主体

公共性是指维系公共生活的公共精神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框架,它是构建社会公共关联和维系社会内在秩序的基础,也是创新基层治理的根基。伴随着个体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公共性的衰落已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流入城市,导致乡村公共事务参与主体缺失,留守人群社会参与积极性下降,这些都进一步消解了乡村的公共性。不只是乡村治理主体中的个体缺乏公共参与的意识和行动,基层的村级组织建设也较为薄弱,无论是村里集体经济的发展,还是为民服务的意识与能力大都未达到相应的要求。其他的企事业单位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也未必能自觉地基于公共性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职责,主动与其他单位和个人结成乡村治理的共同体。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要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如何充分调动和激发村级组织、乡村居民以及其他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既是解决当前乡村治理的难点,也是乡村振兴的重点。

早在1901年5月,列宁就在《从何着手?》一文中鲜明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27](P.45)。作为宣传员和鼓动员,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节目)唤醒人们的公共意识,培养人们的公共精神,激发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在多屏融合的时代,县级融媒体依托于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技术优势,能将多元主体纳入到一张承载着各种信息流、资源流和物质流的乡村社会网络之中,其宣传和动员功能的发挥更具精准化、科学化和时效性等优势。它可以针对不同的信息接收终端制作不同形式的内容产品,满足不同终端用户的信息接受特点和需求,提高宣传和动员的效果。从内容来看,县级融媒体可以主动设置议程,围绕特定议题组织广泛的讨论,形成强烈的舆论氛围,引起和促进多元主体的自我审视、观念变革和认同,使其转变成乡村治理的积极参与者。

作为集体的组织者,县级融媒体已突破了传统媒体的职能,它通过融媒体平台将原本以散点形式存在的乡村民众连接聚合起来,也能通过多重服务将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有效连接起来。有效连接是组织协调的基础。县级融媒体设置服务县域城乡居民的模块系统,如各行政村网格系统将分散的村民集纳进统一板块,村民自主表达诉求,就公共事务表达意见和建议,进行讨论和协商,结成村级治理共同体。每一个城镇社区也在融媒体平台拥有独立的板块,“社区留言板”汇集民意和民智,社区居民基于对话协商而结成社区治理共同体。县级融媒体之所以还能在乡村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中扮演主导性主体的角色,把政府各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组织起来,同样有赖于它超越媒体的平台链接功能。县级融媒体可以在其平台系统中为各政府部门、各乡镇设置专门板块,既作为统一的信息公开渠道,也作为服务群众的系统性平台。当县级融媒体将政府为群众解决问题纳入“群众下单—平台派单—部门接单—纪检督单”的一盘棋进行链条式管理时,就把政府、企事业单位、民众组织起来了。不仅如此,县级融媒体还可就乡村治理工程中的某一阶段性工作,对需要参与其中的政府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进行行动步调的协调,真正实现协同治理。

四、结语

县级融媒体与乡村治理在战略背景、行动场域、价值指向等方面具有共通性和互嵌性,赋予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职能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和外在的实践探索,因而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一些地方的创新探索表明,县级融媒体已成为打破乡村治理困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现代信息技术为其参与乡村治理赋能,为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新职能增添了动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理应树立全面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意识,从建设理念、系统设计到内容生产,都必须围绕履行其服务乡村治理的职能来推进,激活其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

作为新型的新闻传播平台,县级融媒体不仅是新闻发布、舆论引导的媒体平台,还是具有开放性、平等性、互动性的意见交流平台,为基层群众、政府机构等多元主体提供自由表达、平等交流的机会与场所。作为乡村治理的主导性主体,县级融媒体既是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智库,全面承担着数字乡村建设的释政者、咨政者和育才者的角色;同时,它又是组织动员的主体,一方面动员和唤起基层多元主体的活力和积极性,增强乡村社会治理的自组织性,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多元主体定期或不定期的对话,互通有无,团结协作,形成动态有序的乡村社会治理关系网络和乡村治理共同体。

注释：

①参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全面启动》,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9/0128/c425268-30594537.html,2018年9月21日。

②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

③参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的通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网,http://www.nrta.gov.cn/art/2020/11/26/art_113_53991.html,2020年11月26日。

④参见:《江苏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八位一体”》,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9/0128/c425268-30594543.html,2018年9月6日。

⑤参见:《“共同缔造,就是把家乡建成我们所希望的样子!”——长江云“新时代文明实践积分制”长阳实践纪实》,长江云,http://changyang.cjyun.org/p/20725.html,2023年7月16日。

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2021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