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赵万里先生二三事

张守常

从报上获知赵万里先生1980年6月25日在京逝世，这位毕生致力于版本目录的老学者和图书馆工作者永远地离开我们了，我作为赵先生的一个学生，尤感哀悼。

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上半年，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四年级，在这毕业前的最后一学年我有机会选修赵先生的《史料目录学》。赵先生的本职在北京图书馆，到北大来是兼课。上课来，下课走，课外见不到他，但每周两小时的课则准时来上，满堂足灌，听起来是很过瘾的。1948年暑假中，我在史学系毕业之后，又考入刚开办的图书馆系，这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能继续听赵先生的课。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系是由本职也在北京图书馆的王重民先生主持创办的，当时只在北大文学院各系毕业生中招收十人，我有幸成为这十人中的一个，于是由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又听赵先生讲授《版本学》。

赵先生讲课是不带讲稿的。他偶而带着一个小布包，里面包着几本书或几叠稿子吧，但我不记得他曾打开过，所以小布包中的东西是不是备讲课用的也不一定。他通常是只带粉笔进课堂，开口即讲，不论是史料目录或版本源流，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再说一遍：满堂足灌，听起来是很过瘾的。

王重民先生给图书馆系讲《目录学》，从“七略”到“四部”，是很正规的目录学。赵先生在史学系讲《史料目录学》，和王先生的《目录学》不同，是介绍书，讲《史记》、《通鉴》等等，全是“大路货”，治史的必读书，介绍有关各该书的种种常识。听来只不过是些常识，然而由自己摸索去获得这些常识却远不是轻易能够作到的。唯其是常识，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是常常用得着的。

在听赵先生讲《史料目录学》的那一学年，年近古稀的陈援庵先生来讲授《史学名著评论》。陈老的本职是辅仁大学校长，他来北大也是兼课，上学期讲的也是《史记》、《通鉴》一类的“大路货”，我因时间倒不开未能听；下学期我才听上陈老的课，讲的是《高僧传》、《五灯会元》等佛教史籍。听陈老的讲法，可以设想上学期之讲《史记》、《通鉴》，是和赵先生之讲《史记》、《通鉴》不相同的，也不记得同时听过这两门课的同学说起过有什么雷同。赵先生着重于介绍，陈老着重于评论，是各具特色，各有千秋的。

记得当时有别的老师曾说，赵先生的“版本学”和陈老的“宗教史”一样，都是绝学。这样提法有些“顶峰”味道，不够辩证；但由此可见学术界对赵先生之精于版本学是很推崇的。因为是讲版本，所涉及的书就不以内容分了，不仅是要讲到“上乘”的经史子集，也常要说到“下乘”的戏曲小说。虽然是讲版本，但对所涉及的书的内容也须熟悉。因此，我听课时发现，赵先生对于戏曲小说，特别是杂剧之熟悉，是也足够专门家的。他讲某书之某版本，诸如版式、刻工、纸张、墨色之特点和优劣，以及收藏、著录、流传、遗失、损毁，乃至盗卖，源源本本，清清楚楚，熟悉极了。在此基础上，他就各本之比较和评价，使人听来觉得有根有据，准确可靠。我后来没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只还记得“监本”、“建本”之类的名词，至于所听的丰富内容，已差不多全忘了。但是对于用书要注意版本，意识到这是治学时应有的一种科学态度或科学习惯，却是从听赵先生讲《版本学》得来的。

赵先生那时才四十来岁，正在，盛年，然而已经具有粹然学者的风范了。他日常总是穿一件蓝布大褂，留着小平头，戴一副黑框大圆光眼镜——这在当时是远落于时尚之后的老式样，然而这同赵先生整个的模样和气度是很协调的，朴素而又高雅，他本身就似是一部精洁的宋版书。

赵先生之给人以粹然学者的印象，更突出地表现在当世的风风雨雨似乎吹打不到他自己的那个版本目录之学的王国里去。那是从1947年到1949年，我听他讲授《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的两年，那是从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解放战争开始转入反攻的历史转折点，到推翻蒋家王朝，新中国即将正式成立的两年。在北京，从1947年夏天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到1948年夏天的“七五血案”和“反剿民、要活命”大游行，中经“八一九”大逮捕，到1949年的迎接解放，是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的两年，而当时设在沙滩的北京大学则是北京学生运动的中心。但赵先生在其中是独来独往的。学生罢课，他也就不来；复课了，他准时来到课堂。开口即入正题，不叙闲言，不谈政治，他似乎是也不想政治。

凡事总不免有例外，赵先生也发生过“反常”现象。那是1949年3—4月间，国民党派代表团来北京谈判，我解放大军则准备着若谈判不成即强渡长江直捣南京的紧张时刻。一天，赵先生按时来上《版本学》，开口突然骂了一句“国民党是猪”！我至今还记得他那一阵怒不可遏的神态。我们听讲的同学们被赵先生的勃然一怒给楞住了。他接着说：“你们知道吗？”我们沉默，不知所答。他接着又问：“你们看报了吗？”我们看过报，但一时不知是何消息应该如此发怒，所以仍然是沉默，静听赵先生往下说。他接着往下说了：“南京政府准备撤退，报上登载他们把多少箱善本书运到台湾去了——这怎么行！”在课堂上常听赵先生讲到某书现在南京，某书是“北平古物南迁”时运走的，所以经赵先生这么一提，使我们也立即感到关切，国民党政府要垮台了，还要把这一大批国宝抢走，真是“这怎么行”！然而赵先生紧接着还有一句：“那个地方太潮湿了！”说时还用手击了一下教桌，仿佛这桌面就是台湾那个该死的潮湿地方。赵先生这几句话是紧连着说的，盛怒之下，说话的节奏很快，我们的思路跟不上，稍迟了一下才回味出使赵先生如此着急的真正原因来，原来他着急的不是这些善本书还要被控制在国民党手中而不还给人民，他着急的是台湾太潮湿，怕把善本书霉坏了。当我们悟出赵先生所以发怒的原意之后，不觉为之莞尔，或者说哑然，但这都是藏在肚子里的反应，没有人笑出声来。赵先生当时的情绪是很严肃的，这使我们笑不出来。赵先生是我们尊重的老师，我们当时若失声而笑是很不礼貌的；我们那时也都没有后来“四人帮”提倡的“造反”精神，所以都以严肃的表情听完赵先生的这一段愤怒的控诉。然后赵先生言归正传，我们便继续听讲。

事隔三十多年了，这一幕景象仍如在眼前。不知运往台湾的善本书如今怎么样了，当不至如赵先生所担心的那样因该地潮湿而霉坏了吧。照管那些善本书的人中或者还有赵先生的老朋友在，倘保存完好，亦有以慰赵先生的亡灵。

还是1949年上半年的事，记得天气已有些热了，忽然赵先生在课堂上兴奋地讲起了《赵城藏》运抵北京的事。山西赵城县(现与洪洞县合并为洪赵县)境的广胜寺里藏有一部金朝刻的《道藏》，卷轴很多，不仅保存了道教的大量典籍，而且补起了版本史上的一大空白。宋版书，包括北宋和南宋，传世者尚皆有一些；但和南宋同时的北方，在金朝统治下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却少有刻版印书传下来。广胜寺的这一部金刻《道藏》是在抗日战争前发现的，大约是1933或34年，由一位旅行家在这里发现了这一宝藏，消息传开，用赵先生的话来说：“这是震动全世界的大事情！”他说时还特地竖起大姆指来打着手式，那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在1933—1934年间，震动全世界的大事是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之后凶芒初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已从东北踏入华北；而在赵先生的版本目录之学的王国里，或者这才应该是震动世界的大事吧——我是这样来理解赵先生之那么郑重地来谈论这件事的。从此《赵城藏》成为治中国版本学或中国宗教史的学者们所普遍关心的事。然而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再也听不到《赵城藏》的下落，它在哪里？它是不是安全？它会不会被战火毁掉？赵先生一直为之悬心了十二年，现在忽然得知它安全无阙，并且运来北京，交给由他主管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收藏，这使他由悬心一变而为狂喜。他把这种不能自己的意外的喜悦一直带到课堂上来，带给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头一班的我们这十名学生。赵先生向我们介绍抢救《赵城藏》的经过，说的有声有色。原来日本侵略军攻陷赵城县城之后，因为知道广胜寺藏有一部宝贵的金刻《道藏》，便派兵进山占领该寺，下一步自然就是将《道藏》劫掠而去了。此事被我八路军侦知，发动一次夜袭，歼灭了盘踞该寺的日寇，将《道藏》全部转移到太行山根据地去。此役我们牺牲了八个战士。赵先生在讲到这“八个战士”时，作一个把大姆指和食指伸开的手式，并且举到至少齐眉毛那么高，提高嗓门，声调激越，显然是很带感情的。“牺牲了我们的八个战士啊！”我至今仿佛还能听得见他说这一句话的声音。这是一位专家对八位烈士发出的充满崇高敬意和深切感谢的悼词。

以后是敌人的残酷扫荡，我太行山根据地军民也常须随时转移，这批《道藏》只好“坚壁”在山洞里，到1949年经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运来北京时，已有不少卷轴因受潮湿而沾连在一起。赵先生曾因害怕运往台湾的那批善本书受潮霉坏而着急发怒，但对这批《道藏》之受潮沾连则毫无抱怨保管不善的意思，能抢救下来已属不易了，封在山洞里受潮湿，乃战争环境中难以避免的事。情况不同，在赵先生心情上的反应也是完全不同的。

书画沾连，经过揭裱，是可以整旧如新的。赵先生说，已从琉璃厂的裱工师傅中请来四位高手，他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把这一批难得的国宝整理好。因为数量大，他估计这四位师傅完成这一任务须十年。我们当时一听是十年，感到这是遥远的未来；然而弹指一挥，三十年过去了，这批金刻《道藏》该是早已整理完好收藏在北京图书馆“保险”的善本书库里了吧。

1949年的上半年，是北京解放后的第一个半年。解放前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所加于我党我军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的不良影响还有待于肃清。我即曾听一位中学老教师说过共产党不要文化，共产党来了北京图书馆要烧掉。这类的话大约赵先生也曾听见过吧。而《赵城藏》的运来北京，即有力地说明正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地重视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

然而此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会有十七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因此便不能不联想到此事若落在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手里又将如何呢？“文化大革命”所要“革”的远远不限于文化，但文化总归是也在应“革”之列的。按照他们“破四旧”的标准，这批《道藏》，或者还要连同广胜寺，是都应予“破”掉的。虽然已经移藏于北京图书馆“保险”的善本书库里，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也并不一定保险，遇罗克在当时8月23日的日记里就写着：“有人扬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1980年7月21日《光明日报》)。这批刻印于1234年以前的《赵城藏》是怎么也达不到“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一标准的，也就是说它注定是符合应“烧”的标准的。如此联想下来，不免为之感到岌岌乎殆哉。或者北京毕竟是首善之区，北京图书馆又和国务院隔街为邻，该馆关门避祸，才幸免于浩劫。

赵先生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估计也不会好过，至少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总是可以扣上的。但在那时自顾不暇，连打听一下的可能也没有。后来在有机会见面的少数师友间悄悄传告王重民先生于颐和园逝世的消息，那时想写点寄托哀思的悼念之词是也无写处的，只能寄托于这种悄悄的传告。谈及王先生，自然就要想到赵先生，而在辗转传告中一直不见有赵先生的噩耗，使我暗自庆幸这位老师尚在人间。

我从听完赵先生讲《版本学》之后，因为未干他这一行，所以并不常见。有一次见面印象较深，他亲自领着到北京图书馆地下室善本书库看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他就眼前的“实物教材”讲了一些该书形体方面的常识。他由抄写的精工又说到“外三阁”抄写的偷工减料，镇江文淙阁和扬州文汇阁藏书已全毁，杭州文澜阁烬余残书犹可为证：有的每叶只抄靠边的几行，靠里几行不抄，检查者敷衍了事，而抄写费足数发放，照例的议叙也是开列无误的。

又一次记得的见面是在1964年前后，我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阅览室看书时遇见了他。这时他早已不穿蓝布大褂，改穿蓝色中山服了。这次见面只低声寒暄了几句，怕影响其他读者不便多谈，很平平常常地点头分开了。一点也没想到这就是最后一面，这就是终生永诀；然而这竟是最后一面，终生永诀。

报上说“赵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赵城藏》运来北京时他表现得那么欣喜兴奋看来，当不只是因为《赵城藏》之幸获安全，还因为他由此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政策，使他放了心。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是和他为之毕生倾注心血的版本目录得到党的重视相联系的。十年动乱中不知又曾使他怎样悬心，但他毕竟看到了粉碎“四人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版本目录的事业在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将大有发展。他比王重民先生幸福，他可以放心地离开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