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
我和颉刚都是苏州人,但不是同学,圣陶则两兼之。我俩虽不同学,但我的心头却早已深深地打上了他的印象。当时苏州有四个小学,有时一起开会,我见到他学校里,有个学生在黑板上作作文测验,由来宾临时出题,而此人在黑板上用粉笔作文,写得很快,好象默写宿构,一些也不停顿。我奇其才,后来听人家说,这即是顾涌坤——当时颉刚的学名。后来我在《新潮》中读到颉刚的文章,常是一气读完,不作停顿。此后再在《古史辨》第一册读他写的自述式的长序,达数万字,也是这样一口气读下去,丝毫不觉吃力。他这样写,我这样读,这正是我心中表示钦佩的表现。因为这种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实在容不得你把它轻易放手,或从容细嚼,好象只有紧紧追踪作者振笔捷书的情况,才能舒一口气似的。这是我钦佩的一点——他的文才卓越处。
辛亥革命对当时青年来说,是一次考验。社会在变化,青年也跟着变化。社会上的形形色色,只要多少有些前进意义的,都能抓住青年的心。江亢虎提倡的社会主义,到现在来看并不高明,但在当时,却曾风靡一时。颉刚就在苏州组织“放社”作为响应。此时我与他并不相识,也未入社,但他的印象,却更深一步进入到我的心坎中了。后来我到上海,他去北京在北大肄业,更没有相识的机会。但由于陈独秀《新青年》的影响,反把我们拉到一条路上来了。颉刚在京,与傅斯年、罗家伦诸人组织“新潮社”,不久他再介绍圣陶与我入社,也可说是我俩相识之始,但是大家还没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