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外交家——凌青

本刊记者：逆　水

5月22日，为配合本刊《中国近代禁毒第一人——林则徐》一文的发表，我拨通了凌大使家里的电话，提出采访的意愿，他欣然答应了下来。25日上午，我按约赶到凌宅。因面对的是一位慈祥和蔼、温文儒雅的长者，我便开门见山地提问。

凌 青 云 而 去

记者：您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玄孙，但为何您姓“凌”而非“林”?

凌老：我改名是不得已，很多搞过地下工作的人都有类似经历。原因是：我于40年代初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并在燕京大学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1942年，日本特务侦破了“读书会”活动，掌握了名单，并开始抓人。党组织及时通知我转移，日本特务到我家里扑了个空。我转移到晋察冀根据地后，为不影响北京家人的安全，当时的北方分局组织部就让我改名，我就改了。取名凌青是按原名林墨卿的谐音，再加以简化，也含有成功地逃过敌人的抓捕，“凌青云而去”的意思。

从窑洞外交走上世界大舞台

记者：听说您是新中国外交界“元老”之一，请谈谈您的外交生涯好吗?

凌老：如果说“元老”，那就应该先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外交谈起。它是从抗战末期开始的。1944年秋，美国政府派遣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为了做他们的工作，我党成立了中央军委外事组。这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交，但也不同于和外国兄弟党或友好人士的交往，周恩来副主席把这种外交叫做“半独立的外交”。中国共产党向美国提出的第一个抗议照会，就是在1945年秋由延安十八集团军总部向美军观察组递交的。该照会要求美海军陆战队不要在烟台(系我八路军解放较早的一座大城市)登陆，否则一切后果由美方负责。这是一个政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带有官方性质的外交。

从1944年的中央军委外事组，发展到于1947年在山西省临城三交镇成立的中共中央外事组，集中了当时从延安、北平、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搞过外事工作的同志，后来又加上中共驻香港外事委员会和从海外回来的同志，构成了外交部建部初期的业务骨干队伍。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就这样从窑洞开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国际大舞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有声有色、叱咤风云的剧目。

我于1944年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延安，1945年1月幸运地参加了军委外事组工作，从此和外交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恰恰是从窑洞开始，最后走到了联合国这个国际外交大舞台。在漫长的外交生涯中，虽然我做过外交队伍中的“主力军”，但不多，倒是“别动队”和“小分队”的工作做了不少。

记者：您走过那么长的外交旅程，肯定经历过许多重大外交事件。无疑，您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应当是您外交工作的巅峰，因为这是举世公认的重要外交岗位之一。您能否举出一两件在多边处交工作中的案例，说明您对外交工作的贡献?

凌老：如果要讲，可以讲两件事：一是对联合国的看法和应奉行的政策；二是1981年底选举联合国秘书长斗争时的对策考虑。

对于联合国，过去我们总认为它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很多决议和机构的活动同我国立场格格不入，我们卷入过多，反而受到约束，故对它不感兴趣，许多活动不参与。“文牍主义”、“高薪阶层”“更是一些形象化的提法。当然，在联合国内，很多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国际争端靠联合国往往解决不了。但联合国内的形势是反映世界形势变化的，七八十年代与四五十年代的联合国有很大不同，它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人类越来越需要联合国发挥作用。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它，用其所长，避其所短。1978年初，我在主持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工作时，对我国在联合国的做法就已做了某些调整。例如，开始接受联合国的援助，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建立联系，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等，逐步扩大了参与联合国事务的范围。1980年，我到联合国担任常驻代表后，做了很多调研工作。1983年初，在上年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出对联合国工作调整的某些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外交部的通报。

至于联合国秘书长一职，虽然它受到各种力量的牵制，所起作用有限，但其政治影响毕竟很大。在1981年第36届联大上，秘书长的选举特别令人注目。早在9月中旬联大开幕之前，争夺下届秘书长职位的角逐就已展开，对阵的双方是时任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坦桑尼亚外长萨利姆。选举秘书长的程序是先由安理会提名，再由联大通过，但前者是关键。按安理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当选多数票应至少9票(安理会15个成员国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而反对者中不得有常任理事国，否则即使超过9票也因被常任理事国否决而不能当选。对于此次选举，在10月底的前几轮投票中，我们仍沿用1976年选举时的做法，即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反对瓦尔德海姆连任。尽管选举为无记名投票，但对反对萨利姆和瓦尔德海姆的常任理事国，大家都估计到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再投票时怎么办，是沿用1971年和1976年的做法(即在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获胜无望的情况下，放弃对瓦尔德海姆的否决，使其得以当选)还是继续支持萨利姆而否决瓦尔德海姆?我们考虑到以下三点情况：1.这次参加竞选的发展中国家候选人萨利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的支持力度应加强；2.自联合国成立以来30多年中，秘书长一职基本上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只有一届由缅甸人吴丹担任，他还是作为副秘书长接替，后又连任一届)，这显然不公平；3.这次，发达国家的候选人瓦尔德海姆已连任两届，他还要争取第三任，不给发展中国家机会，这也不合理。我们经过反复研究，果断地提出“支萨否瓦到底”的建议。后来获悉，中央领导人同时也指示，这次对瓦尔德海姆应“一否到底”。由于上述两个候选人均遭一票否决，经16轮投票之后选举仍处于僵持局面。12月初，瓦尔德海姆和萨利姆先后宣布退出竞选。

在40多天的“否决战”中，萨利姆虽未能当选，但这却为后来秘鲁著名外交家德奎利亚尔当选第五任秘书长铺平了道路，从而开创了秘书长一职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起分享、轮流担任的先例。中国这一票虽然得罪了少数西方国家，但却得到多数国家的理解，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许，发挥了中国在联合国中的独特作用，在联合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接过祖先禁毒的“接力棒”

记者：听说您晚年组建了林则徐基金会，搞起了禁毒宣传和教育，这是怎么回事?

凌老：先高祖林则徐是从禁毒开始，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外交家。他是第一个引进西方国际法，运用主权概念和有理有利有节等原则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人。我却是从外交工作开始，最后走到禁毒事业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禁毒形势十分严峻。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是86万，但据说，每一位登记者背后又有5个隐性吸毒者，实际吸毒人数超过500万。毒品犯罪已成为全世界的一大公害。我从外交战线上退下来后，在同志们的鼓励和推动下，于1995年成立了林则徐基金会。搞基金会的目的是纪念林则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禁毒的确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我们曾组织多次有关禁毒的研讨会和宣传教育活动，出版一些有关书籍，还在福州办了一个戒毒中心。我们的力量有限，而中国的禁毒事业却任重而道远。我只希望，有朝一日，人们都能远离毒品，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