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之乱

孟盛

巨大的利益蛋糕,巨大的操作空间,使一些参与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的四方(招标人、招投标代理、投标人和评标专家)在其中进行利益博奕,一场本该公平公正的竞争,成了各方乌烟瘴气的混战——

项目业主:权力寻租的伎俩

“眼下扩大内需工程,要求程序不减、时间提前,公开招标耽误工期……”某县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业主、县水务局副局长王某向记者抱怨。

在基层,这样的论调并不少见。现实中,一些基层单位业主认为招投标劳民费时,碍手碍脚,所以总是千方百计弱化招标程序。

某省一政府工程项目业主透露,要回避招标的手段很多,常见的一招是“肢解”项目,该省规定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以上的政府项目都必须招投标,那么就将200万元的项目拆分,化整为零,或者故意瞒报工程数量,少报多建。

如果主体工程实在避不开招投标,那就留一手,将大量装修工程,附属工程和配套设施都不纳入主体一起招标。“甚至还有故意把工程拖延到招不成标的情况。”他说。

“其实,一些业主用堂而皇之的理由规避招标,其真实目的就是想直接把工程包给关系户。”某市监察局副局长武强告诉记者。

武强透露,一些业主甚至直接付费给招标代理机构伪造相关资料和手续,做出“已招标”的假象应付上级部门检查。

然而,大多数“有想法”的业主则选择了更为“保守”的方式——与投标人(投标企业)、招投标代理机构共同操纵招标过程。

一家代理机构老总黄青向记者揭露,他在争取某县一改造工程的招标代理中,项目业主的主事官员主动给他联系,承诺只要他能配合运作其兄弟的工程队,就能找关系让他代理,事成后还可返工程总款的3个点子。黄青不愿搅这滩浑水,结果不言而喻。

更普遍的情况是,业主不必到处寻“买家”,许多投标企业会争相前来“勾兑”。业主则暗中助力,手段花样百出。

有的为暗中勾结的投标人量身定做招标文件,提高技术标准和资质要求,“明明只需要施工企业二级资质的,却故意提高成一级。让勾结的工程队借到一级资质,以此排除大量竞争对手。”黄青透露。有的提前泄露招投标一些需要在开标前保密的事项,有的在本该业主回避的开标现场千方百计干扰……面对广泛采用的“经评审最低投标价法”,为了让关系户中标,有业主甚至承诺在合同履行过程,通过虚增工程量和变更设计等,让中标企业“低价中标高价结算”。

万一暗箱操作失败,这类业主就会在合同谈判阶段故意刁难中标人。“要么附带极其苛刻的条件,要么威胁不拨付工程款,甚至故意要求中标人垫巨资或交巨额保证金,以此吓退对方,逼迫其‘卖标。”黄青叹道,“所以,我感觉某种程度上,一个项目最终拿给谁做,业主这个角色太重要了,或者说业主背后一些领导的意图才是关键,招投标只是一个幌子。”他大呼这个行业“水很深”。

然而,一路面工程项目业主、县交通局副局长李某私下告诉记者,自己也无奈,一些敏感问题,自己不该管也管不了,“每个工程队背后都有自己的靠山,谁都惹不起”。

利益争夺的背后暗藏权力比拼。某县一条路,L、S两包工头各请保护神,L给县交通局长送去20万元,S给市交通局长奉上80万元,双方起先互不知对方底细,在投标中各显身手、互不相让。关系捅穿后,市局立即给县局打招呼,以大权压小权,县交通局长无奈劝L放弃,L却非要硬碰硬,以失败告终。由于前期投入打了水漂,尽管县交通局长退还了贿款,L还是一气之下将两个交通局长一齐举报,这起串通投标案才浮出水面。

招投标代理:劣币驱逐良币

“业主找中介,投标人也找中介,中介是‘吃了原告吃被告。”某县招投标中心主任陈果告诉记者,招标活动的组织者——某些招投标代理公司,已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沦为项目业主与投标人之间的腐败掮客,“甚至有扬言可免收代理费”。

一家招投标中介公司老总向记者坦言,如果仅靠收取招投标代理费,公司没法运行。据了解,工程类招投标代理费,100~1000万元的项目收取1%~0.55%不等。

“我们做个500万的项目,才收3万,有时还收不到钱。”他说,“况且首先要取得代理权就很不容易,小公司只能捡‘渣渣单,不搞歪门邪道没有活路。”如果代理公司参与幕后操作,按“市场价”会得3~5个点子,甚至更多,大大超过其代理费。

招投标中介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一个省有两三百家招投标代理机构。他透露,一些实力强、规模大、业绩好的代理机构都是从过去发改、建设、交通、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下属单位脱钩而来的,“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更多的中小公司则一片混战,恶性竞争。

据记者了解,为了让内定的投标人中标,尽可能地排斥潜在竞争对手,目前招投标代理在制作招标文件、发布招标信息、接受投标人报名等阶段都可以耍花招。如为缩小公开范围,有的故意选择节假日在冷僻的媒体发布招标公告。

为排除异己,有的中介在编制招标文件时,暗中玩文字游戏,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设置陷阱和一些细微偏差,投标人一不留神就中计,以致因标书错误被废。

为了在报名环节“堵人”,有的超越权限对报名企业“资格预审”,百般挑剔,找种种借口拒绝报名,甚至还有直接威胁恐吓的;有的想方设法拖延以致企业错过报名时间,有的找一些偏僻场所作为报名地点,让你既找不到地方又找不到人……而对于“合作伙伴”,则大开绿灯,甚至可以代为办妥所有报名手续。

“如果报名环节卡不死,那么不良代理机构就开始靠泄露报名企业信息赚钱,”武

强说,“投标企业一拿到手,立即可以联合其他几家实施围标串标。”

代理机构还有最后的杀手锏——“勾兑”评标专家。“抽取评标专家前,业主和代理机构会填写一张申请抽取专家的表格,有的中介填完后故意不离场,一看到有哪些专家来,立即通风报信。”陈果向记者谈起一次亲眼目睹中介“搞鬼”。

但中介也在喊冤,认为自己是“逼良为娼”。“只要代理到项目,立即会收到许多工程老板的电话要求‘合作,威逼利诱,业主花样也多,不得不屈服。你不就范,别人争着就范,乱来的闯出来了,规范的饿死了。”代理机构老总黄青说,这个行业是劣币驱逐良币,现在把招投标的所有乱象都归结于中介,实属替罪羊。

投标人:疯狂混战

“這是一个十分混乱的行业,一旦有工程上马,施工企业蜂拥而至,围标的、串标的、卖标的、买标的,暴力抢标的、借牌围标的……已经到了逢标必串、逢标必围的疯狂地步。”某省纪委、监察厅负责招投标监督工作的明华告诉记者。他举例一次招标,报名15家,到场14家,资格审查不符废3家,复合性审查再废10家,而被废的问题都在一处,最后只剩下一家报价偏高的满足,“按经评审最低投标价法,肯定轮不到它,”他说,“明显的串标痕迹,但没确凿证据,拿他们没办法。”

“也有投标企业独自操作,借几家企业的牌子参加投标,”明华说,“还有的和中标企业串通,低价中标后找借口弃标,让高价者接标,双方瓜分中标价差。”

陈果则亲眼目睹一群投标人连续几天在茶楼开会,激烈地讨价还价拿多少钱摆平,真正想做的两家现场竞价,你1万,我就1万5。“那次有36家施工企业报名,许多都是歪货,并不是真正要做工程,就想吃串标好处费。”

由此业界又形成了一新兴群体,大部分是社会混混,空手套白狼,就靠借牌、挂靠到处投标赚取串标好处费,如果遇上那些对投标结果有把握、不给面子的企业,这些人则四处搜寻其违规操作的证据,进行举报投诉,“倒成了一股‘反腐力量。”陈果调侃。

个别施工企业还与黑势力组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招标报名时,几个黑社会混混模样的彪形大汉往现场一站,还有哪个企业敢来?我们心里都发毛。”黄青向记者讲述了他的一次经历。

不管什么形式,围标、串标让投标企业攫取了巨额非法利益,业已成为工程建筑领域的毒瘤。如2007年的泉州高速公路路面工程串通投标案中,5家企业串标,事前约定补偿2%,4.5亿元的工程,串标好处费高达900万元。

目前,国内“经评审最低投标价法”是较为通行的评标办法。然而,一些施工企业为了中标,不惜低于企业成本报价恶意抢标。一旦工程拿到手后,这些中标企业就开始耍花招,要么以次充好、偷工减料,要么转包、违法分包,要么就在合同执行阶段“勾兑”业主,通过变更设计、增加工程量“高价结算”,若被拒绝,不惜上演雇来社会闲杂人员扮成农民工或上访户纠缠业主单位领导的闹剧,反正软磨硬缠,直至业主妥协。

在工程建筑行业流行这样一句话:一流队伍中标,二流队伍进场,三流队伍施工。

由于业界普遍没有严格执行压证施工,低资质的施工企业借牌、挂靠高资质条件企业牌子参与投标或比选已经成了业界“潜规则”。“目前施工单位十有八九都是挂靠的,只需缴纳3%~5%的管理费,甚至还有专门靠出借企业资质收取管理费的‘空壳公司。”建筑行业资深人士余谦揭露,“中标的是大公司,结果真正施工的从项目经理到施工人员,全部换成另一套人马。”施工队伍“大企业中标、小企业施工;外地企业中标,本地企业施工”的局面屡见不鲜,给工程质量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据余谦透露,某地为杜绝借牌现象,要求开标时项目经理必须到现场亮证,结果逮住两家投标企业的冒牌项目经理,当场废了两个标。但对策层出不穷,当地投标企业开始雇请合格的项目经理出场,出场费高达一次数千元。

“至于提供虚假业绩、资格、资信证明更是司空见惯,”余谦透露,“有胆大的还敢用假证、假印章参加投标,弄虚作假到了疯狂的地步。”

评标专家:潜伏着悄悄“干活”

开标前半小时,75岁的评标专家张永鸣收到语音信息,立即动身赴邻市参加评标。经过长途奔波,一脸倦容的他颤巍巍地来到开标现场。打开厚厚的投标文件,还来不及细看,另4位专家在随手翻了翻各家资质后,直接挑出报价最低的企业——“就它了!”张永鸣立即附和同意。随后评标结束,他领了400元评标费后离开。

“这样‘出工不出力的专家不在少数,敷衍了事走过场。”某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陈一平对某些专家“走过场”深恶痛绝。

按照目前法律规定,全国公开招标评审制度均采用专家评标制,即在开标前规定时间内在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5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在实际操作中,错评、漏评、评标失误等现象层出不穷。

县招投标中心主任陈果告诉记者,专家“懒政”算小节,真正棘手的,是专家被业主、投标人或中介收买后,成为其操纵招投标最厉害的工具。这也是近年来招投标领域违法违纪呈现的新特点,违法主体从勾兑领导干部直接包工程转为收买专家。“不仅一步到位,成本低于围标串标,还披上了程序合法的外衣。”

由于目前专家评标制存在一些漏洞,导致投标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勾兑专家,而一些专家职业道德沦丧,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其“以权致富”心态与投标人一拍即合。

“一次我参加本县一广场绿化工程,5家投标,前4家都被专家找出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废掉,独不对最后报价偏高的这家挑刺,让其顺利中标。明眼人一看就懂其中有名堂。”陈果回忆,“尽管后来业主投诉,但因缺乏证据不了了之。”

随意压低或提高投标人评分是被收买的专家常用手法。对“自己人”,明显错误视而不见;对于其他投标人,任何一点小瑕疵都可以成为废标理由。

某区发改局主任郭曦说,个别专家利令智昏,甚至主动出击,向投标人索贿;由于一个地区的专家彼此都有照面,有的还互为行贿企业牵线搭桥,甚至为其串标出谋划策。

尽管临时抽取专家环节的程序严之又严,专家信息上只有编码没有人名;到达评标现场时间被卡了又卡,还有监管人员现场监督。但是,只要有心勾兑,投标人总能在评标前拿到专家名单。

“其实,我们一直在程序设计上堵漏,但防不胜防。”某省纪委、监察厅负责招投标监督工作的明华感叹。

比如最容易出问题的抽取专家环节,最开始是电话通知专家去哪个地方为哪个工程评标,这样的程序设计,有明显漏洞让几方串通。随后,改为自动语音留言,专家根据电话语音提示,回复能否参加对应的电话确认键,只知评标地点,不知评标内容,而评标现场掌握的仅专家编号、身份证号和单位,这样即使拿到了名单也不清楚到底是谁。

然而,这个办法很快失效。因为虽然一个省的专家库人数庞大,但不同的专业领域相对就少,并且不同地方和投资规模的项目抽取专家的范围不同。一般1000万元以上的在省库抽取,500～1000万元的在片区库抽取,500万元以下的就在当地市分库抽取,越往基层抽取专家的范围越窄。据了解,一般地级市专家就七八十名,县上工程建设类也就10名左右。

“这就意味着,越是基层,专家们大都对当地施工企业相当熟悉,有的私下交往密切,而专家编码是一一对应的,哪个编码代表哪个专家,久而久之业内人士心照不宣。”陈果透露。

后来为堵住漏洞,编码改为每次抽取都不一样的验证码,并不再显示专家单位,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现场泄露专家信息,但治标不治本。明华告诉记者,由于一定专业领域专家人数有限,而评标、投标的两方人员没有实现真正的隔断,一些企业长期“感情投资”,给专家发“固定工资”,逢年过节送钱,关键时刻不用“临时抱佛脚”。据他透露,某个专家每月可拿到几家企业的“包养费”高达10多万元。更出现过财大气粗的企业在评标前叫嚣:全片区评标专家全都搞定!

“专家评标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了!”采访中,监管部门官员普遍认为。

按照相关规定,专家独立评标,无论是监管机构、现场监督人员或者业主都不能干预,而對评标结果,也没有一个事后评价机制。所以若没有投诉,没有查实串通投标案件,监督部门对评标结果的公正性、合理性和准确性很难判别。“这也是招投标监督工作难以触及的核心问题。”陈一平认为。

这种评标方式让开标现场的监督流于形式,即使监督人员看出其中有明显的操作痕迹,也因缺乏确凿证据而变得无力。陈一平讲到,一次市政工程招标,有消息传一家投标企业用10万元把所有投标人买断,并已提前买通专家。开标当天,果然有几家投标企业缺席,有几家迟到;专家在评标时,直接指着投标文件的某页说:“这里有问题”,然后迅速将其他投标人一一废掉。

目前,对专家的约束基本靠自律。“然而,这些评标专家素质参差不齐,有的是行业翘楚,有的也是徒有虚名,社会关系复杂,鱼龙混杂。

各地发改部门对评标中心专家库管理松散,既缺乏政策、业务上的指导,新知识新技术的集中培训、定期考核等,也疏于监督,缺乏一个专家评审业绩考核体系,对经常出现评标失误的专家无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专家无强有力的惩戒措施。

“没有配套的、有针对性的约束机制和监督办法,所以一旦进入专家库,除非因案子被牵扯出来,基本上高枕无忧。”区发改局主任郭曦说。

而这些疯狂都掩盖在合法合规的程序之下,极具隐蔽性,造成了目前愈演愈烈的混乱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