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危机政策的再建议

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将世界引入漫漫经济寒冬，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敢于断言这个经济寒冬的最低温度是多少，当然，也没有人能准确预测这个席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北风持续的时间能有多长。最乐观的估计为不到两年，最悲观的估计则为五年以上。我倾向于认为，世界经济将在中国和美国的引领下在2010年就会由天寒地冻转为春意盎然。

全球经济大约在两年内转暖的主要理由为：

首先，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同1929～1933年大危机时相比有许多条件差异。（1）上次大危机美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比目前要脆弱得多，1929年股市泡沫破裂后很快引发了银行危机，股市危机和银行危机又迅速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危机和失业危机。从经济的受损程度说：1929年至1933年美国国民收入依次为870亿美元、750亿美元、690亿美元、420亿美元和390亿美元，以当年指标衡量的国民财富额减少了55%；1929年美国全国就业人口为4500万人，到1933年时，失业人口已达1400多万，失业率达31%。而本次金融危机，虽然还在进行中，但实体经济的直接损害还不算太大，美国失业率截至2008年底只有7.2%。（2）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发生时，美元尚未取得全球金融霸主地位，经济全球化程度也远未达到目前的水平，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后，尽管2009年各主要经济体已开始步入衰退阶段，但美元的强势地位却依然没有动摇，这会给美国吸引资本流入提供极大的便利。（3）上一次大危机时各国独立作战，几无相互配合，但本次危机中各主要国家在经济依存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在反危机政策上采取协调一致的动作，这肯定会在全球尽快摆脱危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4）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以经验型专家型人才构成的新的管理团队，其知识结构、领导能力、政策思路等方方面面已远非80年前罗斯福的那个势单力薄的管理团队可比拟，在美国这种极富弹性的体制下，奥巴马团队发挥领导效力的空间更大些，反危机的用时肯定也会更短些。其次是国际环境同上次大危机比已大不相同。这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是欧日等大经济体并不会成为美国复苏的拖累因素，二是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从目前情况看，欧盟日本等国家受危机伤害程度并不算太深，但从前一段实践看，欧盟中的重要经济体采取反危机措施的力度甚至比美国还大，这就为全世界摆脱经济危机提供了一股非常积极的力量。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注定会成为本次反危机的关键力量。据估计，按照中国政府在2008年11月提出的两年内4万亿元新增投资方案以及由此推动起的各地方政府新增投资计划，不仅会大幅消耗国内过剩产能，还会在6～8个月后对业已衰退的世界大宗原材料市场注入强大需求动力。据测算，仅2009年中国新增投资就将占到全球当年新增投资总额的70%左右。而根据历次危机经验，全球经济衰退总是由大宗原材料市场需求严重萎缩开始，也以这个市场的强劲复苏而告终。只要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尼等较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仍保持相对高速，全球市场就不至于过度萎靡不振，世界经济就有快速复苏的希望。

现在，摆在美欧日韩等经济体面前的主要任务是自救，而摆在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目前的主要任务则是通过自保（保持高增长）来救世界。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通过“自保救世界”方面，中国注定要成为2009年全球最引人注目的角色。

在本轮危机中，粮价、油价、铁矿石等大宗原材料价格的下跌已使得巴西、俄罗斯等国贸易收入大幅减少，这间接影响到它们的经济扩张能力。印度虽然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受损较轻，但它的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1/3，因此在拉动全球需求中也难当大任。只有中国既有占世界总量6%的规模、全球第二贸易大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同时又有充裕的现金即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6万亿元的年度财政收入规模和相对质量较佳的60万亿元银行业资产，特别是，中国有一个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的特殊条件：即一党执政、党政共管体制下有充分权威和很高民众信任度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这个独特的政治社会条件，使得中国可以最有效率地制定和实行种种反危机政策，将政府的统一意志转化为扩张内需调整结构的市场行动。

中央政府能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灵敏地调整发展战略和中短期政策，这是中国经济能够避免大的失误的根本保证。而各级地方政府都具有无限的经济扩张冲动，不管其动机是追求个人政绩还是造福一方百姓，从客观上说，这种世界独一无二的特殊国情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高速成长神话的核心答案之一。在中国，所有地方的党委书记、省市长官员，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超级综合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大家整天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税收就业等方面。在过去30年许多经济学家的笔下，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历来都是经济过热和结构失衡等发展弊端的肇事者，但在本轮全球经济寒冬中，当经济迫切需要加温时，我们又突然发现所有中国地方官员的赶超热情到底有多么宝贵。

在目前形势下，紧急扩张内需，关键取决于三个因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银行。中央政府既要出政策又要出钱，地方政府既要出钱又要出项目出服务；银行目前主要应避免保守惜贷倾向，用主动的内部业务扩张和调整配合中央的各项反危机政策。从已获得的信息看，这三个关键因素中，地方政府在本次反危机中的表现可能最令人满意，因为它的主要职责仅在不浪费资金和主动配合结构调整政策这两方面，而中央政府在本轮反危机中可待调整之处则颇多。

2008年11月以来已出台的“国10条”、“金融9条”和“国30条”已显示出中央政府具有敏锐的政策感觉。但在这些政策的具体落实中尚有三个难题有待破解：一是如何克服各行政部门积弊难改的繁文缛节和部际协调中的相互牵制行为；二是以科学的内需扩张理论为指导具体匡算明确提出中央财政必须在2009年特别是这一年上半年的赤字融资额；三是怎样运用市场手段融结构调整于总量扩张之中。按道理说，在非常时期组建一个临时性的有权威的反危机领导小组最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避免各部门在保护本位利益和平衡各方关系时错过调节良机。但这种建议能够被采纳吗？在扩张内需总量时，从中国目前的情况出发，要点大体为调节存量货币金融资源和通过赤字融资为经济体系注入额外的货币供给量。通常，如果不向流通中注入额外的货币供给量，那么，支出资金只是在不同使用主体间的转移。调节存量金融资源我们可以着眼于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有效运用，以及敦促银行将可贷资金有效注入到生产和流通中这两方面。在外汇储备的运用上，我们可以不动声色地逐步减持“客户集中度”过高的债券，在运用方向上亦减低“行业集中度”即减少证券类投资增加股权和实物类投资，同时建构多元外汇储备运用主体并实行问责制，使外汇储备运用者之间形成制度性的绩效竞争关系。如果将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跟进的扩张内需视作调控者主导的增量内需政策，那么，还应考虑以刺激股市楼市为主要内容即由被调控者推动的存量内需扩张政策。试想，股市低迷怎能产生财富效应，没有财富效应的股市又怎能实现需求拉动效果？不管有人对刺激股市楼市的政策如何反对和嘲讽，但只要我们能想出好办法或有效措施来，就不妨一试。但现在，中国政策经济学研究基本处于一片混乱状态，不管是假专家假行家还是假理性主义者都在乱开金融经济药方，即使是对中央正确的4万亿内需刺激计划，怀疑批评之声也随处可闻。其中最流行的批评是从长期看资金浪费、通货膨胀威胁、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等忧虑。我想，所有这些假理性主义者都应该在眼下类似于“救火”的反危机关口，重温一下凯恩斯1923年在《货币改革论》中针对假理性主义者说过的那句著名的话：不要整天长期、长期，“等长期到来时，我们大家早都死光了！”在百年一遇的大危机面前，我们采取的各项措施都应当注重实效性，一定时期只要能解决一个主要矛盾，这样的政策就是好的政策。那些瞻前顾后的假理性主义者很容易误国误民。

在反危机中如何抓住机遇进行结构调整是不亚于扩张内需总水平的另一个严重挑战。通常在调结构时人们容易想到的是财政资金的定向投入、差别税收政策、地方政府官员考评标准、商业银行信贷配给行为调整等一系列措施，除此以外，决策层也考虑到了启动创业板这样的市场化融资手段。从已公布的官方信息看，标准说法是“创业板可能随时推出”，这样的官方表态诚然是勇气可嘉，但若配合以恰当的A股市场政策则其效果肯定会更好。例如，用不否定2006年以来的股改成果却采取特殊时期“大小非”解禁逐笔审批的制度提振市场信心，憋起股市行情后再推出创业板就可能避免那种因创业板分流资金造成A股狂跌甚至崩盘的风险。问题十分简单：在A股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即使推出创业板市场，这个市场能否发挥有效的为创新型成长导向型企业融资的功能实在是大可存疑。如果推出创业板后既打击了A股行情又丧失了助力结构调整功能，那就不如不开。我们已经错过了2007年夏季推出创业板的最佳时机，现在假若能通过采取有力措施刺激出A股市场行情再推创业板，这似乎也称得上是“亡羊补牢”之举。

中央政府是中国本次反危机的领导力量，因此地位最重要。要提振市场信心首先要提振中央政府信心，其次还要提振银行业的信心，因为中国绝大部分货币金融资源都掌握在银行手里。据我观察，中国的大中型银行的多数领导者都是谨慎且略显保守的“过冬派”，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为无视经济波动的“我行我素派”，只有极少一些领导者是准备抓机遇扩张的“迎春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财政部和银监会应合力设计一项旨在敦促银行业务扩张同时又对银行减免税提高其盈利能力的综合刺激方案，鼓励银行成为扩内需调结构的支柱性力量。

自然界的严冬靠等靠熬即可过去，但全球危机下的经济严冬只有用战略、政策、人事等多种手段创造条件才可能缩短其肆虐时间并早日迎来经济复苏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