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政治智慧的“对话特质”

胡军良

摘要：邓小平在重构社会主义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开创了一种以“对话沟通”与“和而不同”为旨趣的对话政治样态，其具体表征有：一是与资本主义对话，使意识形态层面的紧张对峙让位于文化交往和政治对话界面的价值求同；二是与现实对话，使社会主义结构论让位于社会主义功能论；三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话，确立改革开放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性政治目标；四是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对话，开创中国经济、政治交往与祖国统一大业等层面的多元发展态势。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政治智慧；对话特质

中图分类号：A849文章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4-0013-03

关于邓小平政治智慧的解读视角可谓林林总总、不可悉数。然而，当我们把邓小平在重构社会主义理论与开展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所彰显出的政治智慧放置于当今社会多元化发展态势下的语境中，便不难发现，邓小平实质上开创了一种以“对话沟通”、“尊重差异”、“倡导共识”、“宽容互让”与“和而不同”为基本依归的对话政治样态。邓小平的政治智慧迥异于传统政治诉求的一个重要维度，就在于他在重构社会主义理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态势从独白到对话、从封闭到开放、从结构与功能的互斥到二者的交融互补、从非此即彼的矛盾斗争到和谐共在的和而不同的嬗变。聚焦与省思这一嬗变，我们可领悟到邓小平政治智慧的对话特质，撷其枢要，有下述几个方面。

一、以“消解二元对峙”的辩证思维与资本主义对话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在其演变和发展的历程中并非一帆风顺、畅通无碍，而是呈现出一种波浪式、曲折式的前进与发展态势，期间曾遭受挫折、陷入低潮。而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出现如是的发展境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容忽略，那就是“独自”的思维范式一度盛行无阻、独超众类。这一思维范式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同时也直接导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因意识形态的迥异而处于二元对峙的紧张态势之中。让社会主义隔绝于世界资本主义技术革命浪潮之外的僵化苏联模式与中国极左思潮肆虐年代所出现的诸如“宁要社会主义的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奇谈怪论就是上述独自思维范式的典型表征。变革和超越这种僵化的、独自的思维与源于此思维之僵化和封闭的体制是邓小平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诉求。

一方面，以邓小平之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形态并非一种“你存我亡”、“分离隔绝”、“两极对立”的对象性关系，而是一种“对话沟通”、“互补交融”、“和谐共在”的交互性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看，社会主义诚然最终能“扬弃”资本主义，但绝不能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落后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诚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但却不能跨越资本主义所创设的社会文明成果，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可能会具有某种跳跃性、断裂性，但是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却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连续性、整体性。

故而，我们必须要以“对话沟通”、“系统辩证”的思维而非“隔绝对峙”、“非此即彼”的态度来对待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比较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文化、实践经验，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历史业已表明，任何“分离”、“隔绝”、“对立”的思维和态度只会使一个社会或国家陷入一种“孤芳自赏”、“自我封闭”的境地。以致其游离于人类社会的文明大道之外。同时，社会与社会、国与国之间倘若能够拆除高墙、开放边界、交流频繁、互通有无，那么，双方的文化、经济、风俗就会发生交融，相应地，新的时代风尚、生活方式与思想意识也就会渐次生发出来。正是有鉴于此，邓小平坚决反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墨守一种凡事都先拷问姓“社”还是姓“资”的“非此即彼”、“有你无我”的对象性思维，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而对于那些劲直鼓吹凡事都要预先逼问姓“社”姓“资”的人，邓小平则严肃地斥责其“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另一方面，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凭空创设而出的僵化不变、固步自封的学说，而是一个深受人类文明成果“哺育”与“滋养”和发展开放、与时俱进的体系。既然如此，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应走孤立自闭型发展道路，而应走对话开放型发展模式。基于这种认识，同时针对我们曾因各种原因所造成的闭关自守，发展良机的错失，以及被世界经济发展浪潮无情抛在身后的教训，邓小平沉痛地说道：“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凡此种种，都表明了邓小平的一种敏锐且坚定的对话意识，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基于一种唯物史观的世界历史眼光，使中国的发展态势与全球化这一世界性的历史洪流交融汇集起来，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天下之长，可补一国之短；因为，唯有做一个“世界公民”，我们才能超越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而获致一种面向人类未来、面向交往共同体的人类意识、世界意识。

二、以“增进人民福祉”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对话

社会主义诚然是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其对资本主义的取代也无疑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社会主义并不是无视现实、脱离现实的乌托邦。换言之，社会主义并非一种只有结构性而无功能性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过去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实践上，之所以会陷入困境乃至出现某种失误，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与现实对话的问题意识，唯社会主义的结构性(先验理想性)是举，而没有同时注重其功能性(经验实在性)，以致超国情、超阶段、超规律地发展生产力，盲目地拔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模式，结果得到的却是远离人民福祉和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

因此，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要赢得蓬勃的生命力和再现迷人的生机，就必须要基于一种“增进人民福祉”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对话，必须要着眼于这样两个根本要件：一是不能“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事实上，偏离现实的轨道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诸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兴无灭资”、“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割

资本主义尾巴”，结果反而使社会主义遁入一种神秘的、乃至空想的境地。二是由社会主义结构论转向社会主义功能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具有结构与功能这两种属性。从二者的基本关系看，结构虽然决定功能，但是事物的结构并不能自我彰显出来，而要由功能加以表征出来。过去我们在认识与行动上的误区就是过于强调社会主义结构对功能的决定作用，并以为社会主义只要固守某种先天的理想结构，就自然会有某种当下的现实功能。殊不知，结构无功能则空，缺失与弱化功能的社会主义充其量只能彰显社会主义在逻辑意义上的一种先验理想性而非现实意义上的经验实在性，充其量只是一种漠视现实和疏离人民需要的空中楼阁。

有鉴于此，邓小平一改以往那种过分注重“结构”、唯“结构”是举、唯“先验理想性”是崇的社会主义形态，转而重塑一种偏重功用效果和现实功能的新的社会主义形态。在邓小平看来，权衡一种事物的好坏优劣的标准主要看其“功用效果”而非其“先验结构”。同时，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功能论的强调，邓小平在所有制形式上坚决否弃了“一大二公三纯四平均”的所有制形式，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坚决否弃了“单一的计划经济”形式，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则坚决放弃了“政企不分”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而代之于注重功用效果与现实利益，并且能够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与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所有制形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新资源配置方式以及“政企分开、责权利相统一”的新经济管理体制，从而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由“执迷结构”到“推崇功能”的嬗变。

三、以“寻求思想启迪”的返本理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话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因其在文化传统、文化积淀、文化结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与经验习俗上迥异于欧陆、苏俄与其他国家，故而势必会带有一种无可替代的“特殊性”，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找不到既定的蓝图、现成的答案。虽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经典文本中就找不到思想资源和理论启迪。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其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运思和行动实践中，不仅没有悬置与远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反而注重与之进行一种实践解释学意义上的“返本求源式”对话，以寻求思想启迪，始终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并在“返本求源”的过程中明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和真谛：“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贫困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以前我们犯过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错误，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楚的。马克思主义最注意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诸如此类的论述可谓俯拾皆是。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要义与真谛的洞悉和明辨。邓小平一再强调“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而要一改这种贫穷落后、发展太慢的局势，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其方式无疑不是诉诸“阶级斗争”、“灵魂深处闹革命”，而是诉诸“改革开放”。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发展生产力。”凡此种种逐一表明邓小平在谈及改革开放的目的和实质时，总是将其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联起来，而这一关联又与邓小平在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实践解释学的对话过程中得以领悟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和真谛是密不可分的。

四、以“重归和谐多元”的理性精神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对话

在重构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毛泽东与邓小平都十分注重汲取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智慧。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智慧并非线性单一的、而是动态多样的，诸如，有的思想家强调在相反的“斗争”中促成矛盾对立双方的“相成”与“转化”，即一方对一方的“凌驾”与“取代”；有的思想家则强调矛盾对立双方应该在辩证互动中求得“共在”与“和谐”。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吞并”与“消弭”。如果说毛泽东在其政治实践中更多的是强调“斗”与“争”，如，“什么是综合?综合就是把东西吞掉，就是大鱼吃小鱼”，“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等等，邓小平在其政治实践中则更多的是强调“和”与“谐”，如，“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所谓“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等，因此二者对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智慧汲取的侧重与偏好上的差异就决定了各自在政治诉求之思维范式上的分殊，而这在客观上也就造就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态势上的不同，前者彰显出了一元的社会发展态势，后者开创出了多元的社会发展局面。

所谓“和”，就是“和而不同”，就是诸多事物非常融洽地相呼应、相并存，就是诸多事物依据理性原则将不同的部分通过相互调和的方式构成一个有机连贯的整体。除此之外，“和”还意味着对差异的兼容，是多样性的统一，因为，无“异”不成其为“和”，“只有几种异合在一起形成统一时才有和”。就此而言，“和而不同”的实质就是尊重差异、平等认同和共同发展，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就是“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正蒙·太和》)，就是“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对于这种“和而不同”的对话思维，邓小平推崇备至，并把其一以贯之于中国经济建设、政治交往、祖国统一大业等诸多方面，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多元发展态势。

在经济建设领域，邓小平以和而不同的对话思维一改人们所株守的“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就是十足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就是纯然的按劳分配”等理论教条，革新了人们所执迷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冰炭不容、截然对峙的传

统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正是基于这一思维方略，邓小平不仅以“社会主义市场论”实现了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而且还开创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

在政治交往方面，邓小平力主以和平的方式而非战争的手段即“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解决国际争端，同时一改以往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采用的对抗方式，强调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倡导“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力主尊重差异性、包容多样性，以推动多极化局面的早日形成。

在祖国统一大业上，邓小平基于“和而不同”的对话思维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并把其视为用来解决台湾统一问题、香港、澳门回归问题从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新路径。一国两制“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而是谁也不吃掉谁，大陆搞社会主义，港澳台搞资本主义，中央不干预港澳台自治权范围内的事务，港澳台也不得做有损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事情。这既从根本上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又充分保证了了港澳台地区的繁荣与稳定。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也已成为其他国家解决类似问题的榜样与典范，并日益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与不可遏止的感召力，而其生命力和感召力最深层的源泉，“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邓小平基于“对话”的政治智慧不仅拨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航向，而且拓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构社会主义理论与开展社会主义实践的思维空间。其政治智慧所凸显出的“对话精神”既契合了多元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又回应了全球化这一世界性的历史潮流。因而这样一种以“对话”为旨归的政治智慧仍有其勃发的现实生命力和强大的理论效应。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正是承续着这样一种“对话精神”，形成了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发展观等政治韬略。邓小平的“尊重差异”、“倡导共识”、“宽容互让”、“和而不同”的对话思维方略也日渐被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成为许多国家应对国际局势与处理国际事务的一个基本准则，正所谓“对话意味着生命，对抗意味着死亡。”

责任编辑：秦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