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略议

闻佳鑫

摘要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及程度不仅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 也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清末民初的女子学校教育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使女性的素质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学校教育开始了从无到有的发展,从旧到新的转换,本文谨就清末民初新式女子教育兴起的概况,原因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教会女学新式教育男女平等

中图分类号:G5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1-313-01

一、新式女子教育发展概况

中国新式女子教育是在晚清之际兴起的。其表现就是女子教育开始走出家庭教育的圈子,出现社会化的趋势。最早的女子学校是1844年由英国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所派的阿尔德赛女士在浙江宁波创立的。1898年6月,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子学校在上海产生。女子学校在1907年以前增长很慢,进入民国女子学校有了较大发展,中国近代自办的新式教育的发端是由政府兴办的京师同文馆(1861年)和上海广方言馆(1862年)。但新式教育发展十分缓慢,据不完全统计,在甲午战前,中国新式学堂不过25处,到1899年全国各地新学堂总数也不到200处。女子教育则还未提倡。但在20世纪初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民间创办女学活动兴起,政府亦已开始倡导女子教育。

教会女子学校教育在近代发展是比较快的,1869年新教女学生已有576人,1876年女学生有2100人,1895年达6798人。而天主教在1878——1879年有女校213所,学生2791人。到五四运动前夕,基督教各类学校的女学生总人数达62970人,天主教各类学校学生也有4—5万人。而且,西方教会力量在近代中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学校体系,就女子教育而言,从幼稚园、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大学、圣经神学校、医学校、盲人学校,以及诸如识字班之类的培训班等一应俱全。

二、女子教育的确立过程

清末,西方女子教育思想的东传,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女学实践,为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兴起奠定基础,清政府也最终迫于形势确立了女子学校教育的学制系统。

第一, 教会女学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影响。1844年,美国“东方女子教育会”派遣爱尔德赛女士,到宁波自费创办了一所女塾,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也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此后,福州女书院、清心女书院等教会女校相互在福州、南京等通商口岸创立。女学开办初期的教育内容分为西方宗教知识和宗教思想以及外语教育;中国传统女子教育项目如缝纫、园艺等女红。《圣经》、外语被列为主课。有的学校规定宗教课不及格者开除出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教会势力也得到扩展。据统计,1879年仅在江南一带就有教会女学213所,学生2791人。

教会女学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殖民扩张的产物,它不接受清政府任何管理,是对中国教育管辖权的极端轻视和侵犯。但另一方面,正是宁波女塾的创立拉开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帷幕。教会女学将现代形式的女子教育引入中国,它打击了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等陈腐观念,为男女平等地接受教育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资产阶级的提倡与实践。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等人都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到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男女不平等现象进行更严厉抨击。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女学》一节中认为,“然我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女不学始。”康有为《大同书》中具体提出“男女同权”、“教育平等”的主张。因此,维新思想家的主张为中国人自办女子学校的兴起奠定了舆论基础和理论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比维新人士更注重女子教育。革命派中提倡女子教育最积极的当属蔡元培、秋瑾、孙中山等人。1902年6月,上海女学会成立时,蔡元培、蒋智由等人到会演讲,认为“欲造此完全之中国,非独当责之凡为男子之人,尤当责之女子”。孙中山对女子师范教育给予高度重视“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等人的思想得到越来越多的国人响应,从而女子教育在民国初年有了较大的发展。

第三,清政府迫于当时形势,对女子学校教育学制予以最终确认。20世纪初清政府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成为清政府颁行女子学校教育学制的重要原因。1902年,清政府推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普及教育的方案——《钦定学堂章程》。章程初步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办理规则和实行方法,但女性仍被排斥于学校教育之外,所以执行法统的清政府亦未突破传统女教的框架。

由于“壬寅学制”自身有许多不完备、不成熟之处,不能很好地适应当时教育的发展,因此清政府于1903年钦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着手新学堂章程的制定。1904年1月13日《奏定学堂章程》颁行全国,史称“癸卯学制”,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由国家正式发布并在全国实施的学制系统。

在癸卯学制中,清政府对女学的态度依然是“中西礼俗不同,不便设立女学及师范学堂”,但又因“使全国女子无学,则母教必不能善,幼儿身体断不能强,气质习染断不能美”,基于上述两种原因,“故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将蒙养家教合二而一。教学场所严格限于家庭之内,教育内容以传统女教的《女诫》、《女训》等为教科书。

此后,清政府忽视女子教育的态度随着时代的演进发生了变化。革命派以“天赋人权”为口号倡兴女学,言词激烈并着力付诸实践,使女子就学的观念在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多地为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女子上学在各地逐步开始变为实际行动,官方一些颇存威望的人物如端方、袁世凯等也开始热心女学;大力提倡、支持女学,女学兴盛的迹象表明,解除教育方面的女禁是大势所趋。

鉴于上述形势,为了加强对民间兴办女学的控制,清政府终于确定“各国习尚,尚有为我急宜师仿者,妇人女子悉受教育是也”,后慈溪太后令明定官制,正式宣告女学解禁。1907年3月8日,中国第一部由官方颁布的女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26条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6条颁行全国,女子教育正式列入了清政府社会教育的学制系统,具有了合法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