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比兴》篇或比兴观研究述论

谢德胜

【摘要】历来关于《文心雕龙·比兴》篇的研究大致有四个方面:关于刘勰《比兴》篇美学思想的挖掘;梳理刘勰前后不同时代“比兴”范畴意义的转化;刘勰的“比兴”观比较研究;关于《比兴》篇中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对刘勰的比兴观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研究述论

素有“龙学”之称的《文心雕龙》的研究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诸学者以前较多地关注对整部著作的整体观照,而今愈来愈多的人重视对《文心雕龙》中各篇章的研究。而比、兴是我国诗学的重要传统,《文心雕龙》专辟一章研究比、兴,上溯秦汉,可谓空前;下视其后,也不为常见。因此《比兴》篇历来被人重视,相关的文章自是不少。根据对刘勰《比兴》篇的研究内容的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关于刘勰《比兴》篇美学思想的挖掘

从两汉的“六义”、“六诗”开始,比兴始终成为不同时代学者进行诗学理论阐释的重要对象。除了传统的注疏之外,有不少学者就《比兴》篇本身的内容,对刘勰在篇中所反映的比兴观进行探讨。认为刘勰的比兴观主要有三:政治解说、语言解说和文学解说。

政治解说的观点因在《比兴》篇中即有明言,并且亦是中国比兴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历来学者谈到刘勰的比兴观时均有涉及;语言解说,如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即认为“《比兴》讲比喻和起兴这两种修辞手法。”区文强《刘勰“比兴”说》一文亦将比兴概括为比喻和联想在创作中的运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探讨,触及到文学解说的层面,以此来探讨刘勰《比兴》篇中所反映的美学思想。但区文所谈到 “感情”、“形象思维”仍稍显笼统。而王元化在《文心雕龙讲疏》认为刘勰“比兴”论含有两方面的意思,除了“比”为附理,“兴”为起情之外,还可以把比兴看作一个整体概念, 解释为“一种艺术性的特征, 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 艺术形象一语”。童庆炳先生在《<文心雕龙>‘比显兴隐说》一文则认为刘勰的“比显兴隐”之说,区别了比与兴的审美功能的不同,比和兴都表现情感,但方式有别,这主要源于文学抒发的情感类型不同,对于比较清晰的确定的情感表达宜用“比”,这种情感鲜明强烈,是经过理性的沉淀的,是在情感中附了“理”后才诉诸文字的;而另一种感情是朦胧的、幽微的、不可琢磨的,不能明确的用比喻表达出来,萦绕于心,当他偶然触景,便心中之情与眼前之景互相触发,使原来朦胧未定的情感具体化为一种想象,这就是兴。并且进一步推演,从哲学层面认为比接近认识论,兴接近存在论。而仇世友 《再释刘勰论比兴》亦认为比是从认识去把握, 兴则是从感悟去把握。同时对二者的不同作了更加细腻的分析:一是兴隐而比显;二是兴婉而比直;三是兴广而比狭。并且认为在艺术创造过程中, 赋比兴往往同时并用,兴是基础, 赋是展开具体形象的铺陈、钩勒, 比是运用譬喻进行切意和切象的描写。兴凭藉赋比具体化、形象化, 从而达到言有尽而意趣无穷。类似的文章还有段学俭《〈文心雕龙〉“比兴”篇与该书的比兴观》、郭宝亮《生命体验与比兴——刘勰“比兴”观新探》、杨金花,韩田鹿的《论刘勰的比兴观》等等。

谨案:应该说,刘勰的《比兴》篇不管是开头所言的“《诗》文弘奥,包韫六义”,还是在阐释比兴所举的《诗经》的诸多例子中,或是对炎汉以后的“兴义销亡”的探析,都深刻地反映了刘勰对先秦以迄汉代以来比兴观念中寄托讽刺的继承;同时他将比兴是与章句、对偶、夸饰、用事等文章技巧并列,且“比”作了“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的分类,明显是语言学修辞观念所起的作用;当然,刘勰最突出的贡献确实还是在于如前文所举的诸多学者所论述的那样,能够从作家自身创作的角度出发,把握到艺术创造中的形象思维、或者说思维的形象。如《物色》篇中的“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神思》篇中所谓“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在这里,思想、情感、形象三者是水乳交融、圆融无迹的。而这一极具审美意识的解说,对于后来钟嵘“文已尽意有余”宋李仲蒙的“叙物索物触物”说,以及后来的古典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梳理刘勰前后不同时代“比兴”范畴意义的转化

比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重要的美学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关于比兴的内涵和外延亦是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有的学者从史的角度对“比兴”进行了梳理,尤其是六朝前“比兴”概念的提出及其在后来的转变,这对于我们掌握刘勰的“比兴”观有一定的作用。清晰地梳理了刘勰之前的“比兴”概念,使读者了解刘勰“比兴”观有一条纵向线索,具有史的作用。

郭外岑《比兴概念的形成和刘勰的“比兴”论——兼评王元化同志的“拟容取心”说》,通过对先秦古籍进行爬梳,认为比这一概念早在先秦已被广泛使用,所不同的是汉儒所言的“兴”在先秦并未存在,乃汉儒迎合“诗教”而臆造出来的。而刘勰所言的“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对兴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使得兴和情水乳交融了,文学创作的特质得以实现。徐中原《浅论先秦至唐比兴之嬗变》一文从宏观角度把握了比兴发展、嬗变之过程,认为:先秦时期的比兴指诗歌的分类;两汉时期经学家往往从诗的教化作用出发把比兴看作诗歌的表现手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比兴的认识呈多元化态势:比兴既指表现手法,也指作品的含蓄美以及批判现实的诗歌内容等;在唐代比兴被理解为讽喻政治、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内容而升华为一种文学主张。采用类似方法的还有刘则鸣《刘勰“心物交融说”寻源——兼论“比兴”》、范晓民《先秦至六朝比兴说述略》、刘文忠 《<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的渊源关系》等数篇文章。

谨案:诚如前文所言,比兴观念是中国诗学的重要传统,历来对于比兴观念嬗变做宏观研究的著作自然不少,对于比兴的发展均有论述其与刘勰的比兴观有着莫大的联系①,但因其本体研究并非立足刘勰比兴观本身,故不作主要论述。但从东汉经师郑众《周礼注疏》卷二十三《太师注》中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到郑玄注《周礼》“六诗”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② 再到刘勰的《比兴》篇,其中确实有着对“比兴”范畴意义的不同转换。事实上,《比兴》篇中,如“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文中“赋同”,指赋的表现手法是直陈其事;“比显而兴隐”,指比为明喻、兴为隐喻,讲二者的不同特点;“比者,附也”,指比是比附事理;“兴者,起也”,指兴是发端,引起情感。若仅观这些,刘勰对赋比兴的讨论确无新意,充其量也不过是对汉儒观点的承袭与总结。但刘勰在此基础上为比兴内容做了不少的充实:如怎样具体实施比兴,比则“切类以指事”,兴则“依微以拟议”;揭示了运用比兴的动因和社会作用,“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对比兴的运用提出了“拟容取心”的要求等等,这些亦成为后来比兴观念继续发展的基础。

三、刘勰的“比兴”观比较研究

显然,本体的意义通常需要他者对照才能得以确立,刘勰的比兴观念概莫能外。有的学者把刘勰的“比兴”观或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其他时代学人的“比兴”观相比较,或与外国理论相对照,以此来确立对刘勰“比兴”观念的界定。

袁长江《刘勰对<毛诗序>“比兴”的误解和发展》一文认为刘勰“比兴”之名袭自《毛序》,但取义却采用郑玄的《周礼注》,而先秦两汉,“兴”因使用地方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涵义,有本义之兴,有《周礼》“六诗”之兴,有《论语》“诗可以兴”之兴,有《毛序》“六义”之兴等等。而刘勰的比兴理论是把毛公“六义”之兴的涵义一分为二:比喻为比,象征为兴。又汲取汉人对用诗之兴的论述,并分别加以充实和拓展,使之成为两种不同的概念。使得后人加以推演比兴观念遂成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

郭勇《<文心雕龙>“比兴”论解析——兼与新批评隐喻观念比较》则刘勰的“比兴”与西方新批评对比喻的研究进行对照,从三个层面加以探讨:一、修辞层面。刘勰揭示了比、兴的成因、功能以及二者的关联, 新批评则从比喻中发现语义的对立统一。二、心理层面。刘勰的意象论将构思与表达结合起来,新批评则排斥心理因素, 标举语象。三、文化层面。刘勰的比兴论体现了天人合一观念, 是一种文化修辞学, 新批评则以比喻作为文学本质属性, 是一种本体修辞学。中西文艺理论的比较固然有助于对刘勰“比兴”观的认识,但是郭氏一文似乎分述多,比较少,这样的比较似乎还隔了一层,但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郜积意 《经学的比兴与文学的比兴——<文心雕龙·比兴篇>新说》细致地注意到刘勰对比义和比体的区分,以及扬比义、贬比体的倾向,认为刘勰立足“文学”基础的比兴观与汉代经学的比兴论不同。比、兴均为诗之六义,不存在价值的高低。而刘勰所以如此立论,是因为他以辞赋为考察对象,他指出辞赋的修辞与伦理的冲突,即对修辞的过分关注会损伤到伦理的效果。

采取类似方法的还有王小红的《试析刘勰与汉儒的比兴论》,这些文章的观点有时虽然不免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但就方法论而言,却又是具有相当可借鉴性。

四、关于《比兴》篇中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

对于《比兴》篇中的某一具体问题进行探讨的焦点相对集中,主要是关于“拟容取心”的讨论。 相关论文有王元化先生《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一文,王先生说:“‘拟容取心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艺术形象不仅要摹拟现实的表象,而且还要摄取现实的意蕴,通过现实表象的描绘,以达到现实意蕴的揭示。”牟世金、陆侃如在《文心雕龙译注》中便认为“比拟事物的外貌,要摄取其精神实质”,便直承此种说法。概言之, 80年代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一般认为“容”是指事物的形象,“心”是指事物的实质。“拟容取心”就是既要描写事物的形象、又要摄取事物的实质及意义。不管是论文和专著,表述尽管不同,但对“拟容取心”的理解,很少超出这个范围。90年代后,不少学者开始提出异议,詹福瑞《诗人比兴 拟容取心——〈文心雕龙〉“比兴”论》即认为:“‘容指物象,心指作者的思想感情,或用心。‘拟容取心,就是描写物象来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或用心。”理由是“物本身的实质只有与思想感情融为一体,才会显示出其意义来。”刘晟《《文心雕龙·比兴 >“拟容取心”说解惑》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心”不应释为客体之心(艺术形象的现实意义) , 而应是对物的描写切合了外物给人(主体) 的情感上的意义上的心理体认。”随后的相关著作都基本持此种看法,如周明《文心雕龙校释译评》。近年来,又出现综合的说法,如马新广《<文心雕龙·比兴> “拟容取心”句义释》一文,通过对《文心雕龙》中众多的“心”字做意义上的分类,认为“心”是针对比兴而发的,而非只是“兴”,所以句中“心”的义指,既有客体蕴含的义理精神,也有主体的情感体认。

谨案:事实上,王元化先生的观点其意义在于发现了比兴中所体现的“艺术形象”塑造,他所认为的“‘拟容取心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艺术形象不仅要摹拟现实的表象,而且还要摄取现实的意蕴”,这个“现实意蕴”并没有排斥个人主体的情感体认,当然到了牟世金一说,则似乎有些过犹不及之嫌了。统观《比兴》篇“拟容取心”一句,我们认为马新广一文的解释或者更具包容性。诚如张少康所言:“‘取心则主要是取作者所寓于所拟之‘容的‘心。当然作者之‘心是借外物象之含义而体现出来的,物象中所包含的现实意义虽有它的客观性,但在文学艺术中,他是作为作者意图的体现者而出现的。”③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

分歧之二:在王元化先生当时的文章中并不成其为问题,只是后来学者们在注释时,则时有不同的意见:如牟世金、陆侃如的《文心雕龙译注》认为“拟容取心”针对“比拟”而发;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则认为是针对“兴”而发,周明《文心雕龙校释译评》亦想响应此种观点。而马新广《<文心雕龙·比兴>“拟容取心”句义释》一文,认为“拟容取心,断辞必敢”不管是针对“比”或“兴”而言,在逻辑上都是说得通的,而且考证“断辞必敢”一语源自《史记·李斯传》:“愿小而忘大,必有后害,狐疑犹豫,必有后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所谓措辞大胆果敢,主要是针对“比”而言,故认为“拟容取心”一句应该是比兴兼而有之。

此外,关于《比兴》篇中某一具体问题研究的还有张灯《文心雕龙<比兴>六条辫析》起”情者依微以拟议”、“青条若总翠”等六句逐条进行或文句的疏通,或来源的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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