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摘 要:以一种宏观的历史视野,分析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特别是分析我国社会转型面对的复杂时空背景和转型特殊复杂性,便会凸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双重取向:现代取向和社会主义取向。如何在坚定不移地坚持这双重取向的前提下根据实践的要求不断调适二者的关系,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智慧的考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性课题。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现代取向;社会主义取向

中图分类号:D03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6—0011—06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现象,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着眼点,也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如果仅仅停留于此而不深入下去,就会使问题简单化,甚至产生诸如把问题账算在改革和发展头上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①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一种宏观的历史视野,通过对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特别是社会转型面对的复杂时空背景和转型特殊复杂性的分析,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和谐社会思想的历史界划与现代和谐社会思想的产生

1.和谐社会思想的历史界划

人际和谐、社会和谐、天人和谐是人类的恒久追求。伴随这一恒久追求,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种种关于和谐与和谐社会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对其进行挖掘和借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些关于和谐与和谐社会的思想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历史语境是不一样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思想概念,并主张对历史上的和谐社会思想进行大的界划,即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思想,另一类是现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思想。所谓传统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思想,就其最主要的方面来说,是指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自然必然性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为话语背景的和谐社会思想;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思想,就其最主要的方面来说,是指以商品——市场经济为基础、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社会形态(经济必然性居于主导地位)为话语背景的和谐社会思想。

2.现代和谐社会思想的产生源于社会转型

现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思想出现于西欧资本主义初期,也可以说是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所造成的社会转型,无疑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剧烈的。它创造出比以往数千年还要大、还要多的社会生产力,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使社会一度处于极不和谐的状态中。正是由于社会的这种极不和谐状态,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强烈、影响最广泛、持续时间最长的和谐社会思想。这种和谐社会思想就其基本形态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最早也是最直接提出和谐社会思想乃至和谐制度的,当属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傅立叶在1803年就发表了《全世界和谐》一文,后来又在1829年出版的《经济的新世界或符合本性的协作的行为方式》中,对和谐社会的组织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欧文则直接把自己在美洲等地的共产主义实验称作“新和谐公社”;德国的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于1842年出版了代表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被马克思称为是工人阶级“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②。其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包括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和谐社会”或“社会和谐”这样的字眼,但无论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还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其主要线索都是以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的。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思想发轫于早期社会主义学说,主张建立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学说的题中应有之意和基本内容。

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和谐社会思想及其启示

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看到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严重、阶级矛盾突出、政治秩序混乱、社会严重失序的极度不和谐现象,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严厉批判,但由于他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眼界,因而揭示不出社会现象的本质,也没有找到建立未来和谐社会的基本动力、依靠力量和正确道路,最终只能使和谐社会的理想带有空想性质。真正把和谐社会思想提到科学高度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和谐社会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最严厉、最深刻、最具有辩证历史观的批判。马恩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和谐,而且深刻分析了造成这种种不和谐的社会历史原因,揭示了造成社会对抗和冲突的历史内容,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巨大历史进步作用。③因此,他们所主张的和谐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尤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留恋“原始的丰富”,更不是像小生产者的浪漫主义观点所主张的那样:“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④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和谐社会,是最具现代意义和现代取向的和谐社会。二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即共产主义理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表明了对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解:“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倡社会和谐”⑥。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他们主张的共产主义设想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提出共产主义是每个人都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说,建立在社会生产力极高度发展和人类最全面发展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具有强烈现代指向的和谐社会思想,但他们毕竟没有亲身经历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因此,在他们的和谐社会思想中,批判多于建构。今天,当我们面对我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极其复杂的局面时,如何把批判性话语转换为建设性话语,更多地研究和运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思想,关于资本主义初期社会对抗和冲突所包含的历史内容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思想,以一种辩证的历史观看待我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极其重要的理论课题。

二、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以及社会转型所面对的复杂时空背景和所具有的特殊复杂性

我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对于不少人来说,这一转型仍然是“感觉到了的东西”而不是“理解了的东西”。要使“感觉到了的东西”变成“理解了的东西”,首先要弄清我国社会的历史方位,其次要结合具体实际认识我国社会转型所面对的复杂时空背景和所具有的特殊复杂性。

1.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

所谓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简单地说,就是把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作为一个坐标,看看我国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在这个坐标中处于什么位置。为了说清楚我国社会的历史方位,首先要研究和确定历史的坐标。而所谓历史的坐标,简单地说,就是对人类历史进行大的分期或者说把历史划分为大的阶段。

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大的阶段有种种分法,比如马克思因研究问题视角的不同就有多种分法,但主要的、对我国影响较大的就是三分法和五分法,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发展“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而在西方社会乃至更大的范围内,则通常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两分法。那么,在确定我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时,究竟应该用“三形态说”、“五形态说”还是传统——现代的两分法?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社会的特殊发展历程,单是用这三种分法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的历史方位,而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作为这一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就是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笔者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形态说”“五形态说”解释》中,曾尝试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来拓展和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对我国现实社会主义重新定位的概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显著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因而必须通过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来激活作为社会活动主体和社会活力源泉的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同时,由于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带来社会关系的物化乃至社会的两极分化,因而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来消解和限制、扬弃商品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在较小痛苦和代价的条件下为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总之,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发展商品市场经济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以保证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通过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就是这一历史定位的基本内涵。⑦或者简约地说,我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由传统的社会主义向现代社会主义转型,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加速期,其中期目标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

2.我国社会转型面对的复杂时空背景

所谓我国社会转型面对的复杂时空背景,主要是指在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作为世界进程的现代化发展在当今时代形成的复杂格局以及由这一格局导致的社会发育程度和生存样态各异的社会文化模式在我国的共时态存在和相互冲突。它包括制度和非制度两个层面的内容。

非制度层面的时空背景涉及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历史上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由此造成的我国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间的时代落差。现代化理论研究表明,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进程:一种是早期发生在欧美国家的原生的或称内源式的现代化进程;一种是晚近发生在欠发达国家的派生的或称外源式的现代化进程。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显著的不同特征。在欧美国家原生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表现为一种自然的生长、发育、成熟的过程。它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当这种现代化开始的时候,世界上尚没有其他的现代化的先例存在,既没有“既定”的前景,又没有现成的道路。这一方面决定了这种现代化进程的探索和创新性质,另一方面也使得这种现代化不存在必须进行“赶超”的紧迫感,从而可以在一种相对“从容”的心态支配下向前推进。其二,在这种现代化进程中,“尽管也伴随着文化冲突,但在总体上它是以一种线性的时间序列呈现出来的,其内在矛盾并不表现为共时态的激烈对立与选择的困惑。相反,它被消融于历史性的发展之中,从而被时代主题的历时转换所消解。因为在每一个历史环节或阶段上,都存在一种主导的历史趋势,人们不难作出自己的选择。”⑧

而后发国家的外源式现代化则不同。它是一种传导——回应型的现代化。也就是说,这种现代化是在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挑战甚至对本民族的生存造成直接威胁情景的逼迫下、在原初现代化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下开始和进行的。这意味着它可以在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现状中间接地看到自己现代化的前景,从而使得这种现代化带有“采借”和问题与任务“共时态”集中存在两个特点。特别是在现代化初期,这两个特点更为鲜明。“采借”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无疑具有无需重复创造、从而加快现代化进程的优长。但“采借”的过程也会充满风险。如新引进的现代因素与原有的传统因素的矛盾和冲突,盲目引进现成的模式而使自己误入歧途等。同时,在“采借”时,人们往往只看到早发国家的现代化成果,而容易忽视取得这种成果的演变过程,从而产生急于求成的“赶超”情绪和不切实际“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样一来,就会搞乱本国现代化进程的时序,使一些本来可以按部就班解决的问题集中而又“超前”地凸现出来。

非制度层面的时空背景涉及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化观念的冲突和由此造成的一系列二律背反现象和选择上的两难处境。如果从非制度层面来界定,现代化在器物层面上就是工业化、商品化、城市化,在文化层面上则是科学化、理性化。但是,当我们正欲以科学理性精神去实现工业化、商品化、城市化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文化却已经是一个残破的价值对象,并由此引发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批判和生态哲学对理性文化的反抗,这使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由经验型文化模式向理性文化模式转型之时,又目睹着理性文化模式的局限和弊端,造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一系列二律背反现象,加剧了人们的两难处境。例如,当我们正欲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时,商品经济所带来的物欲横流、两极分化和人的物化异化现象却早已受到并且在更深的层次上受到人们的批判;当我们正欲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并把它置于生产力的首位时,西方文化已出现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和反省;当我们试图批判和超越传统文化的羁绊时,西方社会却兴起了东方古典文化“热”……诚如有人所说:野蛮的符咒尚未挣脱,文明的压抑接踵而至。文明与野蛮的决战犹未见分晓,超越与沉沦的对峙已拉开序幕。积弊时弊并存,近忧远虑交集。⑨

就制度层面的背景来说,涉及到的基本问题有:(1)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特别是十月革命开辟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来,历史已经对多次失去了机会的中国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从世界上已经出现的那种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现代化提高到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现代化。(2)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世界发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无法预知的剧烈而又深刻变动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些剧烈而深刻的变动主要包括: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主导社会主义模式,即由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系列严重的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后,经过自我调整,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仍然表现出相当强的生命力和活力,仍然保持着对社会主义的优势。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大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实现和建立的。这使得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相反,却出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僵化态度,基本表现是企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复制马克思设想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其结果反而使前资本主义(前现代社会)的某些东西得以复活,延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第三,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虽然开创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在一段时间内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但却日益走向僵化,暴露出缺陷和弊端,最终导致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的易帜,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上述这些变动,使得社会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由“清楚”变得不那么清楚了。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的中心问题并且在实际进程中不时受到姓“资”姓“社”问题的缠绕。

上述两个方面的背景,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创新性质,要求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一条既坚持社会主义,又使这种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既不偏离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大道,又能最大限度地克服和限制资本主义弊端的新路。这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神圣责任,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走向新的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3.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复杂性

从历史经验来看,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传统社会向以商品——市场经济为基础、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期,特别是在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的阶段,容易出现社会失稳和动荡,是世界各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然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转型,特别是由自然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的转型一般都表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而我国实现现代化所要经历的转型却有着极其特殊的复杂性。(1)这种转型是双重的。不仅要经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而且要经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或者说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社会主义的转型。与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相比,这种转型表现为一种偏离了自然历史过程后的校正,所遇到的阻力似乎更大。因为传统社会主义不管有何种缺陷和弊端,毕竟体现了公平正义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尽管这种公平正义是以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为表现形式的,但人们一旦经历过,就很难忘怀。因此,如何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特别是公平正义的首要价值取向和市场经济的“现代”取向结合起来并且结合好,是尚待解决的历史课题。(2)这种转型是压缩式的。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我国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00年的时间内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才走完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这就意味着人家在二、三百年内围绕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渐次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集中出现,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近20年时间内,我们要加快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因而矛盾和问题会更为突出。(3)这种转型是后发式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开始搞现代化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甚至开始向后现代迈进。这一方面使我们面临着落后就要挨打的压力,必须采取赶超战略,另一方面,在今天信息传播如此发达的情况下,西方的东西,包括后现代的东西,必然会向我国传输、渗透。也就是说,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有前现代的东西、现代的东西,而且有后现代的东西,这就会使我们的许多人在价值选择上出现混乱,有怀旧的,也有超前的,这就是所谓的价值取向多元。(4)这种转型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的。正如温总理所说,一个小问题,在我国乘上13亿,就是一个大问题。正因为有这些特点,所以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变革的广泛性、深刻性和复杂性,是史无前例的。由此所产生的社会利益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广泛性、深刻性和复杂性,也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增多和碰撞,既增强了社会的活力,也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特别是,我国目前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原先改革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矛盾迭加在一起,便产生了当前社会上诸多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如价值取向多元,社会阶层分化,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拉大,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资源环境形势严峻,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群众不满情绪增加等。我们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正是着眼于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提出来的,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要求。

三、现代取向和社会主义取向的调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性课题

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是我们党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三步,这意味着,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至少要持续到2050年。这期间,尤以21世纪头20年最为关键。其中的道理众所周知:这是一个被称为“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的转型加速期。

在本文第一部分中,笔者曾提出“现代和谐社会思想的产生源于社会转型”并以此作为标题。意在述说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即社会转型引发了以种种社会主义学说为基本形态的和谐社会思想。今天,我国社会也处在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央也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并且一经提出就获得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值得思考、研究和讨论。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曾说过:“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他还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⑩循着马克思的思路,联系近代以来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能否得出如下认识:(1)尽管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发育程度有所不同,但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传统社会向以商品——市场经济为基础、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转变则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逃脱的历史走向,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试图摆脱或者说超越这一走向,但历史以自身的“铁的必然性”的力量给予了校正。(2)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场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动即社会转型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多是必然要面对的。(3)同是走现代化的历史必由之路,但是走法却可以不同。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说和制度产生以来,人类实际上已经在尝试探索走另一条现代化道路即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虽然由于偏离了历史必由之路而由历史给予了校正,但其经验教训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4)回归历史必由之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由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期。能否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不以大多数人的异化和牺牲为代价、不以血腥和野蛮方式推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一条在社会转型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道路,不仅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应该从这样的宏观历史视野来认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的意义。

从这样的宏观历史视野出发来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的意义,便会立即凸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双重取向:现代取向和社会主义取向。所谓现代取向,就是市场经济的取向,因为只有发展市场经济,才能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才能形成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体系,才能使社会个人从人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经由独立性阶段而走向全面自由发展。所谓社会主义取向,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以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坚持公平正义这一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取向。这双重取向虽然不是对立的也不应该对立,但在实际运作中要处理好也决非易事。如何在坚定不移地坚持这双重取向的前提下根据实践的要求不断调适这双重取向的关系,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智慧的考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性课题。这一历史性课题解决好了,将是中华民族对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现代化事业的巨大贡献。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83页。

③参见恩格斯:“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态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的、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2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3页。

⑦参见王友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形态说”“五形态说”解释》,《中州学刊》2000年第3期。

⑧何中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定位》,《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⑨参见周国平:《困惑与坦然》,《中国青年》1988年第9期。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11页。

责任编辑:思 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