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财富”不能舍弃——浙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与启示

文/郑利军

顺势应变、清醒有为是取胜之道；同舟共济、斗志昂扬是成事之基；标本兼治、兴利去弊是克难之法

应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犹如迎接一场“大考”：考信心、考智慧、考能力、考民生、考作风。两年来，全省上下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经受住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考验。通过危机的洗礼，我们对浙江发展的优势、劣势和潜力有了愈加清醒的认识，推进科学发展的自觉性、坚定性进一步增强。这种思想和方法上的收获，是危机带给我们的无形宝贵财富。

这个“危机财富”，概括地讲：首先，顺势应变、清醒有为是取胜之道。国际金融危机突如其来，省委、省政府见事早、行动快，果断实施“标本兼治、保稳促调”工作思路，迅速稳定形势，经济运行成功实现“V型反转”，目前主要指标大多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其次，同舟共济、斗志昂扬是成事之基。广大干部群众处变不惊，破发展之难、抓转型之机。全省多次召开万人以上电视电话会议，出台8000多亿元的政府主导性重大建设项目计划，编制实施“11+1”产业转型升级规划，广泛开展“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专项活动，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形成了政企联动、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再次，标本兼治、兴利去弊是克难之法。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推进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强化科技创新、品牌创建，优化产品结构，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拓展市场结构，苦练内功创新企业制度结构，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在应对危机实践中，可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坚持壮大实体经济，不沉迷于虚拟经济的过度扩张

浙江是经济先发地区，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积累的矛盾在危机中集中显现，出口受阻之忧、要素成本之重、品牌缺失之痛、产业低级之叹，让人深思浙江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背后的“隐忧”。“一大一小”的矛盾：浙江经济总量大，环境承载量小，一次能源几乎全靠外省调入，能源资源消耗难以支撑粗放发展方式。“一高一低”的矛盾：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大量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高投入、低产出现象明显。“一升一降”的矛盾：随着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涨和石油、原料等价格攀升，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持续走高，而浙江大多数行业处于供大于求的竞争性领域，“压价竞争”时有发生。“一多一少”的矛盾：浙江产品出口较多，受危机影响外部需求减弱，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这“四对矛盾”说明浙江有限的发展空间，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家在本地发展实体经济的积极性，闲置的产业资本必然去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助长了虚拟经济的繁荣。

特别是大量民间资本流离于产业领域，过早地转化为金融资本，参与各种投资投机活动，“十一五”期间浙江房地产业累计投资9130亿元，而一些企业对发展实体经济心不在焉，同时浙江有数以亿计的产业资本滞留在沪、深二级市场，还有投资煤矿、黄金等行业，资本逐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必须引导企业从危机中汲取教训，处理好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立足做大做强主业，夯实实体经济的基础地位。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不重蹈低水平粗放发展路子

国际金融危机对浙江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尤以对不合理产业结构和过剩产能的冲击为甚，暴露出经济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不足之处。浙江经济面临“爬坡越坎”的重要关口，应把重点放到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上来，转变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率先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应着力破解好“五个不等式”。

“传统产业”≠“落后产业”。在危机中，一些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早晚死亡论”、“梯度转移论”、“淘汰出局论”一度甚嚣尘上。然而，“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浙江传统产业在GDP中比重依然较大，又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关联，决不能放弃，也放弃不了。关键是要用现代高新技术、信息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其向研发、设计与营销、品牌两端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扩大投资”≠“扩张产能”。近年来，浙江一直保持高强度的投入势头，在中央和省里大力度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过程中，如何不做重复投资、避免后危机时期低水平产能再度膨胀，值得思考和研究。要把握好投资导向和准入门槛，发挥投资对调结构、促转型的作用，把淘汰落后产能与培育新兴产业、加大科技人才投入与加强营销网络建设、完善基础设施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腾笼换鸟”，壮大海洋经济、低碳经济、创意经济、县域经济、服务业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等。

“群象经济”≠“大象独舞”。浙江已作出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的决策部署，并着手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综合试验区各项工作，标志着以“小狗经济”见长的浙江迈出了转折意义的步伐。实际上，大和小并无优劣和高下之分，小而专、大而强都是“群象经济”的题中之义。大是重头，小是源头，“扶大育小”不可偏废。要造就浙江经济的“皓月当空”，需要中小企业的满天“星星”，众星拱月，星罗棋布，才能再创浙江辉煌与奇迹。

“政府有为”≠“国进民退”。一些地方政府对危机中遇到困境的企业施以援手，被误解为“一场新的国有化运动”，引发了“国进民退”的争论。事实上，浙江民营企业在危机中不仅没有出现倒退，相反还实现了新的发展，显示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抱团取暖”，携手相依，实现了共同发展。这是浙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大亮点。

“城乡一体化”≠“城乡一律化”。城镇化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和空间依托，没有产业集聚的城市化是空洞的发展。现在，一些地方脱离实际，片面追求城乡均衡，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城镇规划体系缺乏科学性，村镇工业企业散乱分布，违法违章建筑屡禁不止，产业结构大同小异，建设发展模式如出一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有的一味贪大求洋，忽视土地保护、村落文化挖掘和新农民的培养。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不囿于传统体制与观念的束缚

人民群众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创造力。当危机和困难袭来，浙江省委、省政府问计于民，调动多个积极性，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着力消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在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导向上，突破“GDP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速才是高速发展”的误区，把工作着力点放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上来，推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效生态农业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加速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发展路径上，总结推广市、县区和企业成功做法和经验，以节约集约用地为突破口，在全国率先倡导“亩产论英雄”理念，以铁的手段推进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和循环利用，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向管理要质量、要效益，实现有限空间无限发展。在制度保障上，完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出台“一个意见、五个办法”，既重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又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既重经济发展情况、又重民生改善和生态环境保护，既重已取得的显绩、又重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发挥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鞭策和激励作用。

大量民间资本流离于产业领域，过早地转化为金融资本，参与各种投资投机活动，既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又可能对金融安全构成隐患

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不缺失政府及时有效的调控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浙江省委、省政府采取非常之策，行动果断，应对有效。在政策激励上有“松”有“紧”，在企业解困上有“保”有“破”，在履行职能上有“管”有“放”，收效明显。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最艰难的时期虽已过去，但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仍在继续，各种不确定因素还很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不能盲目乐观，更不能松劲懈怠。要抓住机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继续加强对宏观形势和自身发展战略的研究，进一步转变作风、服务企业，努力在把握发展方向、优化区域发展环境、解决企业“融资难”、“引才难”等实际问题上下功夫、见成效，推进发展。

持之以恒改善民生，不忽视群众利益诉求和期盼

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多次强调“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重视和改善民生”。可喜的是，浙江老百姓的生活在危机背景下更加殷实，2009年成为全国农村人均年收入率先超万元的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增幅高于GDP增幅。今后要持之以恒改善民生，继续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为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创造条件；继续推进“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等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更有尊严；继续发展社会事业，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优教、劳有多得、病有良医、老有善养、住有宜居”，享受更高的生活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