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卢栎仁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卢栎仁

诺斯曾经多次来中国，2002年3月20日在北大做了“经济变迁的过程”的演讲，2004年8月24日在北大做了题为“资本主义和经济增长”的演讲，2008年12月15日在北大做了题为“理解人类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框架”的演讲。

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1920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1942年获得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士学位，195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开始在伯克利任教，1950年成为华盛顿大学教授，1961年担任华盛顿大学研究所所长，1979年任教于赖斯大学，1981年到1982年任教于剑桥大学，1982年重新回到华盛顿大学任经济系卢斯讲座教授。

诺斯于1993年获得第25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辞中指出，诺斯在多部论著中论证了包括产权在内的制度的作用，是“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

诺斯的主要著作有：《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制度变化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与戴维斯合著）、《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与托马斯合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主要论文有：《经济史》、《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由》、《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第一次经济革命》、《结构与绩效：经济史的任务》。

一、诺斯的主要观点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增长问题是经济学家关心的热门话题。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在这些因素中，先进技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泉。但是，诺斯注意到，在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很大提高。诺斯在研究后发现，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市场经济也变得更安全，是航运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变化，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提高了生产率。这使他看到，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或者变迁也能提高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从这时开始，诺斯对制度进行了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并最终发展成一套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

（一）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相似性

诺斯在1971年与兰斯·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相似性，同样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泉。诺斯指出，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当然，不同的行为主体如个人、团体或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以及产生的结果可能不同，但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者推动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到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在美国历史上，金融业、商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制度变迁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总收益的增加同时又不使个人收益减少。

（二）交易费用影响经济绩效

诺斯认为，产权交易费用影响经济绩效。2004年8月24日，诺斯在北大演讲时指出，改善经济绩效意味着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方法就是修改制度。包括建立统一的度量系统，创建有效的司法体系和执行机制，发展制度和组织以整合分散的知识，监督合约的执行并裁定纠纷。这些活动直接的后果就是交易费用整体的急剧上涨，但上升的量总会被生产成本的大量下降所抵消。

诺斯举例说，1870—1970年间，交易部门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从占GDP的25%上升至45%，这反映了美国经济的重点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处理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转移至针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环境。交易部门的上升反映了市场规模扩大下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深化。交换的次数随着专业化的深入而增加，必然导致交易的增加。

（三）制度选择存在“路径依赖”

诺斯指出，人们在进行制度选择时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

诺斯认为，在“路径依赖”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人们对利益的考虑。对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更有效率。而对个人来说，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后，就会不断投入各种资源。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无法摆脱这种路径依赖。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没有价值时，才会做出新的选择。

（四）关于国家目标、交易费用的两个悖论

人们常说的诺斯第一悖论，是诺斯在1981年提出的。他指出，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

诺斯第二悖论是这样描述的：政府界定的产权规定了经济体系中基本的激励结构，产权的变化使得组织和组织内部的企业家从事各种活动的成本收益发生变化，组织和个人因此调整自身的行为，推动制度的变迁，变迁的方向是节约交易成本，交易费用的下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源泉。一方面，从边际意义上的短期来看，交易费用总是在下降；另一方面，每一个时期的下降最后带来的是长期交易费用的增长。前者的推论是经济不断增长，后者的推论是经济陷入停顿。

诺斯提出两个悖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人们研究解答这些疑问：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标准正确吗？如果不正确，制度变迁的方向是什么？如何对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制度进行比较？

二、诺斯理论的主要内容

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诺斯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演变史的审视与分析，升华出制度变迁理论的思想，并以三大理论基石来构建他的分析框架。如他所述，“我研究的重点放在制度理论上，这一理论的基石是：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的变化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理论解释为何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的理解。”值得提出的是，诺斯在阐明上述分析框架的过程中，始终以成本—收益为分析工具，论证产权结构选择的合理性、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种分析使得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具有巨大的说服力。

（一）产权理论

诺斯认为，有效率的产权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增长比停滞或萧条更为罕见这一事实表明，‘有效率’的产权在历史中并不常见。”很显然，经济能否增长往往受到有无效率的产权的影响。有效率的产权之所以对经济增长起着促进的作用，因为一方面产权的基本功能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相关，另一方面有效率的产权使经济系统具有激励机制。这种机制的激励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降低或减少费用；人们的预期收益得到保证；从整个社会来说，充分界定的产权使得个人的投资收益等于社会收益。

诺斯认为产权的界定、调整、变革、保护是必要的。

（二）国家理论

诺斯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如果国家能够界定一套产权，提供一个经济地使用资源的框架，就能促进全社会福利增加，推动经济增长，这就是国家契约论；如果国家界定一套产权，仅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就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会造成人为的经济衰退。

为什么国家对经济发展起着双重作用呢？诺斯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提供服务有两个基本的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制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事实上，这两个目的是不一致的。第一个目的实质上是国家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收入最大化，但国家为使自己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并不关心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的创新，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第二个目的是界定一套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且完全有效率的产权以推动经济增长。基于上述两个目的的不一致性，国家在竞争约束与交易约束下会界定一套有利于统治集团而无效率的产权结构。

另外，诺斯认为国家是一种不可控的、神秘的、超经济的力量，因而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并没有解释国家存在的原因，而强调了国家的暴力。他以为“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

（三）意识形态理论

诺斯认为，只有意识形态理论才能说明如何克服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搭便车”现象，才能进一步解释制度的变迁。在诺斯的制度变迁论中，国家理论说明产权是由国家界定的，而产权理论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取决于产权的有效性。但是上述两大理论并没有成功解释如何克服“搭便车”的问题，也许产权的无效率性及其不完全性，可以部分地解释“搭便车”等经济行为的存在，但是产权的充分界定及行使，经济行为的监督与考核是要花费成本的。在成本小于收益的情况下，有效率且完全的产权也许勉强克服了这种经济行为，然而在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单靠有效率且完全的产权无济于事。总之，上述两大理论无法彻底克服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无法完全阐明制度变迁。因此，制度变迁的研究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理论。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使人的经济行为受一定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等的协调而更加公正、合理并且符合公正的评价。当然这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合时，人们会改变其意识观念，这时意识形态就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三、诺斯对产权理论的贡献

诺斯对产权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即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在其早期对远洋运输和美国国际收支所做的研究中，将新古典生产理论与经济史中所发现的数据结合起来，这种新的方法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诺斯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利用产权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中制度变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诺斯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分析西方世界最近两个世纪中工业化的更为一般的理论，目的是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趋势，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诺斯开始总结他30多年研究经济史的经验，从中提炼出一些对经济学尤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理论。概括起来说，诺斯理论的主要贡献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第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第三，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没有涉及的内容，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地发展了产权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