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的文人群落

路善全

(武夷学院 中文系,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的文人群落

路善全

(武夷学院 中文系,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的文人群落由文人创作群落、文人刻印群落和文人传播群落组成。购买、征稿、组织创作等稿源渠道汇集了一支稿源队伍,组成了文人创作群落。文人刻印群落表现为家族性和绘、刻一体性的特点。文人传播群落主要包括建本白话小说的注解、评点者和序者,注解和评点者大多为书坊主本人,注解和评点的也是该书坊刻印的作品,注解和评点的目的主要表现出商业性、理论探讨性特点;序者以作者和刊印者队伍为主。

建阳书坊;媒介生态 ;文人群落

明代建阳书坊以刊印白话小说为主。围绕白话小说的刊印,形成了建阳书坊特有的媒介生态。媒介是语言与意义得以传播的工具、技术手段或载体。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的文人群落是联系媒介外界现实环境、媒介自身环境、媒介意义环境的活的要素。文人群落中的“文人”,是指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文化素养的人。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的文人群落由文人创作群落、刻印群落和传播群落组成。

一 建阳书坊的文人创作群落

明代不同阶层小说受众队伍的壮大,促进了小说刊刻业的迅猛发展。书坊对小说作品尤其是白话小说作品稿源的需求急剧增加,使书坊主们千方百计地寻找稿源,多方拓展稿源渠道,甚至不惜翻刻、盗版。这样,明代建阳书坊的购买、征稿、组织创作等稿源渠道就汇集了一支稿源队伍,组成了文人创作群落。

(一)购买。自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到明朝末年,小说刊刻业相当兴盛,刊印小说可以获得很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利益,为书坊主带来巨额利润。精明的书坊主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想方设法地寻找优秀的小说文稿,甚至不惜重金购买稿件,以此吸引受众,扩大发行量。书坊主熟悉市场需求,了解市场动向,他们凭借自己对小说书稿的判断力和鉴别力,或从民间,或自“内府”,寻找并购买文稿,尽管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求利,但是客观上也推动了白话小说的发展,促进了白话小说的广泛传播。同时,文人通过编撰、出售小说文稿,获得相当丰厚的报酬,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从而激发了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促使他们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小说创作之中,包括新作的撰写以及对小说旧本的改造,这也是导致明代建阳书坊中后期小说创作与传播持续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征稿。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征稿的做法最早出现于元末,李氏建安书堂至元二年 (1336)刻印孙存吾编、虞集校选的《元诗》,刊登征稿广告:“本堂今求名公诗篇,随得即刊,难以人品齿爵为序。四方吟坛多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无沧海遗珠之叹云。李氏建安书堂谨咨。”到了明代,因白话小说市场需求旺盛,书坊主或通过印刷品刊登广告,或通过人际传播,或口头向特定文人邀约等征稿形式,向社会征集稿源。

(三)组织创作。明代书坊与文人之间的结合,按文人身份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四种形式:

一是书坊主与文人合二为一,可以称之为儒商,他们不仅刊印小说,而且兼任创作、校勘、评点等工作。从嘉靖到崇祯年间,都有书坊主群体参与到小说创作队伍之中,自己创作小说。明代建阳书坊主参与小说创作的主要有熊大木、余邵鱼、余象斗等人。他们编撰的小说,有的自刊,有的则由其他书坊刊印。如嘉靖三十一年杨涌泉清白堂刊刻的《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8卷,万历年间建阳余氏三台馆刊 (首有余象斗序)的《南北宋志传》二十卷等,就是由建阳书坊主熊大木自己创作。建阳书坊主以其小说创作的亲身实践,丰富了古代小说的题材内容,熊大木等人在明代中期的创作,弥补了自元末明初以来直到嘉靖年间通俗小说创作的空白,促进了小说文体尤其是演义体的发展,推动了明代小说流派的产生与成熟,引发了明代通俗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

二是有一定的文学修养、科场失意的下层文人,因生活所需或因个人兴趣等原因受雇于书坊主,在书坊主的组织下编撰小说等作品,即使不是受雇于书坊主,也与书坊关系非常密切,如邓志谟。

三是具有较高文学修养,有一定文名、社会地位,甚至考中举人、进士,担任过知县一类官职者,他们介于下层文人和达官贵族之间,笔者称之为中层文人,如李贽。

四是高级官僚,如曾为《岳鄂武穆王精忠传》作序、担任过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的李春芳,他们较少参与小说创作,主要是为坊刊小说撰写序跋,或作评点。

余象斗在万历十九年所刊《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萃》中声称:“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遂广聘缙绅诸先生,凡讲说,文笈之神业举者,悉付之梓。……余重刻金陵等版及诸书杂传,无关于举业者,不敢赘录。”在这里,余氏对自己刊刻的数十种小说杂传等,因其“无关于举业”,所以未列出目录,不过,通过这条材料可以看出,余象斗曾经“广聘缙绅诸先生”参与书坊的编刻工作。有些书坊主在其刊刻的小说中宣称“敦请名士”进行创作,如万历十六年建阳书坊克勤斋组织编写《西汉志传》称:“遂请名公修辑《西汉志传》一书,加之以相,刊传四方。”

为建阳书坊所雇请或者与建阳书坊关系十分密切的文人,以江西籍者为多,代表人物有邓志谟、朱星祚等。福建与江西相邻,建阳刻书业发达,所以对江西文人尤其是失意文人颇具吸引力,如邓志谟,江西饶安府安仁县人,万历中期入闽,担任建阳余氏塾师,并为萃庆堂编写小说,他在《答饶君陆轩》中指出:“仆穷愁著书雕虫技尔,然不能藏之名山,徒为梨枣也者。”邓氏编有《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各二卷等,均由萃庆堂刊出。

以上三方面的稿源渠道,汇集成了一支稿源渠道队伍,组成了建本白话小说生产传播的文人稿源渠道群落,主要包括熊大木、余邵鱼、朱名世、邓志谟、吴还初等,这些人已是后来专业作家的雏形。

二 建阳书坊的文人刻印群落

原稿校勘确定之后,便进入缮写上版、雕版、印刷、装订工作阶段。书坊需雇请刻工从事这些工作。我们把书坊雇请的刻工统称刻印群落,把刻工人群称为文人刻印群落。明代建阳书坊文人刻印群落刻工的姓名,因宋、元以来白话小说属“小道”,官方对刻书业尤其是私人坊刻业的控制和管理,留在书上的刻工姓名不多。但从官府出资修纂的地方志书和不多的坊刻本上,可以大致收集一些刻工姓名,以便了解文人刻印群落的一些情况。

(一)文人刻印群落具有家族性特点。尽管坊刻本上留有刻工姓名不多,但明嘉靖时期,各地官府掀起了出资修纂刊刻地方志书的热潮。为尽快竣工,官府召集大批熟练刻工刊刻,为示责任和便于计算工钱,这些地方志书留有刻工之名。

就建阳书坊而言,因坊刻发达,官刻萧条,一些官刻实际上还委托书坊刻印。因此,建阳属地刊刻地方志书的熟练刻工,应该大多在书坊刊刻过。

嘉靖二十年(1541)范高、汪佃编撰修订的《建宁府志》上,在各卷目中都刻有刻工之名。经统计,参加该志的刻工多达 84人。全书二十一卷共有 126个刻工姓名或简称,分别代表 84位刻工,每位刻工按照分工参加不同卷次内容的刊刻。同时,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冯继科编撰修订的《建阳县志》(1962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上,都可以看出余姓、詹姓、张姓、叶姓、郑姓、陈姓、陆姓、王姓、刘姓等刻工最多,同姓刻工,可能来自同一家族,且与建阳著名书坊主姓氏暗合。可以说,建阳书坊文人刻印群落刻工具有家族性特点。

(二)文人刻印群落具有绘、刻一体性特点。绘、刻一体即绘画、刊刻由同一人完成。明代图书广泛使用插图,尤其是白话小说,几乎无书不图。明代建阳书坊的白话小说,基本上是上图下文,亦有上文、中图、下文,或文中有图。建阳书坊刊刻的小说为建本小说,书籍中的图画称之为建本版画。

图画的刻印需先绘图,后印在刻板上,或直接在刻板作画,依图画线条刻制。如万历二十年 (1592),余氏双峰堂刻印《三国演义》,插图题“书林忠怀叶义刻”,刻工为叶义。万历刘龙田乔山堂刻本《三国志传》,尾图题“三泉刻像”。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建阳书林出现了刘素明、刘玉明这一对绘、刻技艺俱佳的兄弟版画刻工。崇祯年间,弟弟刘玉明为雄飞馆绘、刻《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图百页,绘、刻精美。尤其刘素明,乃建阳书林中绘、刻技艺最佳,且传世版画作品最多的刻工,如《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鼎镌全补音注书音故事类编》、《鼎镌玉簪记》、《鼎镌绣襦记》等的插图。

建本小说插图的特点是人物造型简略,丰满肥硕,线条粗实饱满。

三 建阳书坊的文人传播群落

根据建阳书坊生产实际情况,文人传播群落主要包括注解者、评点者和序者。

(一)注解和评点者以书坊主队伍为主。在明代,为建本白话小说作注解和评点的大多为书坊主本人,注解和评点的也是该书坊刻印的作品,注解和评点的目的主要表现出商业性、理论探讨性特点。

其一,商业性。熊大木是建本白话小说内容评点的首创者。熊大木出身于刻书世家,熟知经史书籍中加注解与评点的方法。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写作过程中,他为小说加了一百五十多条注解和评点,目的是帮助一些识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很有限的受众,扫清阅读障碍,扩大阅读对象,使他们保持阅读兴趣,赢得更多利润。《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的注解与评点,采用了双行夹批的形式。注解与评点的重点放在注音释义、注解人名地名、注释名称或典故上,以及为作品叙及的事件作注。这些注解中有不少是常识性的内容,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受众来说,恰能在阅读进程中及时地解决疑难,这有利于提高受众的文化水平,有利于培养讲史小说的受众修养。

熊大木之后,建阳刊本的不少小说都加入了评点。建阳书坊主中另一位重要的小说评点者是余象斗。余象斗经常以“题记”、“识语”和“牌记”等形式对小说进行评点和推介,以期引起受众的注意。万历三十四年,余象斗在重刻其族叔余邵鱼的《列国志传》题记中说:“《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评,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余文台识。”“本坊新镌《春秋列国志》批评,皆出自陈眉公手阅,删繁补缺而正讹谬,精工绘像,灿烂可观。是刻与京阁旧板不同,有玉石之分,□□□□,下顾君子幸鉴焉。”为招徕更多的购买者,余象斗还通过贬低别人的版本来显示自己版本的优点。“《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幅,全像者只一家。前像版字中差讹,其版像旧惟三槐堂一幅,省诗去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陋,皆记上层,前后廿余卷,一画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

以书坊主队伍为主所作的这些注解和评点,为建阳刊本小说培养和争取了最大的小说阅读群体和小说销售市场。因此,建本白话小说的注解和评点,带有浓厚的商业气息。

其二,理论探讨性。建本白话小说的注解和评点,还涉及到创作者对一些创作理论问题的思考。熊大木对《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的评点就无意或有意地探讨了讲史小说的理论问题,即小说内容与史实的关系问题。熊大木在夹批中说:“史书小说有不同者”,“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

建阳刊本小说中的评点虽然还是着眼于商业利益的理论探讨,内容也还较为粗浅,但这些评点使受众阅读时似有名师指点,益友切磋,从而不仅关注故事的紧张与情节的曲折,而且开始对作者的创作意图与艺术匠心也多少有所领略。书坊主刊印评点本的初衷是想扩大销路,但客观上却为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与受众鉴赏能力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开了后来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等评点的先河,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有其重要意义。

(二)序者以作者和刊印者为主。

明代白话小说的序言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作者自己写的序;二是作者假托他人名义写的序;三是书商在刻印的时候假托作者或他人的名义加上的序。所有的序都要介绍作者写作的目的、缘由,并宣传作品如何之新、如何之奇、如何有教化或劝诫作用。不少作品在刊印发行于世的时候,,封面或扉页上都印有书坊主介绍该书特点的“识语”,如余象斗编纂的《万锦情林》的扉页上就有识语云:“更有汇集诗词歌赋、诸家小说甚多,难以全录于票上,海内士子买者,一展而知之。既工,雠勘更密。文犀夜光,世所共宝。”该书在“凡例”中又声称“故其剞劂也,取梨极精,染纸极洁,镌刻必抡高手,雠勘必悉虎鱼,诚海内之奇观,国门之赤旗也”,说的是小说质量上乘。

余象斗在此方面较为典型和突出。余象斗十分强调小说的地位和作用。余象斗对小说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为重刊余邵鱼编写的《列国志传》八卷本序文中。针对社会上一般封建正统文人注重史传记载而鄙视历史演义的思想,余象斗不以为然。他在序文中辩称,社会上本来就没有“信史”,“十七史之作”,“其序事也,或出幻渺;其意义也,或至幽晦”,难免使受众迷惘。而演义小说“条之以理,演义以文”,具有史传所不具备的文理易晓的优点。

梁山好汉和《水浒传》的文学地位和作用在余象斗序中得到高度肯定。余象斗认为《水浒传》虽非“圣经、贤传”,但不可“藐之”;宋江诸人,“愤国治之不平,悯民庶之失所,乃闹起山东”。“不知者曰,此民之贼也。国之蠹也。噫!不然也。彼盖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贫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按其行事之迹,可谓超文仗义,并轨群子。”他赞赏梁山众好汉皆为忠义之士:鲁智深是不忘忠义之人;李逵有义有仁;武松心不以色为念,全人伦之道,是真正的义士。作为梁山英雄忠义的化身——宋江,余象斗更是推崇备至:“公明德行慈爱,忠义仁心俱全。”余象斗的这些论述,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在《水浒传》演变史上不失为重要的研究资料。

虽然余象斗只是一个书坊主,虽然他的评点只是为了产品的畅销,但不可否认他提高了小说评点的地位,推动小说评点向前发展了一大步,成为与大名鼎鼎的李贽并称为万历年间两位中国小说史和小说评点史的重要人物。

熊大木为《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所作的序中,明确提出了小说要以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为主要受众,“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地一二”,使得通俗小说在创作上有了明确的对象。在对待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问题上,熊大木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明确提出:“或谓小说不可刎之以下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得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这实际是对讲史演义创作中艺术虚构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熊大木对推动当时演义小说的发展功不可没。

建阳书坊围绕白话小说的创作、出版而作的注释和评点、序等,为明代白话小说创作和传播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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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06.2

A

1004-342(2010)01-73-03

2009-09-19

路善全(1966-),男,汉族,硕士,武夷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