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的“正-反-合”逻辑
——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文武关系及其近代变化

杨 天 宏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1)

历史发展的“正-反-合”逻辑
——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文武关系及其近代变化

杨 天 宏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1)

中国传统政治中重文轻武的观念以及军队从属国家的制度建构,在近代逐渐为尚武精神和军阀的私人武装取代。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民心厌战,文治主义呼声高涨,南方以文治政府的政治包装和“党军”的军队建制乃至“国军”的未来期许,最终赢得了对北方的战争。其间致变因素错综复杂,但基本的发展逻辑,却与黑格尔哲学“三段式”即事物呈“正-反-合”的变化轨迹大致吻合。

传统政治;文武关系;军队性质;变化逻辑

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谢林及黑格尔的哲学中,有一个表述事物辩证发展的经典公式——“三段式”。其中黑格尔关于“三段式”的理论阐释最为系统完备。黑格尔认为,事物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彼此存在内在关联的环节,即正题、反题、合题。正题是事物发展的初始阶段,它潜在地包含着自己的否定因素,但因否定因素尚未展开,所以事物表现为原始的“同一”,这是事物发展的肯定阶段。反题是发展的中间环节,在这一阶段,原先处于潜伏状态的对立因素得以彰显,正题向对立面转化,并被反题所否定。合题是事物发展的终结,是正题、反题的综合和对立因素的统一,它克服了正题、反题各自的片面性,在更高的基础上把二者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新事物的构成要素。简单地说: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正题为反题所否定,反题又为合题所否定。但合题并非简单的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是辩证的否定或扬弃,得到的是肯定的结果,因而合题又成为新的“三段式”的开端。如此循环往复,事物遂得以发展。黑格尔的“三段式”被认为是对客观事物和人类认识发展辩证规律的“天才猜想”。

黑格尔对事物发展变化呈现“正-反-合”运动轨迹的哲学概括,用于认识历史现象极具价值。冯友兰就曾经用这样的逻辑来表述国人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及文化的认知,指出传统国人的文化立场是“信古”,认为古代一切都好,且越古越好,对古代文化及制度盲目崇信。西方文化植入后,新文化兴起,尼采“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的信条受到追捧,国人的文化观骤然变成“疑古”甚至反古,故有新文化运动“打到孔家店”、从根本上否定传统文化的激烈思想及行为。后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倡导整理国故,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疑古”也就变成了“释古”。冯友兰认为,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变化,鲜明体现了事物“正-反-合”的发展变化逻辑。这是用黑格尔哲学“三段式”认识中国学术史及国人文化立场的一个经典案例。

其实不仅在学术史领域,在政治史领域,人们也可看到类似变化。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文武关系及其在近代发生的变化,最能说明这一点。

人所共知,在政治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重文轻武、标榜文治的国家,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丰富了这一传统的内涵与底蕴。在科举制维系的传统中国社会中,文人的地位高于军人,文官的地位高于武官。在官吏铨选上,科举乃入仕之“正途”,军人不能担任行政职务,这是国家的制度规定。老百姓在观念上亦普遍重文轻武,认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朱德儿童时代被家人送去上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因为当时“收税人、官吏和士兵尊重或害怕受过教育的人”[1](249)。陈独秀家乡流传很广的一句谚语,“去到科场放个屁,也为祖宗争口气”[2](18),堪称这一观念最通俗的表述。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军队不堪一击,国人被视为“东亚病夫”,尚武精神的缺失乃重要原因。一千多年国家的制度建构和百姓观念都重文轻武,这不仅影响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也影响到了国人的体魄。当然,这一问题须以两分法看待:中国传统政治重文轻武,好的方面是维持了一个文治社会的存在,有利于政治稳定。不好的方面是军事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试想,在最优秀的人才都不愿当兵的制度规定下,军事岂能得到正常发展?从军队性质上看,中国历代王朝军队基本都属于国家军队,皇帝是军队最高统帅,军人吃的是“皇粮”,效忠朝廷,军队服从皇帝调遣和指挥。我们可以把“重文轻武”的观念和有关军队性质的制度规定视为中国传统政治中文武关系的“正题”。

这种情况到近代开始发生变化。鸦片战争以还,中国外患频仍,内乱不止,出现“千年未遇”的变局。为对付崇尚“绿林法则”的西方列强和国内基于武力的挑战,尚武倾向开始出现。咸同时期,湘、淮士绅便已“嚣然喜言兵事”。谭嗣同对此评论说:“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湘人既挟以自傲,各省争慕之。”[3](345)李鸿章在凭借淮军实力发达之后游孔林,所说“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4]一语,惊世骇俗,更明白透露出文武弛张的消息。甲午战争以后,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在稍后的改良运动中,“鼓民力”开始与“开民智”、“新民德”一样受到重视。梁启超为找回丧失殆尽的尚武精神,曾专门写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希望中国的尚武精神“魂兮归来”。[5](1-61)此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人从观念到行为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尚武之风盛行,军人地位飚升。1914年11月12日,原先只是为民间崇奉的关羽、岳飞正式被北京政府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同列。[6](474)

在这一新的氛围下,入伍当兵成为时尚,军人地位大幅度提高。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军政人物,如李宗仁、蒋介石、何应钦、徐树铮、朱德等,都是这一时期入伍或进入军事学校学习的。一些在科举制度下获取过功名的人,如吴佩孚、陈炯明、赵恒惕等,也纷纷投笔从戎,加入行伍。由此可见观念变化之大。李宗仁在科举废除两年后进入广西陆军小学堂学习,此前曾在广西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学纺织。他之所以改习军事,是因为军校“待遇甚优”;据说当时陆小准备录取一百三四十名学员,但“投考的青年极为踊跃,报名的不下千余人”;入伍后看到总办蔡锷来校视察,有类“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更是羡慕不已,遂坚定了毕生从事军旅事业的决心。[7](23-32)

观念的变化与时人的时代认知直接相关。韩非曰:“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说的是春秋战国群雄竞争逐鹿的时代特征与应对方略,而清末民初中国所处的世界,亦呈现出“争于气力”的明显特征。“战国策派”的林同济将稍后中国所处的时代看作是“战国时代的重演”,主张“‘倒走’二千年,再建起‘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以解决中国面临的内外问题。[8]林氏所说的“新的战国时代”,应该也包括清末民初这一时段。

由于观念变化,优秀人才大量加入行伍,中国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的30余年里,军事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军队数量、武器装备水平呈直线上升趋势。清末编练新军,到辛亥前不过练成20余镇,每镇将弁兵役1.2万人,合计不过24万人。1916年,军队数量增至50万人;1928年,配备武器的人数则已达到或超过200万。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队,大半兵士都是军阀私人招募而来,军队属性因之发生变化。在武器装备方面,随着国家财政投入增加,更新速度也极快。清末新军不过是用普通热兵器部分替换了旧时使用的刀矛箭戟,武器装备并不可观。进入民国以后,武器装备不断推陈出新。到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战争双方的武器装备、作战方式和技术,按照美国学者林霨的估计,均已达到或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9](89)

然而,文武关系上颠覆传统的变化也带来了严重的政治问题。由于科举制度废除,官吏铨选的传统办法没有了,“有枪便是草头王”,军人干政或从政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从民初各省都督集军政民政大权于一身可以得到证明。据学者统计,1914年,全国22个行省的都督职位,有15个被军阀占据,以“士绅”身份登进者,仅有5人;1917年全国各省的民政长官省长,也大多由军阀出身的督军兼任。像阎锡山、孙传芳这样出身军事学堂的军阀就不用说了,等而下之者如张作霖、张宗昌等赳赳武夫大有人在。张宗昌以“三不知”(即“不知自己有多少军队,不知自己有多少钱粮,不知自己有多少老婆”)而著名。这样的人参与民政或行政,其作为可想而知。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中央政权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军阀控制。民初及北洋时期共15年,除了孙中山、徐世昌系以文职人员担任最高行政首脑之外,其他的行政首脑如袁世凯、段祺瑞、曹锟等,都是军人出生。

民初虽然仿效西方,设置内阁,建立了诸如立法、司法、行政等各类政权机构,却很难正常运作。军阀都紧握兵符,把干预政治看作理所当然之事。内阁更迭,每以军阀的意志为转移。甚至议会选举,也有军人插手干预。到段祺瑞时代,军人干政或政客利用军人干政更是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在对德宣战问题上,段祺瑞的国务院一方之所以成为胜利者,就是因为段派出由军队组成的“公民团”包围国会,困在国会内的议员们除了通过投票“参战案”之外,别无选择。不仅如此,段祺瑞还通过组织“督军团”,频频干涉中央行政事务。国内政治斗争一趋激烈,便有督军或督军团出面“调停”。1917年“府院之争”闹到不可开交之时,总统黎元洪请张勋出面“调停”,引出一场帝制复辟闹剧,更是军人干政的典型事例。

在这种背景下,过去备受尊崇的文人地位明显下降。20年代初,于右任鉴于文武关系变化的现实,尝对冯玉祥感叹说:“在中国,只有在要作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6](474)

不难看出,中国政治发展到清末民初,已经出现不同于传统政治的明显变化,尚武精神得到提倡,军人地位大幅提高,这虽然产生了军事空前发展正面效果,却也导致政治严重失序。与此同时,军队的性质也从过去的“国家军队”蜕变为军阀的私人武装。我们可以将这一变化视为文武关系发展和军队建设中的“反题”。

然而,到了1920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语境再度发生变化,文武关系在清末民初走了一段脱离传统的“新路”之后,明显呈现出回归传统的迹象。

导致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发生。这次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规模空前,战争初期双方动员的兵力达42万,使用了陆、海、空三军。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立体战争。战争过程中,中国北方几乎全部铁路运输能力都被用于向前线运送作战人员及装备,作战的方式和技术均十分现代。这次战争产生了文武关系弛张变化的新语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国人普遍产生了厌战甚至反战的情绪。通常,战争的破坏程度是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成正比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既然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作战手段并且规模宏大,它给社会造成的灾难也必然是空前的。《国闻周报》一篇社评揭露说:“此次东南东北之战事,杀人盈野,耗财千万,历时及两月,牵动遍全国。人民穷于供应,输卒毙于转徙,加以战地人民生命财产之丧害,与商业交通机关之损失,综其总数,殆不下数亿万元,元气斵丧,非一二十年不能恢复。”[10]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普遍厌战。

第二,直系军阀在战争中的失败使时人对“武力统一”政策能否产生预期效果产生了怀疑。近代中国自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之后,先后掌握中央政权的皖系和直系军阀都主张以“武力”作为实现“统一”的手段。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不仅使“武力统一”政策再度破产,也使人们对这一政策的认识发生变化,“和平统一”呼声因之高涨。

第三,现代教育事业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文武势力的此消彼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已形成一个具备一定规模的社会群体。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国内教育已具有鲜明的“国民教育”特征。它在给学生传授现代科学及人文知识的同时,亦注重近代民主意识的培养。从观念更新的角度分析,军阀统治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基于武力的政策,但由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大一统”局面的不复存在,也带来了相对理性的争论与宣传。大量的报刊杂志得以发行流通,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不断涌现,民主政治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时人吴虬认为:“中外大学专门学生,年有增进,革命性的人物日多,即北洋派潜势力日减。”[11](283)所言道明了文武势力消涨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文武观念变化的特殊语境迫使军阀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身份认同,避免给人造成“干政”的印象,主张由政治家来决定国家政治问题。例如,曾经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军人”的吴佩孚,就一再宣称自己“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主张将政治问题交由政治家解决。1924年10月,正当势力如日中天之时,他却在参议院的宴会上表示,愿国会为之记名入“武庙”而不入“文庙”[12](89),以示不争政权之意,其军人的身份认同十分明确。曹锟在1923年10月就职大总统时发表就职演说,亦公开承认自己毕生只是个军人,没有从事文官政治的经验,因而一方面强调应以宪法作为共和民主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强调儒家的政治理想,表示要依靠“正直而又有才能的人”来统治国家。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时也做出几乎同样的表态。[13](124)后来段政府被推翻,张作霖就政府首脑问题发表通电,更是表示“对于法律、政治概不过问,悉听海内贤豪公同解决”,明确指出“武人干政为从前最大症结,专制独裁亦即民主最大障碍”。[14](1502-1503)

一般认为军阀乃赳赳武夫,穷兵黩武,然而此时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军阀似乎更加注重“文斗”。每次对其他军阀作战之前,都要打很长时间的“电报战”,攻击对方。如直皖战争实际进行不过数日,但战前双方的口舌笔墨之战却长达数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进行也不过月余,但“文斗”的时间如果从曹锟贿选开始算起,至少延续了一年半。攻击对手是为了“师出有名”,而这个“名”被落实在维护“文治”上,且经常出现“文斗”比“武斗”更加激烈、持续时间更长的现象,这就颇为耐人寻味。它说明至少在观念上,被称为“军阀”的地方实力派尚不得不以“文治”为国家政治的正常操作模式。

在地方层面,这种“文治”的倾向往往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湖南,赵恒惕为了“澄清吏治,昌明内政”,在长沙举行县长考试。其程序分为甄录试、初试、复试三级。甄录试内容为“论文”及“关于地方行政之策问”两项。初试题目为宪法大纲、现行行政法令、设案判断、草拟文牍四项。复试由主试委员任意口试。各科成绩均须在70分以上方能录用。特邀章太炎担任考试委员长,章所拟初试题目之一是:“联治实行,制定国宪,对于国会制度,应采两院制乎?抑采一院制乎?试说明之。”考题已折射出鲜明的“文治”色彩。经严格考试筛选,最后录取了30名,分别安排政务工作。[15]从考试的方式及内容都可以看出联治运动中的湖南急于恢复文治的倾向。

中央虽然不能实施省级政权那样的对于基层政权的控制,但也尽量作出姿态,采取措施,恢复“文治”。例如,1925年2月,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曾通饬各省长官严格考核吏治,规定按《县知事任用条例》,对县知事进行考试。[16](195)对于国家根本建设问题,段祺瑞力主采取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就是基于文武关系变化的认识。旨在处理直奉战争遗留问题并谋求“和平统一”的善后会议之所以能召开,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用人方面,这一时期多数“军阀”都比较注意网络知识人才,为我所用。例如1924年至1925年进占成都,担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的杨森,在用人方面,就“喜欢用一般持手杖穿洋服的青年,只要说是何处毕业,便可立地收入夹袋”,挂上秘书职务,进入智囊团。于是一般知识青年,纷纷前来报效,以致成都的衙门里充满了“留学归来的新贵”。[17]在中央,政府各部更是充斥着众多的专业人才。例如外交部,就几乎一直为在国外接受过现代教育,谙习国际关系及外交技术的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唐绍仪、黄郛等人主持部务,使中国的外交体现出十分明显的“近代化”或“专业化”特征。国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美国公使柔克义在分析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人员构成时指出,在参议院中议政的“只是一批刚刚从美国、日本或英国留学回来的戴着眼镜、身穿大礼服的年轻空想家,脑子里装满了马上进行全面改革的乌托邦梦想等”[18](962)。尽管柔氏所言不一定能推而广之用来概括各级各类政权机构的人员构成,但传统士绅“参政”这一社会角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知识界新人替代则应当是事实。

军阀能够在公开场合承认军人不宜干政,原因十分复杂。中国悠久文治传统的作用与影响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些“军阀”毕业于国内外近代军事学堂,受到西方军政分途的制度及观念影响,亦有以致之。由于军阀具有左右局势的实力,其是否真正愿意超越于政治尚存疑问,但既然能够公开承认这一政治游戏的规则,“文治主义”就不可能没有相应的实际内容。

不过,我们对于军阀统治下标榜的“文治”不宜估计过高。军阀任用知识分子,大多只是看重他们的一技之长,将他们当作“技术型”人才,安排在专业性很强的一些部门,从事专门工作,而不大愿意让他们参与政治决策。在军阀统治区域内任职的知识分子,即便是其中最优秀者如顾维钧、王宠惠、颜惠庆之流,也不过相当于旧时官僚机构内的“吏”的角色,而不是能够对政治作出最终决策的“官”,等而次之者只能充当类似“幕僚”的配角。因而,尽管此一时期文武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弛张变化,“文治”呼声高涨,甚至有人提出“以文吏驾武人”[19](552)的主张,但许多人仍然不敢奢望通过政治家或通过国民会议的方式完全实施文治,因为军人在中国现实政治中的作用与地位仍十分突出,不可或缺。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主张“文治”的人只好退而思其次,将实施文治的希望寄托在“军阀”特别是一些具有“文”的色彩的军阀身上,返身去作“尚文”的军人的工作,企图通过这些在他们看来介于文武之间的政治角色,达到实施“文治”的政治目的。在湖南,从20年代初开始,人们经常听到“三个秀才携手合作,可以统一中国”的说法。三个秀才分别是指具有秀才和“军阀”双重身份的吴佩孚、赵恒惕和陈炯明。此外,还有不少文人在致力于争取“有力之优秀分子”。胡适、丁文江等人提出“好人政府”的主张,很明显就包含了这样的用意。甚至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和李大钊,一南一北,也分别在做争取上述“三个秀才”中的两个即吴佩孚和陈炯明的工作。[20](71-72)

1923年美国人在华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作“中国当今十二位伟人”的问卷调查,结果进入前十二名者既包括孙中山、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蔡元培、张謇、胡适、余日章等八位政治家及文化人,也包括冯玉祥、吴佩孚、阎锡山、黎元洪等四位“军阀”。[21](224-226)这一调查结果表明,中国政治在经历科举废除之后激烈的反传统即以“尚武”为特点的“反题”之后,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传统,并结合现代观念与制度,兼顾文武,形成历史发展的“合题”。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国政治已形成明显的南北之分,南北两方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开始出现某些重要差别。在北方,在旧北洋系统的权力范围内,尽管“文治”的呼声再度兴起,但文武关系并没有转换到政治可以由政治家来讨论决定的程度。然而在南方,尤其是在广东国民政府的统辖区内,情况明显有别。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大多被委以重任,直接参与政治军事决策。当时正任职北方的顾维钧敏锐地观察到,“作为对手的国民党方面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是文武双方密切配合,都是同一党派的一部分”[22](297)。

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出现的“文武合流”这一变化,使“文治”开始有了某些实质性的内容。这主要表现为国民政府已设法改变军队性质,使之成为一支承认中国的文官统治传统,在体制上从属于文官政府的军队,将“武功”仅仅视为恢复“文治”的手段。为区别于军阀单纯的军事力量,“民军”、“党军”乃至“国军”的概念被慎重地提了出来。

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对此作了明确表述。他在一次演说中强调:要“使军队受党的指挥,使军事的训练和政治的训练并重,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结合”[23](207)。李宗仁在九江与蒋介石讨论革命方略时,亦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主张“扫除中国军队传统以个人为中心的恶习,使全国军队一元化,使革命军成为单纯党的军队,庶几将来可蜕变为国家的军队,为三民主义建国而奋斗”[7](310-311)。稍后中共领袖亦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同时,亦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可以说,发展初期的中共与国民党在这一问题上有着较为一致的认知。为实施党对军队的领导,经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国民革命军推行了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设立了政治部,建立起党领导军队的政治体制。虽然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南方军队始终未能真正如李宗仁所愿,由“党军”蜕变为“国军”,但“党军”较之同时代军阀的私人武装,差异亦是实质性的。

综上所述,传统的中国政治主张“文治”,实施以文制武,可视为文武关系的“正题”。近代以还,特别是科举废除之后,尚武精神得到提倡,军人地位大幅提升,中国出现军阀政治,可视为文武关系的“反题”。北伐前大约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出现向“文治”回归的迹象,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正—反—合”的逻辑发展终于走到“合题”的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的性质也从传统封建王朝的“皇军”即国家军队,演变为北洋时期军阀的私人武装,再逐渐成为“党军”,并向着“国军”即现代意义的国家军队方向演化,同样表现出“正—反—合”的发展逻辑。

这样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当时南、北政治及军事之争的结局。1920年代中期,虽然军阀仍在扩军备战,并且局部的战争始终不断,但实施“文治”的政治语境已大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就由武器装备、军队数量等物的因素,转变为政治因素。北伐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较量,在北伐的刀光剑影背后,还隐伏着一场激烈的政治上的高下之争,这就是近代“黩武主义”与传统“文治主义”的较量。南方打败北方,并不是在以暴易暴。若论军事力量,北伐军实远逊于军阀部队。以孙传芳的部队而论,“其装备之先进,在国内军队中无与伦比”[12](145)。有人在比较了孙传芳与南方革命政府的军事力量之后指出,“孙传芳的军队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比南军占绝对优势”[24](22-23)。北伐在军事力量不及敌军的情况下获胜,其克敌致胜的因素显然主要是非军事的。在这些因素中,“打倒军阀”这一政治口号向国人展示的要用“文治主义”取代“黩武主义”的政治前景,不仅使国民革命军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起一种“有主义”的军队的形象,而且起到了十分明显的民众动员的社会效果,并直接影响到人心向背。国民革命军北伐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应该能够从这一差别中获得部分解释。

(本文系杨天宏教授在重庆师范大学所作学术报告的演讲稿。讲稿内容散见于杨教授已经发表的若干论著中,此次因演讲所需,汇总集中,调整了叙事的逻辑框架,并略事增减。承蒙杨教授首肯,本刊以讲稿形式发表,谨表谢忱。)

[1]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2] 陈独秀.实庵自传[A].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Z].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 谭嗣同.仁学·忠义家传[A].谭嗣同全集[Z].中华书局,1981.

[4] 杨国强.曾国藩简论[J].历史研究,1987,(1).

[5]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Z].中华书局,1981.

[6] 冯玉祥.我的生活[Z].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7]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Z].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8]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J].战国策(创刊号),1940-04-01.

[9] [美]林霨.战争、民族主义与基督教高等教育:1924—1925[A].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C].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10] 诚公.国人对时局应具之感觉[J].国闻周报,第1卷第16期.

[11]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A].近代稗海(第6册)[Z].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2] 鲍威尔著,邢建榕等译.鲍威尔对华回忆录[Z].知识出版社,1994.

[13] LucianW.Pye.W arlord Po litics:Conflict and Coa lition in theM odern iza tion ofRepublican Ch ina[M].Praeger Pub lishers,Inc.1971.

[14]张作霖关于政府主政人选问题主张军人不干政公开讨论为原则通电[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Z].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5]湖南考试县长之初复试[N].申报,1925-10-05.

[16]通饬各省长官考核吏治[A].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19辑)[Z].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7]成都通信·杨邓交恶之由来[N].申报,1924-09-03.

[18][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M].知识出版社,1986.

[19]杨荫杭.老圃遗文辑[Z].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20]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M].中华书局,1984.

[21]The Twelve GreatestL iving Chinese[J].TheW eek 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January 6,1923,.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M].中华书局,1983.

[23]曾宪林等著.北伐战争史[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24]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见闻录[Z].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1985.

K14

A

1673-0429(2010)04-0005-06

2010—06—12

杨天宏,男,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