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与新启蒙运动的兴起

张 育 仁 张 夷 弛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论抗战时期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与新启蒙运动的兴起

张 育 仁 张 夷 弛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抗战知识简易读本和“抗战丛书”的大规模出版发行,无论是作为一种精神激励的宣教手段,还是作为一种组织动员的战争策略,无论是作为一种战术实训手段,还是作为一种文化启蒙创举,在推动中国历史朝着独立自由乃至现代文明的方向发展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它们的帮助和引导下,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和士兵具有了现代公民意识和现代国家观念。随着抗战进程由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朝着争取民主宪政的历史转变,这些简易知识读本和丛书所发挥的潜在影响力更是不可低估。从传播学立场来评估,战时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出版界,无论在传播战略和具体策划,还是在传播心理和现实应对方面,都向历史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抗战知识简易读本;抗战丛书;新启蒙运动;现代公民意识

一、非常时期启蒙普及读物的出版与战争知识的普及

抗战期间,如何宣传、组织、动员和训练千千万万的民众投入战争,以便更好地为战争服务,这不仅是国家战略和政略的需要,也是各行各业报效国家的需要。对新闻与文化出版界来说,抗战不仅提出了民族精神复兴振奋的要求,而且如何宣传、组织、动员和训练民众,让全体国民都来关注和认识战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即正确处理自身与战争的关系,这也是向新闻与文化出版业提出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465)。借用《大公报》社评的话就是“做一个弱国的国民,尤须要有担当艰难命运的志愿和勇气,因此,在心理上我们应充分准备担当这份艰苦的勇气;在事实上,我们更应拿出尝取这份艰苦的气力”[2]。要从“弱国的国民”中充分发掘出“战争的伟力”,于新闻、出版界既是一个难题,又是一个与创造民族全新文化有关的诱人的课题。

非常明显,抗战初期,中国的文化出版业先后在武汉、重庆编写出版的大量抗战知识简易读本,就是对这一新课题的圆满回答。这种抗战知识简易读本既满足了战争初期各界民众普遍的知识渴求、精神渴求和组织、动员与训练需要,而且客观地讲,还创造了中国近现代传播史上的一大奇迹。

可以说,自变法维新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来没有见到如此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群众性启蒙普及读物出版的动人局面,而且,从传播学立场来评估,战时以重庆为中心的文化出版界,无论在传播战略和具体策划,还是在传播心理和现实应对方面,都向历史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在取得良好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效果的同时,既遵循了市场规律,也充分尊重了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的需要,其在人类战争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抗战知识简易读本多是以“抗战丛书”的面目出版面世的。所有这些丛书都紧密围绕“抗日救亡”这个神圣的主题而展开,其门类之齐全、宣教之具体、动员之深入,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宣教对象上,举凡妇女、青年、儿童、兵士、农民、劳工、知识分子、公务人员可谓囊括无余;在宣教内容上,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学、文艺、实业应有尽有;在宣教层面上又分初级、中级和高级种种,不胜枚举,呈洋洋大观之势。据陪都时期有关资料统计,在战争爆发后的一年间,各类“抗战丛书”推出竟达上千种之多,总印数高达8000多万册。生活书店的统计数据显示,“1937年新出版的图书150种,比1936年增加二分之一;1938年出版新书200余种,重版书近200种”,其中绝大多数是“抗战丛书”。[3](123)

这一时期,在民众中取得很好传播效果的有“新群丛书”,主要是从《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所收稿件中挑选出来的。“取名新群,是希望能成为中华民国新群众的滋养物。编辑这个丛书的目的和编印日报、周刊一样,在于巩固团结,有助抗战,争取最后胜利。”[4]这套丛书中,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朱德的《抗日游击战争》及《我们怎样打退敌人》和周恩来的《论目前抗战形势》等十余种影响为最大。

同样在民众中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生活书店出版的十余种丛书,总数达100多种,重要的有“救亡文丛”。内中有宋庆龄的《中国不亡论》、钱俊瑞的《抗战救亡工作》、胡愈之的《抗战之外交》、沙千里的《抗战与民众运动》、薛暮桥等的《抗战与乡村工作》、郭化若等的《抗战前途与游击战争》、金仲华的《抗战中的军事外交》、马哲民等的《抗战与国防经济建设》、张志让等的《抗战与青年训练》,李公朴的《民众动员论》等。

生活书店编印的战时教材类读物中,主要有张宗麟主编的《战时读本》,专供各地小学作为教材以及工人、农民和兵士的速成读物,在战争期间一再重印,印数近千万册以上。随后又编出《战时读本》高级版1至4册及《战时读本教学指导书》一册,专供各地高小和工厂、农村、军队作为实用教材。

各出版社在抗战丛书的编写、出版过程中还充分考虑到普及与提高的结合、综合与分类的统一,甚至在普及中融入提高的因素,在综合中体现分类的意义。有专门着眼于“教育”的,如正中书局和生活书店分别编印的《中等学校特种教材》和《战时读本》就是其中的典范。正中书局除编印出版了《特种教材防空篇》等7种普及读物外,还同样以教材的形式编印了“战时民众训练小丛书”和“抗战丛书”达50余种;承印教育部民众读物编审委员会编写的“非常时期民众丛书”共40余种;朱国定等著的“抗战常识讲话”第一集《抗战事迹》全7册,韩德溥的“抗战常识讲话”第二集《战时国民义务》全7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印的《现代战争》、《战时的日本》、《战时社会教育》、《民众教育与青年训练》、《抗战与生活》等等,都是这一时期赢得朝野一致好评的普及读物。

抗日战争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如何在振奋民族精神的同时,使民众在全面提高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得到有效的科学的训练,是一个迫切需要应对的问题。为此,老牌中华书局一改战前的学术和文献出版方略,及时推出了在战争初期颇受各界民众普遍欢迎的“中国新论社非常时期丛书”和“国民军事常识丛书”。前一套丛书主要有:《非常时期之外交》(周鲠生著)、《非常时期之军事知识》(陈沫编)、《非常时期之国防建设》(陈清舫著)、《非常时期之地方财政》(马存坤著)、《非常时期之报纸》(吴成编)、《非常时期之出版事业》(金溟若著)、《非常时期之妇女》(吴成编)、《非常时期之社会政策》(李剑华著)、《非常时期之经济政策》(罗敦伟著)、《非常时期之精神训练》(朱兆萃著)、《非常时期之民众训练》(胡祥麟著)等。后一套丛书主要有吴光杰编著的《国民军事常识》上下册、《战斗常识》、《军国民体育常识》、《德国国民体育教范》、《新时代之要塞》等。同时还出版了不少系统介绍兵器知识的小册子,如《枪的种种》(朱稣典编)、《弹的种种》(朱稣典编)、《手榴弹》(徐天游编)、《炮的种种》(张鹏飞编)、《坦克车》(华襄治编)、《兵舰的种种》(张鹏飞编)等。

如此宏大的启蒙普及性读物出版阵容,在中华书局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固然与中华书局出版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传播意识有关,也与其在同业中具有当时已居先进的编辑工作社会化、印刷技术现代化和发行方式商业化程度有密切关系。

二、丛书出版多元化与新启蒙运动的开展

这一时期,具有官方背景的独立出版社也适时编写出版了既反映官方意识,又体现其出版眼光的大型策划:“战时综合丛书”。该丛书编者在《例言》中说:“出版丛书主旨在阐扬抗战建国理论,研究战时实际问题,激发民族独立精神,并供从事训练及宣传工作人员的参考。”这套丛书的第一辑主要有《领袖抗战言论集》、《党国先进抗战言论集》、《抗战文献》(书中附有《北大全体教授对卢案宣言》、《京、沪、苏、浙旅居武汉文化界同人对时局共同意见书》等6篇重要抗战文献)、《建党与建国》、《民族至上论》、《统一与抗战》、《民众动员问题》等;第二辑主要有《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中国国民党的新阶段》、《领袖·政府·主义》、《建国之路》、《抗战法令》、《抗战与农业》、《运动战与阵地战》、《抗战中各国外交动向》、《中国·日本·苏俄》等。“其中《抗战中各国外交动向》一书为周鲠生等所作,分别叙述与分析了中、英、美、法、苏、德、意、日、捷克等九国外交动向及策略,颇有见地。”[5](90)

“救亡文丛”在批判“亡国论”和纠正“速胜论”的基础上,更立足于战略和政略的高度,把救亡与民众、救亡与乡村、救亡与游击战、救亡与青年、救亡与外交、救亡与经济建设等子课题进行了细致的分解,并有机地整合到一个宏大的抗战建国主题中,使丛书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满的统一。

在战时政治文化多元化格局的背景之下,与官方意识并存,并多少呈现竞争态势的,还有不少具有左翼色彩的出版社,公开推出了将马列主义学说与民族解放运动很好地结合,进而向民众进行宣传、动员的丛书。这是抗战新启蒙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其中,新知书店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该书店在推出经济学家薛暮桥编写的《战时农村宣传资料》第一、二辑的基础上,又及时推出了“救中国小丛书”,其中主要有傅平的《抗日的英雄》、曹伯韩的《法国民族解放斗争史》、陈逸园的《老百姓穷苦的原因》、华学善的《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此外,还有“战时问题丛书”,主要有薛暮桥的《战时乡村问题》、陈晖的《战时交通政策》、罗琼的《怎样动员妇女》、吴大焜的《怎样做战地工作》。这套丛书中的《抗日的英雄》一书,内容有朱德将军、郝梦龄军长、姚子青营长等人物记事9篇,在抗日军民中反响最好;同时他们还以“扬子江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陈唯实著的《抗战与新启蒙运动》、李实的《宣传·组织·武装》、马骏的《抗战中的陕北》等十余种普及宣教读物。[6](92)

这类丛书的出版,使民众在官方意识之外,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思考进入了一个广阔的意识空间。从另一个侧面来讲,亦深化了对战争的认识,在救亡意义上又叠加了启蒙的特殊意义。新知书店的这种出版取向,在同一时期的其他一些出版社也有明显的体现,如天马、黎明、星星、大众等民营出版社,也出版了不少抗战读物,其对民众的引导也不可忽视。

天马书店出版的“抗战民众运动的指导书与参考书”,其中主要有谭苓编的《抗日文献》、张忆敏编的《抗战的新形势与新政策》、虞念编的《战时教育的理论与实际》、洛甫等著的《抗日运动的原则》、俞希平的《抗日民运工作提要》等;黎明书局出版的有傅于琛的《国共团结与中国前途》,赵康的《争取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陈豪的《苏联怎样冲破帝国主义的包围》,陈文杰编的《抗敌将军印象记》、纽伊特著、董琼南翻译的《大时代的妇女》等30余种。星星出版社出版的有毛泽东等合著的《民族革命之路》、刘天囚编写的《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斯诺等合著的《西北的新区》、朱德等合著的《第八路军》、丁玲等合著的《西北线》、韦白洪著的《游击线上》、沈西苓等合著的《街头剧创作》、曾昭正等编写的《抗战歌曲集》等。

另外,连环画丛书也颇受民众欢迎,如:高龙生的《全国总动员》、张文元的《有钱出钱》、陶谋基的《当兵去》等等。大众出版社出版的“民族革命战争丛书”,主要有何思敬的《抗战纲领》、《论革命的三民主义》、《民族解放与蒋先生的思想》,邓初民的《对日抗战的基本问题》,许德珩的《日本侵略战争及其国内矛盾》,孙晓村的《抗日战争的经济政策》等20多种。此外还出版有“抗战总动员丛刊”、“中苏文化杂志社丛刊”等数十种,在民众中也很有影响。“中国文化丛书”由周扬、艾思奇主编,主要由在延安的中共理论家和领导人撰写,主要有洛甫的《中国革命史》,陈伯达的《三民主义概论》,李富春的《抗战与军队政治工作》,罗瑞卿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凯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郭化若、周纯生等合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等等。

战时出版格局的多元化,还体现出一种既立足于战时宣教实效,又立足于文化建设长远发展的整体性相互策应战略考虑。同样是老牌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在这个非常时期更着眼于“常识”的推广,将战略和战术的介绍一并纳入“常识”的范畴进行宣教,取得了良好的策应效果。其中以丛书方式编印的,有“战时常识丛书”、“小学生战时常识丛书”、“民众战时常识丛书”、“抗战小丛书”、“抗战丛刊”、“战时经济丛书”、“大时代文艺丛书”等。每一套丛书多则几十种,少则十余种。如“战时常识丛书”中就有黄雨青的《和平统一与全面抗战》、谭勤余的《化学战争》、周健孟的《救护常识》等;“抗战小丛书”中就有汪馥炎的《抗战与国际公法》、周尚的《抗战与防毒》、陶百川的《抗战与后援工作》等数十种。[7](62)

除此之外,分类编印的“抗战丛书”中,主要还有读书出版社针对受过初等文化教育的民众而编印的内容繁富的系列读本。如“战时戏剧丛书”主要有葛一虹的《战时演剧论》,罗烽的《国旗飘扬》三幕剧,舒非的《民族公敌》、章泯的《家破人亡》、《生路》和《血》,王莹、锡金等执笔、贺绿汀作曲的《台儿庄》剧集等多种,“抗敌救国丛书”主要有许涤新的《抗战与民主》、蔡馥生的《救亡的理论与实践》、柳乃夫的《当前的几个实际问题》、潘梓年的《争取抗战胜利》等,“社会常识读本”主要有曹伯韩编著的《国际关系》和《帝国主义》、楚云编写的《妇女问题》、庶谦编写的《读书常识》、文博编写的《读报常识》等。[8](71)

还有针对中等以上文化水平读者的、具有提高意义的分类丛书,如生活书店陆续推出的“问题与答案丛刊”,主要解答抗战期间民众感到疑惑的关于国内国际的一些现实问题。如张铁生的《我们要不要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杜若君的《英意协定有什么影响》,董维健的《究竟有没有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何云的《法国为什么常常发生阁潮》,凌青、张仲实等合编的《抗战可以同时建国吗》,胡绳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否冲突》,曹伯韩的《在抗战时期能否实行民主》,杜若君、张仲实编写的《英国外交到何处去》等。“世界知识丛书”及“世界知识战时丛刊”则由金仲华主编,主要介绍国际知识,剖析国际问题。其中著名的有世界知识社编写的《中日问题讲话》、路易·斐雪著、宾符翻译的《动荡中的欧洲》、董之学翻译的《日本的透视》、宾符等翻译的《外人眼中的中日战争》、于苇的《援助中国的世界反侵略运动》、宋斐加的《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等。[9](88)

“抗战丛书”中的新闻纪实类作品,因其生动鲜活、形象真实、富有现场感和情景化等特点,特别能激发各界民众的抗敌热忱和英雄主义情感,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必然成为分类丛书中最受读者青睐的读物,故而也是战时持续推出的亮点之一。这类丛书中比较著名的有范长江主编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主要是反映中国军人英勇抗敌事迹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内中有长江、小方等合著的《沦亡的平津》和《从卢沟桥到漳河》,胡兰畦等合著的《淞沪火线上》和《东线的撤退》,长江、罗平等合著的《瞻望东战场》,冰莹著的《火线上》,徐盈著的《抗战中的西北》和《鲁闽风云》,臧克家著的《津浦北线血战记》等。

战争丛刊社出版的系列新闻纪实性丛书也广受社会各界读者的欢迎。如吴亮夫采写的《空军抗战纪略》、匡幼衡采写的《倭寇残酷行为写真》等。此类型的丛书中还有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主持下印制出版的“抗战小丛书”。该丛书“除阐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必要性,分析国内外形势,阐述抗日战争进入持久阶段的任务外,不少选题是揭露日寇的暴行,描述国土沦丧、家破人亡的痛苦与惨状,斥责汉奸卖国贼屈膝投降的可耻行为,颂扬英勇杀敌慷慨报国的英雄业绩等。这种小丛书,一般都用通俗的笔调写就,通常为五六千字,不超过一万字,每册印数约五万至十万,主要分发到前线及敌后士兵手中。截至1940年9月共编印了100种以上”[9](93)。

总之,抗战知识简易读本和“抗战丛书”的大规模出版发行,无论是作为一种精神激励的宣教手段,还是作为一种组织动员的战争策略,无论是作为一种战术实训手段,还是作为一种文化启蒙创举,可以说,它们对抗战最终取得胜利,并推动中国历史朝着独立自由乃至现代文明的方向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它们的帮助和引导下,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和士兵具有了现代公民意识和现代国家观念。随着抗战进程由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朝着争取民主宪政的历史转变,这些丛书所发挥的潜在影响力更是不可低估。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64.

[2] 我们的认识[N].大公报(社评),1938-11-10.

[3] 生活书店史稿编写组.生活书店史稿[M].三联书店,1984.

[4] “新群丛书”出版告读者[N].新华日报,1938-3-10.

[5] 本社编.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M].重庆出版社,1999.

[6] 出版史料(第4辑)[M].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7] 出版史料(第7辑)[M].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

[8] 出版史料(第5辑)[M].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9] 本社编.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M].重庆出版社,1999.

D09

A

1673—0429(2010)04—0020—05

2010—05—14

张育仁(1954—),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夷弛(1983—),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