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周易口义》对儒理的阐发

黄 曦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胡瑗《周易口义》对儒理的阐发

黄 曦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胡瑗是宋代易学儒理宗的代表人物，其治《易》以“阐明儒理”为特似。而《周易口义》是其以易学阐明儒理的代表着作，颇为程子、朱子所推崇。文章通过分析《周易口义》注重人事、博引群经、排斥老庄等三个特点，体现《周易口义》乃至宋代儒门易学对于儒理的重视程度，对胡瑗的易学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胡瑗；《周易口义》；天道与人事；儒家经典；老庄

胡瑗(993～1059）字翼之，世称安定先生。泰州如皋人。为宋初三先生之一。颇为历代学人所矜式。其《周易口义》是宋代重要的易学著作。邵伯温《闻见前録》记程子（程颐）与谢湜书，言读易当先观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盖因为三家不论互体，文义坦明。而宋易学的一大特点，便是能够“急乎天下国家之用”[1]《四库总目易类提要》曰：“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2]考之《周易口义》，其易说或因易理阐发儒理，或借儒理以解释易义，或以天道言及人事，或藉人事阐发天道。以义理为宗，开伊洛之先。今拟就《口义》一书阐发儒理的特色略陈固陋，体现其义理易学特色、及对王弼义理易学的发展。

一 天道与人事的贯通

以天道比拟人事，是义理学派阐释《周易》一大特点。《繋辞》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说卦传》曰：“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孔颖达《周易正义》曰：“先儒皆以上经明天道、下经明人事，然韩康伯注《序卦》破此义云：‘夫易六画成卦，三才必备；错综天人，以效变化。岂有天道人事偏于上下哉’”[3]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可推之以天道，可切于人事。《周易口义》正是把握了《易》的这一特点，多以《易》言及人事，发挥圣人之旨。《周易口义 发题》曰：“文王有大圣之才，罹于忧患。观纣之世，小人在位，诈伪日炽。思周身之防，达忧患之情；通天人之渊藴，明人事之始终。遂重卦为六十四，重爻为三百八十四。”这里开篇即明《易》为“通天人之渊藴，明人事之始终”而作，而在《周易口义》中也多见“以人事言之”、“言之人事”之注解方法以明圣人之旨。

王得臣《麈史》曰“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间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余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谓‘畜，止也。以刚止君也巳’。乃言及中令赵公相艺祖。日上令择一諌臣。中令具名以闻。上却之弗用。异日又问，中令复上前札子，亦却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掷于地。中令辄怀归。他日复问，中令仍补所碎札子呈于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4]按：“赵公相艺祖”即宋初名相赵普。此藉赵普之事以释《小畜》，今虽不见诸《口义》，然考之其书，以人事释《易》之法却极为普遍。兹抽取数条为例：

（一）因阴阳以言人事之例

如：释《坤》初六“履霜坚冰至”曰：

于履霜之时则是其迹已见，故可以推测其必至于坚冰也。以人事言之，则人君御臣之法。此其始也。牛人之深情厚意，不易外测。故大奸若忠是也。然为臣而佐君必有行事之迹，于其始，善善恶恶可得而度之。故在人君早见之也，见其人臣之间，始有能竭节报效，则知终必有黄裳之吉，乃任而用之。使之由小官至于大官。则为国家之福。若奸邪小人，其有谄佞之状，一露则知。积日累久，必至于龙战之时。故当早辨而黜退之，则其恶不能萌渐也。若使至于大位，以僭窃侵陵则恶亦不易解矣。是由履霜之积，积而不已，终至坚冰。是 辨之在始也。

按：“履霜坚冰至”为阴气始生之象，阴气开始凝积，故可推测坚冰必将到来。这里以阴比喻人臣，以履霜之象言人君御臣之法，当防微杜渐，辨之在始。举竭节报效之贤臣，黜谄佞之奸臣。

（二）因上下二体以言人事之例

如：释《小畜》卦辞“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曰：

牛阴阳交则雨泽乃施。若阳气上升而阴气不能固蔽则不雨。若阴气虽能固蔽而阳气不交，亦当不雨。犹若釜甑之气以物覆之则蒸而为水也。牛东震、北坎皆阳方。其阴气上交于坤位则雨矣。南离、西兑皆阴方，其云气不能为雨。今言自我西郊，是云气起于西郊之阴位，必不能为雨也。以人事言之，则犹君之邪恶已形，而又有便佞之臣，左右逢迎其志。其间虽有一二牛正之人，亦必不能止矣。牛君欲既行而谄谀以滋之，臣又不能止畜，则膏泽何从而下哉？

按：《小畜》卦下乾上巽。而巽之为体柔顺，必不能止御下乾之上进。胡瑗因上下二体的特点以发明人事：以便佞之臣喻上巽，又以邪恶之君喻下乾。臣不能止君之邪欲，则君之膏泽不可得而下也。

（三）因爻位关系以言人事之例

如：释《井》九二“井谷射鮒，瓮敝漏”曰：

“谷”者， 谷也。“鲋”，即鲋鱼也，积秽之所生。“肯”者，停水之器。凡井之道所以汲取以济于物。今九二处下卦之中，上无其应而下比于初，犹 之水下注射于积秽之物；又如肯之犹败，其水下漏。是皆言其功不能上济于物也。以人事言之，君子之人有仁义之术可以济于天下，为生民之福而潜身晦迹，以自卑下，不务升进以行其道。其泽不能及于物，以是天下之所共不与者也。

按：《易》中凡例，对应之爻为一阴一阳则可交感，谓“有应”。若俱为阴爻，或俱为阳爻，必不能交感，谓“无应”。《井》九二与九五皆为阳爻，故九二不能上应，而与初六相亲比。胡瑗据此申之人事，以潜身晦迹之君子而喻九二，以戒君子不当以潜隐为德。

以上所举之三例，各从阴阳、二体、爻位出发，先释卦爻之大意，而后立以人事以明之。综观《周易口义》中所论之人事，多涉圣贤之事、君子之行、君臣之道、夫妇之序。胡瑗推天道以言人事，此种解《易》方法体现了其“明体达用”的治学特色。藉由这种解《易》方法，《周易》中的道理变得更切于实用，更贴近儒理。与汉儒注《易》多以训诂、阴阳候灾变为主的特点相较，更体现了宋代易学对义理、儒理的重视。

二 博引群经以释《易》

《宋元学案》谓胡安定十三岁已通五经，常以圣贤自期许。[5]考诸《口义》，知胡氏之释《易》，于《诗》、《书》、《礼》、《春秋》、《论语》、《孟子》诸经皆有征引。故以儒家经典明《易》理，是《周易口义》阐发儒理的又一方法。

考《周易口义》所释之六十四卦，其征引诸经者凡四十六卦，计八十七处、一百零八则。其中引《书》者十则、引《诗》者八则、引《礼经》者二十六则（含《周礼》、《仪礼》、《礼记》）、引《春秋》者十五则（含《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引《论语》者二十三则，引《孟子》者二十三则，引《孝经》者一则，引《老子》二则。除引《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两处之外，其余一百零六则，八十五处所引之经皆为儒家经典。

《口义》博引群经以释，其旨分为二：一、举群经中相类之文，以解释《易》中文字；二、籍群经中相关之理，以阐释《易》中奥旨。

引经以释《易》中文字者，如：释《蛊》卦之卦名：

“蛊”，坏也。按《左传·昭公元年》云：“皿虫为蛊， 之飞者亦为蛊”盖言三虫食一皿，有败坏之象，故云“皿虫为蛊”。又言 之积久坏坏者，则变而为飞虫，亦蛊败之象。故云“ 之飞者亦为蛊”。

辨《睽》六三“其人天且劓”之“天”当作“而”：

“其人天且劓”者，天当作“而”字。古文相类，后人传写之误也。然谓“而”者，在汉法有罪

其鬓发曰“而”，又《周礼·髠人》：“为笋 作而”，亦谓 其鬓发也。

释《萃》卦《大象传》“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除”，去也。言君子之人当此汝聚之世，民既和说，海内晏然。于是之时不可复用其兵。是必韬藏其弓矢，偃息其戈矛，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也。故昔者武王昔商之后，载 弓矢，八载干戈；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是所谓除去戎器者也。

（按：“载櫜弓矢”出自《诗经·时迈》，“倒载干戈”出自《礼记》，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出自《尚书·武成》）

以上三则分别引用了《左传》、《周礼》、《诗经》、《尚书》以释《易》中的文字。由于这些儒家经典皆出于远古，在文字上与《周易》有共通之处，故胡瑗在《周易口义》中常常引用这些经典以解释《易》中之辞。

引经以阐《易》中奥旨者，如：

释《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曰：

“大人否亨”者，若大德大才之人则不然。居是时也，以其道塞而不通，故能以正自守，韬藏其仁义，卷怀其道德，不为世俗之所变而不杂于小人之中。于否之世，行否之中道，所以全身远害也。《中庸》曰：“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盖否之时不可进用，但以义而自处全身远害而已。《中庸》又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是言大人君子，于否之时行否之道，所以亨也。故曰：“大人否亨。”

按：“包承”指《否》卦中六二顺承包容于九五，这是小人之道，而君子否定此道。胡瑗在此特引二则《礼记·中庸》之语以释其中奥义。认为君子当此之时，应当以自守正、全身远害。由于爻辞中所言之理尚有未尽之处，故引《中庸》以发挥其中奥旨。

无论是发挥义理还是名卦中之物，胡瑗所引典籍中，用得最多的还是儒门经典。可见胡瑗留意经籍，用功深厚，《周易口义》作为纯粹专精的义理易学，其思想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本的。

三 对王弼老庄思想的改造

胡氏《周易口义》受王弼之影响极深。朱彝尊《经义考》引董真卿之说曰：“胡氏著《周易口义》十卷，《系辞》、《说卦》三卷授其弟子记之。大抵祖王弼”。然《四库总目易类提要》谓王弼之释《易》说以老、庄，而胡瑗则阐明儒理。由此可知，安定易学源于王弼《周易注》，而对于王弼所阐发的老庄思想却弃之不用，代以儒理言之。前述其征引诸经者一百零八则，老子之语仅见二处，已可证胡瑗对老庄思想的排斥。今略举王注与《口义》所释数卦以相比较，则二人思想倾向易别矣。

（一）坤卦六二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王注》：居中得正，极于地质。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营而功自成。故不习焉而无不利。

《口义》：“不习无不利”者。言坤有三 ，自然而物生。故不待修习而后能。以人事言之，则君子之人，其德素蕴，其行素着。圣牛之事业已习之于始。至此用之朝廷之上，随时而行之。且非临事而乃营习。故无所不利。是以孟子四十不动心者此也。

按：王弼认为六二“不习无不利”的原因是六二自然具有“直方大”的特征，故不须后天的修饰。而胡瑗则以为六二“不习无不利”，并非自然而然，而是因为“圣贤事业，已习之于始，非临事而乃营习”。并以孟子四十不动心为例申之。

（二）《讼》卦《大象》“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王注》：“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在于谋始，谋始在于作制。契之不明，讼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职不相滥，争何由兴？讼之所以起，契之过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责于人。

《口义》：天之运行，则左旋而西。水之流行，则无不东流。以天与水所行既相违悖，则不相得。是讼之象也。君子之人当法此讼卦。凡作一事，必须谋其始而图其终。使争讼之端无由而起。以之居一家兴一事，则皆谋虑其初，使上下和睦，而绝闺门之讼。以之居一国，凡造一事，必须谋度其初，使人民和同，而绝一国之讼。若此之类，皆于其始慎虑之，则忿争辨讼自然可以息也。故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其狱讼之事，得明牛之人听治之，而又谋之在始。则刑可期于无刑也。

按：二人释此《大象》，俱引《论语》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都肯定了《易》中“无讼”的观点。但是对于如何达到“无讼”的目标，二人看法却不一致。王弼认为，要达到“无讼”，在于“有德司契而不责于人”。而胡瑗则认为，要达到“无讼”在于“谋虑其初，使上下和睦、使人民和同”。《王注》的观点出自《老子·和大怨章第七十九》曰：“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不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而胡瑗的观点则来自于儒家“治国齐家”思想。

（三）《革》卦上六爻辞“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王注》：改命创制，变道已成。功成则事损，事损则无为，故居则得正而吉。征则躁扰而凶也。

《口义》：牛为革之道，必须以孚信固结于民。故九五之爻，为革之先倡。以革变其天下之暴乱。有才有位，文章显着，而又可于也。今上六体是爻过于九五而革道已成。且在上卦之极，履非首倡。又承水火变革之终，是臣民之位也。既在臣民之位，则当尽其至正之道以辅从于九五，则得为革之义。使君子居之于此位，则能辅于五，亦能同为变革于天下。虽使文章光显，亦不及于五，不可谓之虎变，但谓豹变而已。言其变革之文蔚然，其文采威 次于虎者也。“小人革面”者，以君子居之则能豹变，以小人居之则必包藏狠戾之心，但饰其外文，柔顺其道，以从于上。故曰“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者，征，行也。言上六在卦之极，过于九五。盖在臣民之位当辅从于君，不可诗有所往。若以臣民而行，则必有猜疑之祸。是有凶之道也。苟能居是位而守其正，则得其吉。

按：二人所释“征凶，居贞吉”一句，区别明显。王弼以为上六居革之终，功成事损则无为。此与老子“功成、名遂、身退”思想吻合。安定则谓臣民之位当辅从于君，不可更有所往，是儒家纲常的思想。二人各由儒、道思想出发以明进退之道。

比较上所列王注与《口义》所释数卦，可知胡瑗的《易》学虽根源于王弼易注，但却能一扫隐含在《易注》内的老庄思想而站在纯儒立场。胡瑗务实际以矫虚浮，严师弟子礼以立根基。故《口义》虽祖王弼，却能发挥纯儒思想。

由上所列之三点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胡瑗的《周易口义》的主旨在于阐发义理，而其所阐发的义理，又以儒家思想为主。故四库馆臣认为宋代义理《易》学诞生于胡瑗的看法，是非常中肯的。

[1][宋]李觏.易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清]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Z].北京:中华书局,1997.

[3][唐]孔颖达.周易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宋]王得臣.麈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90.

（责任编校：王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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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1

A

1673-2219（2010）01-0023-03

2009－11－05

黄曦（1983－），男，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