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观的变迁:从列宁到斯大林

杨筱刚,张忠平

§马克思主义研究§

社会主义观的变迁:从列宁到斯大林

杨筱刚1,张忠平2

(1.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四川峨眉山市614202;2.西南交通大学法学院,四川峨眉山市614202)

在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自始就存在。这正是苏维埃政权最初岁月那些重大错误的原因。实践修正了理论。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实现了他的社会主义观的“根本改变”。而这一“根本改变”之未凝聚成全党的共识并付诸实施,则正是苏联社会主义最终失败的原因。斯大林通过计划经济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并把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宣布为神圣不可“改变”;而实际上这种“改变”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列宁;斯大林

一

没有列宁,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当然也没有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当代社会主义——这无疑是事实。但另一方面,列宁的出发点是要引发一场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这也是事实。看看《国家与革命》吧,那就是列宁对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的描述:“工厂”模式。而这一模式显然又来源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哥达纲领》的那一“设想”的假定——这一“假定”尽管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这一“设想”的认同,但却是当时通行的“经典”的社会主义观念。就此而论,列宁该著不过是对这一传统观念的认同和创造性的发挥而已;而他发动十月革命的目的则是在俄国的这块土地上实现这一观念或曰“蓝图”。事实上,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普遍共识。不然的话,就不会有后来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了。我们不能忘记这两个基本事实:一,这一政策是“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一致造成”的;二,尽管是战争的需要,但由此“借助于国家的暴力来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才是实行这一政策的主要动机。

但如果我们仅仅这样说的话,列宁与“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没有区别。而这种区别是存在的。那就是,他意识到俄国的落后,而这一落后又意味着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由此,十月革命后他主张的体制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战时共产主义”。但他后来之转而同意“战时共产主义”也不是违心的。这固然与战争有关,但说到底,是源于他的另一出发点即世界革命。“世界革命”的理论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既然是世界性的,革命当然也不能不是世界性的;它可以在一国开始,却不能在一国完成。这一点恩格斯在1893年致拉法格的信中说得很清楚:“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发出信号,那么,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虽然如此,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只要英国还留在资产阶级的手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1]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他也认为,革命可以在一国开始,但不能在一国完成。但这“一国”在他看来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瞩目的法国,而是他所在的俄国;因为它才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集合点”,才是资本主义世界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由此,俄国的落后就不是它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障碍,因为,“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的革命危机,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础上发生的危机,同西欧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机联系起来了”[2]。

俄国革命将会引发西欧革命,而西欧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会为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它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231

十月革命的目的,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就国内而言不仅是针对资产阶级的,而且是针对农民的,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不仅如此,它作为“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的,而且也不能不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监督和计算”相冲突的,因而是我们的“主要敌人”[4]。于是,就必须强制地对他们实行余粮征集制,并尽可能地把他们组织进农业公社或各种农业劳动组合中去。就国际而言即对包围着它的资本主义世界而言,它也不仅是防御性的,而且是进攻性的,特别是内战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不然的话,也就不会有1920年对波兰的进攻战了。那就是输出革命,并且这种输出是列宁所主张的。他说:尽管苏俄赢得了战争,但是,“新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反对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防御阶段已经结束,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利用军事来形势来开始进攻战……应当用刺刀试探一下波兰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否已经成熟”[5]303。并且有可能的话,他还主张红军穿过波兰向德国进军。目的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引发一场世界革命。而这与他的基本思想是相吻合的:没有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落后的俄国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甚至是无法生存的。

“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这就是列宁的理想。俄国不过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而已;而这个社会主义当然就是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描画出来的那个“工厂”模式。“战时共产主义”本质上也不过是这一思想的逻辑延伸而已。

由此,十月革命就是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那个“假定”出发的。在那里,他假定了《哥达纲领》关于社会主义的制度“设想”:“劳动资料是公有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即全民所有制加计划经济。而这个“假定”中又蕴含着另一个“假定”,即社会主义的世界性,否则,这一“设想”根本就不能成立:国与国的交换必然是商品交换,而在这一“设想”中却已经消灭了商品交换,由此就可以推定它的假设是世界已经“大同”,资本主义已在世界范围内至少是在“一切文明国家中”为社会主义所取代。而在这“假定”中,俄国的落后当然就不是问题,它可以在西欧先进国家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跳越资本主义这一“卡夫丁峡谷”。

这一“假定”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同这一“设想”。并且,即便是马克思认同这一“设想”的话,这一“认同”也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这一分析是正确的话:它是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而这一制度“设想”只适用于共产主义①在拙著《马克思主义:“硬核”及其剥取》第三章中对此有详尽的分析。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第130页。。退一万步讲,即便这一“认同”不是错误的话,这一“假定”也因与“实际”相差太远,而失去了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它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链条”的“薄弱环节”,即“四肢”而非“心脏”,并且它并没有“真正使资产阶级制度的生存条件成为问题”,而只是“仅仅触及这种制度的政治设施”[3]488。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还远远没有“成熟”呢!

然而,这一“假定”却是十月革命所力图实现的目标。列宁显然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过低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自我调节的能力。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矛盾自始就存在,这正是苏维埃政权最初岁月那些重大错误的原因。“战时共产主义”固然赢得了战争,但它也因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从而造成了饥荒,延长了战争:播种面积普遍缩小,农村经济严重滑坡,余粮征集制“把农民的谷物搾得一干二净,结果也和当年从农村横征暴敛人头税一样,毁坏了占俄国经济四分之三的农民经济所赖以存在的基础”[5]233。这固然是孟什维克的代表达昂所说,但你能说这不是事实?更不用说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了!内战固然因反动阶级的反扑和帝国主义的干涉而起,但规模之大、情况之惨烈,应该承认,布尔什维克的内外政策也是原因之一:“世界革命”政策让帝国主义者感到卧榻之上不能安睡,它当然不能不把你扼杀在摇篮之中;而把一切政治力量,甚至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这样的受部分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拥护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排斥于政府之外,甚至宣布为非法,视为“敌人”,那岂不是“为渊逐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群众都赶到敌人那里去了?

但是另一方面,不管怎样说,俄国的十月革命毕竟胜利了,苏维埃政权也毕竟赢得了“内战”的胜利而在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国内敌对势力的反抗下生存了下来,尽管代价是沉重的。这就说明,这些“左”的因子——与实际不相吻合的理论,超越现实可能性的理想,等等——也有它的意义:它为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提供了“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因而,如果说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话,它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革命和战争是极为艰苦壮烈的事业;没有这种“理想、艺术和幻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必胜的信念,就不能在群众中激起革命和战争的胜利所必需的激情和斗志;革命和战争当然也因此不能胜利。而没有这一胜利,社会主义的选择又怎么能实现呢。尽管这种实现的结果与原有的理想与理论是大相径庭的:它不过是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另一种方式而已;因而它必须在国内承认和利用资本主义,在国际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而不能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在世界上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在国内彻底消灭私有制。

不因革命和“内战”的胜利而忽视其中的问题以及问题背后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矛盾,也不因其中的问题而否认伟大革命所实现的社会主义选择以及它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于是就成为我们对此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由此态度得出的方针就应该是:在坚持这一选择的同时,让现实来修正理论,以克服此二者的矛盾,实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可能的”社会主义。

事实上,这正是列宁的态度和方针。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他就意识到仅仅用书本来谈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一切都在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6]而这一实践检验和修正的结果当然是原有“设想”的被放弃:“战时共产主义”为“新经济政策”所取代。

这一“取代”是为党内绝大多数领导者所支持的,即“几乎一致”通过的。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分歧”。而这是由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严峻现实所决定的:世界革命的美好愿望没有得到证实,资本主义世界已逐步稳定下来;由此,苏维埃政权就不能不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生存下去,而这就需要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联盟。

“新经济政策”尽管是党“几乎一致”同意的,尽管它的实行使苏俄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内对此没有争论——特别是在“消极”效应也随之而“显现”的情况下:“私人贸易逐步合法化了,它在一年之内就占了整个零售额的四分之三,无数小型工业企业又转到了私人企业家和合作社手中,由‘那些赞成新经济政策的人’(即所谓‘耐普曼’)组成的臭名昭著的新阶级一夜之内破土而出”。更不用说随着“租让”政策的实行而到来的外国资本家了,尽管数量极少。而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是可想而知的:发财致富的是那些头脑灵活、投机取巧的人,而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还在与饥饿和寒冷作斗争。

这难道就是我们流血牺牲所得到的“革命”成果?于是,如下情况的出现就不难理解:“在普通党员中,失望情绪很大;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两年内就失去了近一半的成员,并出现了一个自杀的浪潮。”而在领导干部中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新经济政策是近期计划还是远景规划?它是‘策略’,还是演进?”老共产党员拉林如此对比和评价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是革命的“官僚主义邪恶”的话,那这条新路线就是“资产阶级邪恶”。他警告性地解释说:带有对资本主义让步性质的新经济政策不是一种成就,而是“不可避免的恶事,是一种策略和退却……,其目的是使工人阶级(政府)更容易地生存下去,直到欧洲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为止”[7]。

而这种看法显然正是党内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甚至列宁也不例外:他也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从“军事共产主义”这种正常的经济政策的退却,是为了恢复国民经济而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不同的阶级”之间达成的一种“妥协”。并且仍然把那种“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判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而将商品货币关系拒斥于社会主义之外。他的如下这段话就是证明,这段话正是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俄共十大上讲的:“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我们所有的人,哪怕是只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的,都知道这种流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8]54

由此,新经济政策就是权宜之计:那只是因为“农民要求在实践上向他们证明,掌握工厂和工业的工人能够同农民建立流转关系”;而“流转关系”正是“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8]55。完全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基本形式是“合作生产”,而这种生产恰恰是以“信用制度”即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基础,它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仅在于“组合的劳动者”是劳动者“自己的资本家”而已。他甚至认为合作制本身也是资本主义:“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

只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列宁的思想才发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他的这句名言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但遣憾的是,正因为这只是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根本改变”已经无法凝聚成全党、至少是党内高层的共识,并付绪实施了。

二

这一“改变”体现在哪里呢?(1)工作重心的转移上:“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而这种“转移”本质上意味着“革命”阶段向“建设”阶段,“过渡时期”向社会主义时期的转化,从而是逻辑的转移:在前一阶段,制度本身就是要达到的目标和要捍卫的对象;而在后一阶段,制度则首先是发展的手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由此对在前一阶段中所建立的制度进行改革,就是题中应有之义。(2)目标的变化上:目标当然仍然是社会主义,但这个“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他过去在《国家与革命》中设想的那个没有商品货币关系、高度集中管理的“大工厂”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证明了它的失败。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发现了那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当然,前提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而合作社既然是“买卖机关”,合作社工作者既然是“商人”,那么,市场经济即他所说的“自由流转”也就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而被他承认了。他由此而“找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9]687,684,682。(3)社会主义一国“建成”的期望上。他已经不再把希望寄托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之上了:“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而“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由此,对外政策也应该由促进“世界革命”转化为为国内建设服务:尽管欧洲有可能发生革命,但是,把“策略建立在这种可能性上是荒谬的”,是“‘左’的愚蠢行为”[10];我们需要执行的是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是作为一个“商人”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是实行“租让”制以利用他们的资金与技术。(4)对所谓“革命方法”的批判上。列宁的如下这段话值得全文征引,因为它揭示了“左”的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之所在:夸大革命性;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需要的“必须采取”的恰恰是进化的、“改良主义的”、“逐渐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遭到毁灭。”[9]575(5)对俄国落后“国情”的进一步体认上:“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我们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因此,我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已经具有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我们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中,经济建设将是我们工作的中心。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9]676,711。由此,新经济政策就不是什么退却和策略,而是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在一定限度内”的发展,也因此是“不可避免并为我们所必需的”;尽管我们必须把它“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①对这一观点的论证请参阅拙著《马克思主义:“硬核”及其剥取》第三章第127页-第130页。(6)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上。面对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的“可怕的增长”和泛滥成灾,他建议:“彻底清洗我们的机关,尽量缩减一切非绝对必要的东西”,以“展开一切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并进一步建议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11],以缓解业已形成的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状况,并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其最终目的则是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最后,(7)对这一“改变”的哲学基础的认知上——见之于他的《论我国革命》。那就是:尽管十月革命“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但这并没有因此就“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或曰“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由此推出的结论就是:既然没有大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就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后者以前者为前提——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俄国就不能不经历一个“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来获得这一前提,并因此而必须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因此也决不可能与资本主义毫无瓜葛。有些东西,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就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权力的条件下,就是社会主义——合作社就是如此:我们绝不能因为它是“买卖机关”就“鄙视”它[9]690,691,682。甚至“买卖”本身也是如此,商业是我们“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否则我们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等等。从工作“重心”的转移到工作“方法”的改变,从社会主义到“走向社会主义”,从“世界革命”之是否现实到社会主义“一国建成”之是否可能,从经济到政治,从具体设想到哲学基础,总而言之,你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即社会主义观的相当全面、相当深刻的一次“根本改变”。

可是,这次“根本改变”又引起了多少人的注意呢?几乎没有!更不用说对其作深刻的领会了,除了列宁称之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而外。但即便是布哈林,在深度上也不够: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看法”的“根本改变”,正因为如此,他后来在与斯大林的论战中,才没有反对而是仍然假定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他强调的只是,对于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而言,这样一个“蓝图”的实现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至少为期“几十年”的过渡时期;而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新经济政策是不能不坚持的,市场关系因此也是必须利用的。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落后型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但问题是:建立那样的社会主义是不需要“通过市场关系”的,它只需要党的决心和国家的强制即可;而“通过市场关系”也是走不到那个社会主义去的,因为其结果只能是市场关系越来越发达,而它却是以市场关系的消灭为前提的,而这正是他驳不倒斯大林,说服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一个重要原因。

并且,他只是一个从事理论工作和文化工作的书生,他没有斯大林那样的“权术”,可以美其名曰“政治策略”,也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而在这类导致最终决策的论战中,决定胜负的恰恰是这种政治权力、“权术”和“组织力量”,而不在于谁手中掌握了真理。

由此,论战的结局甚至在论战开始以前,就已经决定了:斯大林必然战胜布哈林,而他也果然战胜了。于是,“新经济政策”就被颠覆了而“战时共产主义”则卷土重来;农民失去了自由而被强制地“归堆”于集体农庄,并施以变相的“余粮征集制”——斯大林称之为农民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所必须上交的“贡税”。“耐普曼”分子,无论是农村里的富农还是城市里的工商业者,则无情地被消灭,他们的财产被没收,而他们自己则被流放,甚至被枪决。国有企业曾经一度获得了的经济自主权被取消,而果真成了当年列宁构想中的那个社会“大工厂”的一个车间,国家则给予经济以统一的行政管理。商品货币尽管没有完全被取消,但被限制在极小的领域里发挥着极为有限的“补充”作用。

斯大林体制建立起来了,而它不过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翻版而已,或曰准“战时共产主义”。尽管在细节上有所区别,但其基本特征是一样的。那就是:集中性、军事性和封闭性。指导思想也是一样的: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和“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正因为要搞“世界革命”,要随时准备反击帝国主义以颠覆红色政权为目的的侵略战争。所以,优先发展重工业,重重、轻轻、轻农,才是经济建设中必然的战略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有一个强大的国防力量。在工业方面因此才必须集中统一,实行国家的高度集权,国家不仅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而且要直接管理经济;农民则必须生活在集体农庄之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此战略选择调动和集中全国的人力和财力,筹集和提供它所必需的资金。最后,它也因此才是封闭的:资本主义世界与它是你死我活的,怎能开放?内部当然也是一样:以邻为壑,这是通则,因为它的运行是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而这一切居然又是与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想象是一样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实现了当时所能实现的最大程度的平等;而计划经济则无情地消灭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甚至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人们生活在社会“大工厂”中就如生活在兵营中一样。

这当然不是说斯大林一无是处。他主张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这当然是对列宁的继承,对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反击。他由此主张把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建设,并用他那出色的组织才能把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牺牲精神、急于摆脱贫困落后的心理引导到了工业化建设的轨道上;这也没有什么错,并且是比布哈林更高明的地方,后者几乎完全忽视了社会的革命狂热氛围。甚至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为此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鉴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斯大林的悲剧在于:他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如果说与马克思的理想还有所差距的话,那只在于生产力的落后和世界革命的尚未胜利;因此今后我们只要进行工业化和推动世界革命就行了。而列宁晚年的深刻反思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社会主义观的“根本改变”,他认为并没有更多的研究价值,他甚至反对把这几篇著作收入《列宁全集》,他清楚地记得那些文章中有批评他的内容。他总是认为:那是列宁的病在作怪。而新经济政策,他的观点则与托落茨基相一致:那不过是暂时的退却而已,或者说是权宜之计;它怎么能成为长时期实行的社会发展战略呢?那不是纵容两极分化吗?不是纵容城乡资产阶级吗?那还是革命吗?而这正是他尽管在组织上镇压托落茨基,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却照搬了他们的理论和政策的原因。

于是,这一体制就凝固化了,僵化了。而其“歪打正着”①所谓“歪打正着”指的是:自以为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蓝图”的实现的计划经济体制(当然不是,所以是“歪打”),实际上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有效形式而已(有效,所以是“正着”)。在拙著《马克思主义:“硬核”及其剥取》第四章与第七章中对此有详尽的分析。请参阅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第149、第347页-第351页。——苏联工业化的实现和卫国战争的胜利——又强化了这种凝固化和僵化:人们只看到了它的“正着”,而没有意识到这是“歪打”的结果;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歪打”,“正着”尽管是“正着”,但它是通过极大的代价才得到的,并且伴随着“另一面”的后果——如扭曲的经济结构,落后的农业,人民的不自由,政治生活的不民主,等等。但斯大林因此“胜利冲昏头脑”了:他不仅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认为一国可以“建成”共产主义,“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内”也是“完全可能的”;苏联已经是“按其形式和职能来说是和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不相同的”社会了,苏联正在“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并不断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因而苏联正在“向共产主义前进”[12]282,510,648,649。这是就国内而言;而就国际而言的话,那就是“世界革命”战略由防御性向进攻性的转化。他的理论是:世界上存在着两大对抗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总危机”之中,它们之间必然爆发世界战争,而战争将以社会主义苏联的胜利而告终。于是他对外奉行与西方的全面对抗战略,全面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对内则以“老大哥”自居,干预和控制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内部事务,强制推行苏联模式。

总之,斯大林认为,他建立的体制模式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甚至不仅是社会主义的,而且还是共产主义的;不仅适用于苏联,而且适用于全世界。这样一来,改革之路就至少在理论上被堵死了。除非你作为党的一个领导人敢于怀疑社会主义不是他描述的这个模式,即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这两个“教条”不是天经地义的,而“世界革命”也不是你领导的那个率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国际主义义务。而苏联这样的体制当然是产生不了这种离“经”叛“道”的领导人的,甚至也是产生不了这种思想的;产生了也会被无情地消灭,甚至在肉体上。。

事实上,这正是苏联自赫鲁晓夫开始历次改革失败的原因:他们可以批判斯大林这个人,但是他们不敢批判这个体制背后的那两个“天经地义”;因而他们也只能对这个体制进行修修补补,而不敢对它进行根本的变革。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失败于是就不可避免了。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它最终在1991年给自己划上了句号。而由此得到的结论也很简单:苏联社会主义必须改革;而改革胜利的前提则是向列宁学习,从“经典”的社会主义观和“世界革命”理论中解放出来——这不是对它的简单的否定,而是对它的理解的深化。这一“深化”就是:社会主义之为社会主义,不外是无产阶级与劳苦大众由“翻身”到“消灭”,因而是“发展”即“环境和人”的改变与“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的“消灭”过程而已;它只能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而不能服从于什么固定不变的模式。同样,世界革命之为世界革命,也只能理解为整个世界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化,而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一个个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的胜利[13]。因此,所谓有利于或服从于“世界革命”,乃是有利于或服从于世界范围内的这一“转化”的大局,而并非简单地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类国家之间的“阶级斗争”越剧烈越好。而一个率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履行其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好方式,因此也不是输出革命,那是输出不了的。而是聚精会神、一心一意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展示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证明它是值得我们向往和追求的。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87.

[2]列宁全集: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31-3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列宁选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0,541.

[5]苏联兴亡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列宁全集: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8.

[7]格·萨穆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模式[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50-151.

[8]列宁全集: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54.

[9]列宁选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列宁全集: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2.

[11]列宁全集: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337.

[12]斯大林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3]杨筱刚.“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思想解放的伟大实践[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2).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t Concept:From Lenin to Stalin

YANG Xiaogang1,ZHANG Zhongping2

(1.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E’mei 614202,Sichuan; 2.Law School,Southwest Jiao tong University,E’mei 614202,Sichuan,China)

There were continuous conflicts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aswell as theory and p ractice in the p rocess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t p ractice,w hich led to themajormistakes in the early yearsof the Soviet Union.As a result,the p ractice revised the theory.Lenin had a fundamental change of his view son socialism in his later years.But such a change did not reach a consensus inside the party,nor put into p ractice,w hich brought about the failure of Soviet socialism in the end.While Stalin imp lemented the policy of"Wartime Communism"by carrying out p lanned economy,and declared the traditional socialist concep t sacred and immutable.In fact,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t concep t is inescapable.

socialism,world revolution,Lenin,St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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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0766(2010)05-0012-08

(责任编辑:知 恕)

2010-03-19

杨筱刚(1948-),男,四川成都人。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忠平(1973-),男,四川通江人。西南交通大学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