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理国时期滇西北白族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

雷信来

（大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南诏大理国时期滇西北白族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

雷信来

（大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南诏大理国时期滇西北白族政治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独特性表现在五个方面：①与地理环境相适应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突出；②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明显；③政治认同的二元性；④儒释二教与政治文化和谐共存；⑤贵族式教育、宗教寺庙和本主文化是白族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

地理环境；功利主义；政治认同；政治社会化

白族是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形成于唐繁荣于宋。本文之所以截取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政治文化的特征作为探究的对象，主要是基于三点考量：①南诏大理国时的主体民族是白族〔1〕，以白族为主导创造了辉煌的南诏大理文化；②南诏大理国处于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及茶马古道的要冲，是当时亚洲大陆上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政权；③这期间白族的独立政治意识强烈，而元朝时大理国并入中央王朝，白族的独立政治意识随之丧失殆尽。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白族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政治亚文化，既具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共同属性，又呈现出鲜明独特的民族个性，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五个方面。

1 与地理环境相适应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突出

江河分流、山林密布、山间盆地零散分割是云南的地理特征，立体的地形地貌注定云南的民族分布也是立体的，从而导致云南各民族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类型和特点。滇西北白族能够对外来政治文化兼收并蓄是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从文化生态环境的视角分析，云南处于东南沿海温湿地区和西北内陆青藏干旱地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地理上的过渡区域也是文化上的过渡地带。云南处在汉文化、印度文化、青藏文化和海洋文化四面包围中。优越的气候、环境及人文条件，不仅形成了大理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而且为人类生存创造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有利于人们在这里安居繁衍并与自然和谐相处，亦为白族政治文化包容性特征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地理条件对于古代民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不只存留在科技知识落后、人们驾驭自然能力低下的古代社会，事实上地理环境对于一种文明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可以一直延续下来。这当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尤其是在一个民族政治文化的类型特征上，地理环境常常会有直接的影响。大理地处滇西北，自古以来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通道之一，是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各国文化交流、商贸往来的重要门户。伴随着经贸的发展，大理成为国内和亚洲文化交流汇萃的通衢，在土著文化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以白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势必造就出白族政治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

南诏大理国努力保持同唐宋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积极开展同唐宋王朝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虚心学习汉唐的先进思想文化和典章制度。南诏大理国是一个由多民族和多部族构成的地方民族政权，尽管白族文化居主流地位，但这并不会妨碍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取得独立发展。千百年来不同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造就了滇西北白族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开阔胸襟和兼容并包的民族政治文化品格。南诏大理国文化是由各种异质文化汇合而成的多元复合文化，这也能证明白族政治文化兼具开放与包容的属性。

2 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明显

南诏大理国吸纳域外文化是以“南诏大理国文化系统本身及民众的需要”〔2〕为原则的，对白族政治文化而论，抱持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是其容纳方外政治文化的基础。

唐初的云南各诏经常游走于土蕃和唐朝之间，这种政治状况促使唐朝寻找并培植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在当时各诏中，南诏历史短、地盘小、人口少、力量弱，但它的诏主却是各诏中最富有政治智慧之人。南诏主深谙政治功利主义之道，并把这种政治思想成功地运用于政治实践中。南诏对唐王朝非常恭顺，希望借助唐朝的帮助实现统一云南的宏图大志。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一统的云南作为唐朝的属国是抵御吐蕃的一道天然屏障。于是南诏和唐朝基于相互利益的需要达成政治同盟。南诏有了唐朝的政治扶持，顺利实现“二河既宅，五诏已平。南国止戈，北朝分政”（见：南诏德化碑），一跃成为能够影响当时政治局势的强大地方政权，唐朝借助南诏的力量遏制了吐蕃的扩展。

南诏立国后得到唐朝的册封，双方建立藩属关系。由于唐朝治边之策的失误及南诏独立政治意识的膨胀，天宝战争后，颇具政治智慧的阁罗凤利用唐与吐蕃的矛盾，向吐蕃称臣，接受吐蕃“赞普钟”的封号，求得吐蕃政治上及军事上的支持，形成事实上的三足鼎立之势。到异牟寻时，吐蕃对南诏进行经济剥夺、领土蚕食和政治压制，威胁到南诏的核心政治利益时，南诏选择与唐朝会盟于苍山，再次附归唐朝。之后双方联手把吐蕃势力赶出云南，南诏也进入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南诏“始终在唐王朝和吐蕃两大政权的夹缝中求生存发展，与这两大政权相较而论，南诏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均处于劣势。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南诏必须要选择其中的一方作为自己的同盟，所以就出现了不是附蕃就是归唐的政治现象。”〔3〕这种政治现象是南诏统治集团秉持的功利主义政治价值取向的明确无误的显现。唐朝中晚期，朝政荒淫腐败，引发内部混乱造反，由此造成边患迭起。南诏深受中原汉文化的长期熏染，在政治上原本处于半独立状态。南诏王世隆为开疆拓土，不断与唐朝刀兵相见，对此问题我们不应过多指责。中原的叛臣可以造反称帝，南诏适时而动图谋更广泛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也无可厚非，因为南诏王这样做的政治文化心理与汉地臣子并无二致。

大理国统治者借鉴前朝处理与中央王朝政治关系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以大理国的综合实力能够维持地方强权的地位已属不易，根本不可能问鼎中原。出于这样的政治权衡，大理国确立了奉大宋为正朔的外交方针。以此方针为指导，大理国一再向宋朝进贡并提出册封要求。尽管宋朝对大理国一贯抱持政治冷漠态度，但这并不能浇灭大理国内属的要求，因为大理国坚信持守这样的外交方略是有利于实现其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元蒙为达吞没南宋进而统一全国之目的，采取先灭大理再灭南宋的迂回战略。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蒙古军队革囊渡江，大理国末代国主段智兴权衡利弊得失，没进行什么真正的抵抗就献图降元，为表诚心还组织一支近两万人的军队随元军攻打南宋。段智兴的苦心经营没有落空，其政治利益到得保障，元世祖让他做大理总管，统领大理、蒙化等地，世守大理，逐渐造成段氏割据大理的事实。

3 政治认同的二元性

中国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均天然地认同于本民族政治共同体，白族作为南诏大理国的主体民族，既认同中央王权，同时也认同自己的民族及民族政治体系，这即是白族政治认同的二元性特征。

南诏大理国境内存在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他们在长期的并存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相似的文化因子和特征，这些相似的文化因子和特征随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及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渐渐转换为对本民族的政治认同。南诏大理国能够绵延统治达五百多年之久，与其境内以白族为主体的民族对民族政治体系强有力的政治认同是密不可分的。而当这样的民族政治认同弱化、乃至消解之时，也就意味着民族共同体的解体或灭亡。

白族在保持着对本民族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认同的同时，也形成了对中央集权国家政治体系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4〕白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是伴随着白族民族政治体系纳入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相一致的。

唐初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洱海流域，建立地方政权。在此过程中，南诏对中原王权的政治认同不断加深。即使在天宝战争后南诏王室对唐朝的政治情感依然如故，这一点在南诏德化碑的碑文中有确证。南诏王异牟寻之所以与唐朝进行苍洱会盟恢复臣属关系，固然主要是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但从当时的政治环境看，南诏要想在唐与吐蕃的夹缝中求存，就必须择强而事。如果进一步追问的话，对中原政治文化的向往和皈依之感，进而认同中央王权的权威，实为南诏重新归化大唐的深层根由。异牟寻自幼师事郑回，深受儒学浸染，对中原文化怀有由衷仰慕之情，这种情感使他更易于倾向大唐而不愿长期屈于吐蕃。在唐南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有战有和，但和是主流，大部分南诏王都对中原政治文化和汉唐的文物制度深为敬仰，把唐皇视为理所当然的最高统治者，从未表现出欲逐鹿中原取而代之的政治诉求。

宋朝处理与大理国关系的策略和唐朝相比则显失智慧，后期更视大理政权为外藩。北宋出于“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5〕的顾虑，对大理国的臣属要求颇为防范，但这并未妨碍大理国一而再地提出册封的内属要求。宋室被北方民族驱赶到江南以后，偏安一隅，致使对大理少数民族政权的防范之心倍增。更有甚者，宋高宗曾经告谕大臣“止令买马，不许其进贡”（见：宋史·食货志下）的旨在中止与大理政权的宗藩关系的事件。即便是在这样的政治生态背景下，大理国仍再三要求入贡内附，显现出强烈的归化中央王权的政治意愿。大理国始终保持着对宋朝的政治认同，即使南宋偏安东南一隅时，对宋室的政治忠诚也丝毫未减。尤值一提的是，尽管两宋王朝始终对大理政权抱持政治冷漠态度，但大理政权从未与宋朝发生过武装冲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理政权对封建文明的认同意识明显增强，传递了仰慕中央王权、渴望成为中原王朝组成部分的政治愿望。

4 儒释二教与政治文化和谐共存

宗教关注人的精神信仰和彼岸世界状况，与现实政治有一定的距离，通常属于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然而任何宗教都是社会思潮的产物，是以意识形态为纽带的社会集体，不可能完全超然于政治。从历史过程看，儒佛及其宗教观念、社会观念、政治观念都曾深刻地介入当时的社会思潮，并以直接或曲折的方式对世俗的政治观念产生影响。

佛教传入云南后就和当时的政治集团联姻，不遗余力地参与政治生活。蒙舍诏能够吞并其他各诏建立南诏国，佛教作为精神武器为实现政治一统发挥了很大作用。南诏先祖细奴逻曾借助佛教宣扬南诏王室的政权出于神授（见：南诏图传·文字卷）。段思平能够得国，谶纬思想和宗教力量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宣传自己是九隆之后，洱河龙王段赤诚是自己的祖上〔6〕。大理立国后，为给自己的政权披上神圣的宗教华装，分化瓦解敌对势力，缓和紧张的社会矛盾，疏解统治集团的内部冲突，段思平大力推崇佛教“，帝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7〕

南诏大理统治集团十分看重佛教的政治功能。佛教僧侣据有显赫的职位，广泛参加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决策和管理。南诏大理国的大小官员，多从佛教信徒中选取。佛教在大理国时期的白族中较之南诏时期有更进一步发展，成了普遍性的宗教信仰。佛教寺庙既传授佛经，儒家经典也是必修科目，客观上发挥着学校教育的功能。大理国开科取士儒学和佛学是必考内容，这种科举办法无疑对佛学及儒学的扩散、传播提供了政策导向作用，使儒学和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结合起来，并在白族政治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

佛教教义和儒家思想，通过各自的途径均在不同程度上渗透进白族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大理国的白族知识分子被称为释儒或儒释，这意味着在他们的意识中既承载着儒家的政治文化，又蕴含着佛家的思想观念。佛教通过宣扬出世观念，能达致使人的名利之心俱尽的效果，也麻痹了对现实政治状况不满者的斗志，儒家的教义则能维护与巩固现存政治统治秩序。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价值导向造就了大理国白族中释儒兼修的僧侣政治集团，其在帮助白族封建主们进行统治方面功不可没。

大理国先后大约有九位国王避位为僧，此种现象及其折射出的政治认知是中原政治文化所不具备的。在中原政治文化中，无论是主张无为的道家还是提倡入世的儒家思想中，都不乏教人看淡名利的宣教，以使人的道义精神免受现实物质利益的诱惑和权利欲望的控制。但这样的理念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能够参透并身体力行之，即便是口头宣传以儒治国的汉武帝，实则践行的多是法家的法、术、势学说。生活于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中的觊觎权位者和专制帝王对权力的获取与占有也达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因此，中国历史上由于皇位的继承问题而掀起的骨肉相残之类的血雨腥风不胜枚举。反观大理国的那些退位国主，无论他们是主动让位，还是不得不退位，彰显出他们在权力问题上的大度和洒脱，至少说明他们还没有达到丧心病狂的境地。中原统治者对“以佛治心”的道理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它在中原汉地只是御下的手段。而在南诏大理国境内，佛教的精髓有机地和政治文化融为一体，“以佛治心”的宗教教义不仅能够御下，也可以御上。换句话说，“以佛治心”的宗教说教在南诏大理国得到更彻底地践履。探究这一问题的深层次缘由，不能不说是“以佛治心”的佛教教义占据了逊位者的头脑并对实际的政治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所致。

5 贵族式教育、宗教寺庙和本主文化是白族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

政治文化是通过特定的媒介传递的，因此政治社会化也是通过这些媒介来实现的。概括而言，政治社会化的媒介主要由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工具、特定的政治符号、社会政治组织及政治实践构成。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白族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贵族式教育、宗教寺庙及本主文化是白族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

南诏是建立在封建农奴制基础之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其政权机构中设有“慈爽”，掌管礼乐教化之职能，但其教育水平和唐宋相较则落后得多，还处在官学教育阶段，主要表现为家族教育，教育的对象是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流寓南诏的经学儒士郑回曾担任过南诏王室的家庭教师。南诏教育史上最耀眼的成就是唐南点苍结盟后，南诏连续50年派遣数千官贵子弟就学成都。终南诏一朝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学校教育，官学教育和赴成都学习的贵族式教育是南诏教育的主要形式。大理国建国伊始实行开科取士，所取都是僧道读儒书者。诵读儒学及佛教典籍成为跻身仕途的途径，使得大理国各阶层诵读儒佛经典蔚然成风。大理国佛儒皆重，但学校教育的匮乏是不争的事实，寺院不仅承担着培养受教育者的宗教情感和宗教信仰的职责，也发挥着传授儒教经典的教化功能。

尽管南诏大理国不存在系统的学校教育，但其贵族式的家学教育和众多的宗教寺庙则扮演着学校教育的角色。在这些场所，贵族子弟通过接受专门的文化知识和系统的政治教育，形成了政治生活的初步规范知识，并开始体验到社会的政治生活。在培养贵族子弟的政治价值观，塑造其政治态度方面，贵族家学和宗教寺庙起着关键作用。正因为贵族家学和宗教寺庙这类机构能够强化人们对政治体系的好感，能确立起人们对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忠诚和政治信仰。因此，这类机构常常被统治集团用来向学生灌输它所需要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这也是教育受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的所以然之故。

南诏大理国时期不存在稷下学宫式的“文化下移”现象，只有少数人有机会接受优良的教育，占人口绝大部分的普通百姓则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这种特殊的教育方式对于白族政治社会化的需要来说是远不够的，而本主信仰则提供了覆盖面更广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如果我们要了解白族历史的发展情况、文化特点，那么关于本主的研究确实是重要方面。”〔8〕要研究白族政治文化的特征，而不去探究白族的本主信仰，就像隔靴挠痒般抓不到实处。由于学在官府的缘故，所谓白族政治社会化也只能是属于上层人士的政治社会化，这种政治社会化的媒介天然地忽视广大平民百姓的存在，显然不利于白族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本主信仰作为白族的全民信仰，恰好弥补了政治社会化的媒介之不足的空缺。

民族存在的前提之一是必然有民族意识的存在，而民族意识是借助本民族全体人员对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知表现出来的。对于白族而言，其独有的本主信仰是一种能激发本族人对民族共同体产生政治情感的重要媒介。每一个白族村寨都建有本主庙，内立本主神像，还有与之相随的本主节。“本主崇拜是一种与家庭、学校的道德教育并行的社会道德教化的重要方式。”〔9〕人们在年复一年地对本主的叩拜与祭祀的过程中，培植起对本民族的心理及文化的认同，政治价值观念也随之树立，它使白族人民在本主文化的共同感召下，激发出积极参与政治的精神动力，为实现民族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不懈奋斗。这不但对南诏大理国政权的巩固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对白族政治文化的传承起着不可估量的效用。

〔1〕方铁.西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294.

〔2〕杨寿川.云南特色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23.

〔3〕雷信来.南诏郑回的政治思想研究〔J〕.大理学院学报，2009，8（5）：3.

〔4〕周五一.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501.

〔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南蛮：南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段玉明.大理国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14.

〔7〕〔明〕杨慎.南诏野史〔M〕.上海：淡生堂抄本，1550.

〔8〕李一夫.大理丛书：本主篇〔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1.

〔9〕詹全友.南诏大理国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214-215.

Study on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Bai Ethnic Political Culture of Northwest Yunnan during Nanzhao-Dali Period

LEI Xinlai
（College of Marxism,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

A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the Bai ethnic political culture of Northwest Yunnan during Nanzhao-Dali period has five unique features:①the protruding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complying with geographic environment;②the obvious value orientation of utilitarianism;③the duality of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④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Confucianism-Buddhism and political culture;⑤aristocratic education,religious temples and master culture playing as the major media of Bai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geographic environment;utilitarianism;political identification;political socialization

D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2345（2010）11-0007-05

大理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费资助项目（大院科发〔2009〕1号）

2010-09-29

雷信来，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西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杨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