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平等观中的西方人文主义渊源

周宏菊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思政部，广东 肇庆 526020）

论毛泽东平等观中的西方人文主义渊源

周宏菊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思政部，广东 肇庆 526020）

毛泽东一生始终不渝地追求社会平等的实现，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平等观。他丰富独特的平等理想与青年时期接纳大量的西方人文主义哲学思想不无关系，其中的渊源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应该说，近代西方人文主义哲学思潮传入中国，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非常深刻，正是这些先进的人文哲学思潮为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平等价值观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并指导了他后来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

毛泽东；平等观；人文主义思想；中介性作用

青年毛泽东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方列强重新瓜分世界，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从文化思潮的演变来看，自明清开始的“西学东渐”潮流未变，西方各种文化思潮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和相互激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激烈。求知若渴的青年毛泽东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

一、毛泽东平等观中的西方人文主义来源

首先，青年毛泽东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崇拜者，深受康梁著作影响。毛泽东从1910年的17岁时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样的所谓“新式学堂”开始，到赴长沙求学，在他的面前，逐步打开了一扇通向西方文化的窗口。在东山学校求学的半年时间，毛泽东开始接触西学。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里是不大注重经书的，西方的‘新知识’教授得较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进’的。”①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了较多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接触，首先是通过较多地读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和著作开始的。毛泽东一经接触、阅读他们的著作，就马上成为康、梁的崇拜者，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那“笔端常含感情的文字”，极大的吸引住了青年毛泽东的心灵。康有为将儒家的“性善说”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天赋人权论”结合起来，作为他平等观的基础。并且，康有为以此为理论基础，写成了著名的《大同书》,在这本书里，康有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理想化的平等思想。这本书对毛泽东的影响十分巨大，康有为以大同世界为归宿的人人性善，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可以说是终身的。青年时期，他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实现人类大同；中年时期，他投身于实现大同的伟大斗争，致力于探索一条“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的道路；晚年，他为之奋斗和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大同的理想，“人民公社”、“五七指示”以至“文化大革命”都或多或少可以看出其中明显的烙印；其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诗句“人类今天上太空，但悲不见九洲同”，更是生动地反映了康有为的大同平等观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

与康有为齐名、并称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梁启超，也曾是青年毛泽东心中崇拜的偶像。他以介绍西方启蒙思想为切入点，大力提倡“民权”、“新民”，令青年毛泽东“心向往之”，然后，“仿而效之”。青年毛泽东亦曾深受其影响，以致当时他写的文章皆似康梁笔法，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还遭到了古文教师“袁大胡子”袁仲谦的嘲笑和纠正。这一时期，毛泽东经过康、梁逐渐学习和接受西方的各种人文主义学说，对他的平等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后来，毛泽东回忆说：“然而我的志趣并不在经书。我正在读我表兄送给我的两本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我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②正是通过阅读康、梁的文章，青年毛泽东开始了“向西方学习”，他的平等观才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融合中西，独树一帜。

其次，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理论，深深地影响到了毛泽东。1911年春，毛泽东到长沙求学，他先后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公立高等商业学校、省立第一中学，其间还当过半年兵。由于不满意当时学校的许多陈规陋习和刻板教程，1912年秋至1913年春，19岁的毛泽东从省立第一中学退学，自己订了一个自学计划，到长沙市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自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自己订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宝贵的。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③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青年毛泽东读到了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书，特别是近代以来经严复等人翻译过来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他回忆到：“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混合起来。”④这些18世纪到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著，对求知若渴的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说：“每天一到图书馆，就像牛进了菜园，贪婪地啃起来”，“每读一本都得到一些新的启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关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激发了青年毛泽东的斗争、进化、保种图强的救国救民的爱国理想；卢梭的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赫胥黎、斯宾塞的“尊经叛古，尊民叛君”的思想，启发了毛泽东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意识、自由平等意识和人民主权的观念；孟德斯鸠所阐发的资产阶级法治思想启迪了毛泽东早期的法治观点；亚当·斯密宣扬的经济自由主义及给人民以发展经济的权利的思想，对毛泽东形成发展经济、关心群众生活的理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他阅读的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代充满浪漫主义、人文主义精神的诗歌、小说，则对青年毛泽东形成每个人应该是自由、平等、民主、个性解放的观念以深刻启迪。

再次，1913年春到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五年半的时间，这是他更为系统地学习西方新学，接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时期。这种学习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聆听湖南一师不少学贯中西的老师的课堂讲授。二是通过接触当时的进步书刊，特别是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毛泽东眼界大开，思想更为解放。三是阅读老师给推荐的各种书籍，自觉研究哲学，他上下求索，致力于探索使人获得自由、平等、解放的“大本大源”。其中，要特别提到他的恩师杨昌济。杨昌济先生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学贯中西，品德高尚，他给毛泽东等人讲授伦理学。他的讲课很精辟，提纲挈领，且融贯中西，极大地引发了毛泽东的学习兴趣。他选择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为修身课教材，毛泽东对这本书极为喜爱，读得非常认真，并且边看边思考，在仅仅十万字的该书上写下了12100余字的批语。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和引申；少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的赞同语和章段的提要。在批注中有他对社会平等的热烈向往和追求，但方法是不太正确的，因为他把希望寄托在大哲学家、伦理学家身上，以为只要从思想上进行改造就可以去掉积淀了几千年的奴性，实现人人平等，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比如在批语中，他指出中国的民众极其缺乏自我认识和主体性。他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⑤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旧思想和旧道德压抑、扼杀了人的个性，使人变成顺从的工具，一切行为都听从外在的规范，不能有任何独立的、自觉的看法和行动，所谓“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⑥他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根本方法就是从“心”入手，“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希望“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⑦

二、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对毛泽东平等观的形成具有中介性作用

在毛泽东平等观形成的思想渊源中，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毛泽东平等观中的体现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

毛泽东在他人生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其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毛泽东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也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毛泽东自己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⑧而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毛泽东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毛泽东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及批注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毛泽东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解放后，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道：“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⑨

在青年时期接触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平等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西方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毛泽东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毛泽东的行为，不仅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毛泽东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⑩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毛泽东走出传统，面向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了，思想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思想问题更多地遵循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毛泽东是在24岁到北京后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了。

毛泽东是一个阅读极其广泛、知识非常渊博的人，他极善于从各种书籍哪怕是从一般书籍中吸取营养。他的平等观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古代的、近现代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多是从正面接受；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多是从反面接受，“批判地接受”，就是他总结所说的“洋为中用”、“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的确，在外在形态上，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一方面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又是统一的，这似乎是矛盾，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它恰恰符合毛泽东“矛盾论”哲学思想。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⑪正是这些心物二元论的、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西学”，启迪了毛泽东的思维，促进了他的平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如果说毛泽东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是其平等观产生的文化沃土的话，那么，近代西方的哲学人文主义思潮就是其平等观产生过程中添加的一份添加剂；正是通过近代西学的中介，毛泽东才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接受了平等思想丰富的马克思主义。

注释：

①②③④[美]埃德加·斯诺著、汪衡译：《毛泽东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5、24、25页。

⑤⑥⑦⑨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88、86页和276页批注。

⑧[美]埃德加·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⑩迪克·威尔逊著：《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3页。

⑪《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6页。

责任编辑：刘建文

A841

A

1671-2994（2010）02-0019-03

2010-02-27

周宏菊（1966－ ），女，湖北京山人，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高级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