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张 安

（安徽财经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现代化：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张 安

（安徽财经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国内国际社会生态变量的流转变迁必然要求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把自身的现代化提上日程，以构成一种张力来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实践。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现代化不是“西化”，不是照搬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也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抛弃民族性。实现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要推动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现代化，其基本路径主要有：扩大政治参与，提高政党制度的包容性；加强执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动态耦合，提升政党制度的有效性；完善制度设计，推动政党制度的科学性。

现代化；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在痛苦与磨砺当中，在辉煌与梦想之间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毫不讳言，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是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的发展仍需要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功能价值的进一步发挥。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国内国际社会生态变量的流转变迁必然要求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把自身的现代化提上日程，以构成一种张力来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实践。

一、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的概念界定

所谓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现代化，不是要从一个纯粹理论意义上的非现代的政党制度，变成一个现代性的政党制度，而是在现代制度的架构内寻找进一步生长与扩展的空间，即如何结合中国国情，从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出发，根据时代要求的变化，适时推进自身的变革，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以便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推动人民民主、民族复兴、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是照搬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它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种过程，既昭示我们政党制度必须达到的境界，又体现了政党制度完善的方向与路径。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性选择，是我们党从中国具体国情，包括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等诸方面出发，成功推动我国政党制度与其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实现良性互动的展现，具有两党制、多党制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它既能发挥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的功能，集中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融合各阶层的利益，又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团结的力量，为社会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的组织、程序和途径；既能避免执政缺乏监督的弊端，又可避免多党纷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社会不稳定；既体现了集中统一与权威，又促进并保障了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总之，它适应了现代化变迁中社会对于稳定与发展及权威与自由的需要。

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虽一向标榜民主，但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弊端。一些正在践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治纷争不断，政党互相掣肘，政府更迭频仍，社会矛盾丛生等，因此，它们并不适合所有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中国家，多党制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安定是不能共有的。在现代化中国家，多党制是软弱的政党制度。”①我们如果盲目照抄照搬，必然后患无穷。我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正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人民民主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我国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的状态，更不具备高度民主所需要的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任重道远。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可以设想，如果照搬照抄西方的多党制，或许党派数目会极度膨胀，但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反而会适得其反，造成党派纷争、秩序混乱，乃至政局动荡、国家分裂。正如邓小平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②“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③

回顾历史，在民国初年，中国曾一度效仿西方，实行议会制和多党政治，各种政党组织如雨后春笋，数至几百，其外在形式很有些接近于西方式的竞争性政党政治模式。“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④但其兴勃焉，其亡忽焉。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文化条件和政治环境，加之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阻挠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不仅没有国泰民安，而且闹剧连连，没有创造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扫除政治障碍、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政治条件。对此，梁启超批评道：“未闻有一政党发表政纲，建旗帜以卜人民之祈向，又未闻有一选举区焉，开政党演说之会。此实普天下立宪国所无之现象，普天下之政党所未睹之前例也。”⑤李大钊更明确指出：“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⑥这种混乱的政党政治，不仅没有带来政通人和、社会安定，反而由于各党派的争夺倾轧，引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都是其历史和现实客观条件的产物。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也不例外。它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既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又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既合乎时代发展潮流，又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并已被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验证，我国在今后仍必须坚持这一基本的政党制度。因此，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现代化，决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在中国，如果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然是人民政权垮台、社会全面倒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在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的前提下，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的前提下，吸取国外已经成熟的制度经验为我所用，推动我们多党合作制度的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

二、民族性：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方面

所谓政党制度的民族性，就是本质上作为民主工具的政党制度，在不同民族、地域的社会生活中影响民主化进程时，由于时间与空间的差异而表现出的种种特性。新时期新阶段，民族性反映在政党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就是既要注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特别是要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和合”、“和而不同”等内容以新的时代内涵，把它作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民族和文化支撑，增强全民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⑦

“现代政党制度体现了民主政治的普通价值和多元世界的国情差异两者之间的冲突与交融，是价值的普遍性和形成的民族性相结合的产物。成熟的政党制度需要将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体现于一定的民族形式之中。”⑧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现代化同样如此，其价值取向必定是自己特定的政治发展道路，必然离不开民族性。离开了民族性，政党制度就失去了赖以存续的力量源泉，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毕竟，民族性是一把双刃剑。它虽有着保守、落后和不合时宜的一面，同样又有着合理成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的主要目的是赋予政党制度适应现代政治发展需要的能力，积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克服民族性中由于传统政治文化带来的保守、消极和顽固的不利因素，使之与中国的现代政治发展相适应。“我国的政党制度，在执政党和参政党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一致这个大前提下，强调合作共事、民主协商，倡导求同存异、体谅包容，这恰恰体现了‘和合’民族文化传统的精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之所以在中华大地产生、存在并不断发展完善，正因为这里有它的文化根基，有适合它生长的土壤。”⑨同样，中华文化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如果没有相应的价值要求和制度制约，将会继续在现代化过程中成为阻碍中国政党制度前进的绊脚石。邓小平在总结和反思十年“文革”的沉痛教训时，就非常深刻而尖锐地指出过封建主义对我们的党、人民和制度的严重影响，并明确表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⑩因此，当前，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现代化，一方面，如果不能充分地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果不能与中国社会相适应，那必将成为一种海市蜃楼的幻想，政党制度就失去了基础支撑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要冷静思考沉着应对，把民族性与现代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注重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同时不断创新，不能固步自封、僵化保守。

三、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实现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的关键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⑪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能否清除自身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确保道路的畅通无阻，直接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取决于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政治需求。因此，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置身于现代化中，其本身也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现代化在改变整个社会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作为社会特别是政治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的客观实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这种特殊的政党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必须要适应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要求，适时的调整完善自身的结构和运作，使之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效地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实践。⑫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与现代化相联系、总体上与现代化同步的政党制度改革进程关键，就在执政党的现代化。

四、不断提高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推动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1、扩大政治参与，提高政党制度的包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特别需要有包容性，能及时地将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成功地吸纳到执政党和参政党现行的、可承受的政治体系中来，将社会上各种同质的和异质的利益要求、政治诉求有机整合起来，使各阶层都感到有话语权，形成引导公民有序的利益表达、沟通协调和政治参与的机制。所以，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有必要“使政党制度具有吸收和同化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政治的能力，为社会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的组织、程序和途径，保证各阶层、群体和政党参与政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使政策的输出反映社会的要求。”⑬。从而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提升执政合法性。只有这样，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被激活的政治资源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开发，不断增长的社会政治参与需求，才会被有序地整合进政治体制内，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才会得以避免，才能满足人们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从而使之高度认同我国的政治体系，自觉有效地抵制西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政党制度强调的包容性，还包括政党间的协调、协商、协作的关系。我国体制内的政党组织已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冲突利益的代言人，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基础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通力合作与政策协调，同时，又强调双方在此基础上的互相监督，整个制度在内部结构上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充分体现了社会民主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基本取向，有利于在民主与效率之间实现一定的动态平衡，有效地减少了所谓的“民主成本”，有利于形成共存、共生、共荣的政党政治格局。⑭

2、加强执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动态耦合，提升政党制度的有效性。当今，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就是党、国家与社会三大系统之间的关系。从根本意义上讲，党、国家与社会关系取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也改变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现实基础和运行机制。在新的现实基础上，党在领导国家与社会的同时，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受到来自国家与社会的影响与制约。市场经济以强大的穿透力，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点，独立、平等、民主、自由、参与、责任等意识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方面，这样，个体自主性得以彰显，社会自主性也得以充分展开，社会力量日益要求参与国家政权的运作，进而改变了执政党、国家政权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着眼，在现行政党制度的架构下，中国共产党要以自由平等的契约原则来处理与国家政权、社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契约原则运作国家政权，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处于正和博弈状态。只有通过契约关系，才能防止执政党“自利性”的过度扩张与利益集团的产生与垄断，使执政党、国家政权与社会处在同一操作平台上，保持它们之间的平等性、功能的互补性、运行的独立性，从而切实提升政党制度的有效性。⑮

3、完善制度设计，推动政党制度的科学性。现阶段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是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设计，符合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也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力保证，因而是必须坚持的。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在制度设计上，既保持了核心的一元性，又有结构上的多元性，即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在治理与参与治理国家方面的一种权力合理配置。在这种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四方，把各种社会需求转变成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同时，又能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不但能反映人民群众合理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也可以消解一部分非理性诉求，使人们的政治活动制度化、规范化，实现广泛民主和集中领导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⑯

同时，我国的政党制度还很不完善。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制度设计与运行现状的矛盾的日益显露。由于思想认识上的不到位，在某些基层单位，常常发生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与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对立起来的事情，以组织领导、行政领导、行政命令来简单代替党的政治领导，致使民主党派组织工作不能独立自主地开展；基于“一体多元”社会结构的“一与多”的政党结构，出现了与转型期社会结构大变动之间相脱节的现象；基于对中西文化双重超越而设计的我国政党制度，在改革开放背景下，面临着中西文化的双重撞击；我国政党制度设计了互相监督，而且，主要是监督中共的初衷和最直接的缘由还远未实现和体现出来；政治协商在实际操作中通报情况和报告工作多，协商决策少，协商容易流于形式；多党合作的范围不够明确等等。⑰另外，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是针对祖国大陆范围内的中国共产党和八大民主党派而言的。但是，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以及台湾统一进程的加快，我国多党合作制度面临着如何与“一国两制”进行衔接的问题。这种衔接不仅有概念上的包容，更要有制度上的设计。⑱因此，我们党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推动政党制度的科学性。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推动政党制度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进一步完善其结构、功能、作用和运行机制。邓小平就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⑲第二，推动政党制度的民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⑳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必须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联系起来。第三，加强政党立法，完善多党合作的法制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高度分化和社会结构大变动的条件下，依法治党可以保证人民的根本利益，推进依法治国，因此，必须把依法治党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审视。“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权利、义务，如何咨询于决策之前，协商于决策之中，合作于决策之后，监督于决策和执行前后，如何使参政和监督经常化、程序化、组织化等等，都缺少法律明文规定，这样就难以具体贯彻，无法保证。如果有了政党法，我们就可以有法可依，依法办事。”㉑

注释：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10页。

②⑲《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33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285页。

④善哉：《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1913年第1期。

⑤梁启超：《敬告政党及政党员》，《时报》，1913年3月25日。

⑥《李大钊文集》，第4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⑦李金河：《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⑧苏晓云：《论建立自成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中国统一战线》，2009年第2期。

⑨罗豪才：《努力在多党合作总格局中发挥应有作用》，《中国统一战线》，2001年第3期。

⑩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⑪《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⑫⑳李俊：《现代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完善的本质要求》，《求实》，2005年第6期。

⑬赵晓呼著：《政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9页。

⑭王彩玲：《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国政党制度创新》，《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⑮闫东：《党、国家与社会三者关系的系统分析——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问题》，《攀登》，2003年第6期。

⑯李仁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⑰王继宣：《我国政党制度设计与运行现状的矛盾分析》，《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⑱周淑真、柴宝勇：《论世界政党制度的价值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民主性》，《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期。

㉑高放著：《政治学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33—534页。

责任编辑：陈文兴

D613

A

1671-2994（2010）02-0139-04

2010-01-27

张 安（1979- ），男，安徽枞阳人，安徽财经大学政治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本文系安徽省统战部课题《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发展趋势研究》和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现代化变迁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有效性》（项目编号2010sk2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