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思考

刘 朋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思考

刘 朋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有效的大众化的途径,才能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掌握和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可通过宣传教育路径、政策路径、文化路径、实践路径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社会化来实现。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动因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理论的演进是社会发展中最缓慢的变量。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得到中国先进分子及普通民众的认可,并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有着内在发展的动因,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及其价值得以实现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这几个方面的动因相互作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及价值得以实现的需要

理论的大众化过程是理论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完善并与社会、时代发展不断调适的过程。社会是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土壤,也是理论走向实践的平台。理论通过指导实践,并不断地在实践中丰富、发展和完善自己。大众化是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理论不能实现大众化就不能实现其发展,就会在实践中被人们遗忘和抛弃。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不断适应中国实际、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实现自身发展大众化的过程。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是在国际国内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断调适、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就必须不断地实现大众化,使人民群众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价值规范和政治行为。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大众化,才能突出和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价值和魅力,产生巨大的社会和实践效益。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才能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反映时代的基本特征,代表社会的发展方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需要

社会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做指导,没有科学理论做指导的社会实践极有可能曲折甚至陷入困境。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一直在实践中接受不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不断解决这些问题中不断得到民族化和大众化。在当代中国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向纵深发展,就需要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大众化,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要求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将理论武器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大众化,武装人民群众。“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快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这个“人”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和历史的创造者。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创造。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大众化”后马克思主义来协调和解决。随着改革的深入,住房、教育、医疗、收入差距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人们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来更新自己对当今世界的认识,提高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这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好了准备。

(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而“这样一个联合体”,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方法办事的,同时也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不断的时代化、大众化来巩固和发展这个联合体。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前提和保障。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推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逻辑起点和本质要求,因此就需要创造各种条件,不断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将社会成员由“自然人”转化“政治人”,使社会成员形成为社会共同体所需要的、具有普遍性、共同性的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规范和政治行为准则,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有效的大众化的途径,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认同,并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它的成功与否关系着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政治系统的稳定,对个人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需要五大路径,即宣传教育路径、政策路径、文化路径、实践路径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社会化,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五种路径相互渗透,综合发生作用。

(一)宣传教育路径

宣传教育路径是指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和社会教育机构对人民群众进行直接意义的传递和解释。报纸、杂志、书籍、电视、广播、电影、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等各种传播媒介,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宣传力量。在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过程中,媒介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境外的传播媒介的成功运用,为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提供了充分的舆论支持。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声、光、电、文字等诸多信号,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中国化的最近理论成果传播给民众。教育是理论大众化的重要手段,即使在传播媒介发达的今天,仍然是理论大众化的重要阵地,是系统化、强有力的大众化途径。家庭是个体最早接受教化的场所,它对于每个人的政治社会化有着长期的深刻影响,是给孩子提供政治信息的最初的和最主要的来源。“学校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正规的政治文化培养过程。”[3]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无不深谙“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道理,总是通过控制教育,把有利于维持统治秩序的思想、理论灌输给全体社会成员,从而使得整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言论、行动趋于大一统。目前我们国家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入课堂,这无疑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在宣传教育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灌输的方式必须科学、得当。灌输是理论宣传和教育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列宁非常注重灌输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4]但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灌输必须讲究科学的方式方法。灌输必须根据人们的思想道德发展规律,按照人们现有的实际思想水平,坚持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到普通大众的路线,遵循由点到面、隐性教育和显性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有步骤、有计划、分层次地进行。

其次,重视重大历史事件的宣教作用。社会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契机。通过重大历史事件取得的辉煌成就,能够使群众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生不息的发展能力,坚定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信心,将马克思主义实践发展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如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赢得了全世界的好评,增强了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具说服力的鲜活题材。

再次,应实现由理论术语、政治范畴向大众话语的转换。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权没有在大众中得到普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理论载体的语言比较抽象、学术化,不够通俗和大众化,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普及。毛泽东也曾说过,我们党的宣传教育要让每一个工人、农民都听得懂。这就表明,大众化必须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由“官方理论”、“精英语言”向“大众话语”的转换,才能被百姓听懂、接受。在当代中国,就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群众。大众化并非意味着庸俗化,从客体接受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存在一个既定的前提,即理论是彻底的、科学的。“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5],让群众自身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一些重大问题。

(二)政策路径

政策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政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有力的保证。任何思想和理论要实现大众化都必须借助于政治权威和政权的力量,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在社会大众中推广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策路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通过执政党纲领的政策化、政策的法律化和政治录用来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首先,执政党纲领政策化。在现代政治中,政党在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我国一切工作的领导核心。党的执政纲领通过国家立法机关上升为国家的政策,从而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八大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十六大又分别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七大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上升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因此,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其次,政策的法律化。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和人民意志的最高体现。我国现行宪法是 1982年制定的,之后又经历了 1988年、1993年、1999年和 2003年四次修改。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完成了现行宪法的制定和前三次的修改。第四次修改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作为我国根本的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肯定下来,实现了理论的法律化。在宪法和法律普及的过程中,也相应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再次,政治录用。政治录用是指通过某种方式选用人员在政治结构中担当相应的角色的政治行为。政治录用能够调整、引导和确定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的选择倾向,表现出特殊的政治大众化功能。封建王朝科举制不仅为历代王朝招纳了庞大的官僚队伍,维持了封建政治的稳定,而且使传统政治文化得以传延,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大众化。目前我国公务员的选拔与录用,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相关法规规定,公务员录用在报名、审查、考试 (包括笔试和面试)、考察等过程中,政治思想是重要的审查、考试、考察标准,政治理论是录用知识结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公务员录用的标准和知识要求必将引导和确定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认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三)文化路径

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历来是一种由统治者所控制的意识形态,它是统治阶级地位的象征,是在政治主导下的思想活动及其产物。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这里讲的文化是指传达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的基本观念,处于支配地位的主流价值观,即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具有权威、严肃性,其主要功能在于凝聚国民共识并为国家发展提供意识形态动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路径就在于主流价值观念,即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在整个社会的弘扬和渗透,应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完成。

首先,引导大众文化。所谓的大众文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满足社会公众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出发,以社会公众的生活消费为目的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正是因为如此,它也是一种教育人们的最好方式。同时大众文化具有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导致审美追求方面的迷茫与媚俗和个性的泯灭等消极影响,美国学者约翰·菲斯克指出:“大众文化是由居于从属地位的人们为了从那些资源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这些资源也为支配者的经济利益服务。大众文化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大众文化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外部和上层强加的。”[6]因此,大众文化必须接受主流文化的引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克服大众文化自身的消极影响,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种指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它在内容上是先进的,作为先进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有导向上的先进性;另一个方面由于它的方法论是先进的,因而又有科学性,这就对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主导性、指导性的地位,发挥着总体上把握方向的作用。先进文化在内容和方法论上的导向性对于人民群众的引导无疑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程。

再次,文化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的发展活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文化创新和发展的核心是人化,其最终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的。文化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内在要求,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不断创造出先进的、健康的社会主义崭新文化,培养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7]

(四)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点,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归宿。实践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具说服力的途径,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学习、了解、认同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指导实践。

首先,要促进经济发展,造福人民大众。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与公民的政治倾向有较大的关联。如果经济发展水平高,速度发展快,社会成员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受益,人民就会认同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和主流意识形态。“保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政府取得合法性和政治认同的关键因素。”[8]也就是说,有效率的政府和经济增长巩固了政府合法性。因为民众在参与社会生活中通常存在短视行为,受制于暂时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670亿元,是 1978年的 83倍;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15781元,是 1978年的 4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 4761元,是 1978年的 36倍。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得到了切身的实惠,这必将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心,激发人们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其次,实践的落脚点应立足生活,关注民生。大众化要产生实效,必须从老百姓日常息息相关的生活层面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只有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使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使其不断反映社会进步,赋予时代特色,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拥护。脱离人民实际生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很难被大众化和普及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挥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9]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在实践层面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贴近人民群众思想实际,改善民生。从人们生产生活的角度去解释这一理论体系的深刻内涵,回答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住房、医疗、收入差距、就业等难点和疑惑,解决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使大多数人民获益。这样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具吸引力和感召力,让广大人民群众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如果只停留在书面和口头上空谈,脱离人民群众所关切的民生热点问题,一切理论都必将被大众所抛弃。

再次,健全民主政治,扩大政治参与。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也就是说,人天生就有政治参与的要求。政治参与是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实现政治权利和人民民主的必要途径。政治参与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保证。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必须发展和健全民主政治。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群众在参与民主政治、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观念外化为政治行为习惯,以马克思主义者觉悟规范自身政治行为,有序地进行政治表达、政治接触、投票、选举等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推动社会和国家朝着民主的方向不断迈进,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现代化进程。

最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实施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10]“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1]公平正义是协调、消解社会各方面矛盾的思想基础和锐利武器,惟有维护公平正义,才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公平正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是完全一致的。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就要转变观念,整合利益,规范秩序,解决好社会的医疗保障、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司法不公等关切人民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给人民以秩序保证和法律依靠,使人们心悦诚服,不闹意见,赢得人民理性而又自觉的支持。

(五)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争取群众和教育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功能之一,争取本阶级的群众和同盟者的支持和拥护,教育党员和党的支持者、拥护者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即训练、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和群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12]目前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是为了使广大人民了解、信任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参加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政党争取和教育群众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首先,提高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个体对政党认同的方向及强烈程度构成其政治态度及行为的核心要素,将影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政党认同是政党的政治行为基础和现实前提,任何政党在缺失认同的情况下都无法构成组织体系,更没有力量实现政党的纲领和宗旨。”[13]政党认同的内涵还表现为党员对政党的忠诚,而政党忠诚直接影响政党组织的生命力。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政党认同和政治合法性、国家认同、社会主义信仰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执政党的政党认同直接决定着执政党的兴衰成败、政党政治的走向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动荡、国家的统一与解体。

其次,要发挥党先锋模范的带动作用。党的先锋队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先进性,最为直接地体现在党的政策上;另一方面是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个体的模范带头作用。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党章规定,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目前全国共设立基层党组织近 400万个,它的组织网络几乎囊括了整个中国社会,共产党的基础组织 (支部)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每个角落。同时有七千多万名党员,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近 6%,如此优厚的组织和人力资源,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发挥着生力军的作用。

[1] 邓小平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0.

[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0,9.

[3] 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99.

[4] 列宁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7.

[6] [美]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M].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2.

[7]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44.

[8] [美]迈克尔·罗金斯.政治学 [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6.

[9] 毛泽东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8.

[1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42.

[11] [美]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

[12] 列宁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0.

[13] 王庆兵.试析政党认同的功能与构建途径[J].广西社会科学,200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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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5955(2010)02-0015-04

2010-03-09

刘朋,男,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 2008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政党政治。

(责任编辑:付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