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言论和出版自由
——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建设先进文化的最锐利武器

蒋志荣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研究生部 四川成都 610071)

论言论和出版自由
——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建设先进文化的最锐利武器

蒋志荣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研究生部 四川成都 610071)

言论自由;权利;文化;竞争

言论和出版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公民权利,言论和出版自由可以去腐生肌,让国家和社会的肌体得以正常地新陈代谢,从而永葆生机。文化竞争是国与国之间的终极竞争,中华文化能否一直传延下去,取决于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能否不受限制地释放出来,取决于中国人能否真实地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

在现代民主社会,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公民权利,是保障其它公民权利的基础性权利。当今世界的各国政府对待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有些政府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正是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不竭的力量源泉之所在,于是,从制度规范到政策的实施都保障和鼓励老百姓自由地言论,鼓励那些有思想有创见的卓越人物提出自己的划时代理论,不管这些新的理论是对现有思想理论的发展还是抨击甚或颠覆。而有些国家则视言论自由为洪水猛兽,以为老百姓一自由就天下大乱了。有些国家,人民在私下里的小范围言论是放开的,但是,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说和公开发表文章的内容则受到监控和审查。

归纳起来,先进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都能保障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而公民不享有或者实际上不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的国家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这种状况促使我们深思——是自由导致了发达,还是发达之后才能有自由?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落后的社会需要专制政体,还是专制造成了落后?

为了回答这个一体两面的问题,我们需要考察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个明白无误的答案——自由开放的政策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一、中国独尊儒术的后果是,从领先世界的先进国家变成文明“古国”

在古代社会,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专制政体总会有一些言论上的禁区。对于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来说,最为严重的系统化的禁区就是“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造成儒家正统思想的神圣不可侵犯。自从儒家教义被确定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并且由于政府的强力介入而有了很大的排他性以后,套在中国人头上的各种紧箍咒就越来越多,中国人的灵性则越来越少,中国社会也变得日益窒息。

中国在思想文化上的黄金时代是春秋战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人在思想文化和哲学领域取得了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成就。当时,中国人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活跃和繁荣程度是空前绝后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相继创立起来。这个时代提出来的思想,充当了中国人两千余年的精神食粮。

如果按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人类社会如果不是提前一千年进入现代文明,恐怕也得提前八百年。

历史当然不会给后人假设的机会。汉武帝和董仲舒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成为至高无上的圣人,四书五经做了中国学子们的标准教材。从隋唐到明清,中国知识分子们身上背负的“原则”越来越多,可以自由挥洒的空间越来越小,中国社会终于逐渐地沉寂下来而变成一潭死水。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们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的就是理解和解释儒家教义,互相比赛的是谁更能领会圣人的思想,再也不能跳出这个圈子去提出自己的创见。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变成了一群“注释虫”。

孔子确实是伟大的,儒家思想也是很有道理的。孔子的那些富有哲理的思想穿越了时代,在今天仍然很有价值,可以指导我们为学、为人和为事。然而,这么富有哲理的思想一旦被定于一尊,被搬上了神坛,并且人为地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把它设定为不能反对的神圣的东西,它便由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伟大理论而变成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和紧箍咒。

在思想领域,在意识形态方面,并没有绝对正确或错误的观点,只是看问题的角度存在不同。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事物,得出不同的结论,然后彼此进行探讨和辩论,这在学术上属于正常的争论。这样的争论对学术进步是很有益处的,可以启迪思维,让人们能够视野更广地进行探索,从而把人类的知识水平推进到更高层次。

然而,一旦权力介入到学术领域,一切就都变味了。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或者集团支持的学说成为不容置疑的“正确”理论,所有读书人都必须接受。同时,统治者还利用其强大的行政力量和宣传机器在社会上进行强力灌输。那些不同的观点和学说则受到封杀和强力打压。有头脑的人,坚持独立思考的人,全都命运多舛,在人群中默默无闻地湮灭。伟大的思想和思想家总是被消灭在萌芽状态,留下来的全是唯唯诺诺的作为工具而存在的御用文人。这样的社会又如何能进步呢?

就算某种理论真的正确到了极点,只要它被确立为不能反对的东西,不允许其它人对它提出质疑,它都一定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很简单的道理,既然这些理论都是正确和不能反对的,莘莘学子们就用不着思考了。反正被灌输的东西是“绝对正确”的,直接把它记住不就行了吗?于是,读书人全都变成了浑浑噩噩的背书机器。学子们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想就这样被抽走了。

正确的理论从来都是不害怕批评的。事实上,在被反对和论战的过程中往往更能促进正确理论的传播,也能让人们更加容易接受。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就是这样传播开来的吗?

如果设定一种思想为不容置疑的“正确思想”,凡是与此有抵触的观点都被当成异端邪说而一棍子打死,思想者遭受各种精神甚至肉体上的折磨;如果学者们的思想和理论必须符合统治者划定的“原则”,知识分子们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进行“创新”;那么,“创新”成就最高的人也只能是一个一个的程颐、朱熹和王阳明而已,只能作为注释虫存在。

伟大的孔子思想“指导”了中国人两千年,中国在两千年内就没有出现过比孔子更伟大或者跟孔子一样伟大的思想家,中国社会也停滞了两千年。本来遥遥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在近代终于沦为任人欺凌的老大帝国。我相信,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十分开明的孔子是决不愿意看到这种令人丧气的局面的。

二、领先于时代、人才辈出的国家都是自由开放的国家

现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无疑是欧洲、北美和日本,这些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成为全世界许多人的移民目的地。

在十五世纪以前,欧洲在世界上并不占任何优势,《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元代中国比欧洲要富裕繁荣得多。文艺复兴让世界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西方国家逐渐地走到了世界的前面,西方列强逐步形成。在这些列强中,国力最强盛、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国家是英国。有人称赞英国是人类文明的灯塔,照亮了整个世界。虽然笔者对拉开了宰割中国序幕的英国并无好感,但是不得不承认,英国确实充当过人类文明的灯塔。

当世界上其它所有国家都还处于专制王权的统治之下时,英国就早早地成了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英国人享有了言论、出版等各种自由权利。正是在自由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推动下,英国人的创造力被发挥到了极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都大幅度地领先于世界。英国以一个弹丸之地统治了偌大一个世界达两个世纪之久。

民主自由的英国不仅让英国人的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也为其它国家的许多受到本国专制政府迫害的杰出人物提供了庇护之所。我们最熟悉的例子就是马克思。马克思宣称要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可是资本主义的英国对马克思却极度宽容——大英图书馆任他进出,随他查阅任何所需要的数据和文献——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受到了资本主义的英国政府的任何刁难或者是一点点干扰。

这就是英国以绝对少数的人口却能成为统治全世界的“日不落帝国”的秘诀。

英国的领先首先是公民自由权利的领先。当别的国家对本国的杰出人物极尽迫害之能事的时候,它却为伏尔泰、马克思等划时代的人物敞开了大英图书馆,为他们提供一切文献资料。让他们自由地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让他们尽情地批判现有制度的不合理乃至罪恶。不仅如此,英国还从这些人物对现有制度不合理的批判中吸取营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让社会制度变得更加合理——这是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的主要价值之一。

这样的国家怎能不强大呢?国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相反。政府有什么问题绝不藏着掖着,国民可以凭借其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而加以自由的批判。一届政府如果做不好,国民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组成新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才是真正的“人民政府”啊。

日不落帝国让许多人明白了,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不仅仅是一项公民权利,它更是让国家强大的犀利武器。它可以去腐生肌、剜疮疗伤,让国家和社会的肌体得以正常地新陈代谢,从而永远生机盎然。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在英国处处占上风的国际形势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以英国为榜样,建立起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制度。在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制度下,言论和出版自由权成为西方国家公民的一项不言而喻的基本权利。人类社会在生动榜样的带动下大面积地进入到现代民主社会。但是,专制传统在世界许多地方仍然根深蒂固,专制国家也还有不少。

在学术成就方面,当今世界最有成就的社会学家几乎都在自由的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原因何在?

落后国家并不是没有天才,穷国的人民其智商并不比富国弱。事实上,发达国家有许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来自发展中国家。同样一个人,在自己的祖国无法成就事业,到了国外反而能如鱼得水,这该如何解释?显然,只能从他成长和干事业的环境中去寻找原因。

发达国家的公民享有真实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绝对不可能因言获罪。它们有独立的不受政府控制的各类中立刊物和媒体,任何有创见的思想理论都不会因为违反了什么划定的“原则”而被封杀,都有机会在各种刊物上公开发表出来。其价值不是由审查官而是由读者来评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越是有思想有创见的人就越能脱颖而出。相反,专制社会能容纳的是应声虫和注释虫,越有独立思想的人就越是当权者打压的对象。于是乎,天才在专制的祖国平庸而到了自由国家很快便杰出起来。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对于学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缺乏这种特质的人不可能成为顶尖的人才。在专制社会,思想自由被斥之为“自由化”,独立精神被斥之为“个人主义”。统治者害怕和打击的就是有这种思想和精神的人,他们需要的是整齐划一,这才便于控制。他们需要的是可靠的奴才而不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人才。而在自由开放、鼓励创新的社会,人们的思想不会被人为地压抑,读书人几乎会本能地养成独立思考的精神。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才辈出也就顺理成章了。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人才辈出的国家才有可能是强大的国家。

三、文化竞争是国与国之间的终极竞争。在全球文明融合的过程中,中华文明是做一个大熔炉从而永远绵延下去,还是做熔炉里的铁水而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取决于中国能否保障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

我们经常用“日新月异”一词来形容世界变化之快。对照近现代史,这个用词是十分妥帖的。过去的一百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运输设备的进步,世界大大地变小了;由于因特网的出现,实现了零距离的信息交流。在科学技术巨变的带动下,国际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国与国之间的隔阂很深,贯穿在国际关系中的主线是斗争,特别是邻国,为了边界地区的管辖权经常斗得你死我活;现在,国与国之间强调的是合作,通过合作来增进大家的利益。

在国际合作方面,走在世界前面的还是欧洲。欧洲人正在做一件一千多年来许多人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统一欧洲。经过一代接一代的努力,他们在这件事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欧罗巴合众国正日益成型。想想以前,欧洲是世界上最动荡不安、血拼最厉害的土地。这样的一群国家竟然愿意让渡自己的主权,一步一步地实现和平统一,真是不可思议。人类的智慧确实是今非昔比了。

其实不仅仅是欧洲,在全世界范围内,国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作用也越来越小。按照目前的这种地区一体化交织着世界一体化的趋势发展下去,地球联邦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在世界政府出现从而民族国家渐渐走下历史舞台之后,现存的数千个民族和民族的文化又将如何传承呢?显然,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不可避免。事实上,我们正处于这种融合的过程之中,英 (美)语和英(美)语文化正在融合着其他民族和民族文化,而且大有势不可挡之势。

历史将证明,文化竞争是国与国之间的终极竞争。在民族国家消失前,大国之间最后争夺的一定是对全世界的文化主导权。当然,由于文化竞争的特点使然,它只能以和平竞赛的方式进行,在和平竞赛的大浪淘沙中,实现优胜劣汰,角逐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和由这种语言承载的文化。

在世界一体化之后,明智的人们一定会强调保护世界的多样性文化,但是,不管人们如何强调多元文化的重要性,都必然会有一种强势语言成为全球通用语言,会有一种强势文化作为世界主流文化。如果我们任由现在的趋势一直发展下去,未来的世界必然是英语和英语文化的天下。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和十四亿人口的中华民族终将在历史的演进中消逝。

面对这样的前景,不知有几个中国人会无动于衷。我们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呢?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达 20%,是英美总和的 4倍,比整个西方世界的总人数还多;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直传承至今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化,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曾长期地领先于全世界。这样的民族和文化如果在我们手中被断送的话,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就正应了那句话:“中国人是十亿蓝蚂蚁!”——渺小,卑微,没有思想。

中华文化的辉煌历史确实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但是,成就只是过去的成就,并不代表将来。这样的民族和文化如果真的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同样也有其合理性——世界历史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我们输了,说明我们不行,世界人民当然有权利选择生活在更为优越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下。只是,我们真的不行吗?如果现在不行,就自甘一直不行吗?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我们总得做点什么。我们当然要争取让中华文化成为未来世界的主流文化。

文化竞争是一种复杂的综合竞争,不能孤立地就文化论文化,文化实力的强弱跟经济实力的强弱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经济强国又不必然等于文化强国。

要想让中华文化取得与她的规模和历史相匹配的地位,我们必须做好两件事情:一是大力发展经济,让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世界无与伦比——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二是提升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的体制性障碍十分巨大。

中国目前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体制性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学者在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方面缺乏自主权,特别是学术成果的公开发表更是存在诸多禁区;二、中国不允许独立的报刊杂志及别的独立公共媒体存在,真相、不同意见的思想和理论很容易被直接或间接掌控媒体和学术载体的人出于某种目的而封杀。

第一个障碍让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无法拿出顶尖的学术成果出来,因为学者们的头上压着一块天花板——必须在什么什么的指导下,必须符合什么什么原则——企图突破天花板的人往往会撞得满头青包甚至是头破血流。

仔细盘点一下,建国六十年来,中国还真的没有出过什么世界级的学术研究成果。自然科学领域还好一点,至少有一个袁隆平搞出了杂交水稻。在社会科学领域,就完全乏善可陈了,我们没有一个人、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登上世界舞台获得全球性的影响力。连战乱频频的民国时期都不如,那时候还有鲁迅、老舍等好几个世界级的大文豪。由此可见政治干预学术对国家发展进步的危害是何等巨大。

第二个障碍让中国缺少了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公共文化平台,因为所有的公开刊物都被官方当成武器来使用,是必须占领的宣传阵地,绝对不能拱手交给“敌人”。这种状况不仅在实际上限制了公民在法律上享有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其实也反过来伤害了政府自身的公信力。

我们的各级政府经常碰到一些备感委屈的事情——明明自己公布的确实是事实真相,可是老百姓偏偏不相信,认为那是官方语言,一定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甚至是黑幕在里面。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会这样地极度不相信政府呢?这说明了什么?原因有两点:一是老百姓被愚弄过多次,政府的不受信任就是在为自己以前的行为付出代价;二是所有的媒体都被政府作为工具和宣传的武器而严密地控制起来,而不是中立的记录者和客观的传播载体。既然媒体不是文化和新闻的载体,而是政府的工具和武器,那么,老百姓必然会认为这些工具是在为掌握工具的人服务,就一定会对其表示怀疑,这是符合逻辑的,也是人之常情。只要媒体和政府是一体的,只要媒体是政府的喉舌,它的公信力就必然要大打折扣。

中国的媒体和其他文化单位连自己的国民都取信不了,又怎么去取信于全世界呢?

对公民来说,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对国家来说,其实更重要的还在于其文化意义。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的角度来说,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的保障程度直接决定了国家文化实力的强大程度。看看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高峰,春秋战国、两汉、唐宋,这些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政治上宽松的时期,而明清尽管是大一统王朝,国力强盛,但在文字狱加八股文的双重摧残下,文化上却乏善可陈,远远比不上宋朝这样一个国力羸弱的朝代。再看看当今世界,拥有世界性或者区域性文化影响力的国家都是些什么国家。对照我们自身,中国大陆虽然硬实力越来越来雄厚,可是,在境外的文化影响力却不如香港、台湾、韩国这些弹丸之地,我们的一些“喉舌”在国内叫得震天价响,可是一出国界就被当成文字垃圾,我们对此该作何感想?

我们的一些当局者非常讨厌“自由”两个字,一提到自由就是“自由化”、“个人主义”。他们喜欢的是纪律。对于军队来说,纪律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对于知识分子,对于从事文学艺术和理论工作的人来说,自由则是至关重要的。自由之于知识分子就犹如纪律之于军队,没有纪律的军队打不了胜仗;同样,缺乏自由的知识分子也无法让自己的国家在激烈的国际文化角逐中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了中国公民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而且执政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保障公民的“表达权”。由此可见,不管是中国的指导思想还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抑或是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都要求保障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出在执行层面。中国人民应该坚持不懈地追求并实现自己的法定权利,把宪法规范和十七大报告落到实处,充分地行使自己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让中华文化蒸蒸日上。

G120

A

1008-5955(2010)02-0071-04

2010-04-01

蒋志荣,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2008级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