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历史必然性分析

刘海飞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历史必然性分析

刘海飞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六届六中全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有其显著的历史必然性。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中共的理论创新自觉、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共产国际领导方式的改变、革命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累、抗日战争的紧迫形势及王明的右倾错误等几个方面考察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历史必然性。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1](P534)从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历史命题。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题为什么会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存在什么样的历史必然性?本文拟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从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与党的理论创新自觉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们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深厚的生命力和发展动力就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必然存在不同的形式。列宁、邓小平曾经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民族化,才能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定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生搬硬套看起来是取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但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活的灵魂。一旦采用生搬硬套的办法来指导实践,很容易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上几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已经证明此点。因此我们就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相反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用马列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的”,即“有的放矢”。就此,毛泽东还从哲学的高度来论证它的合理性。毛泽东在对一般和特殊关系的思考中指出:“特殊和一般本来是相互联系不可分裂的,分裂就脱离了客观真理。客观真理是表现于一般与特殊之一致的,没有特殊,一般就不存在,没有一般,也不会有特殊。”[2](P269)由此来看,理论联系实际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一般和特殊相联系规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而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逻辑必然结果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人是具有强烈的理论创新意识的,而这在毛泽东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早在1931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写道:“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p115)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理论自觉。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之后,毛泽东还在1941年提出了“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主张,并感慨:“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中国不能出马克思,我不相信”,将来会有马克思的“儿子”、“孙子”、“孙孙子”的“新马克思主义”[4]。毛泽东还说,窑洞里面也是能出马克思主义的。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做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实际上,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这个时候已经走向成熟,即已做好理论准备,因此毛泽东也是有底气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口号的。并且,在党内有理论创新冲动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但对于要创新理论,在当时党内形成了很大程度的共识。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与共产国际领导方式的改变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显示了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但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也经历了幼年、成长和成熟时期。在其幼年时期,必然会存在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犯一定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两次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失败之后,从各方面都开始在走向成熟:(一)中共领导人的成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都不自觉的犯了右和“左”的错误,造成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的失误和挫折。历史证明,他们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优秀领导集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历史的选择,是毛泽东本人成熟的必然结果。贺子珍后来在谈到毛泽东的个人成熟时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5]﹙P214﹚(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经受了锻炼,其思想也逐渐成熟。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遵义会议为起点的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阶段。在党中央和红军落脚陕北后,毛泽东可以静下心来做更多的理论工作。延安时期,毛泽东写下了大量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三)党的军队的成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经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了对军队的领导和建设。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正如毛泽东所言:“你不要看我们现在人少,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了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6](p642)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逐渐成熟,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主体保证。

对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后来曾评价说:“两头好、中间差”。而从“9.18”事变到1935年瓦窑堡会议前,正是“中间差”的后四年。这个时期在共产国际理论基础的“第三个时期”的理论影响下,继前两次左倾错误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发生了王明“左”倾错误,这几乎陷中国革命于绝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经历了艰难险阻,中国共产党最终把革命火种保留了下来。抗战爆发后,苏共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中共配合莫斯科的作战部署,对于国民党实施妥协退让,以使统一战线不出现破裂。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组织上二者是下级和上级的关系,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则,不仅中共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和“毫不迟疑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而且还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最广泛的权力”的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同时,党内也存在“以俄为师”的思维定势。[7]对于共产国际的干扰,毛泽东一直心存芥蒂,时常有气愤之言。为了排除共产国际的干扰和克服这种思维定势,毛泽东以足够的勇气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按照杨奎松所说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根本改变迷信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经验和指导,以及那些迷信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8]恰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召开了七大。季米特洛夫提出共产国际集中统一领导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必须改变。因为至1934年上半年,共产国际已有65个支部,这些支部处于完全不同的条件之下,要莫斯科对所有这些支部“就一切问题实行领导”是不可能的。共产国际七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的决议》要求各国党要“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的武器”,学会把马列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应用到具体条件中去”,“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对于这个决定,毛泽东是清楚的,这就为他将要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外部支持。

三、革命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累

自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对于这样的任务,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从建党初期就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探索,但在那个时候还处于不自觉和无意识的状态,没有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任务和要求。在中国革命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民众中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领导人完成的比较好:翻译和出版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创办了一些进步刊物,比如《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有的学者还认为李大钊对农民问题的独到见解“反映了李大钊早在‘五四’时期就提出的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并不是偶然,它实际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种实践形式和物质渠道。”[9]由上看出,早期领导人已经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探索,尽管结合得可能不够。但不管“结合”得好与坏,其经验教训都给中国革命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也给毛泽东以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量变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会达到质变飞跃,而质变的一个标志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性口号的提出。正如鲁振祥在他的文章中所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提出,经过了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物。[10]张静如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探索,而且也是受“五四”以来思想界、学术界引进外国学说应该“中国化”的思路影响的结果。[11]

四、抗日战争的紧迫形势与王明的右倾错误

从1931年开始,日本加快了侵华的速度。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着最深重的民族危机。为了抵制日本入侵,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建立了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早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式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1936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内战,从此初步形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局面。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合作为团结抗日打下坚实的基础,但从中共党内来说,首先要在思想上得到统一,而这个统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全党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指导之下。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又带回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回国后,自认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一直没有停止散布其右倾教条主义思想和放弃与毛泽东争夺党内领导权的努力。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提出了反对洛川会议确立的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提出“两个一切”的右倾主张,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王明的右倾理论,由于是披着共产国际的外衣,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当时党内很多同志认识不清,客观上支持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后来在提到“十二月会议”时说道:“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12]。王明回国后的右倾言论,使党内产生了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派任弼时前往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接替王稼祥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任弼时到达苏联后,向共产国际客观地、如实地向共产国际进行了汇报。1938年7月,共产国际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3],王稼祥回国后在六届六中全会对共产国际指示进行了传达。由于全党的努力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对于王明右倾错误斗争取得了胜利。而中共选择在六届六中全会这样一个自六大以后中央委员参加人数最多的会议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无疑是把握了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既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使然,也是毛泽东个人的积极推动的结果。六届六中全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给自己行了一个成人的冠礼,从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加成熟,并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日]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6卷)[M].东京:北望社,1970.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石仲泉.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N].文汇报,2005-8-15,(10).

[5]贺子珍的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

[6]中国红军长征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7]李建勇,谭业庭.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与动机[J].甘肃理论学刊,2008(3).

[8]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M].河南人民出版社.

[9]张允熠,郝良华.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心路历程[J].安徽史学,2000(4):71—72.

[10]鲁振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1).

[11]张静如.关于“中国化”[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5).

[12]见毛泽东1943年11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3]王稼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付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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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5955(2010)02-0087-03

2010-03-09

刘海飞,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2008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