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语言学角度看《说文解字》

张维伟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从现代语言学角度看《说文解字》

张维伟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字典。该书对汉字构形的分析和归类闪耀着现代语言学思想的理性光芒。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分析汉字结构具有一定的层次观念，二是归纳和编排汉字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系统论意识，三是因形求义尝试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视角。

《说文解字》；汉字构形；系统论；层次；共时；历时

《说文解字》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字典。它汇集了汉代通用的9353个汉字，统之以540部首，据六书理论，逐个对其音、形、义进行注释。该书对汉字的归类和构形分析处处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传达着中华文化非常个性化的观念。《说文解字》同时也闪耀着睿智的现代语言学思想的理性光芒，这种理性思想表现在：分析汉字结构具有一定的层次观念，归纳编排汉字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系统论意识，因形求义尝试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视角。

一、汉字结构分析的层次观念

西方结构主义语法学派认为，“句子是把有结构关系的词按关系的先近后远，一层一层地组合起来的”。［1］142“分析一个句子的时候，可以按结构由大到小一层一层地切分，一直切分到词为止。每次切分都是将一个结构切分成两部分，这两部分是每一个结构层级的直接组成部分，这个直接组成部分叫做直接成分”。［1］143这种析句方法被称为“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nlysis)。由于它以层次观念为基础，所以又被称作“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也适合于对合体汉字的结构进行分析。

任何文字系统都有一批组成单字的构件，汉字是由不同数量、功能的部件依据不同的结构方式组合而成的。从记录语言单位的方法来看，“汉字主要用表意和表音的方法，所以是意音文字”。［2］从所记录的语言单位类型来看，“汉字是语素文字的代表，也是唯一的代表”。［3］汉字的这一特性使汉字的构形迥异于表音文字。英文等表音文字用字母以线型方式组合，直接记录语言的读音；汉字的构形表现为“平面方块型”［4］，直接记录语言单位的意义，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同时记录语言单位的读音（如形声字）。汉字的构形以表意构件为主要构件，汉字构件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三种：即表意、示音和区别。表意构件既可以与示音构件组合成字，又能自相组合构字，而示音构件一般只能与表意构件组合成字，很少自相组合成字；至于区别性记号构件属于理性规定的很少，大都可以认为是表意或示音构件讹变失去原有功能所造成的。相同或不同构件组合成汉字时，都是以所记录的语素义为依据的，如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有时，还要顾及语素的读音，如形声字。这就是汉字构形的理据之所在：因义构形，因音构形。反过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汉字构形而感知字义，从而把握字所记录的语言单位的意义。许慎正是根据小篆汉字因义构形的性质来见形知义的。当合体字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单一构件组合而成时，就会显示出组合的层次性，首先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一构件组合成复合构件，再与别的单一构件或复合构件直接组合，这种层次性类似于多个词按一定的先后次序由小到大组合成有层次性的句法结构。每次组合都遵循一定的理据性。许慎对合体汉字的结构分析是有层次意识的，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用语看出来。尽管许慎不可能用“构件”或“层次”之类的提法，但这并不等于说许慎头脑中没有这类概念。许慎解释会意字一般用“从某某”格式。例如《说文·刀部》：“班，分瑞玉。……从玨刀。”《玉部》：“玨（jué），二玉相合为一珏。”把两部的分析结合起来看，就等于说，两个“玉”字直接组合成“玨”，表示二玉相合；“玨”与“刀”直接组合成“班”，表示把瑞玉分开。再如现代汉字“莽”的篆文总共包含五个单一构件：四个“屮（cǎo）”，一个“犬”。《说文·茻部》：“莽，南昌谓犬善逐兔艸（cǎo）中。从犬茻。……茻亦声。”《艸部》：“茻，众艸也。……从四屮。”即四个“屮”组合为“茻（mǎng）”，表示众艸；“犬”和“茻”组合为“莽”，表示密生的草，而“茻”也兼表字音。《说文解字》中还有140多个同体会意字。同体会意字也叫“叠体字”［5］，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形体相同的构件重叠组合而成的字。从构件数量看，同体会意字可分为三类：二度叠体、三度叠体和四度叠体；从构件排列位置看，可分为五类：上下叠体、左右叠体、左中右叠体、三角叠体和四角叠体。许慎是最早系统整理和直接训释叠体字的学者。许慎训释叠体字一般用“从几某”的方式。例如，《赤部》：“赫，火赤貌。从二赤。”《品部》：“品，众庶也。从三口。”《止部》：“歰，不滑也。从四止。”从许慎训释叠体字的用语看，他认为这类字是相同的构件一次性比合重叠而成的，只有一个层次，就像几个词组成并列短语一样。这种分析与字形字义都是吻合的。许慎解释形声字用“从某，某声”的格式。例如，《艸部》：“蒲：水艸也。……从艸，蒲声。”即“蒲”是由形符“艸”和声符“浦”直接组合而成，而非“艸”、“水”“甫”三个构件一次性加合而成，形符与声符在组合中提供了所记录的语素义音两方面的信息。许慎对合体汉字形体的分析表明，他认为汉字构形是有层次的，并非杂乱无章的平面堆砌。这固然与他据以分析的小篆字形本身的特点有关，也反映出他超越同时代其他学者的非凡洞察力。

二、汉字归类与编排的系统论意识

所谓系统，“指的是由一系列处在相互关系之中的单位组织而成的一个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里，组成单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休戚相关的。”［6］任何语言都是一个系统，其内部不同层面的单位也各自构成系统。系统性是现代语言学各流派的共识。文字作为语言最主要的辅助工具，本来就是一个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在构形上必然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在共时历史层面上的汉字总体，应当有自己的构形元素，这些元素应当有自己的组合层次与组合模式。因而汉字的个体字符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散乱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7］16看似散乱的汉字笔画或部件在生成汉字时，要受这种系统性的制约；生成的汉字会按构形、意义或读音上的共同性形成各种聚合，这种聚合也要受系统性制约。

汉字构形的系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声系统的成熟，二是构件形体的固定及类化。许慎的《说文解字》是形声汉字的大汇聚。《说文解字》所收的汉字属篆文，“它是我国文字史上最早的一批形体固定、造型系统的汉字。”［8］发展到小篆阶段，汉字的基本格局实际上是形声字占主体，汉字构形系统实际上已经成为形声系统。形声字由形符和声符相配，二者分工互补，能完善而有序地记录语言。形声字所负载的信息比较丰富完整，而且书面区别度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汉语单音词表意模糊的弱点。形声字的直接构件——形符和声符都是已有汉字或已有汉字的变形，构成新字，不会给使用者带来过重的识记负担，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而且不同的形符和声符交叉搭配，再通过平面位置的变化，可以不断地造出新字，以记录语言中新出现的词。形声法造字把汉字的基本构件尽可能地保持在一个既游刃有余，又相对节制有度的范围之内，从而使字与字之间，构件与构件之间形成了有稳定而密切联系的系统。作为形声化改革的最大成果就是小篆字系的出现，小篆字系中形声字的比例远大于甲骨文中形声字的比例。据有关学者统计，在小篆中形声字占87.39%，远高于甲骨文中的27.74%.［9］而属于非形声字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大多数都是以形声字构件的角色被纳入了形声系统。因此，可以说，汉字起于依类象形，成于形声相益。

汉字形声系统成熟的同时，构件的形体随之逐渐固定，类型化。小篆之前的汉字形体缺乏稳定性，同一个汉字写法大多不固定。我们从殷商甲骨文里看到的“牛、羊、虫、天、车、玉、齿、桂、商、行、高、莫、御、享、祭”等代表常见事物现象的字就有繁体和简体的不同写法。写法不固定，就很难在人们的意识里形成类化的概念，从而无法按共同构件形成汉字的聚合群。小篆虽未完全避免同一个字存在多个不同形体的弊端，但它毕竟是秦王朝“书同文”政策规范化后的文字，“较之未经整理的汉字具有较强的系统性”。［10］经过加工、整理、统一以及简化、合并，每个构件的形体被确定，在一个字里的位置被固定，一个字由哪些构件组成也有了规定。“这样，每个字的形体结构和笔画基本上统一起来，为以后汉字构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1］类化部件的出现使汉字的据形归并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而部首正是在汉字形成聚合关系时产生的。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字结构中表意的字符更容易在“望文生义”的汉民族心理中得到重视，因此，部首绝大多数由形声字的形符充当。这样，部首便成了归类时字形和字义的双重标记，使同一部首下所聚合的汉字联系更加密切。不同部首下所聚合的汉字还会因为部首意义相同或相近而形成更大的聚合关系。例如，“牙”与“齿”都指牙齿，“鸟”与“隹（zhuī）”都与鸟有关，“大”与“介”都表示大，所以《牙部》与《齿部》、《鸟部》与《隹部》、《大部》与《介部》也形成了意义相关的聚合群，这为从意义角度类聚汉字，形成汉字间的条理化联系奠定了基础。基于汉字构形的系统性特征，许慎从小篆入手，结合古文、籀文，研究了每一个汉字的内部结构，开创了“据形系联”的部首归字法，使汉字“分部别居，不相杂厕”，创造性地归纳出540个字源部首，并且用部首统帅了全部正篆。这不仅方便了汉字的检索，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汉字内部的系统性。用许慎在《说文·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其建首也，立为一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象。”540部首义类系统的建立是许慎高于同时代学者的地方。构形的系统性是汉字自身体现出来的一种客观规律，但是，能不能在归类和编排当中反映出这种规律，就要看作者有没有这种意识。“许慎对《说文解字》的编排及对汉字的处理，已经表现出十分明确的系统论思想”。［7］17后来研究文字学的人在此基础上不断将部首简化，使汉字构形的系统化程度不断提高。

三、因形求义的共时——历时视角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了一对语言学重要范畴：共时与历时，即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12］也就是说，共时语言学是指研究者截取语言在某个时代的横断面，对其进行描写和研究，客观反映研究对象及其内在规律。历时语言学，是指研究者对语言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发展过程进行纵的历史的研究。研究分析语言，既要认识它的现状，了解它在当代的状态，也要看它发展的情况，找出演变的规律。文字虽然不是语言本身的必有要素，但它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13］汉字作为以形显义的表意文字，其语源义要通过因形求义的方法来获取。《说文解字》作者许慎是汉字史上第一个严格按汉字形义统一原理，以精选的小篆字体为对象，在字形结构分析当中探求字义的学者。他主要从小篆字形的共时结构特征着眼来探求字义，既简明释义，也揭示造字方法。释义大多引用文献佐证，可谓言之凿凿。但汉字发展到小篆，其象形性逐渐减弱，符号性逐渐增强，再加上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形体讹变，有些汉字的造字理据已变得不易察觉，或无迹可求，需要参照比小篆更古的字形，在历时的比较当中来破解字义；否则，望文生义，牵强附会，难免令人啼笑皆非。诸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把象形字“龍”分析为“从肉，飞之形，省声”，这类失误是缺乏上古文字资料所致。为了正确解释造字理据，许慎尽可能引用比小篆更早的古文或籀文作为佐证。例如“示”，《说文·示部》：“示，天垂象，见吉凶。”意思是，上天通过日月星的变化显示吉凶祸福。这一意思从篆文字形是无法看出来的，而“示”的古文则很形象地描画出天空下悬垂日月星的样子，因而能比较直观地表现字义。再如“御”，《彳(chì)部》：“御，使马也。”篆文从彳卸，而古文从又马，左边是马的象形，右边是手的象形，会意表示人以手驭马，比篆文更能凸现字义。许慎以古文或金文为佐证阐释篆文字义，一方面反映了他认为语言文字是随社会发展而演变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很注意用动态的、历时的视角观照语言文字。他研究汉字在侧重于共时描写说明的同时，又尽量利用已有文献资料作历时的推究解释，体现出以共时视角与历时视角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汉字的现代语言学意识。

四、结语

许慎在《说文解字》的编撰当中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现代语言学意识，这对于一个生活在公元一世纪与二世纪之交的学者而言，已实属不易。然而一个人的学术见解不可能超越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条件限制，许慎也一样，他对汉字的分析和归并不可能以严密的、自成体系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而仅仅是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意识而已。《说文解字》一书无论是立部归字，结构分析，还是因形释义，都留下了为数不少的纰漏和失误。《说文解字》的部首反映的是所领字的意义范畴，这是该书编排汉字的一大体例，但作者并未将这一体例贯彻到底。有些部首却是所领字的声符，与全书立部原则相抵触，难免影响分类的一贯性和系统性。例如，从句得声的“鉤（gōu）、笱(gǒu)、拘”归在《句部》，而按体例应分别归在《金部》、《竹部》、《手部》。叠体字本为多个部件一次性结合而成，许慎分析为“从二某”、“从三某”或“从四某”是恰当的，但个别字的形体分析出现了层次错误。例如《木部》的“森”应为“从三木”，却被分析为“从林从木”，与他惯用体例矛盾，也不符合“森”字的构形理据。有些篆文形体变化较大，构形理据不甚清楚，又没有更早的形体作参照，作者就篆说篆，结果解释错了，上面提到的“止戈为武”就属于这类错误。尽管如此，许慎对汉字构形的研究仍瑕不掩瑜，他的学术见解和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汉字研究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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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小风〕

An Inquiry into Shuowen Jiez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Linguistics

Zhang Weiwei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ui Gansu 741001,China)

Xu Shen's Shuowen Jieziis the firstdictionary both in china and in theworld．In this dictionary,the author's stud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displayed somemodern linguistics ideas to some extent,which was showed in three aspects：the hierarchical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 structures，the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and theirbasic structural components，th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explanation for the charactersbased on their structures．

Shuowen Jiezi；Chinese character structure；system theory；hierarchical；synchronic；diachronic

H161

A

1671-1351（2010）06-0069-04

2010-10-06

张维伟（1965－），男，甘肃镇原人，天水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