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结构与意识形态
——赖希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彭冰冰

（嘉兴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浙江 嘉兴 314001）

性格结构与意识形态
——赖希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彭冰冰

（嘉兴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浙江 嘉兴 314001）

赖希认为，从纯经济的观点是无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的，必须从弗洛伊德出发才能接近事情的真谛。他整合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形成了性经济社会学的视角。他认为，法西斯主义能够兴起的关键在于它有一个群众心理基础：下中层阶级对权威的崇拜。因此，消灭法西斯主义的惟一出路在于重构人的性格结构，改变群众的心理态度。自然的爱情、生活必需的劳动民主，是合理的生活职能，是各种非理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死敌。

赖希；性经济社会学；性格结构；意识形态；劳动民主

1929-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元气未复的德国经济又遭到沉重的打击，经济危机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到处是失业队伍的游行示威，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灰心、失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场危机必然会使受伤害的群众产生左派倾向的意识形态，会促进共产党在德国的迅速发展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事与愿违，大多数群众投向了纳粹党的怀抱。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向左发展的经济状况同向右发展的社会广大阶层的意识形态之间为什么会发生断裂？威尔海姆·赖希 （Wilhelm Reich，1897-1957）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从心理学角度揭示了当时德国大众的心理结构、心理趋向和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兴起的精神根源。

一、性经济社会学：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结合点

什么东西造成了经济状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或者说，什么东西妨碍经济地位与群众的心理结构相一致？赖希指出，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完全摆脱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这些观念只会禁闭认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把经济存在同整个社会存在割裂开来，认为人的意识形态惟一、直接地由人的经济存在来决定，从而造成了经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机械对立，使意识形态刻板地、片面地依赖于经济，看不到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把意识形态当作一种社会力量，它极力不去理解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动态，而把这作为“心理学”丢在一边。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心理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十足的形而上学体系。矛盾的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极力地否定心理学，另一方面却发现自己在实行形而上学的心理主义，例如，他极力用“希特勒的精神变态”来解释历史状况或安慰群众，劝说他们不要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赖希指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给人民注入幻想的勇气时，实际上却根本不理解现实所发生的事情，找不到摆脱困境的道路。他们不知道尖锐的经济危机既能导致社会自由，也能造成野蛮状态。他们不想从社会现实中来引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而是使现实符合自己的意愿，以此来在想象中改变现实。［1］12

赖希承认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的东西转化为意识的东西的论断是正确的，但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以这种方式形成的意识又是如何反作用于经济过程的呢？这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赖希认为，性格分析的心理学由于揭示了由存在条件决定的人的心理生活的这一过程，从而填补了这一空白。赖希指出，所谓“意识形态对经济过程有一种反作用”就是意味着意识形态成了一种物质力量。这样，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探究：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因素如何能产生一种物质的结果，也就是说，一种理论如何能产生一种革命效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解释“希特勒的心理变态”的答案。

赖希认为，每一种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不仅具有反映这个社会的经济过程的作用，而且更重要地，还具有把这个经济过程深植于作为社会之基础的人民的心理结构中的功能。一般来说，在任何一种社会环境中，经济和社会地位以直接的方式影响人的存在，而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则以间接的方式影响人的存在。因此，人的心理结构在他的物质地位发挥的影响和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发挥的影响之间就会产生一种矛盾。也就是说，人既屈服于自己的劳动境遇，也屈服于社会的一般意识形态。然而，不管属于什么阶级，既然人不仅是这些影响的对象，而且也在自己的活动中产生这些影响，那么人的思想和行动就一定像它们由之而来的社会一样是矛盾的。赖希指出，只要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改变了人的心理结构，那么它就成为人身上的一种积极力量、一种物质力量，而人则发生具体的变化，并因而以一种不同的矛盾的方式来行动。这样而且只有这样，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才是可能的。因此，意识形态变化的速度往往慢于经济基础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结构落后于它们由之而来的社会条件的急剧变化，而且后来会同新的生活方式相冲突。这就是所谓的传统的性质，即旧的社会状况和新的社会状况之间的矛盾的基本特性。

因此，赖希认为，从纯经济的观点是无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的，必须从弗洛伊德出发才能接近事情的真谛。赖希指出，马克思发现，社会生活是受经济生产的条件和这些条件在一个确定的历史时刻造成的阶级冲突所支配的。在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中，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很少使用强制力量，更多的是对被压迫者使用意识形态权力，因为国家机器的主要支柱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后来，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篇著名的笔记中具体阐释了这一思想。阿尔都塞认为国家不仅包括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还包括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主要通过暴力即强制性力量起作用，包括政府、行政部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通过意识形态起作用，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通讯、文化等。正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2］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具有心理和生理性情的生产者本身的生产是历史和政治的第一个前提。在赖希看来，马克思已确定的东西只是社会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剥削的机制，而对“历史的主观因素”即能动的人的性格结构却没有具体考察。为什么人允许自己被剥削，在道德上被凌辱，为什么人几千年来都屈服于奴役，并没有得到回答。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发现了支配心理生活的过程。弗洛伊德认为，传统的心理学都是以人的有意识的心理过程作为研究的对象，并把人的意识完全等同于人的心理，这是不正确的。他认为，意识只是心理的一小部分，它本身是由无意识地发生的因而不易自觉的心理过程支配的。他说：“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至于意识的心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3］每一种心理体验，不管它看起来多么无意义，例如梦、无用的动作，都有一种功能和“意义”，如果我们能追溯出它的病因，它完全可以被理解。赖希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起一种科学的作用，即理解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动态，而不是理解它的历史基础。赖希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之为性经济社会学。精神分析学揭示了性压制和性压抑的结果和机制及其在个人身上的病理后果。性经济社会学则探究：出于什么样的社会学原因，性被社会所压制，并被个人所压抑？人类性格结构的性质将最终被把握。

二、性格结构：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

在赖希看来，经济因素并没有构成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实质，而只是构成了它们生长的社会土壤。尽管一种意识形态的经济条件使我们看出其物质基础，但仅仅从这些经济条件是无法把握意识形态的非理性核心的。直接构成这个核心的是人的性格结构。在一定社会的特定的经济条件下，人在自己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中再生产出历史的经济过程。通过形成意识形态，人重新塑造了自身；人的物质核心应当在他形成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去寻找。因此，意识形态具有双重的物质基础：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产生这种结构的人的典型结构，后者又是由前者决定的。因此，显而易见，一种意识形态的非理性结构也会使人的结构成为非理性的。［1］71-72因此，在性格结构上，存在着经济和社会的区别，但没有阶级的区别。把独裁主义的意识形态等同于资产阶级的生活过程是没有道理的。

赖希把人的性格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在人的性格表层，正常人表现为含蓄的、彬彬有礼的、富有同情心的、负责任的、讲道德的，表层性格是不真实的、虚伪的；第二层次完全由残忍的、虐待狂的、好色的、贪婪的、嫉妒的冲动所构成，这是人的原始生物欲望压抑的产物；第三个最深的层次，又叫“生物核心”，人表现为诚实的、勤奋的、爱好和平的、与人为善的。深层性格是人的自然的健康的基础，但是这种自然的“力比多”冲动在经过第二个层次的时候往往遭受扭曲。人类社会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是和人类性格结构的各个层次相对应的，性格结构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再生产着社会结构。

在自由主义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中，体现了表层性格并为之辩护，但因其不了解深层也就无法克服中层；每一种真正的革命、艺术和科学都来自深层的生物核心，但都没有赢得群众的好感，没有把握群众；而法西斯主义体现的是被扭曲的反常的中层性格结构。这种性格结构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小人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权威又喜欢造反，是典型的中下层阶级的性格。中下层阶级虽然在经济上是贫困的，但他们的心理结构与经济状况并不相一致，他们在心理上不仅没有产生革命的意识，反而按照统治阶级的样式重新塑造了自己的人格，表面上装出一副绅士派头，心理上以权威自居。“从人的性格结构的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我们权威主义机器文明及其机械主义神秘生活观的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感情态度。正是现代人的机械主义的神秘的性格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党，而不是相反。”［1］序言3

中下层阶级有一种十分矛盾、摇摆的社会态度，他们既恐惧自由、渴望权威、企盼有一个强大的集团带领社会走出危机；同时凋敝、贫弱的社会危机状态所形成的怀疑主义风气和绝望心理又促使他们随时准备造反；既服从造反主义的绝对专政，同时又对那些地位比自己低的人采取独裁主义的态度。这种独裁主义并发症是中下层阶级社会生活极度焦虑的产物，是自卑、憎恨与妒忌，是禁欲、狂热和夸张性妄想的混合物。这样一种状态很容易被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宣传所利用。赖希认为，独裁主义性格本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特征，但是，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它日益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特征了。外部的压力、关于地位的焦灼感、家庭经济的每况愈下和社会功能的瓦解、战争与失业的大灾变等笼罩着中下层阶级的生活，无序、混乱和非理性渗透到他们的性格之中，加剧和诱发了独裁主义的个性特征。也正是因为德国大众心理结构中的这一独裁主义性格，使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得逞一时。

法西斯主义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或行动，或者某一个种族集团或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或行动，而是基本生物需要和冲动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压抑的普通人的非理性性格结构的表现。几千年的父权制权威主义文明所造成的社会条件的逐步影响，特别是长期的性压抑，使得人们普遍出现病态的性格结构。“人的权威主义结构基本上是由于性禁锢和性畏惧嵌入性冲动的生命本质中而造成的”。［1］26性压抑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威主义家庭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方面，性压抑是权威主义家庭存在的基础，“性禁锢和性衰弱构成了权威主义家庭存在的最重要的前提，是中下层人士的结构形态的最根本的基础”；［1］48另一方面，权威主义家庭又是实行性压抑的最重要的场所。这种权威主义家庭是铸造国家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工厂。由于性冲动得不到自然的满足，性就需要寻求各种各样的替代式的满足，于是自然的攻击性被扭曲成野蛮的虐待狂，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分子种种残暴的行为。

赖希试图证明，无论是权威主义的还是进步的意识形态都与经济学的阶级划分无关，一个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并不直接反映它的经济条件。从群众心理学观点来看，把“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性格结构并不限于资本家，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中间它也是普遍存在的。在所有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中，都有进步的思想和行动，同样也有权威主义的威胁。工人阶级并非天生就是革命的。有自由的资本家，也有反动的工人。在性格上，没有什么“阶级特性”。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的根本不在于法西斯精英人物的蛊惑人心，而在于它有一个群众心理基础：下中层阶级对权威的崇拜。因此，消灭法西斯主义的惟一出路在于重构人的性格结构，改变群众的心理态度。赖希说：“某种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住的东西，正在群众中继续存在，正是‘这种东西’使群众的思维和行动违背了自己生死攸关的利益。这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因为如果群众不持这种态度，政治反动势力也就无能为力了。正是群众自愿地吸收了这些观念——我们称之为专制者的 ‘群众心理土壤’——才形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力量。”［1］105而群众心理结构的形成又与性压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性否定的性格结构在个体与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破除法西斯主义的关键还在于对性的改造，这就是性革命。

三、劳动民主：出路与启示

对赖希而言，“法西斯主义不是一种政党，而是一种特定的生活观，是对人、爱情和劳动的态度。”［1］序言13因此，靠政治手段是决不可能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应该用国际规模的自然的劳动、爱情和认识组织来埋葬它。赖希指出，每一种社会理论都强调劳动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基础。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劳动的性质：它是同人民群众的生物需要相对立的还是相和谐的？在赖希看来，劳动是一种基本的生物活动，这种活动像一般生活一样，依赖于快乐的搏动。

赖希把劳动区分为两种类型：强制性的不产生任何快乐的劳动和自然的快乐的劳动。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完全受义务的法制和生存的必要性支配，同劳动者的生物的快乐需要相对立。劳动民主的任务就是使劳动的条件和形式同劳动的需要和劳动的快乐和谐起来。赖希认为，“劳动民主”是爱情、劳动和认识的自然过程，支配经济和人的社会文化生活。劳动民主是所有由合理的人际关系支配的生活职能的总和，这些人际关系是以自然的有机的方式产生、成长并发展的。［1］281“劳动民主”、“生活的乐趣”、“自然地性生活”这些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的性生活越是满意的，他的劳动就越是有成果的和快乐的。被满足的性能量自发地转化为劳动的兴趣和活动的渴望。

赖希特别强调劳动民主与意识形态的区别，他说，“劳动民主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体系，也不是由政党、个别政治家或任何具有一种共同意识形态的集团的宣传强加于人类社会的一种“政治”体系”。［1］281靠形式的政治措施是根本不可能带来劳动民主的，不可能像引入一个共和的或极权主义的专制者那样引入劳动民主。在政治上，劳动民主既不向“左”转，也不向“右”转。因为不管政党和意识形态集团是否知道自然的劳动民主的存在，它总要呈现出来，总要起作用。自然的劳动民主过程可以和社会制度相冲突，也可以和社会制度或多或少相符合。然而，只要它起作用，这种自然的劳动民主过程就要求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与自然的需要和人际关系相一致，其方式如同明确表现在自然的爱情、生活必需的劳动和自然的科学中的方式。它们构成了每一合理的社会过程的坚实基础。

在劳动民主观看来，政治意识形态只有在社会非理性主义的框架内才是必需的。而在实际的生活领域里，它们是不必要的。实际的生活领域是被爱情、劳动和认识支配的。爱情、劳动和认识不是 “观念”、“文化价值”、“政治纲领”、“精神态度”或“信念的表白”，它们是具体的现实。［1］340自然的爱情、生活必需的劳动和自然的科学，是合理的生活职能。因此，它们是各种非理性主义的死敌。政治非理性主义就其真正的精神病学的意义而言，是社会生活的反常，这种反常的产生是因为认识不到自然的生活职能，使这些职能不能管理和决定社会生活。每一种极权主义的统治，都是建立在向人民群众反复灌输的非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只有压制自然的生活职能，或为了自己狭隘的目的而利用这些职能，专制才成为可能。［1］282赖希指出，劳动民主是用社会职能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用事实和可能性来反对政治意识形态，它不是以另—种政治观点来反对政治意识形态。

总之，赖希通过弗洛伊德的视角整合了马克思的思想，揭示了社会性格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这对于发展、丰富分析社会历史的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法国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在他最著名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阐述了 “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4］他认为人群集时的行为本质上不同于人的个体行为，群集时会产生一种思想上的统一性，这种统一可以表现为不可容忍、不可抵抗的力量或不负责任。个体在群集的情况下会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而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进而放弃责任意识乃至各种约束，像动物一样行动。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勒庞的研究视角偏重于文化学和历史学，结论带有保守的、悲观主义的性质，他在否定由革命的异化所引起的群众专政的恐怖时，也否定了革命本身。而赖希则更倾向于从性社会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去解释群众心理，主要抨击的是几千年来的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对性的压抑和禁锢。赖希认为“在性压抑上，存在着经济和社会的区别，但没有阶级的区别”，“性革命”并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社会全体成员同压抑人的本能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消除“性压抑”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具有自由结构的人与具有独裁主义性格的人作斗争，是有着自由能力的上层社会阶级成员冒着生命危险，为所有人的利益同从无产阶级营垒中上升起来的独裁者作斗争”。［5］

然而，虽然赖希认识到群众心理因素对革命的影响，但他过于狭隘地把群众心理的扭曲归结为性压抑。人的性压抑只是人的性格扭曲诸多原因的一方面。因为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1908-1970）就把人的需求归结为五个方面：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性格结构的探讨而言，赖希对马克思主义是有其积极贡献的。他敏锐地发现，人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经济状况之间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则是不一致的，前者往往落后于后者，当社会已经发展变迁了，人的心理还停留在过去。因此，社会状况的恶化不一定导致革命的产生，却往往导致相反的现象。社会主义政党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从而导致他们在争取群众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毫无疑问，赖希的这种分析方向以及某些结论是具有某种合理性的，但他未免走得太远，把人类自由、解放的实现建立在生物学规律的基础上，必然导致用神秘主义取代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1］赖希.法西斯群众心理学［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2］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M］//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7.

［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

［4］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9-41.

［5］赖希.性革命［M］.纽约：法拉、施特劳斯和克鲁克斯出版公司，1962：XV.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Ideology——Reich’Critical Theory of Ideology

Peng Bingbing
（Jiaxing University,Jiaxing,Zhejiang 314001）

Reich holds that a purely economic point of view can not explain the rise of fascism，but Freud is to be close to the truth of things. From economic sociology perspective, it integrates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of Freud and Marx’s economic analysis. He believes that the key to the rise of fascism is that it has a mass psychological basis：the worship of the middle class to the authority. Therefore, the only way to destroy fascism is reconstruction of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change of people’s mental attitude.Nature of love,labor democracy,the functions of living are enemies of irrational political ideology.

Reich;economic sociology；personality structure;ideology;labor democracy

B089.1

A

1672-3708（2010）05-0028-05

2010-09-07

彭冰冰（1979－ ），男，江西遂川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