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柔相济的政论与札记*
——读库切的近作《凶年记事》

汪正平

（黄山学院 外语系，安徽 黄山 245041）

刚柔相济的政论与札记*
——读库切的近作《凶年记事》

汪正平

（黄山学院 外语系，安徽 黄山 245041）

从作品主要人物C先生的视角出发，深入挖掘《危言》中刚性的政治批评观点和《随札》里柔韧的人文情怀。通过对国家意志本质的揭露和对公民权利入木三分的分析,库切深刻揭示了当今社会民主进程中有关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存在的霸权现象；在理性之外对耻辱感的讨论，表达了作者对任何形式迫害的批判，暗示了公民个体可以拯救自身尊严的三种方式；对亲情的怀念和对经典的推崇则体现了作者浓浓的人生情趣和深厚的老年人文关怀。

《凶年记事》；库切；国家意志；公民权利；耻辱；人文关怀

2007年出版的《凶年记事》是库切入籍澳大利亚后的第一部小说。作品创作的背景是：一位72岁患有帕金森氏症的名作家JC（以下简称C先生），受邀给德国名为《危言》的刊物撰稿，内容主要就当今混乱无序的世界发表个人观点和见解，言辞尖锐激烈也无妨。书中收入《危言》部分的31篇文章就是C先生为刊物的撰稿,写于2005年9月12日（“9·11”事件整整四年之后）至次年5月31日。撰稿之余创作的札记，C先生将之取名为《随札》，涉及的是一些私人话题，观点相对温和。本文拟从主人公C先生的视角出发，深入挖掘《危言》部分刚性的政治批评立场和《随札》部分柔韧的人文情怀。

一、 《危言》的刚烈

（一）论国家意志与公民权利。占据全书2/3篇幅的《危言》以《论国家起源》、《论无政府主义》和《论民主》开篇，西塞罗式的雄辩之风为全书的政治批评部分定下了基调。C先生从霍布斯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出发，以黑泽明电影《七武士》为例谈到了国家的起源、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及民主的性质，揭露了霸权的凶恶本质，拆解了人们盲目接受的“民主”、“竞争”等概念。他认为，国家作为国民共同体，自诞生以来就是一种依托武力的权力实体，是采取某种武装侵略的形式反对他们的敌人来保护自己的政权机构。这类国家在它的延续中，反映在权力的交接和继承上缺乏多元意象性，非A即B的选择让公民臣服，而所谓扩张的自由和民主联袂登台并将法律典制化，最终使公民失去自由而沦为国家安分守己的臣民。C先生痛恨这个公民无力废止和改变的强权国家及其意识形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公民生来就属于国家，生来就是臣民，却没有半点选择的权利。体制完备的国家拥有签发出生证明的垄断权，外出住宿、旅行、合同文书的签署需要依靠这种国家证明，国家可以全程追踪并辨识公民的人生经历。印度洋发生大海啸之后，大批法医学者和官员前去拍照，给尸体建立个人身份档案，其实质就如C先生所言：“公民的生死并非国家关心之事。国家关注的是公民生存与死亡的记录。”［1］5可以说，这是对国家强权和国家意识形态最深刻的解剖。

诚然，C先生对国家意志的看法有些偏激。但是，纵观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不断上演的种种事件让人们不得不认同他振聋发聩的呐喊。冷战结束后世界新格局的变化并没有消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东方伊斯兰文明的冲突。近年的反恐战争又何尝不是当年欧洲封建君主听命于罗马教皇所发动的十字军东征的延续？人们不会忘记风靡世界的007系列电影的背后所暗藏的意识形态动机，冷战期间的前苏联永远是好莱坞影片中的 “假想敌人”。

同样，公民的权利也不是一个自由人所期望的那样，它是在符合国家意志这个大前提下有限的行为范畴。换句话来说，“民主是专制的”。［1］14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C先生自封为一个怀疑论者。在拷问当下令人窒息的世界时，C先生不断思考，不断质疑。他质疑理性的普世法则和价值观。在《智慧设计论》、《论概率》和《芝诺悖论》中，C先生在认识论的范畴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探讨 “智慧设计论”不可涉及的宇宙生命和“芝诺悖论”永远也无法获得的（N+1）th。谁能说万物之间只存在一种法则呢？“我们所掌握的所谓的普世的法则也许在世间根本就不存在，而只存在于我们思想的范式之中”。［1］71

这种怀疑也彻底地揭穿了某些西方现代国家玩的所谓“马基雅维里”政治把戏。在他看来，现代政治中的“马基雅维里”的欺骗性在于把道德、宗教和自然法则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基础，同时背信弃义，为满足欲望和膨胀的野心以及自身利益而违反一种或所有的道德准则。他们对“马基雅维里”新的解释是：“必要时，违反道德准则是正当的。”［1］15就如同库切早年作品 《等待野蛮人》（1980年）中的虚拟帝国，以巩固它的政治统治为目的，发动违反其任何准则的所谓的“正义”战争掠夺别的民族、别的国家，扼杀其它民族和国家的自由。

（二）论耻辱。对耻辱的讨论是库切多部作品中不断重现的主题，荣膺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耻》更是把这一主题放在了首要位置。只不过，《凶年记事》中C先生对罪恶、耻辱的讨论超出了平常理性的范畴。他站在理性之外反观来自现代社会的耻辱。他发现了国家机器中暗藏的罪恶和丧失人性的霸权和酷刑，表达了对人类的关怀，对任何形式的迫害和不公正的批判。在《论无政府主义》一篇中，C先生一方面无情地撕开了臣民们“心甘情愿地被统治”的奴性意识的面纱；另一方面从个体站位角度出发，提倡“逃避现实，归隐内心，自我放逐”的遁世主义做法。［1］11不难看出，这种明哲保身的选择与C先生在《论国家的耻辱》、《关塔那摩湾》篇章中揭示的个体面对国家耻辱感的愤怒有关。关塔那摩湾战俘营的虐囚事件背后绝不是美国政府雇用的律师所辩称的“torture”（酷刑）和“coercion”（强制）二词的区别,而是国家强权为公然施暴披上了合法的外衣。［2］

对于无法控制而又突然间降临的耻辱，个体的人们该如何拯救自己的荣誉？这也是《危言》对当下时代的拷问。书中的多篇文章似乎暗示了几种可能的选择。《论诅咒》里，C先生认为美军在关塔那摩湾拘留营中的虐囚暴行和二战期间法西斯德国种族主义行径一样可耻。不仅如此，他对自己现在的栖身地澳大利亚政府充当美英“意愿联盟”的角色也感到羞愧。对此，他公开竖起维斯纳尔的“诅咒牌”，直指小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等始作俑者，让神祗的惩罚降临到这些给世人带来灾难和痛苦的人及他们的家族，并延续到他们的子孙后代。诚然，C先生借助于神灵之力可能实属无奈，真要彻底地清除粘附在身上的耻辱，还需要依靠觉醒后的人们自觉坚守个体的尊严上。

拯救自我尊严的第二种选择体现在C先生对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的认同。品特曾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说：“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作为公民来讲，要有坚定的、始终不渝的、强烈的、精神上的决心来界定我们生活及社会的真实真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义务，落到了我们大家身上。这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如果这样的决心没有体现在我们的政治见识之中，我们就没有希望恢复我们几乎已经丧失了的东西——人类的尊严。”[3]这是品特对每个国家公民提出的义务，也是对令人担忧的现实世界发出的呐喊。C先生非常赞赏品特的勇气和胆识，钦佩他对本国首相及美国总统发表的言辞激烈的批评。

然而，C先生也明确意识到上述两种方式依然属于理性范围内的选择，并非一般常人所能为，而且，其效果也不得而知。于是，在《论恐怖主义》、《论制导系统》和《论国家的耻辱》等论文中多次提到了自杀式人体炸弹和施陶芬贝格计划。在客观冷静地剖析了普世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对自愿牺牲个体生命行为的评价悖谬之后 （比如军官们不能命令士兵带着爆炸物冲入敌阵作自杀性引爆，而如果这是士兵自发性行动则又被赞誉为英雄壮举），C先生不惮忌讳地表示对那些牺牲者的同情和尊敬——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制导技术优势，“那些人除了绝望而孤注一掷地放弃自己的生命，还能有什么方法来拯救自己的尊严呢？”［1］25而二战期间，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军官密谋刺杀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计划则被用来暗示美、英国内某些人可能或者已经采取的行动。虽然，采用这种方式代价似乎很大，而且还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且可能伤及无辜者的生命，但是，相对于打着防恐旗帜从空中和海面舰艇上向沉睡的村庄投放成吨的炸弹，或以“莫须有”的罪名羞辱和酷刑拷打囚犯的野蛮行为，谁能说这种以放弃自己生命的方式来拯救自己和国家的尊严的行为违背了道德标准？

二、 《随札》的柔韧

相对于《危言》中政治性的宏辞阔论，收入《随札》部分的文章言辞相对温和。他表达了有关教育、经典作品、语言和音乐等个人看法，涉及到诸如亲情、爱情、友情、名人等闲适话题。C先生用简洁明快的笔墨写凡人生活琐事，一张一弛的背后充满了浓浓的情趣和深深的人文关怀。

（一）怀念故人、感伤老境。在《我的父亲》中，C先生回忆自己的父亲性格温和，一生听凭命运的安排，过着平淡、艰辛、单调的生活。父亲对小时候“我”这个自负少年的管束似乎也是不露声色和无奈的：从不发火，从来不当面说出对“我”的看法和评价，尽管“我”是多么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可。如今，父亲去了，遗留下那个写满悲意的小纸箱，里面装的是二战时留下的一些纪念品 （与战友的合影、肩章、绶带、日记本、素描、风景画等）。C先生以托物言志的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思念，“心意未露的这个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索取的要求，所以也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到了 ‘最后审判日’那天，上帝真得狠下心来才能把他发配到那个专为蓄奴者和剥削者准备的地狱里。”［1］133C先生对父亲的遗物还有一份挥之不去的担忧。在他看来，一无所有的父亲给“我”留下了晚境的忧虑。他担心自己去世以后，谁来保存这些东西，这成了缠绕在他心头的一个结。

C先生以特有的方式表达对父亲的思念，这种临死和死后的悲凉氤氲同样可在 《札记》开篇的《一个梦》里找到注脚。在这个有关死亡的梦里，C先生描述了身外的我看着垂危之际的我在年轻女子的引领下经过遗忘之门的场景。笔下充满孤独和凄凉。欧律迪刻的故事提醒我们，没有始终不渝的爱，所有的爱都是适可而止的。当死亡来临之际，我们便失去选择伴侣的一切能力，在谁的陪伴下通过遗忘之门由不得我们自己决定。死亡是终极性的，没有比死亡更可怖的事了。人的死亡在C先生的笔下显得异常苍凉。

如果说C先生对死亡的描述显得有些阴森恐怖，同样，他描写老年人尴尬的境遇也是布满阴郁和愁思的。库切近年作品中，从不回避老年人的情感问题，老人与性是他经常涉及的一个母题，如《等待野蛮人》（1980年）中的帝国地方长官、《耻》（1999年）中的卢里教授、《慢人》（2005年）中在车祸中失去一条腿的老摄影师。因各种原因寡居的老年男人究竟是让内心隐形犹在的情欲随着身体的衰老一并彻底褪去，还是挑战人类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底线超然地去拥抱爱情？他曾扣问自己，“是不是人衰老的结果就是不再真有那种需要了，那事儿只消有个念头就够了”。［1］148C先生希望用自身的实践支持朋友朱拉身体力行倡导的 “理想之爱”，但从真实的性生活需求来看却不能完全接受。这里，库切探讨的绝不是老年男人风花雪月之趣闻轶事，而是以人性中不可泯灭之天性来追问生命存在之意义。

在《色欲人生》、《老境》、《吻》和《写作生涯》等篇章中，C先生揭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能衰退的现实，感受到了老年人衰老后面临的痛苦状态。他说，大凡作家迈入老年后创造力随之消减，欲望的强度也不复当年，但他向往发自内心的爱，同时希望“精神能比其肉身宿主延续更久”。［1］146他惟愿从内心情感的角度接受这样一种由 “衰老”带来的“解放”，“一副堪当大任的清澈头脑”。［1］154然而这种理性的解放依然承压着由肉体情感生发的有关耻辱、尊严、意义等不可卸去的重担。究竟孰重孰轻？“如果老年就像库切和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解放，那么它也是在人的‘非存在’意义上摆脱禁锢，是在激情和时间未曾抵达的那个地方悄然绽放”。［4］

（二）向往音乐、推崇经典。C先生擅长写作，但他对音乐的喜爱甚至超过文字本身。在谈到巴赫时，称他为自己的“精神之父”。C先生对音乐的热衷酷似库切本人。在《何谓经典?》一文中，库切谈自己在真实生活中是如何受到巴赫的影响：“1955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下午，那时我十五岁。我在开普敦郊区家中的后花园里闲逛，想着做点什么打发时间，因为那段日子里无聊苦闷是主要的问题。就在这时，我听到邻家传来的音乐声。听着那音乐，我怔住了，站在那儿连大气都不敢出。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音乐话语的力量。”［5］这首深深影响库切生活的音乐就是巴赫的 《平均律钢琴曲集》。在以后的写作中，他把这种来自“经典”的电流传给了他笔下的人物，如C先生、《福》（1987年）中的星期五和《迈克尔·K的生活时代》（2004年）中的迈克尔·K等。C先生把巴赫的音乐看作是上帝赐予人的礼物。在满怀感恩和敬意的同时，他发出了感人肺腑的真言：“我们深深地被你（巴赫）吸引被你感动被你激励，我们因你的音乐而心生欢喜。”［1］172这是C先生也是全人类对巴赫的最高赞誉。

在谈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时，C先生诠释了“经典”的涵义。他说经典作品是试金石，能够“以人道的理念、贯穿人性的故事来感动你，重塑你的信念”。［1］151C先生也算是感性的人。当他再次捧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时竟然为伊凡情不自禁地流泪。这是C先生对经典的崇拜，对伟人的仰慕。他极力推崇经典，相信经典里人道的理念和渗透了人性的故事。从这些经典中，人们可以不断地汲取生活的勇气，历练人生的浩然正气。

整体上来看，如果说刚烈的《危言》是C先生对当今霸权横行、善恶不分现实世界的强烈控诉，柔韧的 《随札》则开出了调理失衡时代的一剂良方。对经典的推崇和对高雅音乐的热爱实际上是对逝去美好世界的深深怀念。如同当年阿诺德在《多佛尔海峡》发出的感叹：“信仰的大海”正在枯竭，它的浪涛也正发出长长的哀鸣。［6］

《凶年记事》在谋篇布局上把颇为严肃的政治问题和平凡的生活琐事熔为一炉，论说和叙事互为指涉和渗透，使政论性的文章无论在权威性上还是尖锐性上更添一份稳重、练达，也使以C先生为替身的作者库切与其作品人物之间形成一个坚固的链接，并在每个链接处都凝聚着真实世界的点滴精华。他在冷静地挑战普世的理性法则和价值标准的同时，更是用敏锐的观察和深度的反思唤起人类对理性价值的思考和对各种隐性霸权的批判。

［1］库切.凶年记事［M］.文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2］Coetzee，J.M.Diary of a Bad Year［M］.New York：Vikings，2008：39.

［3］Pinter，Harold.Nobel Lecture：Art，Truth& Politics［DB/OL］.［2010-06-18］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 2005/pinter-lecture-e.html

［4］许志强.老年C先生与“小故事”写作：读库切新作《凶年记事》［J］.中国图书评论.2009（3）：8.

［5］Coetzee,J.M.Strange Shores:Literary Essays 1986-1999［M］. New York：Vikings，2001：8.

［6］钱青.英国19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177.

A Cultural Analysis of Coetzee’s Recent Novel Diary of A Bad Year

Wang Zhengping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Anhui 245041）

Discussed from the point view of Se?or C,the essay strives to display Coetzee’s political criticism as found in Strong Opinions and touching care for humanity in Second Diary.In his penetrating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state will and citizen rights,Coetzee has relentlessly exposed the hegemony latent in every field of today’s world,including politics,economics,and social morality.His discussion of national shame in absence of rationalism has expressed his criticism on the various persecutions imposed on the powerless;three ways of keeping one’s grace are suggested.His nostalgic remembrances of his father and high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lassics have reflected his profound humanistic concerns about life at old age.

Dairy of a Bad Year;state will;citizen rights;shame;humanity care

I106.4

A

1672-3708（2010）05-0057-04

*黄山学院校级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08xsk007；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项目编号：2010sk449。

2010-08-12

汪正平（1968- ），男，安徽宣城人，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