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对艾略特传统诗学观的借鉴与超越

蒋睿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作家作品研究

叶公超对艾略特传统诗学观的借鉴与超越

蒋睿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叶公超中西学养深厚，而且深受英美现代派的影响，他的许多观念来自于艾略特，尤其是他回归传统的意识，和艾略特如出一辙。但他能够创造性地把这些观念运用于中国文学的实际，重视格律诗对中国新诗的建设性作用，为中国新诗形式建立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性的建议和具体的创造原则与方法。

艾略特；叶公超；传统诗学观；中国新诗语境

叶公超先生是真正把艾略特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之所以如此熟悉并推崇T.S.艾略特，与他本人的教育背景有关。叶公超生于江西九江一书香门第之家，中学毕业后到美国的贝兹大学念了一年书，后考取阿默斯特大学再读三年，当时美国大诗人弗罗斯特就在该校教书，并直接给他授课。从美国毕业后，叶公超到了英国剑桥的玛地兰学院攻读文艺心理学，获得学位后回北京大学任教，时年23岁，成为国内最年轻的教授之一。这种教育背景，使他对英美诗歌前沿发展比较熟悉，当时如日中天的艾略特自然引起了他的重视。同时，叶公超还是我国第一位研究并全面阐述艾略特的学者。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撰写的《爱略特的诗》和《再论爱略特的诗》是我国早期研究艾略特的重要文献，分别发表在《清华学报》第9卷2 期(1934年4月)和《北平晨报·文艺》第13期（1937年4月）上，其中第二篇是为他的学生赵萝蕤翻译的《荒原》所写的序。鉴于此，本文认为艾略特的诗学观念对叶公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仅仅体现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而他们在继承或归附传统的具体内容上却迥然有别。

一

在艾略特的文学成长历程中，最早为其带来声誉的是他的评论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客观地说，尽管艾略特后来在批评界、诗歌界、戏剧界和文化出版界均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但人们真正接受并记住了“T.S.艾略特”这个名字却是从他的文学批评家身份开始的。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在给艾略特的授奖辞中所陈述的，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很特别的声音，这声音使我们这个时代不得不加以重视，这是一种钻石般的锋利切入我们这代人的意识的能力”[1]从此，艾略特以一位诗人批评家的身份登上了20世纪的文学舞台，用他的诗论和诗歌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文学价值取向，艾略特的传统诗学观对现代批评的影响和贡献是巨大的。

在现代人眼中，“传统”一词近乎等同于无独创性或毫无生气。为了证明自我才能，现代人急切地要与传统划清界线，逃离前人的创作轨道，挣脱传统的束缚，另辟蹊径。事实上，人们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正如布鲁姆所说，“哪里有前驱的诗，就让我的诗在那里吧——这是每一位强者诗人的理性准则。”[2]一切所谓破除传统的独创，都是后来人们站在新的高度、用新的眼光对旧传统作出的新阐释和新选择，而新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必定受到原有传统的影响以及暗中制约，诗人的独特风格也是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谈到：“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已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的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仅是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3]艾略特强调“历史意识”，从而强调文学传统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在他看来，传统危机感并不表现为对传统的反叛和放弃，而是试图通过对传统的回归实现对传统的重建和超越，传统的存在给文学创作带来了规范，由于传统体系内的所有作品都由一条共同的艺术风格主线串连起来，因此任何后来新创作出来的作品，只有符合此艺术风格并与以往所有被写出来的作品组成有机整体，才能进入文学发展的序列中被历史铭记。

艾略特传统意识的诞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从西方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战争留下的一片废墟，人们对现实普遍感到失落，战争的阴影依然存在，欧洲大陆被一种毁灭的预感所笼罩，使得迷茫、忧郁、孤独等情绪四处蔓延，人们开始怀疑传统文化存在的合理性。面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的堕落衰败，富有使命感的艾略特期望拯救人类精神的荒原。正是从此层面考虑，艾略特把目光投向了“传统”，希望以其权威的价值评判力和道德感召力来调整、规范当时混乱的文化、社会秩序。因此，艾略特认为，现代作家实则无需畏惧传统，担忧“传统”与“独创”的相互冲突。事实上，遵循传统并非完全否定个人独创，更不意味着个人才能的平庸；相反，只有“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归附比自我个性更有价值的传统，作家才能创作出不配的作品。

从己有的文章和文学事件来看，叶公超受到艾略特的影响是确切无误的事实。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我那时很受艾略特的影响，很希望自己也能写出一首像《荒原》（The Waste Land）这样的诗，可以表现出我国从诗经时代到现在的生活，但始终没有写成。”[4]后来，叶公超专门撰写了介绍和评论艾略特诗学的文章，在《爱略特的诗》中，叶公超认为从艾略特的论文集可以看出，他的诗歌尤其是以《荒原》为代表的作品与他对于诗的主张是一致的。《再论爱略特的诗》论述艾略特的诗学观，叶公超认为艾略特的诗歌与理论可以互相印证。艾略特提出诗人的本领在于点化观念为感觉和改变观察为境界，即“置观念于意象中”；同时，因为诗歌的文字是隐喻的、紧张的，所以必然要凝缩，要格外的锋利。艾略特融合了伊利莎白时代的无韵体和法国拉福格而创造出他自己的自由诗。在文章中，叶公超也论述了艾略特诗论与中国诗论的相通。由此可见，叶公超是深受艾略特影响的，这种影响在叶公超的文学观念中表现得很明显。

受艾略特传统观念的影响，叶公超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批判观念也同样重视从传统中吸取营养。叶公超认为新诗和旧诗之间并不存在着一种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新诗借鉴旧诗的艺术经验不等于说就取消了新诗的特性。他举格律为例，批评那种认为新诗就是要以完全破坏旧诗格律为任务，以此彰显自己艺术特质的观点，强调格律是任何诗的必需条件，不仅旧诗有，新诗也要有。失去了格律，就失去了诗本身。“以格律为桎梏，以旧诗坏在有格律，以新诗新在无格律，这都是因为对于格律的意义根本没有认识。”叶公超还说，“把自己一个二千年的传统看作一种背负，看作一副立意要解脱而事实上却似乎难于解脱的镣铐实在是很不幸的现象。不过，我以为我们很可以不做到这步田地：新诗人尽可以大胆的读旧诗，而同时应当还可以创作新诗，只要我们读诗的人和诗人自己都能认清新诗与旧诗的根本差别在哪里。”[5]叶公超认为新诗正是由于不注重从旧诗中吸取养分，不注重形式上的提炼与打磨，因而大多散漫粗疏，诗人们努力所要取得的成就并没有保证诗歌情意的自由传达，反而单调乏味，诗意索然。

叶公超提出回归传统也有其历史背景。其时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倡导打破传统的束缚，新诗初期建设也重在对旧形式的破坏。梁实秋曾尖锐地指出，“新诗运动的最早几年，大家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的藩篱，不是如何建立新诗的根基。”[6]这个论断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初期白话新诗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只注重语言工具的更新，重在与就旧体诗划清界限，而不考虑诗歌本身的审美特征，不考虑诗歌的格律问题，从而导致“非诗化”现象泛滥。“白话诗运动”是继“诗界革命”后对古代汉诗进行的第二波致命的攻击，是具有极端风格的诗体大解放、大革命。尤其是胡适的“诗体大解放”、“作诗如作文”、形式的“散文化”等主张，极力打破旧诗镣铐，倡导“无韵则非诗”的作诗教条。五四新诗的开拓者，几乎都是“贵族化”诗风的反对者，他们提倡诗歌内容的平民化，强调诗的“言之有物”、“注重实地的描写”、倡导“可懂性”。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叶公超提出新诗应借鉴旧诗，从数千年的传统中汲取养分发展自己，而不是为了张扬独特性采取与传统完全割裂的态度。

从以上简单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叶公超对中国诗歌传统的认同受到了艾略特传统意识的启示，二者在传统观念上的“合谋”不仅彰显出他们共同的诗歌美学旨趣，而且也与各自所处的时代语境戚戚相关。因此，叶公超对艾略特传统诗学观念的引入和借鉴并非盲目的行为，在根本上契合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实际，从而使艾略特及其本人的诗学思想成为当时的“显学”。

二

叶公超对艾略特诗学思想的借鉴不是完全没有选择的“移，态度上与艾氏保持一致，叶公超更多的时候是结合中国新诗的时代语境对艾略特的观念进行了批评，由此突破了后者思想的拘囿而使自己的批评理论焕发出时代和民族的亮色。

出于对传统意识的认同，艾略特认为，一个传统意义的作家的成长需要经历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复杂化过程，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作家的个人才能表现在其对于某种文学传统的发现与整合，作家既不能对某种文学传统作原封不动的接受，也不能仅仅按照自己所崇拜的个别作家来塑造自己，同时也不能完全依赖自己心仪的某一个时期的文学来设计自己的创作，而是应该取前人之所有为己用，并在此过程中取消自己的个性，将自己的创作与特色融入历史长河中。艾略特坚信，“已经死去的诗人为他们的后继者构成了特定知识的进步，这种知识仍然是后继者的创造，是活着的人为了活着的人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7]艾略特认为，传统的存在给文学创作带来了规范，因此新创作出来的作品，只有符合此艺术风格、能够与以往所有被写出来的作品组成有机整体，才算的上是真正不朽的作品。于是，艺术家为了创作出不朽的作品，他在创作过程中就必须不断消灭自我个性，回归传统。由此，艾略特提出了诗歌创作的“非个性化”原则，认为诗人的创作不是表现自己的个性，而是在创作过程中消灭自己的个性。“诗人把此刻的他自己不断地交给某件更有价位的东西。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继续不断地自我牺牲，继续不断地个性消灭”，“诗歌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8]。“非个性化”理论进一步准确地传达出了艾略特扬弃个性归附“传统”的诗学观。在艾略特看来，诗人的个人的永恒要在创作中投入传统，通过个人才能对传统的归化，实现个人才能与历史意识的融会。作家的创作个性应该从传统中来，又回到传统中去，并最终使自己的创作成为某种文学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的个性不再是独立的主观感情的产物和标志，而是一种通过努力在传统中获得，又在特定意义上表现和影响着传统的“非个性化”、“非人格化”的历史中介。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艾略特把矛头直指浪漫主义的领袖人物华兹华斯，极力谴责他关于“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的观点。在艾略特看来，诗歌固然是用来表达感情的，但它决非自然流露的情感，因为此类情感未经过诗人的理性加工，是简单的、粗糙的、肤浅的、无节制的个人情感。相比以往传统英诗中所蕴涵的理性的声音，显然这种个人情感是不足称道的。因此，艾略特提倡创作的“非个人化”，鼓励诗人以优良的古典主义传统为归附对象，逃离个人情感，回归理性传统，从而创作出不朽的作品。

叶公超对艾略特回归传统诗学观的借鉴并非照搬照抄，而是结合了中国的时代背景和新诗语境，在借鉴中获得了超越。在他看来，回归传统更多的不是提倡创作的“非个性化”、“非人格化”，而是重视格律诗对中国新诗建设的作用。叶公超认为，“格律是任何诗的必需条件，唯有在合适的格律里我们的情绪才能得到一种最有力量的传达；没有格律，我们的情绪只是散漫的，单调的，无组织的，所以格律根本不是束缚情绪的东西，而是根据诗人内在的要求而形成的。假使诗人有自由的话，那必然就是探索适应于内在的要求的格律的自由，恰如哥德所说，只有格律能给我自由。”[9]在《论新诗》中，他从深入分析白话与文言、汉语与西语之间的共同语言规律及各自不同的语言特点出发， 阐明了新诗格律的建设方向及其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他对闻一多等人过于严格的新诗格律重建思路提出了纠偏的意见，强调变化和均衡应是新诗格律建设的基本原则。他认为新诗格律可以借鉴旧诗，但不等同于旧诗；新诗应在保持自己语言特性的前提下建设格律，这种特性就是白话语言的自然的节奏和音律。“《论新诗》是叶公超一篇很见功力的文学批评文章，可以说他的意见基本解决了五四以后关于新诗格律化与自然音节之间的关系问题，深化了新诗格律化理论的内容。”[10]

《音节与意义》则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诗歌语言运用中的音节技巧和格律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叶公超认真分析了汉语的声音和意义的关系以及汉语字词的“音色”特点，指出由这一语言特点决定，不仅旧诗要讲音乐性，新诗也要讲音乐性，音乐性是诗歌艺术的共同特性。音乐性不仅代表着诗歌的形式，同时也代表着诗歌的意义”[11]。叶公超指出，诗歌的音乐性主要体现为音节的运用，只要是诗歌创作就不能没有节律。叶公超还力图从文学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阐释格律现象，他写道：“一种文学要产生伟大的诗，非先经过一个严格的格律时期不可。格律的观念成立之后，也许就有反格律的运动起来。这不要紧，因为那时格律已存在，已在那文学的诗的传统中了，它对于以后的诗人是有用的。对于诗人自己，格律是变化的起点，也是变化的归宿。”[12]事实上，成功的格律是凝聚着一代代诗人探索诗意传达的智慧的结晶，表面上看它纯属形式因素，实质上则与某类情感具有同构性，以至成为某类情感的象征。

由此可知，叶公超在继承了艾略特的传统诗学观的同时，深知中国与西方文学在历史和语言方面的差异。艾略特对传统的回归是提倡创作的“非个人”化，鼓励诗人以优良的古典主义传统为归附对象，逃离个人情感，回归理性传统。而针对当时中国倡导打破传统格律的束缚，以及由此带来的初期白话新诗创作中“非诗化”痕迹，叶公超将目光投向了传统的格律，提倡在韵律和形式上借鉴旧诗，这是叶公超对艾略特传统诗学观的借鉴与超越。

综上所述，叶公超中西学养深厚，而且深受英美现代派的影响，他的许多观念是来自于艾略特，尤其是他回归传统的意识，和艾略特如出一辙，但他能够创造性地把这些观念运用于中国新诗语境，重视格律诗对中国新诗建设的重要性，为中国新诗形式建设提出许多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建议，也提出一些具体的创造原则和方式方法，对新诗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

[1]安德鲁斯·奥斯特林.四个四重奏·授奖词[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318

[2][7]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82、19.

[3][8]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A].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2、5.

[4]关 鸿.新月怀旧——叶公超文艺杂谈[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180.

[5][9][12]叶公超.论新诗[A].陈子善.叶公超批评文集[C].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50、54、53.

[6]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J].诗刊，1931，(11).

[10][11]季桂起.叶公超文学批评的观念和风格[J].北方论丛，2004，（6）.

Ye Gongchao’s Reference to and Transcendence of T.S Eliot’s Traditional Poetics

JIANG Rui
(Poetics Research Center,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Ye Gongchao was erudite in the studies of both the west and east and was especially influenced by modern English and American poetic schools.Most of his conceptions,the consciousness of tradition regression in particular,derived from T.S.Eliot.His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the western conceptions t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 emphasis on the constructiveness of metric poems in Chinese new poems had great impac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new poetry forms.

T.S.Eliot;Ye Gongchao;traditional poetics conception;context of Chinese new poetry

I207.25

A

1674-3652（2010）02-0104-04

2009-12-21

2009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中国现代诗人与翻译”。

蒋 睿（1987- ），女，四川广安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