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元互动到三维结合
——环境社会史兴起的理论探讨

毛利霞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

□历史学

从双元互动到三维结合
——环境社会史兴起的理论探讨

毛利霞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

社会史和环境史是20世纪中叶后出现的两大史学分支，都具有鲜明的研究特色，但也存在一些薄弱之处，这为两大分支的结合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为二者结合的产物，环境社会史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发展为人-社会-自然三维结构的有机结合，促进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环境史；社会史；环境社会史

20世纪的史学经历了重大发展变化，社会史、环境史异军突起，逐渐在史学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二者的研究中存在的瓶颈和共性使它们具有了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二者结合的产物——环境社会史应运而生。

一 环境史与社会史结合的必要性

20世纪后半叶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环境史学的兴起，“继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之后，环境史已成为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最新类型。”[1]环境史把以前历史学研究中除人以外的被忽略的群体，如头顶的大气、脚下的土壤、周围的山川树木、飞禽走兽等等看作自然中与人类同等的一员，参与到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样“人类不是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也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2]。从这个角度来看，环境史的贡献在于不仅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将人类置于无所不包的自然这个更广阔、更有机的舞台中，也扩大了历史研究的主体，自然万物，大气、土壤、山川树木、飞禽走兽等都在历史进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此种视野下的历史，不再是人类自我满足、自我欣赏的独角戏，而是人类与其它生态物种的大联欢；不再是人类的孤独自语，而是人类与其它群体的共鸣合奏。

另一方面，环境史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来自史学内部和史学外部的挑战和质疑。环境史家对除人以外的其它生命个体的重视和强调很容易陷入否定“人类中心论”①关于“人类中心论”问题，参见杨通进:《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梅雪芹教授在这个论点上进一步认为，“应该反对的是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而不能反对认识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更反对不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参见梅雪芹：《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宣扬“生物中心论”的误区，引来其他学者的批评和诟病。约翰·麦克尼尔注意到：“有时候对环境史的批评是，它的叙事残酷而又沉闷地讲述环境的恶化：仅仅是一个紧接一个的该死的衰败。……这有时以‘衰败论’趋向而著称，偶尔自省的主题也是悲叹的调调。”[3]不厌其烦地揭露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提醒世人长此以往难以弥补的后果，这样的叙述模式固然能使环境史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可是另一方面也描述了人类灰色的、没有前途的未来，充满悲观主义的色彩。此外，有些环境史家过于强调环境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带有强烈的“环境决定论”倾向，结果造成有的读者认为“环境史不考虑人类，或者将他们降低为抽象物。人类的作用消失在阴影中，而气候、或病毒、或技术贪婪地占据日光灯”[4]。面对这种情况，有的环境史学者大声疾呼，“环境历史研究不能仅仅是关于‘去面具’（de-masking）和揭露的研究”[5]，而要在重视自然对人类反作用的同时，注意到人类对自然采取了什么手段和态度才造成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

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不外是处理好两大关系，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个则是人与人的关系。以往的环境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环境史如何展现人与人的关系呢？或者说，如何在环境史中体现“社会”这个载体呢？这样看来，环境史很有必要向史学领域中以“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重视探寻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史虚心求教了。

社会史也是20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在史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史学分支，它所关注的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所发生的具体事件”，也就是具有特定时间、地点、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之中的事件[6]。它把政治史视野下帝王将相的发家史转变为芸芸众生的社会生活史，在继承传统的“自上而下”研究视角的同时，更注重“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关注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通过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等诸多方面的综合与分析去把握历史的脉搏。他们眼中的历史不再是重大事件的编年史，而是一种强调“问题意识”的新的历史叙事，希望能通过这种叙事来多方面解读历史，发掘历史事件中所隐含的多重性和偶然性。在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瓶颈。

首先，社会史由于一反政治史的帝王将相家谱史的叙述模式，过于突出不起眼“小人物”的历史，强调“自下而上”看历史，重视对个案、微观群体和事件的研究，结果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印象的“大人物”和重大事件从社会史中退隐了，这造成社会史缺乏宏观论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其次，就社会史中的“社会”而言，社会是讲述人物故事的舞台，这里的人物是“人与物”的集合体，而社会史只突出了“人”，没有彰显“物”的存在。生活在社会中的不仅仅有一个个的小人物和形形色色的群体，还有万物生灵，谁能否认除人以外的生物也是社会中的一部分呢？这些生灵不单单是人的奴仆或工具，而是有一定能动性的社会进程的参与者，不管这种参与是好还是坏。中世纪欧洲的老鼠所带来的“黑死病”，澳大利亚的“兔子”都曾与人类生活于共同的社会中，对欧洲的历史、澳大利亚的历史造成难以忽视的影响，间接对人类的总体史产生作用，忽视它们在历史中的作用符合历史的真实吗？再者，人类周遭的自然也对某一地区人的生活习惯、社会交往、风土人情、历史进程等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自然因素作为人类生存的外部因素对人类及其社会的影响在社会史的微观显微镜下被一笔带过了。

由此可见，环境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中都存在瓶颈，二者相互借鉴、相互补充进行史学研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在二者各取所长进行结合的研究范式中，要削弱社会史以人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强调环境在社会史中的作用和反作用，同时在环境史的研究中突出社会层面的作用和影响，将人－自然的双元互动拓展为人－社会－环境的三维结合，那么，二者的结合有没有可能性呢？

二 环境史和社会史结合的可能性

从1970年代至1990年代，环境史家中存在着一种简单的一元论的倾向，人为地把自然与社会相分离，正是这种简单的一元论造成环境史的研究只能就环境论环境，或者成为社会史的附庸，无法形成自己的理论建构。1980年代起，环境史家中出现了一种“相互作用主义（interactionsism）”[7]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和自然是截然不同的实体，或者更合适地说，截然不同的领域，社会和自然这两大领域相互作用。……看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普遍深入的相互缠绕、相互混合、融合和相互作用”[8]。因为在他们看来，“从社会生活的一开始，就存在社会生活的社会的和自然的方面。这种存在论不容忍社会与自然的任何分离”[9]。有的学者甚至呼吁，我们的学者绝对有必要抓住历史的叙事方式，通过对自然在我们的生命和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重塑对过去的全部理解[10]。按照这样的观点，“人类历史是一种社会-自然的历史”[11]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其实，有些环境史家已经逐渐意识到环境史与社会史有着诸多可互相借鉴之处，认为二者无论在研究对象（社会）、研究方法（跨学科）等方面有着结合的可能和潜力。从环境史本身的特点看，“环境史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既是一种总体的和普遍的历史，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具体的地方性的历史”[12]，因而“未来一代代史学家将根据新问题、新技术、新材料等等，以及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本身的革命——这正是今天的环境史促成的，来重新解释甚至革新环境史”[13]。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环境史是“一种自然中心或生态中心的社会史”[14]。从叙事方式来看，“环境史在小范围内与社会史一样，可以从底层写起，同时伴随前景中的真实的人。”[15]国内的梅雪芹教授也认为，“环境史研究要紧紧围绕‘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史’来展开，不仅要具体地、历史地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要深入认识和揭示这一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历史的、现实的关联与矛盾，所以，环境史研究必然将自然史和社会的历史勾连起来。”[16]也就是说，环境史可以借鉴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具体分析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里，自然环境是怎样的，社会有哪些突出的问题，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是什么，它是怎样出现的，它对整个社会、社会中的个体、组织等有什么影响，他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采取了什么措施来解决相关的具体问题。总的来说，研究环境史需要借鉴社会史的研究方法，通过探寻人－社会－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来深入分析人如何通过社会作用于自然，自然又如何借助社会对社会中的人产生某种影响。这样一来，环境史的研究视角和社会史的社会分析方法有机融为一体，更立体、更广泛地探究历史进程中的多重作用因素。

从历史学科发展的角度看，环境史与社会史虽然都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是所“跨”的学科不同，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兼容性，二者的结合能够弥补双方的薄弱之处。自年鉴学派于20世纪中叶提出“整体历史”（总体史）与“历史综合”的口号以来，历史学开始了走向整体化而又不失史学自身特点的过程。“史学的整体化必须以史学的科学化为前提。要使史学科学化，它必须伸开双手，一手伸向自然科学，引进与借鉴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一手伸向社会科学，引进与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使自身社会科学化。”[17]环境史正是史学伸向自然科学的一只手，它最主要的特色就是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吸收自然科学（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生态学、物种学等）的研究成果，同时又保持历史学科的研究特色；而史学伸向社会科学的另一只手的代表则是被称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对话”[18]的社会史。社会史诞生后，“历史学界与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不再像以往那样有明显的分界和区别。包括历史在内的种种有关人的科学互有联系和影响，它们有或可能有共同的语言。”[19]社会史引入了社会科学的众多研究方法，与其它社科学有明显的亲缘关系，而与自然科学的渊源较浅。一个与自然科学关系密切，一个与社会科学渊源非浅，同时都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样，环境史和社会史的结合能够有效地吸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某些成果和方法用于历史的研究，拓展所容纳的学科范围和研究视角。况且二者都属于历史学科的分支，拥有共同的历史哲学和理论，不会引发内在的理论冲突。

可见，从环境史家对社会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上以及史学自身发展的趋势上，环境史和社会史打破了各自的樊篱，找到了共通的语言。它们的结合不但是史学发展的重要一步，有效地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应用于历史上人－社会－环境关系的探讨，使二者结合的产物——环境社会史呼之欲出，而且也使环境社会史的出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那么，环境社会史的兴起有什么意义呢？

三 环境社会史兴起的意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环境社会史不是简单地把环境史与社会史杂糅，而是在立足于环境史的框架下，秉承一贯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同时吸收社会史的某些可借鉴之处，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中更加全面的研究历史，探讨人-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环境社会史研究紧紧围绕“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史”来展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经，以人与人的关系为纬”[20]，把人与自然的双元互动转换为人-社会-自然的三维结合，把人通过社会作用于自然的过程纳入整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去探寻既有的社会生活对环境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怎样的效应，环境因素的反作用又对社会及社会中的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这样，环境社会史既汲取了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良好养分，又弥补了二者的某些不足，把人-社会-环境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史学理论的新发展和史学范式的新突破，在史学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

第一，从学科发展来看，环境社会史的出现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加密切的结合，真正做到了“跨学科”。环境史具有与自然科学靠拢的学科特色，而社会史则体现浓厚的社会科学理念，环境社会史则秉承了二者的优势，将人、社会与环境置于具体的、历史的情况下分析三者的内在关联和相互制衡，把宏观的环境史视野与微观的社会群体研究相结合，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置于一个研究框架内，具体分析不同社会情况下具体的人与自然关系，找到两种力量博弈的最佳切合点，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疏远的情况，有助于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研究内容的拓展。

第二，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环境社会史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史学研究中只有人、没有物，或者凸现物、忽视人的两种极端，倡导人、社会和自然的有机结合，把环境史研究中人与自然的互动转变为人－社会－环境的三维结合，建构起一种以人为纽带而连接在一起的网状立体结构。

第三，凸现出“史为今用”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是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两大世界性难题，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又交织在一起。环境社会史不但关注历史进程中人与社会、自然的互动，更直面当今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为当今这两大难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可借鉴之处。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不同的社会状况和不同的利益群体对待这两大问题的态度和措施不尽相同，这就需要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他们的差别和原因所在，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使全球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环境社会史的建构是史学发展脉络中重要的一环，它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新史学”。目前虽然还没有出现以“环境社会史”命名的专著，但是涉及这一研究范式的著作并不少见。而如何把环境社会史的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环境史研究，重新审视环境史视角下人－社会－自然三维交织的关系，仍是一项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1][12][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84、93.

[2]Cronon,W.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J].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1993，（3）:13.

[3][4][15]McNeill,J.R.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J].History and Theory：Theme Issues.2003，(12):35、36、36.

[5]Asdal,Kristin.The Problematic Nature of Nature——the Post-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Environmental History[J].History and Theory：Theme Issue42, 2003，(12):70.

[6]哈罗德·珀金.社会史[A].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30.

[7][8][9][11]Schatzki,Theodore R.Nature and Technology in History[J]. History and Theory：Theme Issue，2003，(12):86.86-87、88、82.

[10]Stroud, Ellen. DoseNatureAlwaysMatter? -Following Dirt Through History[J].History and Theory：heme issue.2003，(12):77.

[13]Hughes,J.Donald.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6.103.

[14]Myllyntaus, Timo. Environment in Explaining History:Restoring Humans as Part of Nature[A]. Timo Myllyntaus and Mikko Saikku.Encountering the Past in Nature: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2001:145.

[16]梅雪芹.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J].学术研究，2006，（9）:19.

[17]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44.

[18]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2.413.

[19]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A].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58.

[20]梅雪芹.水利、霍乱及其他：关于环境史之主题的若干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7，（6）:217.

From Two－way Interaction to Three－dimension Combination——An Academic Discussion of the Rise of Environmental Social History

MAO Li－xia
（School of Humanities,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Henan 471003,China）

Social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re two branches of history which emerged in the middle of 20thcentury.Both of them possess vivid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and some shortcomings as well,which provid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for their combination.As the result of their combination,environmental social history extends from two-way 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as well as between people and society to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ree-dimension structure,which will promote the depth and width of th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social history;environmental social history

K02

A

1674-3652（2010）02-0149-04

2009-12-03

毛利霞（1979- ），女，山东济宁人，历史学博士，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世界近代史、欧美环境史研究。

[责任编辑：何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