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矛盾中把握和实现共同利益
——试论邓小平的政治和谐思想

徐金香,王邦春

(1.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39;2.合肥市国家高新区管理委会发展研究中心,安徽合肥230038)

在矛盾中把握和实现共同利益
——试论邓小平的政治和谐思想

徐金香1,王邦春2

(1.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39;2.合肥市国家高新区管理委会发展研究中心,安徽合肥230038)

政治和谐是政治关系中主要利益主体矛盾同一性占主导地位、矛盾斗争性处于可控制和可协调的一种政治状态。邓小平认为,政治和谐的根本在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并为这种共同利益的实现和发展提供保障,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矛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政治和谐;共同利益;矛盾;途径

政治和谐是政治关系中主要利益主体矛盾同一性占主导地位、矛盾斗争性处于可控制和可协调的一种政治状态,“是指人类政治生活中各种政治行为主体之间、政治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协调统一的一种状态。”[1]政治和谐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既是政治生活的应然状态,也是人类不断探求和实践的实然过程。在邓小平看来,政治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21日,他在会上谈到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学说时指出:“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概括地讲了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邓小平接着强调说,毛泽东讲的那样和谐的政治局面不仅局限于党内,而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44在此后不到一个月的8月18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大”闭幕词中再次用五个“一定要”和两次六个“又有”强调了和谐政治的建构[3]182在此后不同的时期和场合,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并为此而身体力行、大胆创新、锐意改革。

一、政治和谐的根本在于执政党要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具体历史地统一起来,正确认识和把握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并为这种共同利益的实现和发展提供保障

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由政治权力主体与社会成员之间内容相同的共同利益构成的,内容含义上的共同利益程度越高,利益矛盾越低,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越能够得到加强和扩展,反之亦然。[4]124与之相适应的是,规则和形式意义上的共同利益对于政治稳定和谐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统治阶级往往把属于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说成是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把自己的统治披上人民性、普遍性的外衣,以此掩盖阶级的狭隘性,马克思认为这种只具有形式或规则意义上的“共同利益”是“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5]44把阶级对立社会的国家称之为“冒充的集体”和“虚幻的集体”。[5]74因为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5]74所以,在阶级对立社会里,一时安定清明的“太平盛世”改变不了它根本利益的对抗和剥削的本质,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政治和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彻底改变了政治权力主体的阶级狭隘性,不再是某个剥削阶级而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执掌政权的也不再是某个剥削阶级的代表(如帝王或资产阶级政党),而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优秀代表特别是共产党来执政,政治权力主体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实现了内容、形式和规则上的统一,社会共同利益改变了虚幻的面貌,获得了真实存在的可能,为广大人民群众内部的民主和谐提供了根本的前提。

“共同利益不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5]27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具体历史地统一起来,准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把推翻“三座大山”、阶级斗争闹革命、翻身解放做主人视为劳动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获得广泛的群众支持,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以后,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外国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1437成为社会共同利益,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积极性,上下一心、军民一致,抵御外侮、肃清内敌、建立和巩固各级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了濒于崩溃的经济,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和谐。然而,由于胜利,毛泽东同志“不够谨慎了,在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准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没能很好地贯彻下去,“他接触实际少了”,[3]345在社会共同利益的把握上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在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后还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以刘少奇为首的大批“热衷于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党政干部被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7]741,最终酿成了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的动乱与浩劫。

对共同利益把握的失误也给政治野心家以可趁之机,加剧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最好,马列主义不在话下,这表面上好像把毛泽东思想抬得很高,实际上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其目的是为了利用和助长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企图在乱中夺权。“四人帮”颠倒黑白,“否认生产力的重要,认为只要上层建筑、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3]222,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也被冠上“洋奴哲学”的罪名,胡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他们漠视、贬低、剥夺和侵害人民群众正当合理的需要与基本权益,肆意践踏和歪曲广大人民的利益,“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2]86他们鼓吹阶级斗争,打倒一切,搞法西斯专政,全国内战,一片混乱,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在政治生活中笼罩着恐怖色彩。

邓小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为民,既要弄清广大人民的最迫切的需要和最大利益,又要使这种利益的实现不陷于空想,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深刻反思使他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真理性存在与过程,而且是包含了巨大人文内涵的价值性存在与过程,“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3]379-380建设社会主义更要贯彻群众路线,了解百姓疾苦,倾听人民的呼声,切实关心群众的衣食住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所表达和体现出来的利益要求和意向加以聚合分析和综合,从而确立他们最迫切的愿望,此即民心,政治稳定和谐的根本所在。对于处于发达国家一日千里的发展和动荡徘徊甚至停滞倒退的经济形势之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许多温饱尚未解决的人民来说,发展生产、搞现代化、改善生活才是最广大人民此时最重要的共同利益,而早日结束动乱、实现社会安定是他们首要的利益。

即使在处境极其艰难的“文革”期间,他也非常巧妙和坚决地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转化为“三项指示为纲”[3]50,并把重点放在反对派性、保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两项上。在特殊的大背景下,他还是强调全党要讲这样一个大局——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2]4在整顿中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事情”,特别指出,“现在应该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2]27虽然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时间因为阻挠为时不长,但成效明显,使人民树立了对党、国家以及自己对未来的信心。“天安门事件”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文革”结束以后,“左”的错误仍在继续,人民最迫切和根本的共同利益并未在党的政治路线中得到正确充分的体现。对此必须首先实现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针对“左”的错误和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特别是“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邓小平率先明确地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3]319实事求是在当时意味着要解放思想,要真正的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世界发展的趋势出发,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此他坚决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9月中旬在东北和天津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他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3]381。正是有了广泛的思想解放和动员以及邓小平的直接提议,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临时决定首先讨论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3]431他在会议闭幕式上作的报告《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不仅使人民群众有了的共同奋斗目标,而且为实现和发展共同利益找到了新的途径——改革开放。在党的十三大上,这些路线、方针、政策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这条路线指引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使公共权力掌握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向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人民群众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为权力制约关系的维持和巩固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从根本上保证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和谐。即使在1989年发生严重动乱期间,邓小平还是坚决果断地指示:“中央和国务院都要分两套班子,一套处理动乱,一套抓正常工作。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建设上来,不能把人都陷到这里面去。”[9]1274邓小平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是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8]371

二、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矛盾是政治和谐的本质和关键

政治和谐是政治权力制约关系中矛盾同一性占主导、斗争性处于可控制可协调区间的一种政治生活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政治和谐的本质和关键就是要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矛盾特别是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

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矛盾首先要正确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矛盾的地位及其处理方式,化解各种矛盾,尽可能把各种利益冲突控制在权力制约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范围内,促进社会系统的协调,维护政局稳定,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推进政治和谐和社会进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划分及其处理方式的思想,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地位上更加明确坚定地认为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激化,但不是主要矛盾,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处理方法上,不仅仅局限于对敌我矛盾采取阶级斗争、对人民内部矛盾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与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更加强调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加以解决,不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为了解决非根本利益冲突而搞长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实际上是人为地扩大矛盾的斗争性,不可能实现所谓的通过“大乱”达到“大治”的目的,反而会妨碍和偏离中心工作,引起局面失控和混乱,助长无政府主义倾向。“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凡是这样的运动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经常搞运动,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2]349即使是对于严重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野心家的斗争、处理也应该有一定的时限和适合的方法、程序。1975年12月14日,邓小平被恢复了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当他看完本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后说:这就够了。不需要之二、之三了。可以定罪了。[3]153此后他多次要求对于那些已经达到批判错误、罪行和教育人民目的的单位和地区要尽快结束无休止的“揭批”运动,要把“揭批”运动转为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把主要精力放到业务上。正是在邓小平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不仅对党内犯错误的主要负责同志没有采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使是“四人帮”罪行的处理也没有采取群众运动而是通过法律获得了人民满意的解决,保证了政治的平稳过度。

邓小平解决各种矛盾的另一个创新之处在于不是通过消灭矛盾来实现政治和谐,而是本着“和而不同”的精神善于把握矛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以及矛盾转化的条件和时机。要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在党内外要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要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与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决尊重人民代表的意愿。他恢复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恢复和发展了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以及各种群众组织与社会团体,恢复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主张通过法律保障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和自由,极大地推动了普通公民由政治冷漠甚至政治恐惧走向积极的政治参与。即使是属于对抗性的矛盾的严重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犯罪分子和阶级敌人,除极少数罪行极大、顽固不化的外,都尽可能通过教育改造而使之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其次,要区分矛盾的属性,有些矛盾是需要借助公共权力加以解决的,有些矛盾是可以通过市场调节或者公民、法人间的协商就可以解决的,对于后者政治权力的干预往往会出现“瞎指挥”、“瞎折腾”。因此明确公共权力介入的范围十分必要,这样有利于明确公共权力的职权和职责,化解公共权力范围内的矛盾,提高政治活动的效率。邓小平强调要“按经济的方法搞经济”[3]397,改变过去对具体经济活动的过分干预,改变党和政府什么都要管,结果什么也管不好的现象,要给经济松绑就是给政治松绑,他强调要政企分开,把国务院一些部委转制为专业公司,扩大企业和地方的经营自主权,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调节中的作用。

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矛盾,保持政治和谐还必须对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利益边界及其相互关系做出正确的界定,公正的界定有利于促进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有序团结,维持和巩固正常的权力制约关系。公正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内涵,在邓小平看来,“三个有利于”是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标准,同样也适用于公共权力对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处理。

在纵向利益关系上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既要顾全大局,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小群体主义,更要改变过去过分强调集体国家的做法,切实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给他们看得见的物质利益。1980年10月在会见松下幸之助时,邓小平把建设和积累的关系比作骨头和肉的关系,说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率太高,“有百分之三十几,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住宅、城市建设、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少了。……骨头欠肉的帐太多。所以我们下决心把基本建设规模缩减,把积累率降到百分之二十五,这个现在还办不到,需要几年的时间。用降低积累率的办法来搞计划中缺门的东西,科学教育、住宅、人民生活方面的事情,就可以多花一点钱。”[3]679社会主义要坚持按劳分配,逐步改革工资制度,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坚持民主集中制,既要保证中央的权威和政令畅通,在权力制约关系中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又要保护和扩大地方的自主权,充分发挥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在横向利益关系上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三大主要劳动群体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彻底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恢复了对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判断,把优先发展科技教育视为现代化建设的突破口和关键,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正面的意义上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搞四个现代化,知识应放在第一位。”[9]894并且一以贯之地支持和重视科技和教育工作,乐于做“后勤部长”,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科技教育“是全民性的事,从娃娃起就要培养。”[3]272在他看来,不论是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还是政治文明建设都需要数量上越来越多、质量上越来越高的知识分子的参与,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也需要科技教育的发展。“中国同美国相比,中国法律太少,法官、律师等司法人员太少。我们必须制定必要的法律,同时培养司法人才。”[9]767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包玉刚谈到国内主要问题时又说知识不够,“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仅司法人员、经济警察就需要一两百万,但一时培养不出来。”[9]789同时要充分调动各类劳动者和爱国者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邓小平复出后很快就恢复和发展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工会、统战、侨务等工作。1978年初全国政协委员会在时隔13年之后召开了五届一次会议,邓小平在闭幕式上说,这次会议不仅有利于发展我国的统一战线,而且有利于“活跃国家的政治生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3]270在工农关系上邓小平吸取了苏联和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只要农村情况好,整个国家就可以基本安定。”[9]732-733他高度重视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积极探索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巩固工农联盟。他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充分尊重农民的改革精神并带动了城市改革,支持农民的包产到户,并且认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必然是“低水平的集体化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2]31580年代苏州等地农民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发展证实了邓小平的预言,他对苏州农村社队企业发展给农民物质文化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给予了高度的肯定。[8]24-25

在地区与地区、个人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上,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发展起来,保护和鼓励那些依靠勤劳致富的地区和个人,通过示范、影响和推广,带动其他地区的个人富裕和发展起来,同时要发扬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原则,不致使这种差距过大,先富要帮助后富。因为多年社会主义实践早已否定了通过平均主义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奢望,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调动了各方面发展的积极性,“对于我国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状况,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功不可没。与此同时,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之间,势必会出现一个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而且还“将继续扩大”[10]24-25。1993年他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十二亿人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8]1365“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会出乱子。”[8]1324他所担忧的分配公平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与政治和谐的主要障碍。

[1]李忠旭.论政治和谐与社会和谐[J].学术论坛,2005(7).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高 放.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冷 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9]李君如.和谐社会问题研究笔记[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4).

D61

:A

:1673-1794(2010)04-0041-04

徐金香(1975-),女,安徽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2010-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