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学意义
——基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

李超显

（中共长沙市委党校，湖南长沙410004）

论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学意义
——基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

李超显

（中共长沙市委党校，湖南长沙410004）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增进政治合法性的客观需要。科学发展观具有深刻的政治合法性内涵，应进一步深化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进一步改革不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绩效评估体系。

科学发展观；政治合法性；再思考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因此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深入的过程，需要对学习实践活动进行再思考，进一步从理论层面深化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认识，进一步把握深入学习实践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巩固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果。

一、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合法性意义

政治合法性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存继，关系到政治统治的成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践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方式，是增进政治合法性的客观需要。

（一）执政基础需要科学发展观夯实

党的执政基础受其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和领导成效等因素的影响,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和领导成效的差别导致其执政基础有所不同。在革命战争年代，武装斗争的胜利是我们党执政最根本的合法性基础。此外，还包含着以下因素的作用:一是长期武装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尤其是毛泽东的魅力。二是意识形态的魅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武装斗争、解放全国人民、消除剥削和压迫等行动获胜的指导思想，对于中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感染力，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三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巨大组织资源。这些组织资源包括完整的组织机构、成千上万的党员、大批忠心耿耿的干部等。在建设发展时期，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得到了进一步夯实。但是,任何政党的执政基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党的执政面临着从革命型政党向建设型政党，从短期的可变性权力向持久的制度性权威，从传统的个人魅力型威权向现代法理型权威的基本嬗变和转化，在这过程中，党的执政基础也存在着合法性的潜在危机，这就需要我们党及时调整执政理念和方式。科学发展观正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而提出的科学的执政思想，通过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做法，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让更多、更好的现代化建设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进一步夯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

（二）改革发展需要科学发展观指导

改革发展是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也是新时期我们党能否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所在。改革发展能否取得更大成果，人民群众能否得到更多的实惠，人民群众对此满不满意等，这些都关系到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牢不牢靠。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处于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面临的考验更加严峻。主要表现为：我国在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在社会结构上也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社会转型。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转型对体制转轨形成了倒逼反推机制，不仅要求改革更加注重利益协调和社会公正，而且要求改革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全面扩展；我国出现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阶段、工业化中期产业升级阶段、工业化后期的结构转型阶段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并存现象，这种现象既是发展空间维度的压缩，也是发展时间维度的压缩。这种时空压缩的特点既给我国带来了需要，同时也使我国面临着不同性质的发展问题，出现了诸多的两难选择；随着改革的深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成为新焦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既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和谐，更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本质格格不入。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既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也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发展中出现的这些新特点，对我国改革发展思想和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我们党进一步创新执政思想和理论。科学发展观要求改革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要统筹兼顾，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和理论，体现了坚持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体现了社会选择和个人选择的统一，体现了急需和兼顾的统一，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和自觉，对执政规律的把握更加娴熟和稳健，有利于更加科学地指导我国改革发展实践。

（三）社会矛盾需要科学发展观化解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在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调整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这些矛盾，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的建设和工作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我们的改革和发展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规律。缓和与解决这些矛盾，根本的方法是要采取科学的发展理念，采用科学的发展方式，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为此，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转变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不断改革不符合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调整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行动做法，用科学发展观来化解矛盾，推动我们的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合法性内涵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政治合法性内涵。主要表现为：

（一）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增进政治价值认同

人民对政治价值的广泛认同，是国家政治体系和政治秩序稳定的基础。“衡量一种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标准就是政治秩序与其所处时代价值规范的相容程度”[1]。如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族群、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就政治公平正义、社会平等、个人权利、政治程序等政治价值和观念形成一致看法，并按照这种共识行事，那么国家政权和政治秩序就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反之，如果政治价值缺乏必要的民众认同，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2]，那么合法性危机就产生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和政治价值，是对人民权利的关切和尊重，对公平正义的维持和促进、对社会和谐的构想和努力，对群众切身利益的保护和发展。它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不仅反映了执政党的统治意志，也反映了社会各族人民和不同阶层的根本利益。不仅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也符合世界的发展潮流。这既是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突出贡献。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利于执政党、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之间，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增进认同，达成共识，统一思想，有利于提高我国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合法性。

（二）以合理的民主法制夯实执政基础

在现代政治经济条件下，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有利于夯实统治者的民主法制合法性基础。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那样，法理型权威是现代社会最典型、最可靠的权威形式，也是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最主要来源。因为“他们是建立在相信统治者所规定的章程、制度和指令的合法性之上,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3]。许多国家的历史和政治实践也证明，民主法制建设是实现政治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因为它不仅能通过法制实现程序正义和政治正义，也能通过合理性的制度和程序得到广大人民的接受和认可。科学发展观不仅是科学的发展理论，也是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不仅要转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也要改革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不仅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也要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的内在要求和奋斗目标，通过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各项民主制度，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保障，通过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完善各项法律制度，进一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保护人民的各项合法权益。可见，通过建立健全合理的民主法制有利于进一步夯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

（三）以发展的利好实惠赢得群众支持

在现代社会，构建政治合法性的途径除了意识形态和民主制度建设之外，还可通过良好的政绩来论证自身的合法性。国家政权能否长期保持合法性,不仅要看它的政治纲领、指导思想、路线方针，还要看其政治纲领、指导思想、路线方针的执行实效。不仅要看它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怎么做，还要看它做的怎么样，效果好不好，人民满不满意。因此，执政政权必须做出实实在在的政绩，才能进一步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仅仅依靠意识形态或民主制度建设是难以维持合法性稳定和持久的，尤其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力的有效性对政治合法性的意义往往比发达国家要重要得多，“政绩的合法性在第三波新兴民主化国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4]由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政绩困境往往比较严重，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难以稳固。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政绩困境问题,以实际成就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水平。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过发展带来的利好实惠来进一步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实现政绩合法性。

三、增强科学发展观政治合法性的路径

（一）以深入学习实践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思想解放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信息社会化的深化，思想意识领域逐渐摆脱完全从属于政治领域的状况，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开始由单一转向多元。尽管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处于核心主导地位，但非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也在逐渐深化。就其积极意义而言，它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丰富与发展具有补充、促进作用，它们与主导意识形态一起作用于我国的经济基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其局限性而言，部分非主导意识形态，特别是异质性的意识形态，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模糊、动摇甚至危害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导致昔日的意识形态发挥的作用在逐渐减弱，对我国政治合法性基础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为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根据我国新形势下人们思想意识观念的新特点，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思想解放活动。一是思想解放要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思想解放不能乱解放，要尊重规律；不能瞎解放，要联系实际；不能空解放，要解决问题。既要解放思想、广泛讨论、畅所欲言，又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增进共识。二是要正确理解解放思想、科学发展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解放思想是实现科学发展和政治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只有通过解放思想，才能转变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和政治合法性是解放思想的目标和方向，只有实现科学发展，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实现政治合法性。三是要讲究方法，紧紧围绕要不要思想解放、敢不敢思想解放、会不会思想解放、能不能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得好不好这五个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统一思想认识。要不要解放反映的是人们对思想解放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敢不敢解放反映的是人们有没有思想解放的胆量和气魄，会不会解放反映的是人们是否掌握了思想解放的正确方法，能不能解放反映的是人们是否具有思想解放的素质和能力，思想解放得好不好反映的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和实效。这五大问题是相互统一，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关系。由于前些时候我们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科学发展观学习和实践活动，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和解放，因此，进一步深化思想解放活动的主要任务应该从要不要，敢不敢，重点转向会不会，能不能和好不好这几个重大问题上来。要着力创新思想解放和科学发展的方式方法，提高思想解放和科学发展的素质能力，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思想解放，真正解决改革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赢得人民群众的满意和支持，使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

（二）以提高发展有效性为重点，进一步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绩效评估体系

现代政治非常重视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因为长期的有效性亏空或不足会削弱其合法性，“即使对于现代的政治权力来说,若一再地或长时期地缺乏有效性,其合法性水平也将出现危机”[5]。当前，我国在提高发展有效性方面存在一些政绩困局和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人们过分夸大经济发展有效性的作用，片面的以发展经济获取有效性来代替政治绩效。因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以此提高发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一是指标设计内容要全面和科学。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绩效指标不仅要包括经济发展方面的绩效指标，还要涵盖民主法制、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的绩效指标。既要着眼于现在绩效，也要兼顾未来发展。既要关注政治绩效，也要注重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度规则建设。按照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设计出比较全面、精炼和有效的指标体系。二是指标设计要体现以人为本。要求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指标设计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绩效评估过程成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过程，成为不断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过程，成为不断保障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的过程，成为不断为民造福的过程，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过程。三是指标设置过程要民主和科学。指标设置过程要民主、公开，实现“阳光”操作。要根据考评目的和对象选择合适的方法，保证考评指标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四是考评指标应用要客观、公正。考评指标设置本身也是一种绩效管理活动，整个活动的成效最终要落实在考评指标结果应用方面，必须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确保结果客观、公正。

（三）以完善民主法制为中心，进一步改革不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体制机制

在现代社会，单靠有效性或经济增长来保证合法性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一个政治体系很难在长时期内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即使能够保证经济增长,也有可能陷入合法性的“政绩困局”而危及政治体系。实践证明，法理型权威是社会统治最可靠的权威形式。为此，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深化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一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夯实民主政治合法性基础。民主政治是法理性权威的内容，要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产生办法和程序，提高人大代表的代表性。要进一步加强人大常委会议事制度建设，优化组成人员结构，提高组成人员素能。要进一步精简工作环节，优化工作流程，提高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履职实效。要进一步加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二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法理性权威的根本保证。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和尊严。三是以党风廉政建设为抓手，进一步加大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力度。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从制度和源头上防范和杜绝腐败发生。

[1][2][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84，96.

[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41.

[4][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312～313.

[5][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刘钢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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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3160（2010）05-0036-04

2010-02-22

李超显，男，湖南株洲人，中共长沙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行政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治理、政府绩效评估、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等。

责任编辑：黄有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