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孟子的“养气”说和韩愈的“气盛言宜”说

冯 杰

(沈阳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辽宁 沈阳 110044)

试比较孟子的“养气”说和韩愈的“气盛言宜”说

冯 杰

(沈阳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辽宁 沈阳 110044)

论述了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和韩愈的“气盛言宜”说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异同,阐述了“气”在文学作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作家要从人格入手,注意养气,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经过量的积累达到质变。

养气;气盛言宜;浩然之气

一、“气”的概念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气是天地间一切事物的基始物质,气的属性贯通一切,渗透一切,于是人与宇宙同构,与万物沟通,物我相融和感应兴会成为可能。气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气是生理的也是心理和思想精神的,以致通于灵慧和神明,如《列子·仲尼》中说:“心合于气,气合于神。”[1]《礼记·祭义》中说:“气也者,神之盛也。”[2]气又往往作为人和事物生命性、灵动性的一种表现。在艺术活动中,气也能够形成冲击观照者感官和心灵的力量。气更是有个性的,《左传》中的所谓“六气”彼此就不相同,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只属于志士仁人,因此,文学作品中的气几乎从来就是个性鲜明的。从正邪、清浊到阳刚和阴柔,不胜枚举,气范畴在风格论中广泛运用可谓顺理成章[3]。气,注重生命精神,气聚为物,气散无形,生命是有个性的,引申到人身上表现为品格的不同。文学中也有差别,各种艺术理论的侧重点不同,有的强调浩然正气,有的侧重个人气质,气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更为密切。

二、孟子的“知言养气”说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4]117提出了“知言养气”说。“知言”就是能够写出和说出美而正的言辞,“养气”是指按照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5]。孟子认为,所谓“养气”,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能够做到“养气”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养气”了,才能“知言”。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孟子的“知言养气”说抓住了人的最本质的人格蕴涵,被后人在文论中广泛引用,并引导作家从“养气”入手去指导创作,形成了中国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对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认为,“气”是充满人身,能够影响肉体运动,而且还能反作用于心志、道德的东西,这就相当于中医说的“营卫气血”之气,有点朴素唯物主义的气息。孟子认为,普通的人只要注意“养气”,经过量的积累可以达到质变,逐渐形成圣人身上的所谓“浩然之气”,它是正大刚直之气。它指的是人的一种精神,“浩然之气”是存在于人的精神里,又表现在世界之上的。它是以表现而存在的,它有一个实践主体。孟子又进一步说明,“其为气也,配义与道”[4]118。这种“浩然之气”必须与义和道相配合,缺乏义和道的配合,像人的肚子饿了一样,就没有力量了。这个气本身,和义和道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人的行为中,浩然之气显现为以义为目的的勇敢无畏的人格力量。若和严重的困难、阻挠进行斗争,就需要行为的主体显示出这种精神,甚至于不惜杀身以成仁。这种精神的显示是以阻挠力量的大小作为存在程度的一个标志。阻挠力量越大,这个主体显示的越充分。凡是在中国历史上显示出浩然之气的,都是在主体实现自己的目标过程当中遇到强大的阻力,才显示出来的。文天祥遇到了民族的危亡,自身生死的考验,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显示了这种“至大至刚”之气。文天祥与他的正气凛然的《正气歌》,正是“知言养气”说的最好实践与证明。

孟子的养气说表现出高度推崇理性的自觉与坚定志向的作用。于是他的“浩然之气”实际上便成了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而达到的一种高度自觉、志向坚定的崇高精神境界。

三、韩愈的“气盛言宜”说

韩愈提出了“气盛言宜”的文学主张。他把创作主体的人格修养和作品的创作个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发展了前人的观点。他认为“气”就创作主体而言,内蓄为气质、性格;就创作对象而言,发而为个性、风格。从而提出了“气盛言宜”的文学创作主张。他认为,气盛则言宜,有了这股气,就会“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6];有了这股气,文章就会气韵生动地鲜活起来,成为合于时用的“道”的载体。要写好文章,就要时刻注意培养自己的个性,立志以高其气,修德以洁其气,培情以养其气;让氤氲之气充塞创作主体,成为发而为个体文本的最丰富的源泉和最高的范本。

同时,韩愈特别重视作家精神力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既强调作家的道德行为又强调作家的文艺修养。他在《答李翊书》中提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则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7]95。“气盛言宜”贯穿在文章中有一股向上的傲然之气。所谓“气盛言宜”,就是说作家的道德修养境界高,则在发言、著述时,无论用词长短或声调高下,均能得宜。韩愈的“气盛言宜”既是一种精神气质,又是一种人格境界。“气盛言宜”说将“养气”与“作家”统一起来,重视作者的道德、人格,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这一理论是对孟子“养气”理论和曹丕“文以气为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为后代文学家开辟了一个为文论“气”、“养气”的传统。这也是韩愈对中国古代文气论的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他认为文章的好坏和作者主观的情感气势有着直接的关系,只要人的感情充沛,那么驾驭和运用语言就会从容自如。这是韩愈有感而发的,因为当时中唐流行的骈文专在语言形式上下功夫,而内容却浅薄无聊,韩愈对此深为不满,强调作者应从道德修养出发。韩愈提出这些主张旨在复兴儒学,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推进当时的古文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8]28。

四、孟、韩学说之间的异同

1.相继承的同一关系

韩愈与孟子在养气上是相继承的同一关系。中唐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场韩愈领导的关于儒学复兴的运动,因此,韩愈直接继承了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学说,并由“德”之“养”引申出“气盛言宜”之说。孟子当时并不是作为文论提出“气盛言宜”学说的,只是后人把它引入了文论。韩愈在“气”的含义上继承了孟子的说法,同时韩愈的气盛言宜说就是指写文章。在《答李翊书》中,他提出了“气盛言宜”之论。在这里,韩愈将“气”与“言”的关系,比作水与物的关系,认为文章的好坏与作家的主观道德风貌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从强调作者的道德修养及表现辞采的重要性来看的,这里所说的“气”,是指儒家的仁义道德修养造诣很高,从而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气质、人格境界,与孟子的“配义与道”而修养成的“浩然之气”含义基本相同。北宋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说孟子的浩然之气参乎天地之间,清代刘熙载说:“昌黎接孟子知言养气之传”[9]。孟子“养气”说表现出的仁义精神,在韩愈生活的时代演化为“古道”或“道”并不断得到弘扬。

韩愈所说的气,一是把水与物比作气与言,以见气之于言的作用。二是说气盛会使言产生的效果,总之是气盛则言宜。因此,为文当养气。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7]95为文要有源头活水,才会使创作之源不会枯竭。而且,方向要准,源头要正,源流要清。要做到这些,必须注重一个“养”字。“养气”养的是什么?韩愈提出了两点:“行”和“游”。通过“行游养正”,就会不辍其志、不惮其苦,百折不回,九死不悔。这样,就有了伟大的人格力量,有了高尚的道德修养。因此,文章就会如行云流水,喷薄欲出。因此,养气养的是仁义。韩愈认为这种正气需长期培养,培养的途径主要是学习《诗经》《尚书》等古代圣人的经典,学习孔孟所强调的仁义等一套儒家的伦理道德。正气培养得旺盛了,发而为言辞文章,表达力就会很强,文辞不论长短高下,都会无所不宜了[8]27。这都说明韩、孟养气学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2.韩愈在继承中的创新

孟韩养气学说既相继承又相区别。孟子说的养气是为了知言即考察他人的言论,并不是创作理论。孟子认为,知言与养气是必须一起完成的自我生命开展的两个层面。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构成一个无始无终的循环。但是,更深一层从孟学之作为一个道德之学而言,“养气”在发展程序上应是在“知言”之前。但孟子并未论及气与文的关系,他的养气养的是仁义。他们都以仁义为武器,但不同的是孟子是以仁政寓仁义。韩愈是以古道寓仁义。理性与感性融合,感性的冲动淡化了理性的逻辑,从而使文章的气势呼之欲出。如《孟子》散文,韩愈的《原道》既是实例。韩愈的创新之处在于将道德之气与艺术表现的行文之气完美的结合。他将养气与作文统一起来,阐述的是创作的原理。先道德而后文章,人品与文品统一,这本是传统儒家的重要文学思想,韩愈则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文学理论。特别要说明的是,韩愈强调“气盛言宜”并没有忽视文章的写作技巧,而是力主在语言上要创新,对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10],要“惟陈言之务去”[7]95。

“养气”使孟、韩文章在气势上有明显的不同,很多学者对此加以评论。今人牛鸿恩认为孟子的文章具有气势极盛,笔锋犀利,锐不可当的特点,是先秦哲理散文中最雄辩、最有气势的著作之一。善养浩然之气文章就气势极盛,笔锋犀利。对韩愈的文章没有这样的评价,这也是二者之间不同的地方。韩门弟子皇甫认为,韩愈散文像长江之水一样奔流不息。高棣说“:昌黎博大而文,其诗横别驱,崭绝崛强,汪洋大肆而莫能止。”[11]这些是韩愈之文富有气势且生动形象的最好证明。北宋苏洵曾把孟子、韩愈、欧阳修文章进行了比较后认为“: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亦自畏避,不敢迫视。”[12]也就是说孟、韩的文章风格不一样,孟子的文章平易中显示锋芒,韩愈的文章婉转中显示锋芒。总之,养气造就了孟、韩之文思想的深度和气势,对后世有重要意义及影响。历代文论家都不遗余力地将其发扬光大。

[1] 列御寇.列子·仲尼[M].张湛,注.上海:上海书店,1986:40.

[2] 戴圣.礼记:祭义[M].崔高维,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60.

[3] 涂光社.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发生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144-145.

[4] 孟子.孟子正义:公孙丑章句上[M].焦循,注.上海:上海书店,1986.

[5]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95.

[6] 张怀瑾.文赋译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34.

[7] 韩愈.答李翊书[M]∥韩愈散文全集.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

[8] 杨玲玲.“文以气为主”与“气胜言宜”之比较[J].辽宁师专学报,2009,62(2).

[9] 王气中.艺概笺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59.

[10] 韩愈.答刘正夫书[M]∥韩愈散文全集.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111.

[11]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评汇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65.

[12] 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M].曾枣庄,金成礼,嘉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28.

Comparision between Mencius’s Theory of“Fostering the Spirit of Nobility”and Han Yu’s Theory of“Spiritual Power Makes Proper Words”

FENG Jie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Shenya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44,China)

Mencius’s theory of“Fostering the Spirit of Nobility”and Han Yu’s theory of“Spiritual Power Makes Proper Words”were discussed,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an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The importance of spirit in the literary works is described.It is emphasized that,authors have to begin w ith personality to foster the spirit of nobility;One’s virtue and nobility w ill be fostered in the processof continuous accumulation of quantity.

fostering the spirit of nobility;spiritual powermakes p roper words;noble spirit

B 222.5

A

1008-9225(2010)02-0095-03

2009-10-10

冯 杰(1968-),女,辽宁铁岭人,沈阳大学实验师,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王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