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温州资本形成能力

文/任晓

（作者为温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新经济增长理论以为，一个经济体长期内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三个因素，即资本形成、劳动力形成和技术进步。经济体发达的程度不同，经济增长对这三个因素的依赖程度也各不相同，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高的资本形成比率是其长期增长的重要条件。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迈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或产业结构升级，都经历过投资率显著上升的阶段。

最近十年的统计数据反映，温州资本形成比当年按支出法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不升反降，低过浙江平均水平乃至部分年份不达全国平均值，从统计核算的角度看会直接拉低GDP指标的表现。那么，资本形成绝对水平快速提高为什么没有在温州发生呢？

首先看运行表现。过去五年里，基础设施、工业、房地产三类投资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平均份额大约是7%、8%和9%。资本形成增速表现不一，除房地产投资外，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投资增速缓慢且年度表现起伏不定。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温州，工业投资结构上从来没有形成高比例的政府主导格局，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有部分比例尚不到1/2。其次看投资效率。过去的五年里，资本的投入产出比在基础设施、工业和房地产中平均为8%、3.8%和13.8%。从年度趋势上看工业资本形成比率快速下降，房地产快速上升，基础设施则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再看资本形成的潜力与空间。房地产投资未来预计放缓；基础设施投资除了可以在建续建项目加快建设，压缩工期以密集资本形成水平外，新的投资增长点难觅。空间方面，近期可行的资本形成应该在工业领域的投资品行业。理由是，投资品行业比工业中的原材料行业和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行业的增长速度都更快。而温州在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设备行业具备一定的实力和基础。进一步说，维持一个较高的资本形成增长速度是解决温州产业结构性问题的关键。

当前强化装备制造部门的资本形成水平面临的微观约束条件包括：财务结构。温州固定资产投资主体主要为市场化的企业，投资来源中自筹资金占了3/4，投资增长具有强烈的内生性。需要突破的是，未来如何依托项目载体引入外来的战略性产业资本，而本地企业要能够放松对短期现金流和利润的财务要求，地方政府则要够承担短期财政减收的压力。

成本结构。资本投入的刚性成本——利率水平应会逐步提高，将抑制投资增长。不过，本地发达的民间金融服务提示资金价格可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成本，更高的成本约束来自竞争本地的公共服务而导致的“其它费用”，是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要素结构。资本的形成需要其它生产要素的跟进配置。不仅要求资本市场的支持，还要有体现政府要素调控的意志和有能力的市场参与主体。来自政府国资背景的投资在工业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的作用，绝不仅仅限于它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更关键的是促进民间投资的“引致效应”，即投入可以引发、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

观察地区的资本形成潜力、来源和约束条件有现实的政策含义，对这个问题的政策反应最终会决定未来是又一轮低效的投资高潮，还是合理的挖掘经济增长潜力。任何产业政策都有其“时间窗口”。过去十年，温州错过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的最佳时间，当时特殊的国际与国内背景，今后无法复制。误判形势，政策失当，所谓转型发展必然“进退失据”。一个明显的例证，仅为了追求提高投资规模，节能减排就无从谈起，产业转型升级自然成为空话。

温州“重型化”产业政策睽违十年再出发，希望政策能强调产业资本形成的效率，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