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十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变动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

郑必坚

一、历史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新觉醒问题的由来

从1921年到201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波澜壮阔的90年，既是世界历史大变动的90年，也是中国历史大变动的90年。与世界历史大变动紧密相联的中国历史大变动在其广度、深度上，在由此引起的冲击力、震撼力上，实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所仅有，也为世界历史所罕见。

请看看中国在这90年一头一尾的鲜明对比：开头是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困境，今天则是昂首阔步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开头是国家被瓜分豆剖，人民积贫积弱，今天则是国家团结凝聚，人民充满希望；开头是饱受列强蹂躏，任人争夺宰割，今天则是独立自主，和平崛起，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灿烂的发展前景。

再请看看中国在这90年大变动进程中相继实现的三大历史性转变：一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二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三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虽然今天的中国仍未从根本上摆脱不发达状态，要使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整体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国家行列所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大，矛盾仍然很多，但是过去90年间中国已经实现的如此广泛深刻的历史大变动，作为这90年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方面，则已成为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高度共识。

中国这90年历史大变动由何而来？主客观因素和国内外因素，无疑是众多的。而综观全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在于有了一个一以贯之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自己行动指南的领导核心；有了一个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能够依据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和亿万人民伟大实践的不断深入而持续获得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从而形成并不断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主心骨和领路人。这个领导核心，这个主心骨和领路人，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这波澜壮阔的90年间，正是世界大变动、中国大变动的历史要求，启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倒逼”着要求它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而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又反过来持续启动和引导了中国一波又一波的历史大变动。

二、从90年历史大变动的总趋势上把握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

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乃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基础上，把自己的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新觉醒，是坚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学习研究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并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和中国的实际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新觉醒，是党的指导思想真正能够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各项历史性课题，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不断获得新解放并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福祉的新觉醒。

回溯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总体上获得了哪些真正能够救国救民、富国富民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呢？

第一，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状况，对1840年后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特点作出科学判断，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这个具有极特殊国情的东方大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

第二，鉴于中国特殊国情以及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条件，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首先经过民主革命，尔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战略观念。在此基础上，搞清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确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是也只能是由中国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根本战略方针。

第三，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中国资产阶级则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由此又创造性地提出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战争时期还实行对一部分抗日的大资产阶级也加以联合的、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

第四，提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是以农民为主力军，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人民大革命。与此同时，进一步独创性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提出了人民军队必须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实行“党指挥枪”而不能“枪指挥党”。

第五，提出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农村环境下建设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特殊艰巨性，需要进行“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同时独创性地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者，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第六，经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检验和延安整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运动，统一了全党思想，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

第七，新中国成立后，党又有步骤分阶段地成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特别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经过空前规模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起亘古未有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八，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深刻指出我国依然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独创性地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内政治生活的主题。

第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经过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工作路线、工作方针上的拨乱反正，党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种种严重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进一步确认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此同时，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中，党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性纲领性的基本命题。与此相联系，确认“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确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且确认直到21世纪中叶即2050年以前，中国都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第十一，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过程中，党提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从农村开始，进而发展为以经济体制为重点的全面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尔后又独创性地提出，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第十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立足时代特点和基本国情，党提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三步走，即依次经过解决温饱问题、奔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尔后又把从21世纪初中国进入“小康”后，到2020年的这20年，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第十三，面对21世纪全球性挑战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党提出了“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统筹协调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际国内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大文明建设”协调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第十四，通过把国内大局同国际大局结合起来，把国情意识同世界眼光结合起来，清醒估量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前期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党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世纪之交，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进入21世纪后，进一步强调清醒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对的必须紧紧抓住而又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且全方位地拓展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第十五，联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提出全面建设好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明确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使自己既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与此同时，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强调坚持不懈地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第十六，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之后，党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表明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以上这十六点，归结起来，集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90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变动中，获得了在以下五个根本性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一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心之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同时反对任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二是进行什么样的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中心之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转变，而不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所谓“民主革命只能靠资产阶级领导”的陈腐公式，和混淆革命阶段的所谓“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妄想。三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心之点是从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中心之点是“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先锋队，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五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中心之点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而不是无视人的全面发展、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掠夺式的不可持续的发展。

三、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成功实践，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

在此，我们可以联系前述五大新觉醒的后三条，再作进一步的思考和论析。

一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解放。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内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都属于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并随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的伟大觉醒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创立的，具有从根本上奠定基础性质的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其所包含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论等，正确界定了我国现实社会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兴国之要、立国之本、强国之路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

二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从新时期一开始，党就启动了这一方面的探索和回答，确立了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进一步明确了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世纪之交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强调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从而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明确界定了党自身在新时期的历史方位，从新的历史高度来认识自己、完善自己、全面加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提出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

三是关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同样从新时期一开始，党就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围绕这个部署，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两次飞跃”，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两个大局”，关于“科教兴国”、“依法治国”、“可持续发展”及“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方针，再到新世纪新阶段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特征的“文明发展道路”，等等，都属于在发展问题上不断探索和深化的实践和认识过程。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又进到新的历史起点的发展方位，并把发展问题提到体现以人为本，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既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又着力于推进党的执政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发展之本、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

可以看得清楚，上述这三大方面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之每一方面，都是从改革开放新时期一开始即明确提出，在实践中不断展开和深化，并且总是与30多年各个具体阶段上党的总体战略布局相联系而构成统一整体。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创新和创造，归根到底，都同这三大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分不开。

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排除“左”、右干扰，思想解放不断上台阶，有力带动了改革开放和生产力解放不断上台阶；反过来，改革开放和生产力解放又有力地促进了思想的再解放。

也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党指导的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相一致，而不是相背离；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而不是相悖反；党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及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相联系，而不是相割裂；党坚持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最大利益标准和以人为本相统一，而不是相对立。

直到党的十七大，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一”的统一认识，这就是：一面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的鲜明体现和最新成果，并从而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实践和认识道路。

当然，我们同时清醒看到，在这30多年中，中国不是没有曲折、起伏以至于失误，也不是没有种种失衡、失范、腐败、阴暗面以至于“乱象”，更不是没有困难、风险甚至很大困难和很大风险。

我们还清醒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远未完成，中国还远未摆脱不发达状态，还需要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再艰苦奋斗近40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人能不能干成这番事业，世界上许多人都在关注。再加上今天世界范围的综合国力竞争、不同思潮激荡，比起过去任何时代都要复杂得多。这种情况，必然会给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带来多方面复杂深刻的影响。

至于从更加长远来看，我们大家都记得，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说过：“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于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380页。我理解，邓小平之所以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看得那么长，不仅是因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不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长过程，短了不行；也不仅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不能不经历一个由不那么健全到更加健全的长过程，短了不行；而且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规律的掌握也不能不经历一个长过程，短了也是不行的。

总之，面对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共产党清醒估量困难方面，同时清醒坚定地把握历史方位、历史机遇和历史进程之主流和主导方面，把信心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既不断推进历史大变动又不断实现自身新觉醒。

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解放思想与解放生产力相结合之始终一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与党自身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结合之始终一贯，加强党自身团结与加强党和人民团结相结合之始终一贯。我们真正是这样做了，那么，中国的和平崛起、伟大复兴就是不可阻挡的，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四、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这恰是当年苏联共产党、东欧许多党所不理解甚至公开反对的。

经过90年的奋斗和磨炼，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可以担当起引领世界上最大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继续前进的重任，并且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政党。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条件相结合，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只有赋予其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前途，没有意义；离开中国实际和我们已经取得伟大成功的道路和理论体系，而去另外寻求和依傍别的什么主义和模式，没有前途，没有意义。

有90年英勇奋斗历史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艰苦努力，在世界风云变幻中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形成了这样一套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使社会主义能够生气勃勃地不断前进，并经长期奋斗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这实在是党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

这又一次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节点，仍然能够以自己经过艰苦努力而获得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代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前途。并且一定能够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中，继续经过艰苦努力而获得更多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从而凝聚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依靠中国人共同奋斗，来持续代表这个伟大前途。

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深刻阐明的那样：“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应当说，归根结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今天最大最根本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