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巴关系根本改善的奠基性贡献*

韩晓青

但是，中巴关系的历史发展，也并不是一开始就一帆风顺的。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改变了其建国之初的外交政策，在外交上走上了“巴美结盟”的道路。1954年5月，巴基斯坦和美国签订了《巴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1954年9月、1955年9月，巴基斯坦先后加入了美英主导的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下，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转变，不可避免地给当时中巴关系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影响了中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巴关系曾经一度处于“不冷不热”的尴尬境地。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主抓外交工作，曾连续9年一直担任新中国的外交部长一职。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下，在对待巴基斯坦问题上，周恩来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方法和措施，最终赢得了巴基斯坦的信任和友谊。经过周恩来长期不懈的努力，到60年代初期，以中巴边界协定签订为标志，中巴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周恩来为中巴友好关系的真正确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奠基性贡献。本文利用外交部档案馆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和一些老外交官的回忆录，拟对周恩来对60年代初期中巴关系根本改善做出的奠基性贡献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不把一两件事看作是两国友好道路上的障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相互对立，世界形成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新中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外交上选择了“一边倒”政策，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而巴基斯坦在1954年和美国签订了《巴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并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次年又加入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在外交上选择“巴美结盟”的道路。在东西方冷战的世界格局下，新中国和巴基斯坦分属于不同的阵营，再加上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这似乎注定了中巴之间的敌对关系。面对加入西方阵营的巴基斯坦，周恩来展现了高超的外交智慧和外交艺术，“不把一两件事看作是两国友好道路上的障碍”，为60年代初期中巴关系的根本改善打下了基础。

其一，周恩来曾在许多场合明确反对巴基斯坦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同时又表示中国愿意和巴基斯坦发展友好关系，对巴基斯坦既斗争又团结。1954年10月7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时说：“我们不能了解，为什么巴基斯坦参加西方国家所组织的东南亚军事集团。我曾经直率地把这一点告诉罗查大使。美国发起‘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目的，显然是敌视所谓的共产党国家，而主要是敌视中国。巴中两国是友好的，但是巴基斯坦，竟参加了敌视中国的集团，这使我们很难过。我们对巴基斯坦的政府和人民都是友好的，现在仍然是友好的。”①《周恩来总理接见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年10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0004-03。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向巴基斯坦领导人阐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看法。1956年1月4日，他在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的谈话中回忆说：“在万隆会议期间，曾经同巴基斯坦前任总理阿里先生谈过几件事：第一，关于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我们是很不满意的。但是为了友好，我们在报纸上没有强调指名巴基斯坦来加以反对。”②《周恩来总理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的谈话纪要》（1956年1月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351-01。1956年10月23日，周恩来在接见随巴基斯坦总理访华的记者时说：“尽管巴基斯坦参加了东南亚公约，但是因为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都表示愿意同中国友好，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也没有理由不同巴基斯坦人民和政府友好。”③《周恩来总理接见随巴基斯坦总理访华的记者的谈话纪要》（1956年10月2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6-00177-05。

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下，中巴两国所处阵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均不相同，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条件的综合就可能意味着中巴两国关系的敌对甚至决裂。而周恩来并没有因此就封堵了两国关系的大门，而是多次在谈话中表明了新中国对待巴基斯坦的态度，坚持“一分为二，区别对待”。一方面，对巴基斯坦做出的不利于中巴关系发展的行为坚决反对；另一方面，主张中巴之间继续开展友好往来，不要为这些不利因素所影响。这样既表明了新中国的外交立场，同时又保持了和巴基斯坦的友谊，为日后中巴关系的根本改善保留了一个有利于双方互相沟通的畅通渠道。

其二，在对巴基斯坦的“反华”外交政策进行批评时，周恩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坦诚相见，并且充分为巴基斯坦的利益考虑，做到了以诚动人。针对巴基斯坦参加了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说：“巴基斯坦愿意中国了解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感情，那么巴基斯坦为什么不了解中国反对东南亚公约的感情呢？”①《周恩来总理接见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年10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0004-03。并且站在巴基斯坦的立场上指出了其和美国结盟的危害，“如果巴基斯坦以为同美国结成同盟，在亚洲就有了依靠，那是危险的。如果有人要在亚洲孤立巴基斯坦，我们是反对的，我们认为亚洲国家应该密切来往，互相团结。如果巴基斯坦感到孤立而找美国结盟，那么，作为巴基斯坦的朋友，我们愿指出，这是危险的。这一点，我曾对罗查大使说过。要求美援等于引火烧身。刚才那娃兹夫人说，巴基斯坦的预算中有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用于军事。而美国的援助又都是为了消费而不是为了生产。美国不仅会把巴基斯坦拖入火中，使巴基斯坦脱身不得，而且还会利用巴基斯坦来点起战火。”②《周恩来总理接见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年10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0004-03。

面对巴基斯坦采取的不利于中巴友好的言论和行动，周恩来非常巧妙地借印巴之间存在争议的克什米尔问题来向巴方讲明道理。既然巴基斯坦不乐意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巴方的敌对国家，那么中国怎么会乐意巴基斯坦支持中国的敌对国家美国呢？周恩来借这个问题使巴基斯坦方面深刻理解中国对巴基斯坦加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态度和感情，巧妙点出了中巴双方矛盾、分歧的根本所在。中巴双方对两国之间矛盾和分歧的明确，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双方矛盾的化解。周恩来更从当时冷战的世界格局这个宏观的国际背景出发，准确分析美国拉巴基斯坦加入西方阵营的目的——遏制新中国，而并非为了维护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从巴基斯坦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指出了巴基斯坦这样做对其自身国家利益的危害，这样既避免了中巴之间矛盾的激化和扩大，同时也促使巴基斯坦开始思考其采取“巴美结盟”的外交政策对其自身的危害性。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周恩来的判断是正确的，巴基斯坦因为“巴美结盟”的战略不能维护其国家利益而改变了其外交方针和政策。周恩来的这些做法为中巴友好关系的根本改善埋下了伏笔。

对照组采用单纯拜新同治疗，服用1片/次，服用1次/d，连续服用8周。研究组采用拜新同联合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治疗，拜新同，服用1片/次，服用1次/d，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服用1片/次，服用1次/d，连续服用8周。

其三，周恩来反复向巴基斯坦说明中巴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中国愿意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1956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的会谈中说：“中巴两国没有利害冲突，自从建交尤其是在万隆会议以后，通过文化、经济方面的交流和人员往来，互相学习，友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今后还可以把两国关系搞得更好。虽然两国在某些方面有不同见解，但这不妨碍和平共处。”③《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48—649页。1956年12月，周恩来首次访巴期间，在和巴基斯坦总理等人的谈话中表示：“希望看到巴强大繁荣，希望看到巴将更多精力从军事上转向经济建设。只有经济独立了，政治独立才有保障。我愿在经济上与巴合作，中国愿与巴发展友好关系，不把一两件事看作是两国友好道路上的障碍，中国愿与巴加强经济、文化关系和友好往来，这对双方均有利。”④《我驻巴基斯坦使馆简报周恩来总理访巴时与总理苏拉瓦底和外长努恩以及总统米扎尔会谈情况》（1957年1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528-02。

周恩来对巴基斯坦“晓之以理、诱之以利”，反复向巴基斯坦说明改善中巴关系对双方来说是一种“双赢”的行为，反之则会两败俱伤，中巴之间应该求同存异，大力发展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样做才是符合中巴双方利益的明智之举。周恩来采取的这些办法，促进了中巴之间的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友好往来的发展。1956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访问巴基斯坦。同年3月，贺龙元帅作为特使参加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庆典。1956年，周恩来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进行了互访。50年代，中巴两国民间团体也进行了友好往来，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工会代表团、伊斯兰教代表团曾先后访问中国，中国艺术代表团、水利考察代表团也对巴基斯坦进行了访问。

经过周恩来的不断努力，中巴关系在50年代有了很大发展，为中巴关系在60年代初期的根本改善奠定了基础。耿飚曾回忆，“50年代后期我担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时，巴基斯坦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改名为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与印度不和。当时，总理曾找我商量如何做巴基斯坦的工作，发展中巴两国的友好关系。他不因为当时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而疏远巴基斯坦，也不因为巴基斯坦是两个反共反华国际组织的成员而排斥它；相反，他亲自多次同巴方领导人会见，体谅巴的处境，实事求是，推心置腹，坦诚相待。由于周总理的耐心工作，我国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同巴基斯坦的关系也得到很大发展。”①田曾佩、王泰平主编：《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二、“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关心克什米尔问题的和平解决”

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取得了独立，但两国因为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巴基斯坦认为克什米尔应该归属巴基斯坦，其理由是：“（1）克邦人口的77％是回教徒；（2）克邦在地理上与西巴结连一体，克邦对外交通要道都通入西巴，特别是西巴赖以灌溉的六条河流中有三条的上游在克邦，一旦水源被截断，西巴农业就被破坏；由于克邦的战略位置，如克邦归印度，巴基斯坦就不安全。”②《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调研资料》（1956年3月1日—1957年12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1450-02。印度却认为克什米尔应该归属印度。两国之间很快兵戎相见，爆发了第一次印巴战争。之后两国因为克什米尔问题长期不和。西方国家不断利用克什米尔问题在印巴之间制造纠纷，苏联也在这个问题上偏袒印度。周恩来并没有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在此问题上追随苏联，也没有因为此时中印之间的关系比中巴之间的关系密切而偏袒印度，而是一直主张对克什米尔问题持公正的态度，力促印巴双方和解，赢得了巴基斯坦方面的友谊和赞扬，为中巴关系的根本改善作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

首先，周恩来主张中国不要介入克什米尔问题，不在印巴之间制造矛盾和纠纷，他曾多次表达了这个意思。

1954年10月，他在接见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时说：“中国对于克什米尔问题保持冷静和中立的态度，我们愿意研究这个问题，在没有弄清楚情况以前，我们不愿意随便地提出意见。巴、印两国都是中国的邻邦，我们同样尊重，我们希望我们这两个邻邦能自己来解决它们的问题，并且十分希望它们团结起来。我们对于克什米尔问题保持冷静，我们绝不愿做任何事情来伤害巴、印朋友的感情。”③《周恩来总理接见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年10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0004-03。1956年12月，周恩来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再次向巴政府表达了这个意思，并进一步表示愿意为印巴双方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传递信息。据中国驻巴使馆报回周恩来在访巴期间和巴基斯坦总统、外长等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谈话记录：“总理表示：印度是大国，巴也不是小国，印巴是姊妹国家，中国愿看到克邦问题由印巴双方直接和平协商得到解决。中国愿将印方意见转达巴方，亦愿将巴方意见转达印方。若有所需，中国愿提出一些建议，但中国不拟作正式调解人。”④《我驻巴基斯坦使馆简报周恩来总理访巴时与总理苏拉瓦底和外长努恩以及总统米扎尔会谈情况》（1957年1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528-02。

当巴基斯坦方面主动要求中国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进行调停的时候，周恩来为了不干涉巴基斯坦内政，不介入印巴争端，一再表示拒绝。1956年6月27日，周恩来接见了巴基斯坦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当代表团团长费兹问周恩来是否有可能为印巴总理就克什米尔问题直接进行会谈斡旋时，周恩来明确回答说：“没有这种想法。”⑤《周恩来总理接见巴基斯坦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6月2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6-00177-04。之后，另外一个团员古莱希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还希望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如果印、巴同意由中国进行斡旋，中国是否愿意？”①《周恩来总理接见巴基斯坦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6月2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6-00177-04。周恩来从侧面表明了相同的态度，并且说：“我坦率地讲，我建议你们不要在这种问题上作耸人听闻的报道，这对增进友谊没有好处。我们需要多做一些真正的工作。”②《周恩来总理接见巴基斯坦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6月2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6-00177-04。1956年10月23日，周恩来在接见随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访华的记者时，再次表明了中国不愿介入克什米尔争端的态度。“库：中国是否愿意调解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分歧？总理：这是你们之间的问题，我们只是说和的人。”③《周恩来总理接见随巴基斯坦总理访华的记者的谈话纪要》（1956年10月2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6-00177-05。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议会代表团，“当团长谢赫·穆吉布尔·拉赫曼说他们希望在克什米尔举行全民投票并希望周恩来仲裁时，周恩来回答说：我们不愿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④《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5—56页。。

50年代，中苏、中印关系比中巴关系要密切得多。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苏联采取支持印度的态度。但周恩来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一直持公正的立场，并没有因为当时中苏、中印的密切关系而偏袒印度。在巴基斯坦主动请求中国政府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仲裁的情况下，周恩来依然坚定执行中国政府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绝不插手克什米尔问题，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故意利用印巴之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矛盾和争端，在印巴之间制造矛盾和纠纷。周恩来的做法赢得了巴基斯坦方面的赞扬和支持。1962年11月27日，布托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上作长篇发言时就巴中关系说：“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没有采取敌对的立场一事表示赞赏和敬意，尽管在过去我们同这个伟大的亚洲邻邦的关系并不像今天这样的融洽。”⑤《巴基斯坦外长布托在议会讲话中有关巴中关系的部分（巴驻华大使提供）》（1962年12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1282-05。巴基斯坦对中国的信任和赞赏，为中巴关系的根本改善扫除了许多障碍。

其次，周恩来指出克什米尔问题是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阴谋，印巴双方应该通过和平的方法来取得解决，不要外人插手。

1953年4月23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的时候说：“中国作为与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很希望你们能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第295页。1956年12月21日，他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时说：“克什米尔纠纷是历史上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希望两国和平解决。印巴两国是姊妹国家，具有共同的血统，只应和好而没有理由互相敌视。”⑦《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第648—649页。

当巴基斯坦和印度因为克什米尔问题面临着流血冲突的危险时，周恩来力主印巴双方和解，并真诚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1953年8月13日，罗查告知周恩来，巴基斯坦准备取消原定的国庆庆典，因为“巴基斯坦现有的局势是几乎紧急状态。取消庆祝是对克什米尔人民的痛苦表示同情的象征”⑧《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就克什米尔问题致周恩来总理函》（1953年8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030-01。。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第二天就接见了罗查，设身处地，以中国的情况为例，劝说印巴双方应该坐下来，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周恩来说：“我们亚洲国家一向被人欺侮，现在逐渐站起来了，应在邻国之间和平共处。我们不愿意看到发生任何纠纷，尤其是外国干涉造成的纠纷，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受够这种苦头了。因此，作为邻国，我们不愿看到巴基斯坦和印度兵戎相见。”同时，周恩来向巴政府提出了解决两国纠纷的四点建议：“第一，大家应为和平而努力；第二，应该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第三，如大使所说，彼此要有妥协精神；第四，有问题要自己来解决，不要外人干预。”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第319—320页。1956年1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时，就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再次真诚、热心地提出了建议，指出：“首先，我们认为，不应该用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其次，克什米尔问题应该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而不应该引入外力来干涉。把美国引入克什米尔是我们不放心的。第三，巴基斯坦和印度应该自己协商解决克什米尔问题。”①《周恩来总理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的谈话纪要》（1956年1月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351-01。

周恩来还从亚洲和平的大局出发劝说印巴双方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并且对印巴双方和平解决克什米尔的任何建设性步骤都表示支持。1957年2月16日，周恩来在给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的复信中说：“总之，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关心克什米尔问题的和平解决。我们殷切地盼望这个问题在阁下和尼赫鲁总理等两位干练的领导人物的共同努力之下能够早日走上友好和平解决的道路，杜绝一切武装冲突和外国干涉的危险。这不但是巴印两国的幸事，也将有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的稳定。因此，巴基斯坦或印度对于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采取的任何建设性步骤都将得到中国人民善意的支持。”②《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交来巴总理苏拉瓦底致周恩来总理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信及周总理的复信（中文、英文）》（1957年2月1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353-02。

对克什米尔问题，周恩来不仅对巴基斯坦人士是这样说的，在别的场合，他的态度也是如此。在印度加尔各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在科伦坡答记者问时、在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都一再表明对印巴双方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公正态度③1956年12月9日周恩来在加尔各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个问题是印度同巴基斯坦之间的未决问题，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和好地解决。印度同巴基斯坦是姊妹国家。这两个国家人民种族相同，他们之间没有不可解决的争端。印度同巴基斯坦分治是英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的政策的不幸结果”。1957年2月5日周恩来在科伦坡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不赞成联合国部队到克什米尔去”，“这是因为中国始终认为把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是得不到什么好结果的”。“西方国家目前正在利用克什米尔问题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制造冲突。他们的目的是在亚洲国家中间散布不和的种子，以图转移世界人民对中近东的注意力”。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在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中说：“在目前亚洲各国的关系中，存在着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问题，引起了邻近各国的深深不安。我们曾经向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表示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和平协商来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和我在今年2月5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曾经共同呼吁双方，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为了亚非团结的更广泛的利益，进一步争取这个问题的和平解决。在这里，我们愿意再次表示这样的愿望。我们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姊妹国家是可以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这个问题的友好的解决的，而在美国控制联合国的情况下，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只能够引起外国干涉的危险”。见《周恩来总理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公开讲话》（1956年12月9日—1957年3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1507-05。。尤其可贵的是，从1950年中印建交，到1959年中印之间关于西藏问题、领土问题的分歧公开化以前这段时期，中印关系比中巴关系要密切得多。印度多次要求周恩来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表示对印度的支持，周恩来不惜冒着得罪印度的危险，坚持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公正立场，并没有因中印关系比中巴关系密切而偏袒或支持印度。1963年3月2日，周恩来对巴基斯坦外长布托说：“我可以告诉外长阁下一件事。我第一次访问印度，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当时尼赫鲁竭力影响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态度，要我到克什米尔去访问；还说他的家族是克什米尔人等等。我阐明中国不介入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立场，并说中国一直希望印巴友好解决这个问题，拒绝了访问克邦的邀请。后来，他又想尽办法要我们说一两句在克邦问题上支持印度的话，我们也拒绝了。”④《巴基斯坦外长布托访华；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布托谈话记录》（1963年3月2日—1963年3月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1502-03。据耿飚回忆，1956年周恩来访问印度之前，他曾提醒如果印方安排周总理到尼赫鲁的家乡去访问的话，建议不要去，并且解释说：“尼赫鲁的家乡在克什米尔南部印度实际控制区。您访印时如果在尼赫鲁陪同下到他故乡去访问，就会造成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印度、反对巴基斯坦的误解……”周恩来听取了耿飚的意见，“后来，周总理访印时果然婉拒了印方的邀请，未去克什米尔访问。巴基斯坦方面对此十分满意，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很大支持。”①耿飚：《耿飚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

巴基斯坦加入西方阵营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借助西方国家的力量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抗印度。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巴基斯坦的西方盟友为了不得罪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含混其辞，甚至有意使印巴之间为克什米尔问题而争执不休，挑拨印巴关系，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苏联因为巴基斯坦是西方阵营的成员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明确表示支持印度，站在了巴基斯坦的对立面。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周恩来态度鲜明，坚决不干涉巴基斯坦内政，甚至不惜冒着得罪当时和中国关系比较友好的印度的危险，真诚希望印巴双方通过和平方法取得问题的解决。周恩来的态度和几方态度的鲜明对比，让巴基斯坦方面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中国的真诚友谊，让巴基斯坦切实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值得深入交往的朋友，尽管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这就消除了巴基斯坦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许多疑虑，消除了因为西方国家的宣传对中巴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了中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为中巴关系在60年代初期的根本改善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三、“在和平谈判中友好地解决边界问题”

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克什米尔地区相接壤，历史上两国之间的这段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1961年3月，巴基斯坦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建议双方进行边界谈判，划定边界。中巴之间的边界本身并不复杂，但是一旦牵涉到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时，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巴基斯坦认为克什米尔属于巴基斯坦，但印度认为克什米尔早已经并入于印度，根本不存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地区的占领完全是侵略行为。此时，中国如果贸然和巴基斯坦进行边界谈判，势必会得罪印度，造成中印、印巴之间关系的紧张，但中国政府也不能因为克什米尔的归属未定就不和巴基斯坦划定这段边界。

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周恩来再次展现了高超的外交智慧和外交艺术。据裴默农回忆，当时“周总理召集有关部门商讨巴方的建议时分析，我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一贯立场巴方是一清二楚的；考虑到巴实际管辖的地区既然同新疆接壤，同巴方划定这段边界是必要的；至于这条边界所涉及的克什米尔地段，只要避开其归属问题，不但巴方不致拒绝，印度也没有理由反对；因此，同巴方达成一个原则性的协议是可能的”。“外交部遵照周总理的具体指示，于1962年2月复照巴方，同意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同时明确表示：在克什米尔的归属解决之前，比较恰当的做法是中巴先就两国间目前实际存在的共同边界走向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协议，并在协议中规定，在巴印解决了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以后，有关的主权当局将同中国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这个临时性协定。如所预料，巴方同意了我国的上述建议。”②裴默农：《从中巴关系看周恩来争取友好邻邦的远大谋略》，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18页。

在这样的基础上，双方在1962年5月共同发表联合公报，同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同所有邻国签订边界协定或边界条约时，都是根据‘平等合作、互谅互让的精神，在和平谈判中友好地解决边界问题’这一原则。”③《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第544页。纵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陆地边界谈判，中巴之间的边界谈判进行得还算比较顺利，双方在1962年10月开始了边界谈判，到1963年3月就顺利达成了“边界协定”。

协定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其中用“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而没有用“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这样的词句，避免了中印、印巴之间的矛盾。并且在协定的第六条，根据1962年中国方面复照巴基斯坦时周恩来的指示，特意作了这样的规定：“双方同意，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关于克什米尔的争议获得解决以后，有关的主权当局将就本协定第二条所述的边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本协定，该主权当局如系巴基斯坦，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巴基斯坦将签订的正式边界条约中，应该保持协定和上述议定书中的规定。”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中阿·中巴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7—28页。

周恩来对于中巴边界问题的处理，既解决了中巴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又充分照顾了印巴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况，显示了其高超的外交智慧和外交艺术。正如当年陈毅外长在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举行的宴会上所说的那样：“中国同巴基斯坦签订边界协定，对于克什米尔归属未定的特殊情况，作了必要的和适当的照顾。我们这样做，既有利于确保中巴边境的安谧、加强中巴友好和亚非团结，也有利于巴印两国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我国愿意同巴基斯坦友好，也愿意看到巴基斯坦同印度友好。”②《人民日报》1963年3月3日。

中巴关系以中巴边界协定签订为标志，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和转变，真正进入到了友好合作的新阶段。而中巴之间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得以顺利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周恩来在处理中巴边界问题之初，充分考虑印巴之间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回避克什米尔归属问题的重要建议。周恩来在解决中巴边界问题时，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解决办法，促使了中巴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进而为中巴友好关系的最终改善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50年代，周恩来并不因为巴基斯坦身处西方阵营而对其持敌对的态度，而是力促中巴之间的友好交往，为60年代初期中巴关系的根本改善保留了顺畅的通道。周恩来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所采取的公正立场，赢得了巴基斯坦的信任和友谊，扫除了日后中巴关系根本改善道路上的障碍。在处理中巴之间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时，周恩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办法，提出了规避克什米尔归属问题的重要建议，推动中巴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促进了中巴友好合作新阶段的到来。

以上周恩来所做的这些奠基性工作，其意义是重大的。其一，假如没有周恩来的这一系列奠基性的工作，很难想象，中巴两个处于不同阵营，并且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国家，在60年代初期能够突然无视两国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异，迅速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就双方之间的边界问题坐下来进行真诚的交流和合作，最终促使问题顺利解决，使中巴关系在60年代初期取得根本性改善。其二，60年代初期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出现了逆转，一时间中国在整个南亚的外交格局面临着困境。周恩来为中巴关系的根本改善所做的这些奠基性工作，为中国在60年代初期摆脱在南亚的外交僵局，打开中国在南亚新的外交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三，7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在中美之间“穿针引线”，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从这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以上周恩来对中巴关系根本改善所做的奠基性工作，中美之间外交“坚冰”的打破也许需要延缓很长一段时间。总之，60年代初期，中巴友好关系真正建立，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中巴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友谊，两国被称为“全天候的朋友”，两国关系被誉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典范”，这与周恩来当初为中巴关系根本改善，中巴友好关系得以真正建立所做出的一系列奠基性工作和贡献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