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关税自主活动

董振平

近代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丧失经历了一个过程。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将中国关税税率协定为值百抽五，其后陆续侵华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先后胁迫清朝政府取得协定关税的权利。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英、法、美等国乘机劫管了上海江海关，1859年1月英国人李泰国出任清政府“总管各口海关总税务司”，从此外籍税务司制度就成为中国固定的海关制度。辛亥革命时期，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又乘机夺取中国海关税款保管权。至此，中国关税主权完全丧失。关税自主权的丧失，既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又打击了本就幼弱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帝国主义凭此完全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辛丑条约》之后，除日本外的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般不再直接出兵武装侵略中国，原因就在于此。因此，争取关税自主、收回关税主权就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的一个重要方面；关税自主运动也就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关税自主活动多集中在政府层面。而在中共成立之后，有关关税自主活动的民间外交不断加强，关税自主问题也开始与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结合起来。关税自主活动的这种变化，与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是密不可分的。近代中国政府为获得关税收入、争取关税自主权，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学术界对此已有相当的研究①对于关税自主问题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层面。专著方面，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分）》（人民出版社，1999年）用丰富的史料对民国关税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论文方面，对北洋政府关税自主问题的研究主要有林仁川的《北洋军阀时期财政与关税自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单冠初的《中国关税自主和安格联事件中的日本》（《史林》2002年第2期）；对南京国民政府关税自主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程道德的《试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争取关税自主权的对外交涉》（《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张生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关税改革述评》（《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陈诗启的《南京政府的关税行政改革》（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董振平的《南京国民政府关税自主的背景分析》（《齐鲁学刊》2002年第1期）、仇华飞的《美国与中国关税自主》（《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但对于中国共产党争取关税自主权的努力及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尚缺乏深入全面的探讨②对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关于关税问题的研究，直接相关的文章只有文君的《陈独秀与国民革命时期的关税自主运动》（《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其他只是在论述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关系时有所涉及，如李育民的《中国共产党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5期）等。。本文拟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关税问题的主张与实践，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关税活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大力宣传协定关税的危害，倡导收回关税自主权

协定关税问题，自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时就已被明文规定，随后海关行政权也被帝国主义者控制。在近代中国，许多爱国人士寄希望于通过举办实业、增强经济实力，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但结果总是不能如愿。中国共产党人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着更清醒的认识，提出了根治的办法，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改正协定关税制”等11项原则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5页。。中共二大宣言指出：“关税也不是自主的，是由外国帝国主义者协订和管理的；这样，不但便利于他们的资本输入和原料的吸收，而且是中国经济生命的神经系已落在帝国主义的巨掌之中了。”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02—103页。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也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既已取得了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等等优越的权利，他们便支配了中国重要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35页。进一步提出了包括取消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保护税则在内的17条目标要求。针对1923年民族资本家聂云台在上海开办的大中华纱厂因亏本而停业，张太雷撰文指出，“没有独立的中国，不能自由订定关税，中国实业的发展是梦想”⑥《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6页。。陈独秀认为，我们不能再依赖抵制外货的手段，“我们宜采用积极的革命手段：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⑦《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第564页。。

在国共合作即将实现之际，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再次通告呼吁收回海关主权，“协定关税制，税则用人均不能自由行使主权，这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制我死命的最毒政策，因为在此关税制度之下，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进口税，以遏外货之输入；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出口税，以遏原料之输出；如此产业落后的国家，永远不易发展，永远为销行外货之市场”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11—212页。。陈独秀撰文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侵犯中国主权的事……尤其是干涉海关收税权能够制中国人的死命。”“在这种协定关税之下，中国自己的工业很难自由发展。”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87、299页。

这些认识与主张，对于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促进了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

恽代英在1924年1月撰写了《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一文，明确指出：“外国的关税是保护自己的产业，以防遏人家的工具；我们的关税，却成了帮助人家经济的侵略，以损害自己的东西。我们不但不能用关税政策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我们现有的关税制度，正是国际资本主义征服中国最重要的武器。”①《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1页。接着，他在《怎样进行革命运动》一文中指出：“怎样打倒外国经济压迫呢？这用不着杀洋人，烧教堂，只要收回关税主权，酌加入口关税，核减外债，取销领事裁判权与租界，废除不平等的条约便够了。”②《恽代英文集》上卷，第595页。邓中夏也撰文指出：“欲救中国，必先收回关税主权。”③《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0页。罗章龙在《关税会议的“时机”》一文中也指出：“协定关税制度，永远是我国国民沉重的枷锁，在协定意义下外人所主张的无论什么‘会议’和什么办法，都是于我国民无利益的，我们所要的是运用国民革命的力量根本取销这种畸形的制度！”④《向导》（汇刊影印本）第2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503页。

为了全民族的解放，1924年11月中共中央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了13条最低限度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一重要是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因为这是全民族对外的经济解放之唯一关键”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06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也指出：“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利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20页。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在反清、反军阀的斗争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其领导人孙中山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但是，在反帝问题上，孙中山及其领导的组织的表现是极为软弱的，其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屡遭挫折。也正是因为这个令人沮丧的过程与结果，促使孙中山思想发生变化；在悲观失望之余，他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充满活力、富有生机的表现。于是他考虑吸收共产党员参加他所领导的组织，改组国民党。国民党一大宣言明确反帝态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姿态，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直接关联的。在孙中山逝世以后，国共分歧日益扩大，国共合作前景堪忧，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帝态度与主张却没有丝毫改变，坚定地认为，中国的民族运动是“决不会随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99页。。

1926年2月，粤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卑路封锁广州口岸，企图破坏省港大罢工。张太雷号召：“应当继续对全国及世界人民揭破香港帝国主义之阴谋与宣传税务司滥用职权封锁港口之不当，我们更当团结一致进行撤换税务司与收回海关管理权之运动。”⑧《张太雷文集》，第108页。1926年7月12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再次指出，中国实行协定关税制、不能采取保护关税制，又由于外国人把持海关，幼弱的中国民族工商业不能与外货竞争。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这仅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为自求解放，必须力争整个的民族解放，推翻本国军阀及世界帝国主义。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不平等条约不废除，关税不能自主。”⑨《陈独秀文章选编》（下），三联书店，1984年，第320页。因此，他明确指出，“我们敢公告全中国人全世界人：以革命行动扫荡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侵略机关，归诸国有……必须这样，才算完成了民族革命。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脱离外国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与侵略。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建设独立的经济势力与文化。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开始和一切平等相待的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合作。”○10《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355页。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共产党大力宣传协定关税的危害，倡导收回关税自主权，推动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争取关税自主的活动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关税自主的努力却总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曾在中国担任税务司的英国人莱特（Stanley F.Wright）认为：“中国的关税自主，简直就像是一个发育不全的半死婴儿一样，不受北京外交保育员的欢迎。”①〔英〕莱特著、姚曾廙译：《中国关税沿革史》，三联书店，1958年，第431页。但是他也认识到：“关税自主是要到来的，但并不是通过会议，而是通过革命的方法。”②《中国关税沿革史》，第441页。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确实如毛泽东所言：“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57页。。虽然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不变的主张。早在1920年1月1日，李大钊就在《新青年》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认为中国的关税主权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掌握，失去了保护本国产业的作用。1927年4月，他坚定地表示，帝国主义“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④《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89页。。中国共产党展开不遗余力的宣传，在这个过程中还积极寻求解决途径。“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5—46页。。事实上，广东国民政府、北洋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在关税自主问题上取得的某些进展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的背景下取得的。“中国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出现了大变局。1926年9月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开征二·五附加税，随着附加税开征问题而来的总税务司安格联革职，说明协定关税的壁垒，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以及严重束缚中国发展的不平等条约，已被打开了缺口，中国已迈出了关税自主的第一步。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化。”⑥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1页。这种大变局固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其出现时机与发展速度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其彻底的反帝态度、大力的宣传与积极的行动，都迥异于以往乃至当时中国社会其他的阶级、党派与社团，不但在当时有振聋发聩的影响、产生了导引大众的实效，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其言行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也为革命实践所证明。

二、声援、支持广州革命政府收回关余

关余，就是关税收入除了偿还庚子赔款外所剩下的那部分余款。关余不在担保债、赔范围之内，中国政府可以自行处理。但由于关税税款保存在外国银行、其支出须外国人担任的总税务司经手。开始时，关余由北洋政府独占，1917年广州军政府成立后，经孙中山争取，每年拨出部分关余归军政府使用。但到1920年4月，驻北京各国外交团借口军政府内部分裂，停止拨付关余。1921年孙中山重组广州军政府后再争关余，却未能如愿。1923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2月13日，孙中山发表了扣留粤海关税款宣言，“必使粤海关之收入，今后不解与直系［北洋政府］而后可。本政府有鉴于此，今特行使管理支配此项税收之职权，令仰总税务司及粤海关税务司，于粤省以外各海关税收足敷偿付所抵外债之时，务将本政府辖境内所收税款，保留供本政府之用。”⑦《申报》民国12年13日。转引自《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分）》，第115页。“12月21日，以大元帅名义，命令粤海关税务司，即将关余妥为保管，如不遵令，将予撤换。”①蔡渭洲编著：《中国海关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187页。

孙中山表示，广州政府只是争取关余，并“无干涉税关及胁迫收管海关行政之意”②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777页。。尽管如此，广州政府收回关余的行动，最终惹怒了英国、美国政府。它们担心这会成为维系其利益的系列不平等条约崩溃的预演，于是便派军舰到中国来威胁；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明确表示不承认广东政府这种前所未有的自行其是的做法。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天津、汉口各地银行公会也纷纷通电，阻止、反对广东政府的革命行动。

但是，广州革命政府争取关余的斗争，却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

192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第十一号通告，号召发起反英运动。“广州政府现拟收回海关用人管理权，本属正当办法。乃英人竟因此派兵占领海关，当此英帝国主义进攻最横暴之日，各区及地方同志应即召集全体紧急会议，筹备联络各团体发起剧烈的排斥英货运动，并通电全国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以恢复国家应有之主权。”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209页。为此，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各地共产党员立即设法联络社会各团体，通过散发传单、通电全国、游行示威、发起抵制外货等形式，大力宣传反帝主张。通告明确把该项工作进行的情况作为衡量各级党的地方组织工作勤惰的标准。

12月31日，团杭州地委致信团中央，表示支持广东政府，“愿作外交后盾，请其坚持到底，不收回关税不止”，并在报上进行宣传④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页。。

蔡和森发表《为收回海关主权事告全国国民》，呼吁全体中国人拥护广州政府，与外国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现在中国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永远屈伏为奴；一是起来与外国帝国主义奋斗。而孙中山氏对于收回粤关主权的坚决表示，便是这种奋斗的第一步。”⑤《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17页。

恽代英指出，“我们都知道外国人是用经济政策侵略中国，我们都知道中国现今是在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之下”⑥《恽代英文集》上卷，第416页。。他回顾了中国关税主权丧失的过程，分析了关税主权丧失带来的危害，对于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给予了很高的期待。“现在是要根本解决，是要革命政府对于关税与国债，有一个全部计划的决定……不仅是要收回关余，要收回关税全部，不仅是收回关税全部，要收回规定税则主权，保管与支配税款主权。”⑦《恽代英文集》上卷，第431页。邓中夏也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深受协定关税制的危害，因此“他们对于收回海关良心上是极表赞成的”⑧《邓中夏文集》，第61页。。

广东政府扣留粤海关关余在中国人民争取关税自主问题上是富有意义的历史事件。这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的结果，它昭告世人：中国人民收回关税自主权已不仅仅是一种口头上的要求，而且已经开始付诸行动。陈独秀认为广东政府“只争关余而不根本收回海关税则及用人的主权”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88页。，因此，中共中央的第十三号通告更详细地分析了协定关税的危害，声援广东政府，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主权。“吾党此时应一面声援广东政府并智［督］促其根本的收回海关全部主权，勿仅仅争在关余；一面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主权，废除协定关税制，以排斥英货美货为武器，若军阀有表同情者，虽与之合作亦所不惜。”○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12页。

刘仁静撰文指出：“最近广州政府，收回海关运动，我们不能不说是空前的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虽然孙中山先生所持的理由是说‘北京依列强承认之便利，得收广东之关税以打广东，事之不平，无过于此’，但我们以为此种举动含有更深更广的意义。这是领袖中国人民实行国民革命的政府，不堪外力的压制，起而与英国帝国主义决战的第一声。”①《向导》（汇刊影印本）第1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367页。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更是促使广东国民政府的反帝态度与主张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通过了收回关余的议决案，正式提出收回海关。国民政府决定征收进出口特别税的计划，“这是自行宣告海关不平等条约无效而为收回关税权之第一声”②《张太雷文集》，第288页。。虽然在列强的武力威胁下，广州政府的接管工作被迫放弃了，但其截留关税、收回粤海关的斗争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为1926年公布实施《出产运销暂行内地税征税条例》，不顾列强反对毅然开征附加税迈出关税自主第一步准备了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所接受，国民革命运动进入高潮。

中国共产党鲜明地不妥协地反帝主张与行动，促成了孙中山晚年伟大的转变，对于广东政府坚定争取关余、收回粤海关的决心与采取相应行动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与明确主张也鼓舞着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丰富了中国反帝运动的内容，对稍后的五卅爱国运动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揭露关税特别会议的实质，发起关税自主运动

在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下，华盛顿会议最终通过了《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条约规定在允许中国切实值百抽五外，承诺增加2.5％的附加税，但该附加税何时开征还需要召开一个特别会议。北洋政府为解决财政上的严重困难，不断要求早日召开关税特别会议，但都被帝国主义国家以种种借口拒绝了。

帝国主义许诺已久的会议直到1925年10月26日才最终在北京召开。“关税会议之所以忽然为列强所忆起者，赖有全国民众四月来之奋斗牺牲耳。”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2页。五卅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民族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中国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迅速发起“废约”的宣传与反帝运动工作，号召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任弼时指出，如果想要避免类似惨剧再次发生，“则非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废除一切过去所订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及关税权不可”④《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页。。英国人莱特认为，“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上海事件，和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广州沙面射击事件，激荡起爱国运动的洪流，它具体表现在香港、汕头、上海和天津的罢工风潮，全国各地学生组织可怕的示威运动，国民党中比较极端分子的势力的加强，以及中国和列强间的关系的日趋紧张。正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之中，顾理治总统（President Calvin Coolidge）表示他希望能够举行一次讨论中国领事裁判权和中国关税问题的会议，同时声明他的政府的目的就是要促进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有利条件。英国和日本也已经逐渐体会到迅速行动的必要，以期使中国人相信他们真的抱有同情态度……”⑤《中国关税沿革史》，第457页。《向导》周报刊文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所承诺的关税会议“是一根金箍棒”，“法国拿着关税会议来要求庚子赔款改用金法郎。英国美国也拿了关税会议来要求取销江苏浙江底纸烟地方捐”。⑥《向导》（汇刊影印本）第2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518页。帝国主义国家之所以让步，是因为中国人民日益发展着的反帝斗争。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关税会议的实质，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和组织，揭露关税会议的侵略性和欺骗性，号召民众起来，把争取关税自主同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认为会议的召开，在帝国主义方面为缓和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拉拢军阀政府；而在段祺瑞北京政府则企图借机乞求帝国主义开恩加税以维持其政权运转。确实，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也有了新的调整，表现在关税问题上，就是想在关税税率上做一点量的让步，以此来缓和中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帝情绪。

1925年7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表宣言指出：“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应当注意两点：第一、澈底明白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方能达到，须有为此奋斗到底的决心。——切不可信所谓‘高等华人’之‘速了’‘缩小范围’‘局部交涉’等苟且妥协的口号，并不可依赖段政府一纸哀求式的改约条文可以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第二、须有一个革命民众势力集中的组织，以为领导全国运动的统一机关。”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28—429页。

9月7日，中共北京区委、共青团北京地委联合发表《反帝国主义运动周敬告全国民众》，明确提出“要求关税自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②《政治生活》第50期（1925年9月9日），转引自李新、陈铁健总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2卷《1923—1926国民革命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8页。的口号，一方面引导群众继续发展五卅爱国反帝运动，同时也坚决反对北京政府所热心的关税会议。中共上海区委认为，关税会议是帝国主义为缓和中国的五卅革命高潮而召开的，“我们自始即根本反对之，主张无条件关税自主”③上海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9页。。

9月25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我们对于关税的意见》，指出：“现在的中国关税问题，已经不是一简单问题；不但在中国民族之经济的解放是第一重要关键，中国人民应该力争关税自主，帝国主义者间及军阀间，都会因此次中国关税问题，惹起极大冲突。”④《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98页。他认为：“我们不必根本反对这个会议，我们要在这个会议废止现行的协定关税制。中国海关，应归中国国家自主，我们反对继续现行制度，在现制度之下要求加税。”⑤《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99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发动和精心组织下，以北京为中心，爆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关税自主运动。10月25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各界雪耻会、爱国运动大同盟等各团体学校数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国民关税自主大会，会后又举行游行；第二天即关税会议召开的当天，由北京学生联合会、爱国运动大同盟、北京国民外交代表团、京师总商会等数十团体共同组织的关税自主运动筹备会举行关税自主大示威运动，参加群众达5万多人。11月22日，北京30多个团体召开关税自主国民示威运动大会。以北京为中心的关税自主运动迅速推向全国各地。

在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帝国主义列强一定程度上答应了北京政府增加关税税率的要求。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列强“贿买军阀政府”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09页。、分化反帝联合战线的一种手段。陈独秀呼吁全体中国人都应奋起力争关税自主，“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等一切人民团体，都应该立即表示一致的态度：对于在此次关税会议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国家，加以罢工排货的长期抵制；对于只图加税不力争关税自主的中国政府，立即请他下野”⑦《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101页。。

1925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要求继续扩大对关税自主的宣传，“现时关税会议中的自主问题委员会已经闭会，结果，帝国主义者完全抄袭他们对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老办法，又定了废除协定关税的五年的期限。我们应即指出他们这延缓敷衍的手段，加以攻击，指出中国应当立刻要求自由〔主〕，并且我们应当主张废除关税协定根本不能以裁厘为条件，厘金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无权干涉，人民固然要求裁厘，可是帝国主义者决不能以中国不裁厘，则不能关税自由〔主〕或增加关税来要挟”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22—523页。。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刊文认为：“民众的政权，是民族利益的保障。民众的政权旁落在媚外军阀的统治阶级手里，什么民众利益都谈不到。政权不在民众手里，什么自主都行不通！所以民众在关税自主运动中，更不要忽视了民众政权的作用。”①《政治生活》第56期（1925年11月1日），转引自李新、陈铁建总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2卷《1923—1926国民革命的兴起》，第465页。该文明确指出，争取关税自主、收回利权，既要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反对媚外的军阀政府。

1925年关税自主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和积极组织是分不开的。关税自主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召开关税会议的真实目的，既教育了广大人民、提高了人民的觉悟水平，也沉重打击了军阀政府，显示出中国人民伟大的力量，促进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四、批评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以后，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与政策发生了急剧的倒退。它公开违背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彻底反帝态度与完全收回关税自主权的主张，为了狭隘的自身利益不惜与侵华的帝国主义国家妥协。中国共产党即使在自身生存面临十分严峻形势的情况下，也始终没有放弃对民族利益的关怀与追求，坚持自己的反帝主张，激烈反对与批评国民党倒退的关税政策，要求“无条件交还海关，建立减轻出口税增加入口税之保护税则”，并鲜明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力争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实行关税自主，解放中国”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09、206页。。

对于南京政府与相关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修约活动，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所谓修约，实际上是以更具体实际的利益换取某种不重要的修改……而把不平〈等〉条约经过一种新的手续更加延长数十百年。”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45页。要求“自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媚外卖国的修约”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611页。。“在各国‘修约’照会中，没有一国肯明白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683页。。而南京政府“关税自主固然做不到，连北京政府下关税会议决定的所谓‘七级税’制一时也不易实行”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684页。。对于美国率先与南京政府签订关税新约，中共中央认为，美国这样做是为了打击英日势力，它最终得到了最惠国待遇，同时也为利用南京政府实行其经济侵略创造了便利条件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668页。。“所谓承认关税自主与修改条约，这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的假面具，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的一贯的表演……其实关税的相当的增加只是帮助了军阀战争的军费，更加助长军阀战争，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帮助。”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183页。1929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其“国定税则”。中共中央分析指出：“现在关税表面上虽是相当的改善了，但一查七级等差税率的协定内容，便知纱布面粉等征收得税率都是很低，仍然无法阻止外货的输入，且仍然妨碍中国轻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商品仍然很少战胜外货的可能”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6页。。而关税收入的增加“只能相当地提高南京政府的收入用做战争的军费……并不能适合于民族工业发展的直接需要。固然客观上在将来是要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相当发展的，但他的发展前途终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与其所利用的封建势力的束缚”○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128页。。

李立三在《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中总结道：国民政府在关税自主后所制定的国定税则，“完全谈不上保护税率，对于削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掠，帮助中国工业的发展的意义上，实在是异常之轻微”○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649页。。他明确指出，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仅仅是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还是很不够的，必须取消一切帝国主义的特权。

恽代英认为，我们要关税自主，就是要能够自由运用关税政策，以抵抗国外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而发达本国的生产事业。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及其关税新约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国民党这所谓关税自主呢？他实际是采用一种协定的税率，无所谓自主可言，而且订定了许多最惠利益的条约，完全束缚了自己，使无一点自由运用关税政策之余地。”①《恽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14页。“在平等的美名之下给与人家新的特权，例如条约规定两国相互征收关税，不得较高于本国或任何他国所纳关税、内地税或任何税款，实际人家税率已高，中国人并得不着好处，而人家在中国却得着完纳最低税率的权利。”恽代英引用胡汉民的话说：“新订关税条约，使‘中国势将受对手国的监视，中国实业将永无发展之望。其不平等与现行条约只五十步百步之差，徒骛关税自主之美名而欺骗国民’。”②《恽代英文集》下卷，第1018页。

1929年1月9日，恽代英针对国民政府发起的关税自主宣传周，认为“国民党现在借了关税自主之名，与人家订了许多这一类的条约，允许这些国家洋货运来，‘不得有何借口’征收较高税项，便是说，任何国的洋货完税都不得自由规定税则，这样，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③《恽代英文集》下卷，第1027—1028页。？他明确指出：“实在的，我们是急迫的需要关税自主！我们要撕毁一切束缚关税主权的条约，要打到侵犯我们关税主权的帝国主义，要推翻断送我们关税主权的卖国军阀政府。”④《恽代英文集》下卷，第1027页。

1927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破裂是近代中国关税自主活动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在关税自主问题上，中国国内各方力量虽然主张有所不同，却能够彼此积极影响相互补充促进。此后，南京国民政府为自身利益而谋与列强的妥协，事实上，它也秉承以往关税自主运动的积极成果得以修约成功，制定了“国定税则”，获得了其所渴望的自主关税。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关税自主一定程度地实现与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中国的关税自主活动逐渐沉寂。中国共产党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给予严厉的批判，依然高举彻底反帝旗帜，继续探求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前进的道路。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其建立初期即大力开展反帝的宣传，并积极投身于反帝的潮流中去，表现出崇高的理想与追求。其早期所从事的争取海关主权的斗争，就突出反映出其彻底反帝的特点，初步展示了它作为民主革命领袖的潜质。它对关税自主问题的正确认识，对协定关税问题本质的揭露宣传，以及在关税自主运动中的积极活动，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关税自主活动，不断深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为探索近代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20年代，正处于初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国情还缺乏全面深刻认识，革命斗争经验也有待积累，但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比较深刻的，其彻底反帝的主张与行动始终没有改变。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在国内要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在国际上要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其中，彻底反帝以求中华民族解放是近代中国最强的音符，最能拨动中国人民的心弦；自然，中国共产党也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彻底反帝态度与主张，从一开始就引人注目；而其强力宣传与执著作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具有坚韧不拔、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无愧为中国先进阶级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