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转型：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农业议题

韩 钢

谈起中国的农村改革，鲜有不以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然而稍微留心一些的话，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刻板印象。事实上，政学两界对会议总体上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对其农业方面议题的评价却存有分歧。正面的看法，认为会议总的作用是启动了中国农村的改革；负面的看法，则认为这次充满改革氛围和明确改革意向的会议，在农业方面却很保守，缺乏改革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两种观点所依据的均是会上讨论的农业文件。批评者的理由，主要指会议文件不仅继续维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所有制结构，而且还明确规定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政策。肯定者的根据，是认为文件总的精神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作初步总结，强调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左”倾流毒和影响，比较清醒地面对严峻的农业现实，确定农业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按照这样的出发点制定出放宽了的农业政策。

两种观点各有道理，但都不充分。问题在于，两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缺陷：过分注重会议文件，忽略了会议的讨论。事实上，农业文件都未能在会上正式通过，会议只是同意把两个文件下发到地方讨论和试行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称：“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页。。这表明，会议文件规定的农村政策，无论属于改革性质还是守成性质，都还没有取得与会者的共识，从程序上说会议文件还不是最终作出的决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导致这个结局的原因，恰好是会议的讨论。与会者不仅对最初提供会议的文件草案批评甚多，就是对会间经过修改的文件稿也仍不满意。据知情人回忆，临近会议结束，经过反复修改的稿子虽然与会者“普遍感到满意”，仍因“时间毕竟还是太短，缺少充分的讨论”②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1页。。决策层最后采纳多数人的意见，干脆下发文件让各地讨论，征求意见，再行决定。依据没有取得共识的文件作出判断，显然不能完整反映历史。

1978年的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开始转型的时期，从思想观念到实际生活充满新旧的交织和冲突，是一段异常艰难的转型历史，很难以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简约结论概括。如果把它比作一幅图画的话，它本来的色彩是斑斓而非单调的。任何一种简约的判断和结论，都只会凸显某一种色彩，而淡化乃至遮蔽其他色彩。这种对历史的“抽象”不能完整还原历史。本文的目的，是重新梳理这次会议关于农业议题的讨论，力图呈现和揭示当年历史的复杂性。

一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农业议题，是讨论三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讨论稿）、《关于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说明报告》③参见《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是1961年发布的，所以此次为修改。（以下简称“决定”、“条例”、“报告”）。“决定”和“条例”是主要文件。与会者从一开始即对这两个文件尤其是“决定”普遍表示不满。

中国是个农业国度，从1949年中共建立新政权到1978年开中央工作会议近30年，尽管一直强调农业是基础，但实际的发展却十分缓慢，而且屡遭重创。“决定”尽管承认农业的落后（这也是讨论农业问题的出发点），但对农业成就的估计却引起与会者质疑。“决定”称：建国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增长1.5倍，棉花增长3.5倍，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超过世界1/5的人口；还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④《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1978年11月9日）。。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就不赞成这个说法，他说“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也是养活，现在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⑤参见于光远：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44页。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廖汉生说：“决定”一开始就说我国农业如何了不起，什么了不起？解放20多年还有讨饭的。⑥廖汉生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发言（1978年11月21日）。

无论来自地方还是军方，与会者无不痛陈农业的落后和农村的贫困。农林部部长杨立功提供了一组数据：到197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654亿斤，其中包括稻谷和小谷子2693亿斤，红薯片593亿斤。人均598斤，比1957年还少5斤。⑦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1957年粮食人均产量612斤，1977年为599斤。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167页。粮食总产量中，集体粮食5293亿斤，国家征购1068亿斤，集体提留1099亿斤，实际可供农村社员分配的只有3209亿斤，社员人均413斤。南方以水稻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400斤以下者，占37.9％；北方以杂粮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300斤以下者，占25.7％。也就是说，全国有一亿几千万人吃不饱肚子，而国际上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均占有粮食1000多斤到2000斤。社员分配收入低，1977年，全国农业人口人均分配65.5元；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22％，超支户占33.5％，累计欠款72.7亿元，户均欠款132元。农业发展速度慢，1949年到1977年，年均递增3.3％；前八年年均递增7％，后20年年均递增仅1.9％，其中1976年至1978年竟只有0.9％。①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民政部部长程子华介绍的数据，与杨立功的发言互为印证：人均口粮②当指农村人均口粮——笔者注。，1956年为409斤，1976年为405斤；目前公社社员的口粮（原粮）只有400斤稍多，20年（不仅没有增加）还略有减少。10个省人均口粮为400斤以上，7个省不到350斤。③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杨、程是农林、民政二部主官，专事农业、救济，所提供的数据至少在当时是权威的。数据透露出来的事实相当严峻：至少在个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20年间，中国农村人均口粮不增反减。以水稻为主的南方，近1/3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不足1.1斤；以杂粮为主的北方，1/4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仅0.82斤。需要说明的是，口粮只是原粮，还不是可供食用的成品粮，从原粮到成品粮有个折扣。也就是说，前述的1.1斤和0.82斤还不能尽数食用，实际食用数据还要少些。至于农民的分配，更显可怜，全国年人均仅65.5元，每天不到0.18元。

全国的情况如此，自然条件较差的西部地区更为严重。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介绍，全省旱涝保收农田只有600多万亩，人均只有2分6厘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去年粮食社会占有量人均不足500斤，比全国人均少100多斤。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百分之三四十，社员的收入人均只有46元，是全国最低的。今年夏季预分，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只得2分钱。④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说得更直白。他这年去过贵州，说那里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他们当年长征经过的时候。⑤王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28日）。陕西省委书记于明涛说，从1968年起，陕西由粮食调出省变成粮食调入省；1950年至1975年调入粮食31亿多斤，调出27亿多斤。1977年，全省粮食亩产仅333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人均口粮处于50年代的水平，年人均粮食354斤，低于全国平均413斤的水平。革命老区的35个县，600多万人，年人均口粮只有296斤，农民年人均收入仅26元⑥于明涛：《历史的丰碑》，参见郑惠主编：《中国命运大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8年，第208页。。在2300万农业人口中，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者约765万人⑦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来自军方，但对地方农村的现状颇为了解。1967年以来，甘肃全省农村人均口粮都在300斤左右，44％以上的生产队、41％的农村人口口粮在300斤以下。岷县82％以上的生产队、90％以上的人口，口粮只有190多斤。全省农村平均劳动日值只有0.36元，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13元，14个县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在5元以下。社员吃不饱肚子，还要倒贴，每个社员欠债35元。今年9月兰州市收容站收容1100多名外流人员，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生活困难外出讨饭的。他举陕西蓝田县安村公社吴庄大队为例，全大队共317户，外出讨饭的有109户⑧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与韩先楚搭档的兰州军区政委萧华说：28年来，陕甘宁青四省吃回销粮74亿斤，仅甘肃就占40亿斤，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甘肃每个农民平均欠国家40元，有的地方一天工分只有几分钱⑨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历来属于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比西部地区也好不了多少，甚至几近一般。安徽是农业大省，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全省人均粮食至今未达到1955年的水平，1955年人均粮食718斤，每个农业人口贡献商品粮175斤，而1977年人均651斤，贡献商品粮才88斤。197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比1949年的648斤增长4斤。万里感叹：淮北那么好的地方，农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别山老根据地有些农民穿不上裤子，盖不上被子，实在叫人难过！①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与安徽同属粮食产区的江西，情况与安徽一样。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介绍：28年，江西粮食年均递增仅为3.8％；每个劳动力提供的商品粮，1977年为556斤，比1953年减少198斤；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70.2元，口粮只有463斤；人均年收入低于50元的生产队，占到生产队总数的21.5％；人均口粮低于400斤的生产队，占总数的27.7％②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之誉的东北，农业发展同样落后。吉林省委副书记张士英说，吉林的农业发展速度很慢，粮食单产一般只有300斤左右，1977年还下降到280斤。农民收入低，债务多，积累少。全省超支款近5亿元。年平均收入在40元以下的占14％，每个生产队积累平均只有两三千元③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至于本来就不属于粮食产区或者地理位置特殊的地区，农业落后的情形可想而知。据来自工业大省辽宁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发言，1949年至197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增长39倍，而农业仅为2.2倍；搞了近30年，农业仍是一条短腿，农民的口粮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由500斤降到400斤左右，每年需要国家调入粮食20多亿斤、猪肉8000万斤、食油5000多万斤④任仲夷：《追寻1978年的历史转折》，见郑惠主编：《中国命运大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第202页。。福建地处沿海，由于大陆同台湾的长期对峙和紧张，投资一直受到抑制，加之“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形，农业发展一直比较落后。省委书记马兴元说，全省人均只有8分地，群众口粮只有450至460斤，社员年收入仅62元⑤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前引材料已经不少，但还只是与会者讨论的极小一部分。因为篇幅的关系，本文不可能更多引述，不过这些足以反映与会者对农业和农村现状的认知。他们大都没有太多的套话，毫不遮掩地指出问题，举证数据之具体，涉及问题之严峻，在以往的中共会议上难得一见。在一针见血的批评声中，农业文件所谓“养活”超过世界1/5人口的神话，无形中被解构。需要指出的是，史料表明，与会者对农业和农村现状的不满，成为会议的基本倾向。既然不满，实际上也就预伏了变革农村政策和农业体制的前提。

不过，不能否认，会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与批评农业文件的与会者相反，也有与会者肯定农业文件对29年农业发展的评论和估价是公正的，并且认为“决定”提出的加快农业发展的措施是可行的，既从方向、道路、方针、政策方面提出和解决了问题，也在财政投资、物质条件、群众生活和利益、鼓励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办法⑥王谦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6日）。。就笔者所掌握的史料看，赞成和拥护农业文件者，还不是一两个人。这反映出人们认识上的一种参差、复杂的状况。

二

对农业落后和农村贫困的现状的讨论，势必会促使人们对造成上述现状原因的追问。关于原因，农业文件不是没有分析，比如指出对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些人思想上和实践上没有完全解决，⑦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1978年11月9日）。这些分析不是王顾左右，就是蜻蜓点水。许多与会者对这种只触皮毛、无关痛痒的分析很不满意。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谭震林，“文化大革命”前长期担任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他认为几个农业文件对问题的分析都不够①谭震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6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说：我们的农业为什么上不去？文件没有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②李昌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6日）。。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感觉写得太散，没有一个中心，没有很好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来，发下去以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③习仲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4日）。。

相对于农业文件，与会者对原因的分析要广泛和深入得多。这方面的分析，大致可以分成非意识形态（或者说是技术层面）和意识形态两种类型。对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与会者的分析顾虑要少得多，因而讨论也更充分些。

非意识形态方面原因，与会者主要指出了如下几点：

——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太少。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介绍，从1952年至1977年，由国家预算直接拨款支援农业的资金为1283亿元，银行信贷151亿元，间接投资（包括化肥、农机、基建投资）258亿元，合计1692亿元④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按这个数据，平均每年国家直接间接支援农业的资金才65亿元多一点。东北组的书面意见称，1950年至1975年，农业投资只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11.9％；只有6年占到了14％以上⑤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说，28年来，国家给山西的农业投资为16亿元，仅占对山西总投资的8.4％⑥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甘肃省委书记李登瀛说，过去农业投资仅占总投资的8％—10％，去年才增加到12％⑦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杨立功谈及国家对草原建设的投入太少，举例称新疆12亿亩草原，可放牧者7.5亿亩，但解放以来仅投资4805万元；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解放以来向国家提供畜产品10亿元，而国家投资仅4090万元，其中用于草原建设只有200万元⑧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农业技术条件落后。这里说的农业技术条件，包括农业机械使用、化肥施用、水利覆盖面积、电力使用等。吉林省委副书记张士英指出，吉林农业生产条件一直改变不快，基本是靠天吃饭。机耕面积仅占28％，机播面积仅占15％，水利灌溉面积仅占17.5％，高产稳产农田人均只有三四分地，化肥施用量每亩20斤，均低于全国水平⑨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于明涛说，陕西全省水浇地不到2000万亩，其中旱涝保收的只有1000万亩，人均只有几分旱涝保收地○10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萧华举例谈了西北的情况：安康地区大小河流总流量100亿方，而水库蓄水不到总流量的0.5％；祁连山雪水的60％白白流掉。李登瀛说，甘肃平凉地区，1970年以来打井、建提灌站5800多处，能在天旱时起作用的只占31％。杨立功则谈到了畜牧业的机械化水平低的问题：全国33亿亩草场，只有18万眼井、3200台拖拉机、1万台割草机，剪毛机只有相当于作业量的1.5％。○11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人地矛盾突出。中国本来人均土地资源就十分有限，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多地少的矛盾更显突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提供的数据显示，1949年全国人均土地2.71亩，1977年减少到1.57亩○12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29年里，人均土地面积减少了近58％。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了人均土地面积的减少，也导致人均粮食产量的降低。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刘景平说，28年来，内蒙古粮食只增长1.5倍，而人口增长了2倍多，目前粮食产量还停留在1956年的水平。○13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与人均土地面积减少同样严重的，是地力的下降和环境的退化。卫生部部长江一真据东北的典型调查说，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已从解放初的3.5％，下降到1.3％；全国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下降到1％。○14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据杨立功介绍，全国15亿亩耕地中，有5亿亩是低产田①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杨立功说，全国1/3草原在沙化、碱化，退化严重。许多草原减少了一半，造成“寅吃卯草”。群众说，过去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是“风吹草低见老鼠”。地力的下降，加重了人地之间的矛盾。

——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由于偏重粮食生产，强调“以粮为纲”，农业结构单一。许多具有种植经济作物优势的地方，被强令种植产量极低的粮食作物。萧华说，甘肃岷县出产的当归，每吨出口价值4万美元，可换130万吨小麦，一亩当归可换16吨小麦。由于片面强调种粮食，影响当归的发展，得不偿失。群众说：我们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②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辽宁省委书记陈璞如说，辽宁为了突出粮食，挤掉了100多万亩经济作物，棉花产量下降75％，花生产量下降77％，大豆产量下降46％。而“四辣”即大葱、大蒜、辣椒、生姜等被批为“资本主义”，不能大量种植，导致严重脱销。③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对社队和农民挤压严重。水电部部长钱正英算了一笔账：建国以来，水利财政支出641亿元，其中基建287亿元，农田水利140亿元，用在水利事业的其他方面100多亿元。就已经建成的工程来说，其价值粗粗匡算约2000亿元以上，也就是说大约2/3以上是社队出资的，其中大多数是社队的劳动积累。不但中小工程，就是大型工程，社队也贴了许多钱物。她自己匡算，社队的劳动积累大约在300亿工日以上，其中多数是无偿的。④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不仅农田基建无偿剥夺农民，而且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农民更是受到剥夺。萧华说，甘肃农民每卖1斤粮食，平均要贴四分八厘六；有的地方卖一斤鸡蛋，农民要倒贴0.35元。社员说：“我们既无钱，又无权，上边说什么，我们都得办。”⑤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这些主要还是在非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真正尖锐的讨论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国农业自50年代开始就不断发生问题，这同多年来对所有制结构、农业发展的政治方向等一整套意识形态观念密切相关。而农业改革的根本，在于颠覆这一套观念。对与会者来说，这无疑具有政治风险。胡耀邦的发言可谓一语中的：文件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没有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上有什么框框？一是人民公社许多问题是毛主席定的，一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思想上有框框，必然要阻碍我们吃透农业上的一些根本问题⑥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44页。。不过，会议讨论中的不少意见已经突破框框，有些意见实质上已经属于改革主张。

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说：我国农业发展慢，确实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但是根本原因是一些人觉得“左”比右好。他觉得“左”比右坏，因为不易被人识破。解放后，前8年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1％，1957年后的20年每年递增只有1.9％，最近3年只有0.9％。为什么下降？就是因为“左”。1958年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把老百姓搞得很穷。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反“左”，结果却反右，搞得“左”上加“左”，使老百姓生活很困难。“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主要原因是“左”。老百姓富一点有什么不好？富一点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呢？⑦李人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5日）。

农业和农村领域的“左”，恐怕首推“农业学大寨”问题。从60年代开始，大寨大队由一个灾后重建的典型，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后逐渐“叠加”其经验，最后演变成“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共产主义风格”、实行以大队所有制为核算单位的样板，并且被确定为发展农业的方向。这次会议的农业文件再次要求，发展农业必须“坚持农业学大寨的方向”。⑧《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1978年11月9日）。谭震林发言，提议把“方向”二字去掉。他说，方向应该是社会主义。大寨精神是好的，基本经验是对的，但是各地的情况不同，总不能用一个大寨概括起来。①谭震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6日）。

1958年建立的人民公社，一直被认为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誉为“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农业文件断定它在过去20年来“经受了种种严峻考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极大意义”②《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1978年11月9日）。。习仲勋认为文件不符合实际。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不是经受了种种考验？他的看法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体现得不是那么大，有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和合作化时差不多，有些还不如合作化的时候，现在很有必要对过去20多年的农业做个基本估计。③习仲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4日）。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这种把政府与经济组织合为一体的制度，长期以来混淆了两者本应分殊的职能。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认为，政社合一的结果，往往产生以长官意志去领导、组织集体经济，集体所有制得不到尊重，挫伤集体经济的积极性④铁瑛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7日）。。

基本核算单位向生产大队过渡，是一条被认为是向更高的公有制进步的大寨经验，但却受到许多与会者批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说：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的问题，可以不写，从过去的实践看来，这种做法曾造成很大副作用⑤陈伟达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8日）。。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认为，农村政策言而无信是一个重要教训，明文规定这不变、那不变，实际上老是在变，老不兑现，“收自留地”、“穷过渡风”不停地刮。张春桥在1976年搞了200多个大队的过渡，有1/3根本不具备过渡的条件，1/3很勉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⑥彭冲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7日）。新华社社长曾涛质疑，现在提出过渡有没有根据？如果有，根据是什么？如果根据不足，还要保留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30年不变的规定⑦曾涛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8日）。。

有与会者还由此提出灵活经营的主张。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提出，在维护集体所有制、正确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下，要解放一点、搞活一点，例如建立作业组，实行生产责任制和超产奖励；又如山区给社员留一点自留地，允许养少量的小牛等牲畜⑧江渭清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8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干脆提出了包产到户的问题：现在定额管理方法各异，但对产量要不要落实到组和户并超产奖励，群众心有余悸，就是怕说包产到户。文件也说不许包产到户。究竟什么是包产到户？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又不剥削他人，包产到组或户，这是不是资本主义？⑨张香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8日）。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说，过去往往首先看到农民的自发倾向，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时也搞得很乱。“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句话也要研究。对农民来说，到底是先堵还是先迈步？农民收入增加了，富裕起来了，才能逐步克服自发倾向，堵住资本主义的路。○10朱穆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5日）。

《人民日报》总编辑发言，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高级社发展到人民公社究竟是早了还是晚了，是快了还是慢了？公社化是促进了生产力还是破坏了生产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究竟发挥了什么优越性？所谓“公”，实际上搞的是“共产”、平均主义、一平二调。人民公社政社合一，这种组织形式究竟怎么样？公社实际上搞的是党政社合一，反对了社长一长制，实际搞的是书记一长制，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办农业。学大寨以后产生什么效果，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是正作用多，还是副作用多？在初期，提倡学大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现在我们要搞农业现代化，还把大寨当作我们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切不切合实际？关于所有制改变的问题，我们有些人对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搞得不对。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一百年甚至几百年，我们才搞了二三十年就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能行吗？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毛主席曾经说至少三十年不变，“条例”没有必要写上“要积极为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创造条件”。个体农民究竟是早消灭好还是晚消灭好？用强迫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有什么好处？什么叫单干？个体经济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体农民靠自己劳动进行家庭副业，不剥削别人，这叫资本主义吗？让农民搞点家庭副业能出资本主义吗？①《人民日报》总编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8日）。

这些也只是讨论中的很小一部分材料，但也同样能够大体覆盖与会者对农业落后和农村贫困原因的分析。农业学大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基本核算单位过渡、自留地、家庭副业、社员分配等等，这些长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会上被广泛触及。以会上反思的逻辑，农村改革的思路和主张（包括像包产到户这样的主张）应该呼之欲出。

三

然而，不能不指出，除了零星的与会者外，多数与会者（包括具有明确反思倾向的与会者）关于农业问题的思考，大体还是恢复到60年代“大跃进”失败之后农业调整的思路，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的思路尚未达成共识。

从会议讨论的材料看，对农业问题的认识仍然有一定限度。比如学大寨问题，尽管人们提出了质疑，但大都是先基本肯定大寨经验，甚至认为大寨经验一定要学，要宣传，要维护毛主席树立的红旗，绝不能砍红旗。②曾涛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8日）。比如人民公社问题，人们对基本核算单位向生产大队过渡的时间、条件有疑问，但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则完全坚持，不少与会者认为发展农业主要还是靠人民公社，把人民公社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度搞对了，农业才能上去，农业发展才有个高速度。③王恩茂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24日）。还比如政社合一的体制问题，与会者意见并不一致，有些人建议政社分开，也有些人不赞成改变政社合一的体制，而主张继续维持。至于对实行包产到户这类生产责任制，会上的意见更是零星，还不是多数人的主张。

经过一再修改的农业文件，折射出了与会者思想上的突破和局限。一方面，谨慎估量30年农业发展的成就，不再称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超过世界1/5的人口的“了不起的成就”，承认近20年的农业发展速度不快，同人民需要和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个体农业改造的“伟大胜利”。一方面，认定社队的多种经营是社会主义经济，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绝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另一方面，又要求发挥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说服教育少数农民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方面，不许任意搞所有制的“穷过渡”；另一方面，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目前农村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许包产到户，也不许分田单干”④《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78年12月12日）。。值得一提的是，两个“不许”在最初的稿子里并没有写，反倒是经过修改后加写进去的。变革的艰难和复杂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