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〇年中国当代金融史研究述评

赵学军

2010年学术界对于中国金融的研究多集中讨论现实问题，其中有些文章涉及当代金融史。笔者从发表的论文中，筛选出约50篇文章，按金融业的发展与改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货币政策、通货膨胀问题、金融市场发展、农村金融等6个专题，对2010年当代中国金融史的研究状况作些粗浅的述评。

一、金融业发展与改革的研究

200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学术界发表了一大批讨论金融业60年发展问题的论著。2010年，这一关注热点已经过去，相关研究较少。为纪念创刊60周年，《中国金融》杂志组织了一组文章，延续了对中国金融业发展与改革问题的探讨。其中，王国刚将中国金融的发展分为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认为经过60年的曲折坎坷，金融业不仅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而且逐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功能比较完备且具有现代国际水平的体系，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金融发展道路，为创建和完善中国金融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财富。中国金融发展60年的启示是：始终坚持以推进发展为第一要务，以改革促发展；始终坚持稳定金融运行秩序的总方针；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的发展原则；始终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不简单照搬西方模式；始终坚持围绕推进实体经济发展而展开金融改革；始终坚持适时有度的金融创新；始终坚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始终坚持逐步有序地对外开放。①参见王国刚：《中国金融发展60年的启示》，《中国金融》2010年第19—20期。

不仅研究中国60年金融发展史的文章寥寥无几，改革开放前30年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也较为沉寂。改革开放30年金融问题的研究虽然热度不减，但有创新的研究不多。

在讨论中国金融业改革史时，有学者将金融改革置于30年和60年发展的历史框架中进行分析，认为中国金融改革遵循“机构改革→市场改革→制度改革”的强制变迁路径。这一路径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也是从“金融抑制”不断向“金融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由于金融改革是外力推动的渐进性改革，存在着“保守有余，前瞻不足”的严重缺陷。②参见丁骋骋：《中国金融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外部绩效：1979—2009》，《经济学家》2010年第9期。

在研究国有银行业改革方面，有4篇文章值得关注。刘鸿儒以亲身经历谈了我国银行业改革艰难探索的过程。他指出，银行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政府选用不同模式，建立起多种类型的新型商业银行。由于20世纪80年代投资饥饿症严重，宏观调控压力大，我们借鉴了日本等国的经验，建立了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制度。90年代建立资本市场时，则较多地借鉴了美国和香港地区的经验。在中央银行体制建设上，则是汲取了各国中央银行的有益做法。改革往往是“逼上梁山”，此路受阻，另寻他路，最后达到商业化、市场化的目标。①参见刘鸿儒：《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艰难探索》，《中国金融》2010年第19—20期。何平等人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从制度互补的视角，从金融、企业与政府的相互关联性入手分析国有银行改革，认为国有银行改革是整体社会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在每一阶段，金融、企业和政府三者是同时互动的，只有在政府部分转换职能、企业改革得到稳步推进的情况下，金融领域才能推出有效的改革措施。那种简单地主张“金融先行”的观点，既与中国银行改革的实践不符，也不利于未来改革的有效推进。②参见何平、殷小斌：《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比较制度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3期。郁方讨论了在银行业垄断形成与演变进程中政府的规制，认为在经历金融制度调整的混沌期、向市场经济金融制度转型的探索期和市场经济框架下金融制度的构建期3个不同阶段，银行业的垄断格局伴随着金融规制的松紧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而演变。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博弈，代表国有、民有与外来经济势力的三种经济利益主体的博弈，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博弈，这三条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主线直接影响着中国银行业的机制变革。③参见郁方：《中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变迁——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的分析》，《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刘福寿从监管法规体系的变迁来分析我国银行业的变化，认为中国银行业始终处于一个改造和重组的过程中，与之相伴的则是银行监管法规体系的不断变迁与创新④参见刘福寿：《从监管法规体系的变迁看我国银行业的变化》，《中国金融》2010年第19—20期。。

研究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论文不多。王兆星认为，1978年至今，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78年至1993年，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总体考虑是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整体战略，通过外资银行的进入，引进外汇资金和改善对外资企业的金融服务，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第二个阶段为1994年至2001年，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改善投资环境，保持外商来华投资的良好势头，促进外资企业在中国迅速成长，并为中资企业发展国际业务提供金融服务。第三个阶段为2001年底至2006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按照承诺实施对外开放。第四个阶段从2006年底至今，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和银行体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的深化、金融基础设施的改善和金融监管水平及整个经济体系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⑤参见王兆星：《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演进》，《中国金融》2010年第19—20期。

以往学术界较少关注的信托业、保险业的发展与改革问题，也有学者做了研究。汪戎、熊俊评述了信托业30年的发展，认为信托业走过了一条跌宕起伏的发展之路，时常陷入“异化—整顿—再异化—再整顿”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信托业的历次清理整顿都是功能定位的初始错配与强制回归。⑥参见汪戎、熊俊：《中国信托业发展30年评述》，《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吴定富谈了保险业60年的成长过程，认为经历了创立（1949年至1958年）、停滞（1959年至1978年）、恢复（1979年至2002年）、全面快速发展（2003年以来）的四个时期，保险业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国家灾害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重要载体、社会风险管理的重要机制⑦参见吴定富：《在创新中成长壮大的中国保险业》，《中国金融》2010年第19期。。张妍分析了中国保险制度变迁的五大特点：国家是保险制度变迁的核心；保险制度的变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制度变迁的衡量标准是成本收益分析；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的变化相互影响；制度变迁以强制性为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过程⑧参见张妍：《中国保险制度的变迁及发展思考》，《经济论坛》2010年第4期。。

与金融体制改革相伴随，企业融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董登新认为，中国企业融资结构从单一的间接融资逐渐走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重，从单一的银行融资逐渐走向以银行融资、股权融资及债券融资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格局。这既是中国金融业进步与革新的标志，更是中国企业融资体系变迁的历史见证。①参见董登新：《中国企业融资体系30年大变迁》，《国际融资》2010年第12期。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一直是学者们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之一。西方学者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金融发展（金融机构的扩张与金融服务的供给）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则主要是通过经济增长所引致的新增金融服务需求来产生影响，即不发达国家支持“供给主导”假说，而发达国家支持“需求遵从”假说。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属于哪一类型？武志认为，虽然中国金融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却是由经济增长所引致的②参见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金融研究》2010年第5期。。似乎学界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两种理论假说在中国兼而有之。

关于金融发展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赵勇、雷达借助内生增长理论框架，认为：经济增长方式在由投资推动向生产率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发达国家和地区往往选择生产率主导型的集约式增长方式，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采取投资推动型的增长方式。从国内看，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主要通过资本深化推动经济增长。③参见赵勇、雷达：《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生产率促进抑或资本形成》，《世界经济》2010年第2期。

另有学者从分析金融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探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许文彬经过实证研究指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化进程滞后于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十分独特的关系，我国金融市场化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金融市场化改革基本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④参见许文彬：《我国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年至2007年数据》，《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经济增长过程中常伴随着经济波动，经济波动与金融运行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学者开始引用导致经济波动的“信贷观点”，分析信贷波动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段军山、周婕认为，1978年至2009年，贷款增长出现了7个周期，而我国经济波动与信贷波动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从1978年至2009年整体经济发展轨迹来看，信贷变动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贷款波动与经济波动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经济增长对于信贷扩张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但相反的是，整体经济波动对信贷波动影响不明显，贷款波动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因此，银行信贷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可能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⑤参见段军山、周婕：《信贷调整与经济波动的时滞效应：1978—2009》，《改革》2010年第9期。王翔、李凌则运用1993年至2005年的分省数据，检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发现随着我国金融系统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系统本身的不断完善，金融发展能够降低经济增长对外生冲击的敏感性，从而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防止宏观经济大的波动。中国金融发展可能是经济波动的吸纳器，它通过优化企业的投资结构来平抑经济波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自身发展水平越高，平抑波动的能力就越强。⑥参见王翔、李凌：《中国的金融发展、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一项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另外，有学者研究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王书华、孔祥毅认为，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与金融资源分布结构密切相关，占有金融资源较多的发达区域，金融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的影响力较弱，而金融资源分布较少的欠发达区域，金融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的影响力反而较大。⑦参见王书华、孔祥毅：《经济增长、金融资源分布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分析》，《金融评论》2010年第9期。薛薇、谢家智则认为，农村金融中介规模与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农村金融中介规模的提升，会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差距。①参见薛薇、谢家智：《农村金融中介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基于中国1978—2008年的经验验证》，《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9期。

三、货币政策的研究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2010年不少论文探讨了中国货币供给模式、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等问题，但多数论文创新不足。

肖本华讨论了1994年到2007年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转换，认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在1994年至1997年是为抑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在1998年至2002年是为保证经济增长目标，启动社会总需求；在2003年至2007年是为减轻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保持人民币价值的对内与对外稳定，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虽然在此期间发生了两次通货膨胀（1994年和2007年下半年）和造成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但选择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比较正确的。②参见肖本华： 《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研究：1994—2007》，《金融发展研究》2010年第1期。

谭小劲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演进与不足，认为第一阶段（1984年至1997年）实行以贷款限额管理为主的直接调控方式，第二阶段（1998年以来）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方式的转变。我国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在种类上已与西方国家逐步接轨，但在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上仍然存在不足，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③参见谭小劲：《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演进、不足及改革方向》，《南方金融》2010年第9期。

有不少学者研究了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的货币供应量问题。货币供应量是影响货币政策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货币供应是否具有内生性，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曹跃群、蒋为利用1952年至2007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来证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认为货币供给内生于宏观经济，表现出强烈的内生性，这与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有关④参见曹跃群、蒋为：《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高货币化与经济波动——基于1952—2007年的实证研究》，《金融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4期。。刘金全、隋建利在甄别我国货币增长不确定性的来源后，认为1998年是货币增长不确定性强弱表现的“分水岭”，此前，不确定性比较剧烈，此后不确定性明显减弱。大多数时期我国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宏观经济冲击所引发的不确定性，仅在个别时期源于中央银行的主动操作。⑤参见刘金全、隋建利：《中国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关系检验（1980—2008）》，《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货币流通速度也关系到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有效性。李洁认为，计划经济时期，中央银行按照人民币供给量与零售商品总额1∶8的比值供给货币，货币流通速度在当时相当稳定。改革开放后，我国各层次货币流通速度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货币流通速度具有顺周期变化的特征。因而，货币流通速度的顺周期性是对货币政策逆周期性的一种抵消。⑥参见李洁：《货币流通速度变动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及货币供求的影响》，《现代财经》2010年第6期。冯菲分析了1992年至2008年交易流通速度，指出，进入90年代以来，货币供应量增速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出现了“超额货币供给”⑦参见冯菲：《货币流通速度的再认识——对我国1992—2008年交易流通速度的分析》，《金融与保险》2010年第7期。。

人民币在境外流通也是影响国内货币供应量的一个因素，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境外对人民币的需求强劲，人民币外流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巴曙松、严敏测算了近年来人民币现金境外的需求规模，认为从1999年至2002年，人民币现金在境外流通规模呈现逐年稳步上升的态势，并于2002年达到峰值。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及2004年间歇性的禽流感，冲击了我国与周边地区经贸往来，导致人民币现金需求规模有所下降。《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的正式实施、中国公民及外国人出入境携带人民币限额的提升、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及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等措施，推动了境外人民币需求规模逐步递增。从估算结果来看，1999年至2008年境外人民币的需求占人民币总量的比率平均为7.62％。①参见巴曙松、严敏：《人民币现金境外需求规模的间接测算研究：1999—2008》，《上海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另外，有学者研究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货币政策问题。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之前是否存在货币政策，学术界还存在争论。张鹏、许亦平、林桂军认为，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单一银行体制与高度集中的货币信贷管理制度，是那一时期货币政策实施的基础环境。单一银行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综合信贷计划直接控制现金发行量和贷款总量，从而控制货币供给量，以实现“保证币值稳定，使流通中的货币与商品量相适应”的货币政策目标。②参见张鹏、许亦平、林桂军：《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货币政策回顾：1952—1978》，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四、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

几年前，学者们曾惊讶中国经济出现“货币消失现象”，广义货币供应量M2③M2指广义货币，包括流通中的现金、银行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委托存款、信托存款等其他存款。相对GDP的快速增长不仅没有引发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相反出现了持续的“通货紧缩”。但2003年之后，金融状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反向变化，特别是2007年以来物价的快速上涨再度引起学界对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关注。2010年有不少文章涉及通货膨胀话题，讨论的热点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现象。

李斌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M2与GDP比例的变化，认为2003年至2008年，我国M2/GDP改变了持续上升的态势，基本稳定在略超1.6的水平，M2与经济增长及CPI的差距也显著缩小，2007年这一差额已降至零，超额货币供给问题似乎已经消失。不过，却出现了突出的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上涨问题，久违的通货膨胀再次来袭。作者认为，流动性过剩或不足本质上是货币市场、非货币市场供求失衡的反映。④参见李斌：《从流动性过剩（不足）到结构性通胀（通缩）》，《金融研究》2010年第4期。

纪敏、伍超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1980年、1985年、1987年至1989年、1993年至1996年、2007年至2008年出现了五次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第一次物价上涨，主要是因为大量进口国外机器设备。第二次物价上涨是由于在1984年放权让利的同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企业预算约束，基建、技改投资迅速扩张，加之货币化工资改革造成的。第三次触发涨价的直接因素是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但深层次矛盾仍然是经济改革不配套，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第四次物价上涨是因为1992年开发区、房地产热，投资规模迅猛扩张，金融紊乱。第五次通货膨胀发生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收支持续大幅顺差的背景之下，外部冲击对国内物价波动的影响非常突出。这五次物价上涨，从成因看都有投资膨胀、货币供应过多、食品价格上涨较多等特点。从治理措施看，都不同程度采取了抑制投资、收缩银根、增加供给、加强物价监管等措施。但这几次物价上涨的表现形式、传导机制和治理措施却发生了显著变化。⑤参见纪敏、伍超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次物价上涨分析》，《中国金融》2010年第23期。

张连城从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运行周期观察通货膨胀问题，认为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经历了7个运行周期，平均长度是9.5年左右，与此相联系，物价水平的波动或者说通货膨胀也具有周期性。我国通货膨胀周期与经济周期具有基本相同的波长规律，但物价水平的波动具有滞后性，这是物价波动周期略短于经济周期的原因。⑥参见张连城：《宏观经济运行与通货膨胀预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1期。

如果不存在某些障碍因素，城乡通货膨胀率应该没有差异。在国内市场上，市场力量会使不同地区价格呈现收敛的趋势。张雪春指出，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城乡价格水平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改革开放前期，我国城市的通胀指数大多高于农村，而从1994年开始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农村价格指数涨幅高于城市。1995年之前，价格改革措施是导致城乡价格指数较大且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此后，市场的作用对城乡价格指数的影响日益显著。总的来说，城乡价格指数差异呈降低态势，显示出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①参见张雪春：《我国通货膨胀的城乡差异分析》，《金融研究》2010年第10期。

是超额货币供应量导致了通货膨胀吗？理论界看法并不一致。传统货币数量派认为，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成正相关关系。而货币主义学派弗里德曼等人提出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消失了。近年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远远超过经济增速，存在大量超额货币供应，但并未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出现了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与物价平稳甚至下降并存的“中国之谜”，因此一些学者甚至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成反向变动的结论。但学界的否定之声更大。宋建江、胡国利用1986年以来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数据，对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相关性、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M2与CPI存在较强相关性；而1986年至1996年货币供应量M2与CPI相关性不强，其原因在于货币化进程吸纳了大量货币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1997年至2008年M2与CPI的相关性较强。②参见宋建江、胡国：《我国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上海金融》2010年第10期。

五、金融市场发展的研究

学界对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结构、资本市场、市场运行等方面。

岳国强分析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以来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认为1992年至2007年非金融企业部门间接融资（银行贷款）比例平均为88.3％，直接融资（证券）比例仅为11.7％，说明非金融企业融资依然以间接融资为主，金融系统属于银行主导型金融模式。但非金融企业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比例、直接融资构成、债券结构、证券投资主体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③参见岳国强：《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变化分析及展望》，《中国投资》2010年3期。

周道炯回顾了资本市场20年中走过的曲折道路，指出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对促进改革开放、科技进步、社会经济发展、资源合理配置、利用外资、增加国家税收和扩大就业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资本市场的未来发展要有信心。④参见周道炯：《对资本市场前景充满信心》，《中国金融》2010年第19—20期。周正庆指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闯过了思想认识关、国情关、加入世贸组织关三个重要关口，我国的资本市场既不能脱离国际金融市场搞封闭运行，也不能照抄照搬国外模式，要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论和标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衡量我国资本市场好坏的标准，是要看是否做到了“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绝不是西方国家提出的什么其他标准。⑤参见周正庆：《走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发展道路》，《中国金融》2010年第19—20期。胡海峰、张琦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作了另一种划分，认为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在局部探索阶段（1990年至1993年），两个交易所成立；在全面铺开（1994年至1998年）阶段，颁布了公司法，合并了证监会；在立体规范（1999年至2004年）阶段，颁布了证券法，开展了上市公司治理运动；在固本清源阶段（2005年至2008年），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券商综合治理；在开拓创新（2009年至今）阶段，推出了创业板，推动股指期货上市。中国证券市场取得八大成就：加快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奠定了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基础，推动了混合所有制的繁荣发展，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确立了多元化的融资新格局，形成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开创了市值创富的新路径，开创了公平监管依法行政的范例。中国证券市场20年发展的启示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是中国证券市场建设的前提，正确处理发展和规范的关系是中国证券市场平稳推进的关键，不断推动市场创新是中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加快国际化进程是中国证券市场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石，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是中国证券市场走向成熟的标志。①参见胡海峰、张琦：《中国证券市场的演进轨迹：1990—2010》，《改革》2010年第7期。

改革开放后，居民储蓄成为金融市场上银行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为何中国居民持续保持如此高的储蓄率，学者们试图从各方面加以解读。徐忠、张雪春等人从公共财政角度对高储蓄率现象展开分析，认为我国较高的储蓄率变动主要受政府行为的影响。中国储蓄率持续高涨，是由政府的赢利性动机及其对公共财政职能的执行产生的挤出效应推动的。具体而言，国有企业2000年后赢利能力的提高，使政府有动机对其扩大投资，在文教、科学、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却不足。公共支出不足，一方面形成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储蓄率，即较高的公共储蓄率，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公共职能没有较好地发挥出来，居民和非国有企业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也形成较高的私人部门储蓄率。②参见徐忠、张雪春、丁志杰、唐天：《公共财政与中国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学者们都认同中国金融市场上存在着非正规金融部门，但不清楚其资金规模究竟有多大。李建军对改革开放以来未观测信贷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未观测信贷就是民间金融、地下金融、住户内部借贷活动形成的贷款余额。作者估测，1978年至2008年未观测信贷规模从400亿元左右扩大到5.4万亿左右，年均增长率为17.8％，同期金融机构贷款规模年均增长率为18.4％，两者几乎以相同的速度增长，说明二者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③参见李建军：《中国未观测信贷规模的变化：1978—2008年》，《金融研究》2010年第4期。

此外，赵学军讨论了“一五”时期国家银行信贷资金的计划配置，指出国家银行计划配置信贷资金，是集中经济剩余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需要。为支持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支持“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国家银行对工、农、商等各业，对国有、合作、私营等各经济主体，推行了有差别的信贷配给政策。国家银行计划配置信贷资金的规模决定于可筹措到的信贷资金额度，而在基本取消市场机制的状况下，信贷资金来源主要受制于财政性存款的增长与财政收支的平衡。“一五”时期财政收支对计划信贷的制约，正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信贷相互制约关系的早期反映。④参见赵学军：《略论“一五”时期信贷资金的计划配置》，《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

六、农村金融的研究

学术界在农村金融研究方面，更多地偏重于探讨现实问题。也有一些论文涉及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的发展，但有分量的并不多见。

2010年涉及农村金融改革的文章不少，但真正有新意的并不多。王顺、刘晓霞以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内在联系为出发点，以农村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与经济改革进展为依据，将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划分为传统农业发展阶段（1978年至1985年）、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1986年至2000年）、新农村建设发展阶段（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在传统农业发展阶段，形成了以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制，促进了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初步建立了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并存的多元化农村金融体制，基本满足了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发展需要。新农村建设发展阶段，则应尽快建立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有机结合的农村金融体制。作者认为，农村金融改革经验证明，农村金融体系必须与工业化发展阶段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既不能落后也不宜超前。①参见王顺、刘晓霞：《三十年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透析与启示》，《金融发展研究》2010年第10期。

谭震祥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改革发展为主要线索，认为农村金融改革第一阶段（1978年至2002年）以机构改革为主，主要侧重于对机构的恢复、发展和管理；第二阶段（2003年至今），以功能改革为主，对农村金融开展系统化改革。农村金融在改革方向上实现了“合作制”向“股份制”的转变；在改革路径上实现了“机构观”向“功能观”的转变；在改革范围上实现了“存量改革”向“存增量改革并重”的转变；在改革方式上实现了“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的转变；在监管方向上实现了“规制监管”向“原则监管”的转变。②参见谭震祥：《农村金融改革：历程、经验和发展》，《金融纵横》2010年第2期。

孙刚、齐明探讨了农村金融体系建设问题，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金融体系不仅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抑制。农村金融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原因是：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导致金融体系也呈现二元结构；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的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地区大量的金融服务需要非正规金融机构来满足。③参见孙刚、齐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5期。而许经勇认为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滞后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有客观必然性。因为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诱导性制度变迁，而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则仍然明显地表现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另外，相对于其他产业，农业不仅比较利益最低，而且风险最大。④参见许经勇：《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滞后原因》，《南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另外，李爱喜讨论了农村信用社60年的发展问题，指出农村信用社60年的改革发展，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农村信用社改革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⑤参见李爱喜：《新中国60年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回顾与展望》，《金融与保险》2010年第3期。

总体而言，2010年当代金融史研究有所推进，但与2009年相比，论文数量明显大幅减少。2010年当代金融史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虽然学术界对中国金融发展方面的重大问题都有研究，但研究重点多集中于改革开放30年这一时段，对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金融问题研究很少，研究新中国60年金融问题的文章则更少。这表明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金融史研究课题已进入了学者的视野，但当代金融史研究的广阔领域尚待开发。第二，在研究主题方面，多数涉及金融史的论文讨论的是现实金融问题，研究重点侧重于现实经济，是为研究现实问题而回溯金融史，难免浅尝辄止，更不用说不少文章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缺乏创新。对当代金融史研究的深度有待加强。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从事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多采用数理工具，运用经济模型进行研究，虽然尽力使用历史统计资料，但文章欠缺历史感。而运用其他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章，或是理论深度不够，或是所用资料比较薄弱。因此，当代金融史的研究方法与资料挖掘工作都需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