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现状综述*

邓群刚

民间文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民间文献，是指保存在民间的承载着历史文化信息的所有文献，其中既有产生于民间的文献，又有散失在民间的官方文献。狭义上的民间文献，则专指直接产生并保存在民间的文献①参见乔福锦：《挖掘民间文献的多重价值》，《人民日报》2009年7月17日。。散落于底层社会的民间文献，不仅是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等史学分支开展研究的宝贵素材，而且对于转变旧的研究视角，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催生新的研究热点甚至产生新的分支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即对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状况做一回溯，以期推动此项工作走向深入。

一、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状况

民间文献多产生、留存于田野乡间、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主要反映底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家庭关系、个人境遇等内容。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日渐升温和“自下而上”研究视角的提倡，民间文献的学术价值日益被学界所认识，越来越多的民间文献资源被挖掘和整理出来。就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而言，也已取得重大进展，就笔者寸目所及，主要有以下几种：

1.1997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和郭于华教授共同主持的的大型研究项目“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该项目旨在对长期以来相对空白的民间历史资料进行搜集和研究，用口述史的方式记录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农民的生活变迁轨迹，进而深入理解革命与宏观历史变迁背景下中国农民日常生活的状况及其改变以及对于这些经历的感受、记忆、讲述和理解，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文明的共产主义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运行逻辑。按照当初的设计，该项目要用30年的时间完成。届时，将积累几千个小时的录音资料，形成一部多卷本的学术专著：《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至2000年，他们在华北的西村、西北的骥村、东北的石湾和西南的柳坪等四个调查基地，走访了几百位老年农民、基层干部，以及曾经在这些村庄中工作过的城里人，收集到700多个小时的录音资料，撰写出近百万字的工作论文，用笔和录音机记录他们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感受。一位美国著名学者了解到这个项目后评论道：在国际学术界，这是一项关于中国革命的最先进的研究②参见涂露芳：《社会研究视野转向普通人——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人民日报》2000年7月14日。。

2.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收集的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资料。该中心师生遵循“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理念，深入乡村收集到“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130余柜，达5000余卷、上百万件之巨。这批资料“或以个人档案突出（如平遥县西游驾生产大队近200份个人档案，分党员干部、一般人员、摘戴帽专政对象等三部分），或以村庄基层活动面貌突出（如阳高县上吾其公社档案113册，涉及生产生活、行政实践、民兵组织与征兵、灾害与社会救济、教育、家庭人口和婚姻、‘四清’运动等内容），或以成册上级文件突出（如侯马市上平望村保留的36册上级文件等），或以较为完整的账册和各种经济活动分类统计数字呈现（如陵川县白萋掌村保留了1964—1979年经济活动记载与账册资料）”①行龙、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73—289页。。这些档案资料年代横跨1945年至1982年，地域遍及山西全省，包括有村庄、公社以及灌区、工厂、百货公司、供销合作社等50余处的文本资料和实物，涉及经济活动、政治运动、文化生活、宗教信仰、人际关系、社会救助、人口家庭等内容，从自上而下的各个层面和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反映了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是开展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不可多得的史料。

3.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华北文书研究室收藏的华北乡村文献资料。自2000年以来，该研究室秉承“让底层农民说话”的学术理念，常年带领硕、博士研究生赴华北各省农村进行乡村文献的考察与收集工作，已取得重要收获。目前该单位已收集到的华北乡村文献资料有以下几种：

（1）《侯家营文书》。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保存有相当完整的集体化时代村级文书资料，其中较重要的有：①“四清”时期留下的《侯家营大队阶级档案》。这是由驻村“四清”工作队及村“贫协”为全村6个小队所有农户建立的“阶级档案”。每户档案中详细记载了该农家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状况、政治表现、社会关系、家史（包括土改前情况）等，经清查阶级后地位有升降者附有改变阶级成分决议证明。此外该档案还夹带有“四清”时查账情况记录，包括对村干部的处理意见及退赔记录等方面的内容。②《村史》和《家史》。虽是“四清”时期写成，充满革命话语且《家史》部分也不完整，仍能从中窥见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村中的重大事件和村中下层农民在1949年前后的生活变迁。③《泥井公社侯家营大队历史资料底账（秘密）》（1952—1971）及各年度各类报表为核心的经济-社会统计资料。此类资料日积月累，数量可观而又完整连贯，记录了50年代至今侯家营村各项经济-社会统计数据。④1964年至2004年间完整的村财务账簿（以现金、流水、分户账为主，约160余册）、完整的传票收据册、大队干部工分记录等。这些资料几乎是以“天”为单位，记录着这个村的每一笔进进出出和每个村干部的一举一动。⑤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村内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原始文献；村内党、政、团、妇女、民兵组织、学校、知青、卫生医疗、村办企业等活动文件、记录。⑥20世纪60年代以来村委与各级组织、单位往来文件、证明、信件；人员往来介绍信、大队介绍信存根。⑦村干部的日记、工作笔记、村革委会木制印章。⑧民国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村民《分家单》、《换契单》；土改时期县政府发给该村村民的《土地房产登记证》、日伪时期该村村民的《良民证》等。⑨自“四清”至“文化大革命”高潮期村内干部、部分村民、全部“四类分子”的专项档案袋，以及大量审查、审讯记录、交代材料；“四类、顽伪分子”及其子女村内外居住记录与统计。⑩建国后历次人口普查记录及2004年最新《全村户口登记簿》②张思主编：《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页。。这批文书资料不仅内容极为详细、丰富、完整，涉及村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在时间和地点上恰好可以和20世纪上半期日本满铁有关该村的调查资料相衔接，两者相结合可以获得一个时间跨度超过百年、内容完整连贯的村落发展历史记录，利用这些资料可以描画出长达百年的乡村细密画卷，这对于关注长期社会变动的历史学工作者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目前，这批宝贵的文书资料已全部运至该研究室保存，并组织学生对其进行了初步整理，编制了逾20万字的目录，并选出一部分交由出版社出版。

（2）《下孔村档案资料》。保存于山西省阳城县甲口镇村委会的集体化时代村级档案资料，内容极为丰富、系统，是记录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珍贵历史资料。目前，这批珍贵的档案资料已由该研究室组织力量完成了电子化，对这些资料的深入分析研究还有待来日。就村级档案进行如此完整细致的数字化整理在全国尚不多见。

（3）《前南峪文书》。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前南峪村是闻名太行山区的生态文明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颗明珠。该村不仅完好地保存着新中国成立后各类行政财务类档案资料，还保存有丰富连贯的清代至民国契约文书资料，其中民国以来直至20世纪90年代村内外土地山林边界纠纷与置换文书极具特色，为研究近代以来山地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4）《乔钦起工作笔记》。该笔记记录的是一位太行山区基层干部在20世纪后半期的工作、生活经历。乔钦起1930年出生于河北省邢台县路罗镇桃树坪一个耕读之家，1947年在解放区参加工作，历任解放区小学教师、邢台县路罗区扫盲专职教师、邢台县路罗区扫盲教育中心教导主任、邢台县路罗人民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中共邢台县路罗工委秘书、党委委员、中共邢台县白岸公社党委书记、将军墓工委副书记（代区长）、邢台县林业局副局长，局督导员等职，1990年离职休养。迄今所发现的与乔钦起数十年基层工作历程相伴随的笔记，共有81本。其中40年代4本，50年代11本，60年代28本，70年代27本，80年代11本，初步统计，总字数在200万以上。与工作笔记同时保存的，还有各个时期形成的笔记附录96份（主要包括乔钦起的讲话稿、“文化大革命”检查材料）、不同历史时期的个人照片71张、保存的工作文件档案671份（主要包括上级下发的官方文件与底层上交的情况汇报）、个人藏书526本、个人生平档案167份（祖传文书29份、个人简历6份、证件12个、学习笔记8本、其他63份），同样是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工作笔记内容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运动、农业合作化、公社化时期的行政机构设置、三年困难时期与调整时期的具体措施、“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派”时的大字报抄稿及“斗、批、改”等方面的活动。其中尤以70年代担任白岸公社党委书记时期的工作笔记内容最为丰富，多为第一手调查研究材料、具体工作安排计划及专门技术学习记录，反映了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努力学习地质、工程、测量、水文、林果等专门知识，领导建成一批太行山区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工程，受到省地县各级政府表彰的历程。这一时期国家的重大事件也在笔记中有具体反映。如毛泽东逝世当日的应对布置、传达粉碎“四人帮”消息的具体安排、拨乱反正时期的政府重建以及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具体落实计划等①参见乔福锦：《一宗特殊的档案文献——父亲的〈工作笔记〉》，《“民间文献与华北社会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2008年。。该笔记书写工整、年代连贯，可以说是世间所罕见的有关共和国农村基层社会40年风雨历程的系统记录。

（5）《贾增文日记》。该日记记录的是华北平原一位普通农民在20世纪后半期的工作、生活经历。贾增文1943年4月13日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市牛家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正是这位普通的农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体验着新中国成立至今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脉搏跳动。从1959年9月16日的第一篇日记开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贾增文陆陆续续写了将近半个世纪。这些用牛皮纸、旧草纸、信纸以及一些废账本等自制的日记本，除1963年因水灾遗失掉几本外，至今已达71本。三年困难时期的困苦、十年动乱的现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及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针政策、家庭收支、生活点滴无一不真实记录在内，见证了一个农民、一个家庭、一个村落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沧桑和时代变迁①参见邓群刚：《底层农民视阈下的国家与村庄——〈贾增文日记〉所见》，《石家庄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71本日记，已经成为反映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生产生活变迁的珍贵历史资料，而且具有其他历史资料无可比拟的草根特质和真实性，被誉为活着的民间档案②参见朱峰：《活着的民间档案：67本农民日记见证农村变迁》，《北京纪事》2007年第7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及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华北文书研究室等单位的工作体现了对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全面地、系统地搜集和整理。除了上述三所高校外，一些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在搜集和整理当代中国口述资料、档案资料、个人日记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一批珍贵的民间文献资源逐渐被发掘和整理出来，有的甚至已交由出版社出版。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1.《联民村乡土资料》。张乐天在自己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县联民村）收集到了相当完整的乡土材料，这些资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关农村基本情况和经济情况的资料，其中包括解放初期农民家庭拥有土地情况的资料、土地改革时期农村分配土地及浮财的原始记录、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粮食和经济分配表、人民公社时期各农户历年的粮食和经济情况分配表、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以及公社的经济情况资料、农村乡村企业发展情况资料、几个农户的家庭收支记录，等等。那成千上万个数据全面地、准确地勾勒出各个不同时期农村经济运作的轮廓，显示出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家庭生活的水准。另一类是涉及农村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大量文书资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大队干部从1954年至1982年的70余本工作日记，那一行行、一段段当年留下的文字真实地、活生生地展示了集体化时期农村基层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图景。这套《工作笔记》对于我们理解那个业已逝去的时代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③参见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页；席富群、张乐天：《记录下小村庄的足迹，折射出大中国的历史——〈周生康日记〉简介》，《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这些保存相当完整的乡土资料，为作者在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东营村村账》。河北省临漳县杜村乡东营村是一个普通村庄，这个村保存了从1948年到2005年一套完整的村账，其中尤以反映土改时期村内人口土地与阶级划分、反映初级社、高级社时期社员入股、生产与分配方面的档案极为罕见，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这些村账记录着该村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反映出每个历史阶段农民收益分配、村干部工资、农村土地经营、集体资产增值、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状况与沿革等历史事实。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研究员朱守银曾经这样评价：东营村村账对我国农村政策沿革极具研究价值，对当前解决好“三农”问题具有特殊重要意义④参见许海涛、董伟：《57年完整村账见证中国农村变迁》，《中国青年报》2005年5月24日。。

3.《侯永禄日记》。侯永禄是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一位普通农民，从9岁起，他就用各种颜色的笔、各种颜色的纸、记录下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整整60年的“柴米油盐”见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折射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乃至一个民族的发展脉络和历史命运。该日记不仅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普通农民的生活实录，而且用真实的史料，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现当代西北地区乡村的历史进程和当时人们的想法，为从长时段的角度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珍贵史料⑤参见侯永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4.《门庄大队档案》。华东师范大学新近出版了《河北省冀县门庄公社门庄大队档案》一书。该书编者并没有对书中所刊档案的种类进行专门说明，各队现存档案多少不一，仅以项目最多的第十生产队基本情况为例，包括生产队基本情况、村阶级成分表、贫协会员登记表、入贫协会申请书、党团员情况及“四清”干部解放情况、妇女各阶层登记表、清经济及政治等群众讨论记录等16项。有的生产队档案中还包括《社员花名册》、《作物落实方案》等，但所占比例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在冀门县门庄十小队工作组基本情况档案的首页，所标《党、政、青、妇、武》十分醒目，这些均可归入农村基层组织一类的档案，其他生产队的档案情况亦类似①参见华东师范人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河北省冀县门庄公社门庄大队档案》，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就现已出版的档案而言，其所刊档案建立的时间基本限于1965年，当为“四清”运动时工作队开展工作时所建，是研究“四清”运动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由上可知，近年来，意识到当代民间文献史料的价值，并开始对其进行搜集、抢救与整理工作的专业研究团体和个人，已不在少数。经过他们的艰辛开拓，一大批珍贵的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被发掘和整理出来，部分甚至已交由出版社出版。

二、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利用状况

与官方文献不同，民间文献资料揭示了底层民众的思想、信仰和观念，包涵着乡村社会最基层的运作方式和底层普通民众的声音，能够展现出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场景。其“原生态”的内容立体地再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时期真实的社会景象。梁启超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②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第241页。在这些正史中，只有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场景，没有普通民众的点滴记录。这种缺少普通民众内容的历史，是苍白的、单调的。目前，部分有关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成果读起来十分乏味，这与学者能够利用的史料有限密切相关。那么，要了解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就要搜集民间文书，从买卖契约、账本、家谱、书信、收据、分家文书等资料中，窥见民间的历史记忆，复原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民间社会生活。随着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被发掘和整理出来，必然推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走向深入。

如果从村庄档案的运用来讲，黄宗智是较早运用集体化时代村庄档案进行研究的学者。早在1983年，他就开始在上海市松江县华阳桥乡的薛家埭等6个自然村进行调查，并依据在这些村庄调查中所获资料写成了《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在该书的第二编也就是1949年以后的研究中，运用了大量的有关村庄经济状况的统计数字。据称这些数据一方面由作者本人实地调查、访谈所得，另一方面由公社和大队会计提供③参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第167—275页。。有学者认为：“很难想象，时过境迁，公社和大队会计还能够对1968年至1985年一个公社和一个村庄某项劳动状况、人口中务农劳动力的比例、公社主要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等详细数据记忆犹新。其实，这些公社和大队会计个人提供的资料很可能就是公社或村庄的财务档案的一部分。”④胡英泽：《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与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张乐天借助在自己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县联民村收集的丰富乡土资料和在当地先后20多年的生活经历写成了《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该书为读者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浙北农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人民公社时期浙北乡村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珍贵素材。该书以“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模式”解释人民公社时代农村生活的实践逻辑，认为外部制度的冲击与乡村传统之间的“碰撞、冲突、融和、转化、消长导演出农村生活的活报剧，决定了农村演化的历史走向”⑤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有学者认为该书无论是在研究理念及方法上还是在史料的收集与可信度上，都明显区别于依据拼凑当时的媒体报道推理或想象出来的历史陈述和传统史学大事记式的文件堆砌。该书作为人民公社的个案研究，是人民公社研究领域中具有标志性的著作，对人民公社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有开拓意义①参见辛逸：《人民公社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和郭于华教授共同主持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已经进行了10余年。他们利用在华北的西村、西北的骥村、东北的石湾、西南的柳坪等四个调查点收集到的生动、细腻的口述资料，发表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记录了革命与宏观历史变迁背景下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形态，揭示了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乃至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时期乡民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他们对这些经历的感受、记忆、讲述和理解。以讲故事的方式将土改中诉苦所发挥的政治动员作用②参见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集体化中女性身体的痛苦和心灵的愉悦③参见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践④参见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等这些在历史中缺失的记忆一一呈现。这些成果专注于社会学命题的解读，目的是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走入田野，阐释口述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在理论范式的建构方面颇具典范意义。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占有大量农村基层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地将史料解读和田野调查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医疗卫生、技术革新、日常生活、水利建设等专题研究，把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推向了学术最前沿⑤参见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2009年8月8日至10日在山西大寨召开的“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山西大学的成果得到了集中展现。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山西学派”正在崛起。

南开大学的张思教授利用在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发现的集体化时代村级文书资料，展示了国家权力与农民社会相互碰撞的具体场景。他指出：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乡村，国家权力控制了村民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阶级斗争话语等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已渗透到基层乡村，已然占据了话语霸权的地位。但是同时，面对国家的强制性压力和渗透，乡村社会的传统、习惯一直用融合、再造、过滤等方式加以对应⑥参见张思：《国家渗透与乡村过滤：昌黎县侯家营文书所见》，《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张先生指导的多位研究生利用同批文书资料结合田野调查，细致描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普通华北村庄的历史长卷，从国家权力与社会、历次政治运动和村落政治的变迁、农业与副业、生产成果分配、人口流动、新式教育和传播媒介的导入、妇女地位的变化、村内外交际、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日常生活、村风与村干部等多个方面重新审视、评价了中国农村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⑦参见张思主编：《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吴家虎：《近代华北乡村人口的流动迁移——以河北省侯家营村为个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当代华北乡村人口流动迁移与乡土社会变迁——以河北省侯家营村为个案》，《现代化研究》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何燕：《集体化时代乡村医疗卫生事业探析——以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与以往有关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成果相比，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结论等方面均有所突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黄宗智、张乐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及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华北文书研究室等单位或个人的研究，体现了对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全面地、整体地利用，而有的研究者则利用其中的一部分开展专题性研究。例如：社会人类学者张江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立屯坡的山村从事田野调查时，发现了该村一个生产队会计留下的大量会计资料，详尽记载了该生产队在1973年至1978年六年间工分、口粮、收入分配的情况（一些年份还包括家庭劳力的分布情况）。通过运用这些会计档案，张江华对工分制下的农民经济行为进行了分析①参见张江华：《工分制下农民的经济行为——对恰亚诺夫假说的验证与补充》，《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另外，他运用同样的资料又对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率进行了研究②参见张江华：《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率》，《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这些研究成果对恰亚诺夫、萨林斯、黄宗智、林毅夫等人的理论提供了补充、修正和反证。

此外，也有研究者对利用大队公文资料和村账资料开展研究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北水村从1969年10月至1983年8月接收上级单位杏坛公社通过电话下达的《通知》共2169个，这些《通知》现在保存完好。谢淑娟通过对这些第一手资料的综合分析，再现了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基层社会经济生活几乎被上级无所不包地全面控制的史实：“在政社合一体制下，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整合、动员与汲取资源的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每个村民不管是通过党支部还是生产队长，都直接感受到了国家的权力。”③谢淑娟：《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村庄经济——以解读〈通知〉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谢淑娟利用该村12个生产队保存基本完好的第一手账本资料，对生产队经济效益低下的分析也是十分精当的④参见谢淑娟：《论人民公社时期的基塘农业——以广东省顺德县北水大队为例》，《古今农业》2007年第1期。。

史学的发展有赖于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被挖掘与整理出来，大大推动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不但涌现出了许多以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为依据进行微观分析的经典之作，而且在学术理念与方法方面也屡有创新，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民间文献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呈现出“谁占有了这一时段的资料，谁就会占领未来学术研究的天下”的趋势，其研究价值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识。

三、当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针对目前当代中国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利用状况，笔者认为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从收藏的单位来说，从事研究的高校或学者比较重视，收藏条件较好的专业收藏单位（如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关注较少。目前系统地收集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单位只有三所高校，而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专业收藏单位虽然具备良好的收藏条件，专业的收藏技术，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经费困难等原因⑤参见刘晓莉：《刍议图书馆民间文献资源建设》，《河南图书馆学刊》2008年第2期。，并没有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对这些蕴涵着大量历史信息的资源进行大力的搜集、整理与保护。

2.从收藏的种类上看，由于各个收藏单位的关注点和个人的喜好不同，偏重于口述资料和农村基层档案的收集，对其他类型的民间文献则关注较少。其实民间文献的种类繁多。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了现当代，除了以乡村家族社会为依托的宗族谱牒、契约文书、日用账簿、信函书札、日志笔记、乡规民约、乡土史志乃至地方戏文唱本等传统类型的民间文献仍在产生与流传之外，民间文献的形式与类别也有了很大改变：诸如农村集体的历史档案、城市厂店的账册文书、现代家庭的新式生活档案、课本、个人照片、私人录音等以胶片、电子材料为载体的新型文献，多已超出传统民间文献的范畴，为古时所未有。这些新型的民间文献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而且更加生动、形象，因此，也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3.从地域上看，对华北的民间文献收集较多，而西北、西南地区则还是一片空白。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自然环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再加上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各地域之间的差异是显然存在的。从区域史研究的角度观，与华北、华南、江南等地区相比较，无论是地理环境、历史传统还是经济生活、社会结构乃至风俗语言、宗教信仰等，西南、西北之乡村均有明显之特点。民间文献的原始性、具体性尤其是区域多样性特征，无疑是充实和完善“宏大叙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能够使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历史更加丰满和生动。因此加强对散落于这些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民间文献史料进行搜集与整理，也具有特别之价值。

4.对民间文献史料的利用还十分有限。近十几年来，意识到民间文献史料的重要价值，并着手进行搜集和抢救工作的民间人士和专业研究者，已不在少数。但十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工作迄今为止仍处于一种分散游击、割据自守的状况。由于收藏者多将自己搜集到的史料藏诸深山、秘不示人，从而使得原本就显得十分稀少的民间史料愈显奇缺。除极少数近水楼台者外，真正能够利用民间文献史料进行研究的学者或学生，还寥寥无几。消除门户意识，搭建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使为数不多的民间文献资源为大多数人所利用，仍是目前学界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5.从对民间文献史料的解读方法上看，史料解读与田野调查的结合还非常有限。目前利用民间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人类学、社会学学者和历史学学者两类。前一类学者偏重于口述资料的利用，毋庸讳言，口述回忆史料因时过境迁，加之当事人的主观意向和记忆偏差，其真实性在理论上是无法验证的。人类学方法存在着流于个人化甚至是任意解释而无从验证的弊端，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仍然就口述史材料的使用持疑虑态度的重要原因所在。而历史学家则偏重于书本文字史料的解读，由于文字文献的形成、留存，也难免会受到时政的极大影响，因而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历史学方法存在着书本文字记载的真伪无从验证的缺陷。因此只有充分地将史料的解读与农村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使其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才能够更加接近于历史的原貌。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方法的融合和贯通，已成为正确解读民间文献的未来发展方向。

四、结语

民间文献蕴涵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历史依据，也是人类社会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献满足的不仅仅是学者的研究需求，而且是普通群众了解社会、了解历史的很好途径。作为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文化载体，民间文献不仅仅是学者书斋里的研究材料、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且是民众进行自我教育的生动课本，提高国民素质的特殊教材，更是民众寻求文化归属与精神家园的丰厚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文献的功能和价值远远超出学术领域，成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因此，对散落于底层社会的民间文献进行搜集和整理，对于中国这样具有几千年文字传承的文明古国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相对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各种民间文献史料，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数量更大，种类更多，抢救、发掘的难度理当比前者要小得多，但实际的情况却不容乐观。首先，与保存条件较好的官方档案相比，民间文献多产生、留存于田野乡间、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这决定了其必然处于随意留放和散失的状态。这也为其是否能够长期保存于世带来了极大变数。 “天灾”、“人祸”或意识不到其价值而被弃毁，都是大量民间文献消失的重要因素。其次，由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政治运动频发，特别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私人记录性史料被大量抄没、毁坏或遗失。而各种运动过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也曾将大量个人材料交还个人处理，或由组织代为销毁。再加上单位变动频繁，过去曾经保存在单位里的各种油印资料或个人记录材料，也不断地被处理或销毁，导致当代中国民间文献资料数量急剧减少。最后，随着近年来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旧房重建或再建不断加快，除了各级档案馆还保留着较完整的官方档案以外，更为珍贵的流散于乡村的账本、会议记录、工作笔记和各种实物史料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日渐流失或腐烂，或干脆被当做废品送到了造纸厂，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已很难见到此类资料。所有这些都使得原本应该浩如烟海、取之不尽的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如今竟成急需抢救的“国宝”，对此进行搜集、抢救与保护的工作显得十分迫切。

在走向基层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们还深深地体会到，由于那个时代政治运动频繁，留给农民的后遗症尚有留存，这使得原本就所剩无几的记载农村基层政权活动和普通村民生活的资料由于涉及隐私而不愿示人，往往需要调查者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去做大量的说服工作。再加上现今了解那一段历史的基层干部和普通村民大多已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他们的数量年年甚至日日在减少，对包括口述史在内的当代中国民间文献资源进行挖掘、搜集与整理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