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学术研讨会”述要

刘志平

20世纪初的中国，曾经是民族备受屈辱，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更是中华民族英勇奋斗，英杰辈出，星光灿烂的时代。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重庆报告》）记录：1920年3月20日，一群重庆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以下简称“重庆组织”）。如此，该组织将早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该档案引发了党史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2011年7月27日至28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由中央档案馆、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党的文献杂志社、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学术研讨会”在渝召开。参加研讨会的代表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上海、河北、安徽、福建、广东、四川、重庆、武汉、南京、大连等11个省、市的党史、党校、大专院校和部队院校系统，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等国内重要的学术媒体的负责人。

本次研讨会是1982年中央档案馆内部出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后，近30年来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一、在《重庆报告》作为档案文献的真实性上取得了共识，认为《重庆报告》揭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参会学者一致认为，《重庆报告》作为档案文献是真实的，并以该文本为基础展开研究。有的学者指出，这份报告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来源于共产国际移交的档案文献，是经中央档案馆送毛泽东、董必武辨认过的。因此是权威的，官方的，不可质疑的。有的学者认为，研究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既要研究这些组织的历史细节，更要把握历史的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重庆组织”的存在，为丰富和完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提供了时间新证、空间新证和创建新证。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经历了一个群星辉耀的时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学术界大都以对某一共产主义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关系来考察并判断其是否具有共产主义性质，从而确认其是否为中国共产主义早期组织。这一考察方法不能涵盖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奋斗中曾经出现过的思想形态和组织形态。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规律，那么仅仅是目前公认的六个中共早期组织不足以反映“规律”，而只是这个“规律”的典型代表。学界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多种路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思想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等问题，要客观评价无政府主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联系到《重庆报告》，既要着眼于1920年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更要对重庆近代以来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行整体把握，联系思索，从中找出内在逻辑和重庆的先进分子革命的规律性。

三、对“重庆组织”是否真实存在、对该组织的性质提出了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重庆组织”是存在的，其性质是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有的学者结合《重庆报告》“四川的最近历史”，在对20世纪20年代四川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张太雷1921年春、1921年6月10日的两份材料，陈潭秋写于1936年的《中共第一次大会回忆》以及湖北“波社”等材料分析基础上，对重庆组织的真实存在和性质进行了论证。有的学者认为，“重庆组织”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有的学者则认为“重庆组织”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

四、对《重庆报告》的写作时间、写作地点、起草者以及报送机关提出了多种推测。有的学者认为，《重庆报告》是适社派往共产国际的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和上海无政府主义者秦慧僧去苏联学习考察期间，为参加1922年1月2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所写的。另有学者认为，“王右木作为党的一大前后四川建党的重要人物，理应是《报告》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报告》作为党的一大期间的文献，应该是四川省共产主义组织为参加党的一大准备的汇报材料”。

五、对五个地方组织的情况和“重庆组织”成员的去向做出了推测和判断。有的学者认为，由于“重庆组织”的联系方式、候补成员半年考察期的严格规定，可能导致五个地方组织不稳定，同时由于年代久远、现存资料匮乏，要说明五个地方组织的情况是一个难题。同时认为“重庆组织”众多的成员去向有六种可能：一是以集体方式到法国勤工俭学；二是以分散方式到法国勤工俭学；三是到苏俄考察学习；四是到其他地方谋生或学习，同组织脱离或失掉了联系；五是留在四川，但因为各种原因同组织脱离了关系，或者是失掉了联系；六是组织名称和性质有所改变，有的成员不再参与、不再联系。

六、参会代表运用实证、推理、比较等多种方法展开研究。有的学者对《重庆报告》涉及的问题作出了明确判断，对报告的相关问题做了多种推测。有的学者将《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三个文本进行比较研究；有学者就“重庆组织”与上海早期组织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重庆组织”的性质、成立的时间和条件、该组织的领导人及成员、联系方式、工作开展情况及《重庆报告》的作者、写作时间、地点、报送机关等基本问题尚需深入研究，应把历史研究建立在真实客观的材料基础上。

本次研讨会讨论问题集中，提交的论文水平较高。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邵维正少将、《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王素莉、《党的文献》常务副主编孙东升认为：（1）这次会议主题定位明确，为深入研究确定了方向；面对一份难题颇多的档案，主办方为各种观点提供了一个公平讨论的平台，对观点不同的优秀论文予以奖励，表现了良好的学风；参会论文虽然观点各异、研究方法不同，但言之有据，展示了党史学界关于该问题研究的最高、最新成果。（2）会议很有学术价值，一是《重庆报告》从一个新的侧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二是《重庆报告》是一个未被挖掘的富矿，会议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三是本次会议的不同学术观点，将推进《重庆报告》的深化研究。四是会议取得了阶段性研究成果。大幕已经拉开，期待高潮出现。

以上三位学者对《重庆报告》今后研究的方法予以了指导：第一，从大处着眼，加强历史规律性研究，把该问题置于庞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之中，从中认识该组织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第二，从细处着手，加强资料收集工作，为实证研究提供可靠的史料基础。第三，加强有组织的研究。通过资源共享，集体攻关，在把握历史发展总规律的前提下，取得科学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