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党史研究述评

吴 志 军

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党史研究述评

吴 志 军

从 “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随着拨乱反正的初步启动与思想文化的潮流激荡，党史研究初步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重评”史学的兴起以及对 “四人帮”《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的文化批判，有效地推动了党史的拨乱反正，新的党史研究格局初步成型，学术化趋势初现端倪。

1977年至1978年；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史

自1957年以后，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渐次泛政治化，中共党史研究逐渐成为图解政治政策的工具，其间产生的研究成果带有严重的领袖崇拜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叙述框架的倾向，而 “文化大革命”极左情势下的党史编纂更因其有组织地全面篡改与伪造历史而贻害无穷。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不久，全国兴起揭批 “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拨乱反正的进程逐步启动。虽然巨大的 “左”的惯性使得拨乱反正呈现矛盾反复与缓慢前行的气象，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方开启全面拨乱反正，但在此期间，政界与学界共同地初步批判与反思极左思潮，以多种方式努力恢复党史的本来面目，由此开始塑造新党史研究的基本形态与格局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呈现独立的学术特征与特殊的文化价值。①为反映历史的延续性与逻辑性，同时为利于叙述方便，本文将粉碎 “四人帮”后两个多月的时间也纳入研究范畴。同时应指出的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由于多年来政治化传统以及极左思潮对于党史研究的深刻影响，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未及生成一个有明确自我意识的党史研究群体或学术共同体。对党史的拨乱反正与学术关切，是在以政治家为核心的非职业历史学家和部分专业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启动的。而且，由于党史研究特有的政治性，往往先在政治层面取得一定突破后，学术界再跟进讨论与深入研究。在这里，学术与政治依然保持着较强的同质性，政治诉求与学术理念互渗互通，“政治性的学术问题”与 “学术性的政治问题”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党史研究的学术性也正是在这样的蚕茧中日益成长的。这样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缓解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与本文所指称的 “中共党史研究”之间的某种关系。

一、走向新生的中国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

政治社会领域的初步拨乱反正激荡了被压抑了几十年的思想文化潮流，这一独特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史的基本脉络，共同构成了党史研究重新前行的外部环境与内在条件。尽管学术史有其自主的潜在的发展逻辑，但显然“历史学家的著作是多么密切地反映他所研究的这个社会”①〔英〕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31页。。因而优先考察这段历史背后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仍然是理解并构建党史研究之学术发展的要津所在。

尽管受到 “两个凡是”的干扰，平反由长期极左运动尤其是 “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大量冤假错案，仍是中共必须直面的严重政治任务。“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即为纯属反“四人帮”遭受迫害的有关人员和案件彻底平反。此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尤其是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后，确立了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排除重重阻力，开启了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的新局面。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 “左”倾思想制造的种种禁区，“实际上是全党范围的一次党史是非问题的大讨论”②李瑗：《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学改革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中央各部门、各地各领域均为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平反，其中在全国范围内为 “右派分子”摘帽产生了强烈反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为诸如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平反，客观评价彭德怀等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为全面平反冤假错案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从而成为深入反思自1949年尤其是 “文化大革命”以来历史教训的重要契机。平反冤假错案大都涉及广义范畴的党史，客观上有助于厘清党史真相，体现了对党史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以平反冤假错案为中心的拨乱反正孕育了宽松与民主的文化气息。邓小平明确批评 “两个凡是”，主张要在思想理论工作中实行民主，允许自由争论和学术交流，“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③《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4页。。他还多次要求不要再在文化学术领域设置禁区。④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57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进一步明确了民主与解放思想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从1978年7月开始，全国兴起学习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这一讲话以充分发扬民主为主要精神）的活动。在此前后，学界大力批判极左势力以反对所谓 “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名破坏 “双百”方针，民主之风迅速弥漫。黎澍较早地深刻洞悉到 “四人帮”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极端保守、落后、反动的封建专制势力，这一势力及其背后的思潮与中国革命未彻底消除封建主义影响有根本联系。⑤参见黎澍：《评 “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1978年纪念五四运动的学术活动突出了 “民主”与 “科学”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赋予批判极左思潮以浓厚的思想启蒙色彩。一位学者更直接指出，被文化专制主义和新蒙昧主义禁锢了十余年的头脑和心灵 “迫切需要一个思想大启蒙，精神大解放”⑥邢贲思：《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人民日报》1978年7月22日。。在此基础上，诸多思想文化人士主张要 “砸碎精神枷锁，冲破思想牢笼”⑦《来一个思想大解放》，《人民日报》1978年1月23日。，“要大力开展创造性的社会科学研究……尽快地让社会科学研究空前繁荣起来”⑧《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一定要让社会科学研究空前繁荣起来》，《人民日报》1978年3月11日。。这一情势同样羼入历史研究领域。

历史学可谓在 “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戕害最严重的学科，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将史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严重阉割直至取消历史学的学术性。粉碎 “四人帮”后，历史学界立即展开了对极左史学的批判。从1976年底到1978年初，以 《历史研究》杂志为中心，史学界刊发了一批揭发极左势力利用史学研究祸国殃民的政论性论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后，批判极左史学的学术性得到加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学术思潮开始凸显。①王学典认为，在历史学范围内清算极左思想与理论，就必然会导向60年代的历史主义。“回到60年代初期去”的史学思潮于1978年形成，影响和推动着整个史学界的拨乱反正。见王学典：《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6—109页。史学界进一步摈弃并批判了所谓史学界 “一片黑暗”论，肯定了前17年的史学研究成就，探讨历史学的党性与科学性、史学研究与现实政治等学科基础问题，重新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从而为历史学的复兴奠定了科学原则。同时，史学界呼唤自由与民主的学术理念，确认实事求是、鼓励创新的学术方向，主张要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倡 “舆论不一律”和 “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②《历史研究》编辑部： 《大家都来提倡自由讨论》，《历史研究》1978年第4期。，“允许各种学派存在，允许各种学派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去探索真理，进行争鸣，并以国家权力为之提供条件，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把林彪、‘四人帮’扼杀的历史科学真正恢复和发展起来”③《历史研究》评论员文章：《提倡不同学派平等地讨论问题》，《历史研究》1978年第12期。。

平反冤假错案的初步启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极左势力及其思想理论的批判，唤醒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于自由民主和学术独立的渴望，促进了历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及其学术化愿景。中共党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格局下，步履蹒跚地冲破极左思想的藩篱和羁绊，展开其内在的学科逻辑和文化气象的。

二、“重评”史学的泛起与红色经典的重塑

党史研究的启动，首先来自于政治高层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推动，这主要出于对极左势力篡改党史的愤慨，以及因遭受极左思潮长期蛀蚀而形成事实上的党史通史研究真空状况的焦虑。粉碎 “四人帮”不久，中共中央即要求全党结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学习活动去研究和宣传党史。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强调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更明确表达了编写新党史的急切心情：“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准备做一件大事，就是要把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全部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写出一部党史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还指示我们说：要搞个党史，没有不行。现在不知有多少党史，就是没有个正本……这件事变成了他老人家的遗志”，“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研究和编写党史”。他强烈希冀在党史研究者的努力和老同志的支持下 “写出一部好的党史来”④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1977年10月10日）。。邓小平也要求抓紧整理和研究党史，“现在还有些老人，再过几年，老人没有了，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再了解。”⑤《邓小平思想年谱》，第59页。胡耀邦在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严正批判极左势力歪曲党史的恶劣行径，认为党校的教学课程设置 “重点是党史党建”，力主设置一个“高于其他教研室”的党史研究室，讨论确定党史课程的教学方案，积极推动党史正本的编写，对党史研究与教学投入了很大精力，并以其深刻的政治洞察力与开明的文化思想而超越了当时的社会语境，为提升党史研究的政治地位和促进党史研究的展开作出了独特贡献。

然而，“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受制于巨大的历史惯性和思维定式，大部分研究者还未能直面被神化的中心之外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对党史的匡正首先仰赖于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经典形式。政治领袖群体长期以来被视为党史的重要见证者与核心承载者，在极左政治运动中大都遭受不同程度地冲击、诬蔑与歪曲，再加之 “文化大革命”结束伊始中国陷入普遍的徘徊犹疑，因此，对于政治领袖的怀念便成为情感表达与文化重建的最为熟悉的仪式和途径。从1976年底到1978年底，关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邓小平、贺龙、彭湃等革命家历史的回忆录、纪念文章和研究论文，大量地发表在 “两报一刊”等政治报刊与以 《历史研究》为代表的学术刊物上，构成这一时期里党史研究的主体内容。这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四次纪念活动（即1977年9月前后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纪念和1978年12月前后毛泽东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1977年1月前后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纪念和1978年3月前后周恩来诞辰八十周年纪念）前后，党政军各大机构与专业历史研究者写作发表相当数量的纪念文章之盛况即可见一斑。

由强烈的拨乱反正意识所决定，对政治领袖研究的重点在于重新回顾、梳理和评价无产阶级革命家自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时期各个历史阶段所参与的重大历史活动及其思想理论，批驳极左势力否定或歪曲其历史贡献与思想理论的行为，以期恢复党史真相，如通过研究周恩来的早期革命活动史，展现他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历程，以批驳极左势力欲将周恩来等人诬蔑为 “民主派”乃至 “走资派”的企图等。在邓小平、胡耀邦等力促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以及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前后的思想解放氛围下，纪念文章着力批判极左势力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和篡改，力主实事求是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有利于党史研究理念的更换。虽然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性，这些文章大都存在着失真甚或谬误的史实，且带有较为严重的以论带史倾向和浓厚的大字报文风，但政治领袖史的拨乱反正为此后推进党史人物研究和创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知识和前期的理论构建，恢复了部分党史的本来面目，在一定程度和层次上推动了党史的拨乱反正，并在党史分期体系和党史通史编纂等方面积累了初步经验。可见，新的党史研究借助于政治领袖史的拨乱反正得以启动，体现了党史学科的某种特性与内在逻辑。这一研究形式促进了重新评价党史人物和事件的思潮的涌动，一大批红色经典形象得以重新塑造，“重评”史学由此兴起，成为拨乱反正时期党史研究最主要的学术形态。

在1977年和1978年的两次纪念“八一”建军节的活动中，建军史成为研究热点，并体现了 “重评”史学的基本诉求与文化特征，“历史是无情的，谁篡改历史，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粉碎 “四人帮”后，“党史也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①韩泰华：《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针对南昌起义备受篡改的状况，研究者在各种报纸和学术刊物上发表大量论文，出版了南昌起义史的学术专著。这些著述以强烈的拨乱反正意识，揭露了林彪、“四人帮”集团歪曲南昌起义的事实，详细系统地厘清南昌起义史的具体进程和发展轨迹，还原了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革命家的历史贡献。广州起义一度被极左史学视为消极的 “退兵之一战”，有研究者反驳这种观点“只看到革命低潮时期敌人的一时猖狂，看不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只看到起义军被迫撤出广州市的失败一面，看不到起义军转入农村孕育着新的胜利一面……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形而上学的观点，必须予以澄清”②苏鹤虎：《“中原革命走龙蛇”——纪念广州起义五十周年》，《扬州大学学报》1977年第9期。。针对井冈山会师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歪曲为林彪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和毛泽东 “胜利会师”，有文章专门对此进行了厘清，还原了井冈山会师的本来面目③付尚文：《伟大的井冈山会师》， 《河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同时，《人民日报》和 《解放军报》还陆续发表一系列 “军史资料”，如 《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英勇的武装起义》等。所有这些党史基础性知识的重新书写和广泛传播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被歪曲的党史经典。

对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与陈独秀评价的拨乱反正，是 “重评”史学的重要关注对象。李大钊在党史上长期具有正面形象和象征意义，而在 “文化大革命”前后被诬陷为 “资产阶级民主派”和 “叛徒”，给党史研究与宣传带来极大混乱。1978年初，张静如以大量常识性史实，还原了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历史地位，客观评价了李大钊的历史功绩，成为重新研究李大钊的学术起点④张静如：《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驳 “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诬蔑》，《光明日报》1978年2月16日。。此后，研究重点转向重现并阐释李大钊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化这一问题，旨在重新确认他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研究者几乎一致认为，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热烈颂扬社会主义，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实现了向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者对李大钊的思想转变给予高度评价，并着重强调 “绝不会因为一个人早期思想上的民主主义色彩，而损害他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形象，更不能因此断言他就是民主派”①李振民：《李大钊同志殉难五十一周年祭》，《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因此，研究者在普遍指出李大钊的思想仍保留 “民主主义的遗留”和 “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成分”时，并未归咎于其本人，认为这是由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过短、“五四”前后社会思潮的杂乱以及中国革命的复杂性等造成，“不能离开历史条件，要求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十分完备，在政治上完全成熟”②陈纯仁：《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发展》，《南京师大学报》1978年第2期。。至此，李大钊作为一个崇高的共产主义者的经典形象被得以恢复。同时，学界也基本肯定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判精神及历史进步作用，否定了以往将陈独秀担任中共总书记诬蔑为 “窃取”的论断。在绝大多数研究者沿袭传统观点，依旧否认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形势下，依然有部分思想开明的学者坚持认为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已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虽然转变没有最终完成，但 “仍然应该归属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行列”③张静如：《论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这为1979年确认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奠定了基础。

应当指出，“重评”史学在解构极左党史编纂学的话语与体系之际，因其急于决裂的心态而具有强烈的感情褒贬色彩，承袭了以往革命化的表述风格与模式，强化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传统价值观念，更潜含着与批判对象分享同一的思想取向与文化立场的倾向。当然，它们着力讴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业绩，重塑在经年极左迷雾中被扭曲的一批红色经典形象，成为推进党史研究的重要机制，有利于唤醒人们努力恢复并重新解读那些被歪曲的党史。

三、对 “四人帮”《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的批判

系统地清理和批判极左势力篡改党史的活动，既是党史研究重新起步的先决条件，也是党史研究的基础内容。 “四人帮”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④该书产生于 “文化大革命”后期，是 “四人帮”极左集团争夺政治权力的重要步骤。本来周恩来曾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宣布，编纂党史权在中央，各省市不能擅自编纂和出版党史。但早在1969年夏，张春桥在上海以 “谈党史”为名，肆意歪曲党史，并筹划自编党史。1971年下半年，“四人帮”先后从上海市委党校、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工厂抽调人员，在上海写作组内设置 “党史组”，对外称 “复旦大学党史教材编写组”。经过两年写作，这部 《讲义》于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前完成。此后，“四人帮”将其作为大学教材大量印刷，并缩编为中学教材，印行高达100余万册。1975年7月至11月间，在 “评法批儒”、大反 “经验主义”的运动中，“四人帮”对 《讲义》进行第二次修改，大肆鼓吹 “尊孔与反孔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将所谓 “儒法斗争”作为编写党史的基本线索。此后，“四人帮”筹组 “中国现代史丛书”，张春桥提议要 “写得生动具体”，“字数可以不受限制”。写作组人员提出 “化整为零”的策略，“地方不能出党史，我们就出小册子，按事件、人物、问题来编写，每年出一二十册，几年以后就可以出六七十册，合起来就是一部党史”，试图将篡改和伪造党史的活动扩展至现代史。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一度下令上海的出版社赶印 《讲义》，但未及向全国发行即遭粉碎。（以下简称 《讲义》）一书集中承载了极左势力歪曲、伪造和篡改党史的罪证，同时以极端的面相反映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派”史学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特征。对于该书的批判首先在 “四人帮”的政治 “基地”——上海零星出现。1977年，《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陈铁健 《一桩异乎寻常的反党事件——评“四人帮”伪造党史的罪恶活动》，成为最早系统批判 《讲义》的重要文章。文章首度揭露了“四人帮”组织编纂 《讲义》的来龙去脉，批判他们利用该书大肆吹捧和突出 “四人帮”，完全否定甚至取消革命家在党史上的地位，“把篡改党史当作篡党夺权的重要环节”。1978年初，《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由该校政史系党史教研室编写的 《“四人帮”是怎样篡改和伪造党史的？》，详细罗列 《讲义》篡改党史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节点，分为 “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7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8条、“抗日战争时期”7条、“解放战争时期”6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三部分10条，使 “四人帮”篡改党史的罪恶活动得以细化与具体化。

在肯定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前提下，有学者指出，《讲义》实用主义地摘取毛泽东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路线进行了严重歪曲和篡改，如贬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创造性分析，混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歪曲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兜售 “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前17年的伟大成就等①马春阳： 《帮记 “春秋”的破产——评 “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东北师大学报》1978年第1期。。《讲义》以介绍毛泽东著作为名，实际上却削减关键内容，篡改著作原意。比如毛泽东在 《矛盾论》中论述党内斗争时明确指出：“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但 《讲义》却故意将 “充分地”、“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和 “可能性”删去，将 “留有自己觉悟”改为“改正错误”。这样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篡改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完整论述。②《彻底批判 “四人帮”授意炮制的 〈党史〉》，《文汇报》1978年6月30日。这实际上涉及如何对待党史文献的态度和原则问题。

金东和撰文披露了 《讲义》的所谓 “编写原则”。文章指出，“四人帮”为了排挤和打击老干部，在编写 《讲义》时编造所谓 “原则”：一为 “突出论”，即必须突出毛泽东、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和 “文化大革命”；二为 “重点论”，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写哪些人，不写哪些人，谁出场，出几次，都要一一规定，突出所谓 “重点”；三为 “未定论”，即 “有些人还未有定论”，“能不能上党史还未定”；四为 “慎重论”，以 “写活人尽量避开”、“要慎重”等为借口，提出 “应朝前看”，竭力贬低和抹杀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功绩③金东和： 《篡改历史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戳穿“四人帮”篡改党史的卑鄙伎俩》，《延边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人民日报》亦刊登文章指出，古往今来，一切剥削阶级谋取私利，就要弄虚作假；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剥削阶级作风，编写 《讲义》正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④《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根除弄虚作假的邪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5日。这一认识在当时有助于实现批判角度的多样化。

由于时代局限性，对 《讲义》的揭批存在着不可避免甚至严重的缺憾，如错误定位 “四人帮”的 “极右”性质，使得批判本身缺乏正确的理论前提；由于刘少奇等诸多重要党史人物的拨乱反正尚在进行中，很多情况下仍夹杂着对他们的批判等。这不仅影响了对 《讲义》批判的准确性与深刻性，而且也影响到对党史编纂的认识乃至党史拨乱反正的进程。但这些毕竟对极左势力篡改党史的罪恶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使得党史的拨乱反正这一重要的思想理论任务在繁杂的拨乱反正格局中得以凸显，并强化了党史拨乱反正的重要性。同时，它还提示历史研究者 “要对历史事实负责……要担当批判历史中政治和意识形态弊端的责任”，“辨识事实和虚构应该是最为基本的能力。我们不能捏造事实”⑤〔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尤其值得注重的是，对 《讲义》的批判促进了编写新的党史讲义与教材的进程，可谓批判活动在学术方面的积极成果。由于 《讲义》流毒全国，为进一步系统清理极左党史学，重塑科学正确的党史，在中共中央不能及时编纂权威的党史正本的状况下，很多高等院校普遍重设党史教研室，集中力量编写内部自用或公开出版的党史讲义，其中杭州大学在此方面积极探索而独树一帜。这些讲义大都涵盖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虽然在很多方面还带有 “左”的印记，但无论历史分期抑或结构设置，均已具有党史通史的性质与形态。1978年底，在杭州大学召开的党史讲义编写座谈会，汇集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和部分军事院校以及全国23个省市的80所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的129位党史研究者，总结和讨论了近两年编写党史讲义的基本情况和重要问题，尤其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党史上的冤假错案以及党史人物的客观评价等关键问题上已大大突破了极左思想的束缚，充满学术解放的气息，为编修党史讲义积淀了良好的学术基础。由高等院校编写党史讲义是在建设性的意义和层面上对极左势力以讲义或教材形式篡改党史的拨正，极大地激发了地方研究党史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过去那种消极等待的状态必须改变。地方党史工作者应该积极主动地开展党史的研究工作”，“就是在党中央编出正式的党史后，也不能照本宣科，还是需要开展党史的研究工作”，“只有中央和地方相结合，才能使党史这门科学不断繁荣起来”①《我校召开党史教学和党史讲义编写座谈会》，《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党史研究重返普通高校，并奠定了在高等教育格局中的地位。

四、新党史研究格局初步形成及其学术化趋势初现端倪

“重评”史学的兴起以及对 “四人帮” 《讲义》的批判，有效地推动了党史的拨乱反正，促使党史研究渐呈繁荣之势，大部分研究者打破并抛弃了极左的文化理念与理论框架及其所创造的史学神话，学理意义上的新党史研究格局渐次生成、发展与成型，学术化趋势初现端倪。

新的党史研究理念随着思想解放的步伐得以孕育，其核心要素即摈弃 “左”的文化思潮及其实践，弘扬实事求是的学风。邓小平主张恢复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要求在 “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前提下从事历史研究。他还提出 “不纠缠历史旧帐”和 “粗线条处理重大历史问题”等思想。②这一思想原则在此后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宜粗不宜细”的规范表述，并在学术实践中被奉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乃至整个党史研究的学术与政治圭臬。但如果回归1978年的历史语境，我们当可发现，邓小平实际上力图通过这些思想来平衡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并内蕴着剥离政治与学术的趋向。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撰文指出，“宜粗不宜细”是邓小平针对处理重大历史问题而提出的，并非针对党史研究；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处理特殊问题的特殊原则，不能笼统地套用至党史研究。见张家芳、王先俊： 《对邓小平 “宜粗不宜细”原则的考辨》，《北京党史》2003年第3期；章立凡：《详读 “宜粗不宜细”》，《同舟共进》2004年第8期。虽然这些思想并非明确针对党史研究，但因其依据和目标主要涉及党史，因而事实上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史研究遵循的基本原则。胡耀邦在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明确指出党史研究应遵循的准则和要求，“怎么研究，抱什么态度，是方法论。方法不对头，研究党史也要迷失方向。要完整的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意思想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地研究，科学的态度，严肃的严密的科学的态度，从事实出发，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脱离实际，断章取义，都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他主张1957年以后的党史要 “按历史的本来面貌写”，“评价 ‘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③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120、73页。这些思想实际上提出了以实践作为检验党史路线是非的标准。此外，很多研究者反思历史教训，主张打破党史研究中的禁区，“科学无禁区，有禁区就不是科学”，“党史上有些问题，大家的认识不一致，应该鼓励各抒己见、共同探讨”，“只有通过讨论，才能逐渐明辨是非，取得一致的认识”④《我校召开党史教学和党史讲义编写座谈会》，《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这典型地反映了党史研究理念的更新与转换。

伴随党史研究理念改换的乃是对 “党史就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这一极左话语权的反思。“党史就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曾作为极左思潮统治下党史编纂的核心理念，集中代表着极左史学的政治化传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在较短时间内无法消除 “左”的影响，这一认识得以延续。如有的领导人曾特别嘱咐中央党校要 “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党校为此成立了专题研究小组，但胡耀邦多次提出撰写存在困难，“实际上是认为这种提法是有问题的”①李瑗：《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学改革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此后，中央党校开展的关于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酝酿了对于路线斗争史的普遍的怀疑与反思。1978年底，《我们党的历史仅仅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吗？》一文以鲜明的批判精神突破了长久以来在这一问题上的迷思。文章指出，林彪、“四人帮”把党内路线斗争和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关系颠倒过来，是对党史的严重歪曲，是破坏党史研究的一个恶劣手段；路线斗争只是党内矛盾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是党史的全部内容，尤其不能等同于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及时澄清这一问题，将有利于 “恢复党史的本来面目，恢复路线斗争本来的地位和作用”②《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4日。。这成为党史研究走出阶级斗争史误区，从而步入学术化研究的学理基础。

在突破 “何谓党史”的极左理念之同时，一部分研究者开始重新审查党史研究的性质、内容、范畴、方向和意义等学科基本问题。缪楚黄认为要明确党史研究的对象，就必须注重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否则 “必然会妨碍甚至取消党史这门科学的专门研究”；党史学科的特殊研究对象就是 “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③缪楚黄：《论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 （讨论稿）》（1978年7月14日）。。胡华在规范党史教学的主要内容时，实际上认为 “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属于党史研究的最高层次，而具体地构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以及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党内 ‘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并不断地将其克服的历史”，则是基础性的研究对象。这一认识有利于党史学科回归历史学的本质属性。胡华还系统论述了党史研究的学科性质，指出党史是一门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科学，党史研究者必须坚持高度的党性和严肃的科学态度，贯彻历史唯物主义，还历史本来面目，绝不能歪曲和篡改党史。党史问题的研究和宣传要有步骤和过程，有些问题可以暂时回避。在党史研究领域一度存在着的困难大、禁区多、专业思想不巩固等情况，根源在于极左思想，“我们要敢于拨乱反正。风险固然大，但它研究出成果来政治影响也大，教育作用也大”④胡华：《关于党史教学的若干问题》（1978年11月27日）。。这些理论探索以学科自审的形式，成为新时期以来党史研究学科建设的起点。

在党史研究的学科意识日益成长之际，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文献也引起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因为 “现代历史学依赖的并非由较早的历史学家传承的内容，而是依赖于对原始资料的重新评估”⑤〔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页。。《南昌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刊登黄少群 《不要在历史文件上滥施刀斧》，立足于党史学本位，提出了经年困扰党史研究并在技术层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战略性——制约党史研究水平与学术化程度的一个问题，即对党史文献的无端地篡改或修改。作者认为，这种删改 “无论在态度和方法上都是令人费解的”。有人将这种做法美其名曰 “技术性整理”，而这无非就是 “一删二加三篡改”，是一种反历史、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难道这样一删，李大钊同志就不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就不是陈独秀，新四军就没有设过政治委员，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就没有作过决议吗？这不但篡改了历史，对历史文件的态度极不严肃，而且是有意对党的历史的戏弄和嘲讽”。文章赞赏马克思和恩格斯修改 《共产党宣言》时，采用原件一字不动，另外写 “序言”或 “导言”并“加了一些有助于理解的历史性的附注”的方法，既保存历史文件的原貌，又展现历史实践的前进及思想随之发展的进程，无疑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这篇文章在党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首度理性地批判对党史文献的删改，倡导按原貌保存党史文献，确认并昭示了党史学科的科学性和客观性。①这篇文章在1979年被 《人民日报》转载后，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反响，对历史学的拨乱反正尤其是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趋势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在党史学科建设的推动下，除中央党校已恢复和加强各级党校的党史教研以及高等院校编写党史讲义集结研究力量外，一批重要的党史教学单位和研究团体也得到建设。1978年8月，复校伊始的中国人民大学重建中共党史系，并将其从原历史系中独立出来，转为校直属教学单位，设置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三个教研室，并于当年招收本科生50人，加之1977年于北师大恢复招收该专业本科生的38人，在系学生已初具规模。在胡华等一批专业学者的努力下，党史系在教学与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思想，清理极左思潮在党史教学中制造的乱象，着力于澄清史实、恢复党史真貌，为重建和加强党史教研奠定了最初的学术基础，并为新党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培养了最早的一批人才。辽宁和黑龙江等地的中共党史学会于1978年重新恢复被 “文化大革命”中断的社会和学术活动，安徽等地则新成立中共党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杭州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学院、中山大学等校共同筹建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这有利于开展学术交流和活跃学术气氛，推动了此后党史研究团体的全面建设。

整体来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严格意义上的党史研究著述并不算丰富，但在某些攸关党史学科重新崛起与长远发展的关键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突破，“它的目标不是为了推行某种新教条或新哲学，而是要求一种新态度和新方法”②〔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9—50页。。这代表了党史研究学术化的空间与维度，奠定了党史研究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原则和发展方向。

五、余论：拨乱反正与党史学科的前景

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初两年多的时间在中共党史上具有枢纽转换的地位，是挣脱极左思想长期统治并奠定20世纪80年代学术繁荣基础的重要时段。通过梳理与建构这一时期党史研究的历程与结构，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理解与审视拨乱反正的历史图景与发展趋势，在此期间形成的根本性特征及对其持续不断的反省将深化这门学科的精神与价值。

因应拨乱反正的时代特征，新的中共党史研究并非以纯粹的书斋或学院方式重新起步，而具有明确的批判对象和实际功能，“学习和研究党史是现实斗争的需要”③付帮远等：《现实斗争需要我们研究和学习党史》，《河南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这种将学术发展与政治诉求紧密结合的发展趋势，有效地促进了包括党史在内的整个拨乱反正进程，给党史学科的重整与前行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即便在今天看来亦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当然，鉴于此时的党史研究以拨乱反正为主旨，主要专注于以往历史文化常识的回归，并反向强化了一度困扰该学科的工具理性特征，故其学术水平不高也是显见的，明显不利于该学科的健康成长。

就学术史的内在肌理与未来走向而言，由于党史研究所具有的政治性，问题并不在于苛求学术与政治要互守各自的领域，而在于冷静、理性地思考如何使党史研究的经世品质转化为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良性动力，如何使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和政治化形成相得益彰、互利双赢的文化气象，这注定成为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检验每一个党史研究者的学术良知与政治智慧的重大课题。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080）

（责任编辑 薛 承）

An Overview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Research in 1977 and 1978

Wu Zhijun

In the two-year period after the end of the“Cultural Revolution”and before the convening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with the preliminary initiation of setting things right and the arrival of the surging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currents，the Party history research began to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extreme“Leftist”thought．The rise of“re-evaluation”historiography and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Lecture Shee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mpil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Gang of Four”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drive to restore things to order in the Party history research．As a result，a new pattern of research began to take shape and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started to prevail．

K27；D653

A

1003-3815（2011）-09-003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