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陈染小说中的女性心理困境

李秀春

（淄博职业学院 文化传媒系，山东 淄博 255015）

陈染创造了女性欲望书写的独特话语文本，表现女性的感觉、体验、情绪，通过激进的女性主义态度、强烈的女性意识、暗涌的女性与往来颠覆男权话语。作为一位女性主义作家，陈染曾明确表示：“我的立场，我的出发点，我对男性的看法，肯定都是女性的，这本身就构成了女性主义的东西。”［1］陈染敏锐地意识到，即使在这个强调男女平等的时代里，女性也依然有着独特的生理体验与想象力、感受力，于是她站在女人的角度，通过描写女性的心理困境，开始了对建立在女性特征基础之上的审美主体意识的强调。那么陈染小说是如何颠覆和拆解男权神话的呢？

一、“恋父”与“审父”情结

“恋父”与“审父”的矛盾纠葛在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女性作家笔下都有鲜明的表现，其中尤以陈染的小说最为突出。在陈染的笔下，父亲与成长女性之间既有人伦情感，又含有文化的象征内涵，从而丰富而又意味深长地显现了成长女性与父亲复杂的文化关系。

在陈染反映女性成长的小说中，父亲形象在女性成长岁月中往往呈缺席状态，女性往往对父亲充满了缅怀和想念，并对其进行理想化的想象，一厢情愿地认定倘若父亲存在，就一定会改善自己的成长困境，这体现的正是成长女性的一种“恋父情结”。《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不论弑父的愿望多么强烈，却仍然固执地宣称:“我就是想拥有一个我爱恋的父亲般的男人!”

她们把父亲当做认识人生的真谛，没有了父亲形象的引导，她们的生命就会陷入黑暗，人生就不会完美。对此，陈染在与萧钢的对话中表示：“我热爱父亲般的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覆盖’我的男人，这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一个最致命的缺残。我就是想要一个我爱恋的父亲!他拥有与我共通的关于人类普遍事物的思考，我只是他主体上的不同性别延伸，在他的性别停止的地方，我继续思考。”［2］可见，“恋父情结”同样存在于作者内心，这种存在使陈染在小说中表现父亲形象时往往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境地。

然而，“恋父情结”给女性成长带来的阴影也促使女性以一种理性反思的姿态审视父亲所代表的专制父权。正是“这位‘家父’往往在叙事的开局就不由分说地执掌着塑造主人公人格的权杖，不断地以‘现实原则’克服主人公身上的‘快乐原则’，在主人公成长所遭遇的第一个空间———家庭里形成欲望与法则的紧张关系”。［3］因此，女性在成长的过程中，对父亲的依恋往往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抵制，这种抵制会随着女性的逐步成熟而愈来愈强烈，并最终形成一种象征性的驱逐与尖锐的批判，“恋父”也随之演变为“审父”。当然，“审父”并不仅仅意味着对现实生活中的父亲的透视与反抗，更多的是对父权意识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理性认识和自觉疏离，并在确立性别自我的过程中真正实现女性主体性的回归。

在男权制社会中，“父亲”不仅表现了一个男人在家庭里的血缘地位，而且象征着在社会文化里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强壮威严、理性荣耀、家庭中的家长、社会的中坚和对女性的占有。总之，“父亲”是男权社会的代理人和执行者，于是“审父”和“恋父”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主题。在父权文化长期压抑下，女性对父亲形象的指认，显然隐含更深层的含义。强烈的父亲情结是陈染女性世界里的一个梦魇。幼年时遭到父亲伤害的感情与被年长男性侵犯的场景重合，成为一种心理固置，被小说中的女性在无意中反复重演。“审父往往只是一种形式，真正属于内容的东西，乃是一种清醒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批判”。［4］这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实际上是以一种自我的方式对人性进行审问和超越。

苏醒的女性主体意识，使她们对“父亲”做出了深刻的否定，但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有一个有趣的悖论就是“越是激烈的反叛者，越是那些将既存秩序深刻内在化的人们”。［5］被内化的性别秩序使她们在以男性权威为参照物而产生的自我缺失感中一面摧毁瓦解着父亲形象，一面却不停地寻找着代偿。由此可见，“父亲”永远是陈染小说中女性寻找与确认自我路途上不可逾越的障碍。

陈染小说中对于父亲形象所采用的贬抑、缺席及批判的叙事策略，正是从女性文本建构的象征意义上，不仅颠覆了以“菲勒斯”为核心的父权隐喻，而且有效缓解了女性被父权权威压制的精神焦虑，为凸显女性的成长经验，以及寻找女性自我的主体身份，创造了一个女性成长理想化的文本空间。

二、姐妹情谊的书写

陈染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关于“累斯嫔”(lesbian，意为“女同性恋”)的写作，这不仅表达了她对复杂人性的深切关注与同情，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累斯嫔”不仅是女性可以选择的性爱方式之一种，而且是对被传统观念视为“正常”的强迫的“异性恋”的颠覆和否定，是打破父权文化秩序及其文明规范的有效形式。

陈染作品中的“累斯嫔”的性倾向是受父权伤害或对男性失望后的性心理转向。她们大多对父权社会中女性受压抑的生存困境有深刻的认识和体察，因此她们都具有极强的反叛精神与颠覆意识。这些女性在种种创伤的折磨下，在无奈、绝望和痛苦中，开始寻找来自同性的慰藉。“由于心理构造和志趣的不一样，男女之间真正彻底的沟通，我觉得是世界上一件很难的事，因此有些现代女性（或男性）不得不在同性那里寻找精神与情感的呼应和安慰，这是人类的悲哀，这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尚未发展成熟的标志”。［6］于是她笔下的女性便习惯于把在异性那儿受到伤害的感情投向同性，“我对于男人所产生的病态的恐惧心理一直使我天性中的亲密之感倾投于女人”。［7］在《私人生活》中，倪拗拗与禾寡妇这一对“累斯嫔”的性倾向主要是源于男性的伤害及对父权压抑的反叛。共同仇视男人和与男性对抗的同谋感，使倪拗拗与禾寡妇之间有种天然的亲密之感。如果说倪拗拗与禾之间的同性之谊是源于男性在精神和情感上的伤害，那么《空心人诞生》里的紫衣女人与黑衣女人所建立的“累斯嫔”关系，则主要是来自于丈夫在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压迫与折磨。

女性情谊相对于男性来说也是最易变而不稳固的，它貌似安全可靠，实则不堪一击。因为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传统和文化观念过于强大、稳固，作为边缘人群的“累斯嫔”，她们的关系极为脆弱，在其违背传统道德和世俗观念的生活中，一旦男性插足其间，其女性情谊即刻崩溃、瓦解。有感于此，在《破开》中，陈染极力倡导姐妹情谊，但“其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对‘同性恋’通常所作的临床意义的有限界定了”。［8］它显然已不仅仅是“累斯嫔”单一的性伴侣内涵，而是女性文化的“乌托邦”。陈染揭开了她“累斯嫔”文学写作的面纱，露出其创作的真正目的。但是“打破源远流长”的男性文化，仅有女人的努力是不够的，“追求真正的性别平等，超性别意识”，如果没有男性的合作，恐怕也只是女人的一厢情愿。

陈染的创作有助于女性欲望叙事权力的建立，表达了对女性自我魅力的肯定。正如荒林所说:“要强调女性的主体，美化和强化女性欲望经验成为策略，这能唤醒妇女记忆、寻找女性文化精神。”［9］可以说，陈染的写作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女性写作的话语自觉，她们希望通过小说的艺术营造强调女性欲望表达，彰显女性的人性力量。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对人性的挖掘，在终极上就是对人性欲望的一种深度演示；同样，女性小说对女性欲望的挖掘，在终极上也是对女性人性的一种深度演示。

［1］［2］陈染，萧钢.另一扇开启的门.花城，1996，2.

［3］樊国宾.主体的生成：50年成长小说研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166.

［4］郜元宝.拯救大地.学林出版社，1994：91.

［5］戴锦华.私人生活·跋.陈染文集（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405.

［6］陈染.女人没有岸.陈染文集（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1.

［7］陈染.与往事干杯.陈染文集（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6.

［8］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4.

［9］陈思和，杨扬.90年代批评文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