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满人汉化”的思考
——以清东陵汉学、汉教习的设立及裁撤个案为例

王海燕

(嘉应学院社科部，广东梅州514015)

对“满人汉化”的思考
——以清东陵汉学、汉教习的设立及裁撤个案为例

王海燕

(嘉应学院社科部，广东梅州514015)

关于“满人汉化”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着诸多分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承认汉化”和“反对汉化”两种截然不同以及由此产生“折中”的几种观点。从清东陵汉学、汉教习的裁撤以及汉学的再设立这一个案的视角分析，传统的“汉化”观点是正确的，是接近历史真实的。清朝统治者与历史上其他曾经建立过统一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相比，他们的聪明之处在于能够审时度势地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学习汉文化和保留本民族的长处。清政权之所以能够统治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华帝国近三个世纪之久，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否认汉化，就无法解释清王朝入关以后的陵寝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确立，进而也就无法解释整个清王朝的历史。满汉文化尽管在最初接触时发生了某些冲突和碰撞，但最终的结局还是走向了融合，而且这种融合是在清朝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的过程中完成的。满族文化这股新鲜血液在与汉族文化交融后，为丰富中华灿烂的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满族;汉化;汉学;汉教习;清东陵

关于满人汉化问题，是目前学术界讨论中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传统的观点认为，满族在入关之前，即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就已经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入关以后，为了能够统治和驾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对汉文化更是大力提倡和模仿，到最后，在先进的汉文化如汪洋大海般的包围浸润下，满族完全被同化。但近年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伊芙琳·莎卡基达·罗斯基(Evelyn-Sakakida Rawski，即罗友芝)。她在其《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中，针对何炳棣在1967年发表的《清代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的“汉化”观点进行了颠覆性的论述，否认“汉化论”和“汉族中心论”，强调汉族帝国与内陆亚洲非汉民族之间文化联系的重要性。接着，何炳棣又专门撰写《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上、下)长篇，对罗友芝给予了积极回应。不仅对从前“汉化”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而且对罗友芝的非汉化论进行了尖锐的批驳。这是目前关于满人“汉化”和“非汉化”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除此之外也还有人提出满人汉化不是被动的，而是“自觉地、清醒地抵拒汉文化的包融和侵蚀”，“处心积虑地裁量、陶铸、重塑、支配着汉文化，从而使满汉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的融合。”①郭成康:《也谈满人汉化》，《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著名美国清史专家欧立德教授在他的研究中承认满族人“汉化”的发生，但反对使用这一概念，提出用“同化”一词较为合适。他说:“满族人在同化和认同二者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我们应该折中理解何炳棣教授和罗友芝(Evelyn Rawski)教授的争论，折中理解汉化的问题，这才是最好的方式。比如，何炳棣教授在其文章中列举了很多满族人被同化的证据。但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表明，满族人和汉族人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有些人认为满族人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他们完全汉化了，但另一些人则认为满族人的成功是因为他们避免了汉化。我觉得折中理解可能更为合理。”①贾建飞:《欧立德教授与清史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3日。总之，围绕满人“汉化”和“非汉化”或者“同化”等诸多观点的文章，近年陆续见之于各类刊物。

满人是否汉化?抑或成功地抵拒了汉化而使本民族的文化习俗保留下来?追问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人们对于作为少数民族的清朝统治者能够统治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国长达300年原因的关注和探析。本文仅就清东陵汉学、汉教习的裁撤以及汉学的再设立这一个案，借助清宫档案等重要资料，从陵寝社会的视角，谈谈对满人是否汉化问题的一点认识，试图参与一下对清史研究中这个重大问题的讨论。

一、清东陵官学、汉学以及书院的设立

清东陵位于遵化州(今河北遵化市)，这里地处边塞，民风粗犷朴直，尚武之习相沿已久。但溯查本州历史，“惟州学创建最古，修葺亦最多，有碑志可考者，从金正隆三年、元大德七年两修，而后或增、或减、或徙、或复旧、或更新，前后五百年之中，约举工30次，具见都人士之好义且殷于向学也。”②(清)何松泰:《光绪遵化通志》卷十七，《建置志·学校》，光绪十二年刊本。遵化州学原额，每年科试各取文童15名、武童12名。乾隆八年(1743)因陵寝修建而升为直隶州学，又于丰润、玉田两县拨入文武童各3名，廪膳生员30名，增广生员30名。在此任职的地方官员，为了维护其统治，针对这里民人义勇任侠的性格特点，深知“善用之即贤豪，不善用之即狂狡耳”的道理，故施之以德礼之教，设文武两学，各习其师，以达到善用所长、使风俗逐渐归于其柔正的目的③(清)何松泰:《光绪遵化通志》卷五十七，《艺文志·史部》，光绪十二年刊本。。

自康熙二年(1663)清东陵始建首陵(顺治的孝陵)后，清朝统治者更加重视这里的教化，除加强地方的学校教育外，在陵寝社会，亦单独建有学校，以供守陵官员兵役子弟就读。在每座陵寝营建时，于内关防衙门设官学一区。清东陵共设有昭西陵(孝庄文皇后)、孝陵、裕陵(乾隆)、定陵(咸丰)、惠陵(同治)、端惠皇太子园寝六所官学。“由各该衙门择品行端方，通晓清汉文艺者，俾为教习，教课员役子弟。岁给薪水银36两、30两、16两有差，均由永济库(即景陵礼部衙门，位于陵区新城镇，于雍正七年设立，专储陵寝工程及官役俸饷等帑款。由守护大臣派员司其出纳，核实报销，岁为更代)分季支领。”④(清)布兰泰:《昌瑞山万年统志》卷之七，《官学》，光绪年间写本。

清朝统治者一直鼓励八旗子弟读书上进，利用各种办法予以支持。雍正二年(1724)，规定八旗生员特恩给予钱粮赡养读书。为了防备生员们怠于诵读，于是命令该旗都统于岁考前，将领钱粮生员，一一备造清册咨部，转送学政，严加校阅。考居前等者，照常领给。居四等以下者，停其发给，遇下次考居一等、二等、三等，照汉廪生开复，仍给原领钱粮。如四等不愿再考，即将学册除名，听其复归护军校骑当差。

乾隆三十一年(1766)，朝廷又议准八旗生员内，有汉军及驻防满洲文武各生，人数众多，远近散处不一。仅以满洲教官二员统理，一切稽查考课，实属有名无实。嗣后，“除在京八旗文武生员，仍责成满洲教官，实心督课，严加管束外，其在外屯居及各驻防文武各生，应令满洲教官查明，造册申送学臣，按其住址，分发各州县教官，照民籍例就近考课约束。”⑤《 旗学事例》，见素尔纳等纂修、沈云龙主编:《钦定学政全书》卷六十六，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第29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按照这一规定，在光绪二年(1876)，遵化州城奏建试院⑥遵化在晚清以前始终未有试院，虽然州人屡议捐建，但因官府苦于经费难筹而作罢。直到光绪二年(1876)，才由知州何松泰倡捐创建。至光绪十二年(1886)，知州陈以培又倡捐重修。。东陵驻防生员就近附入州学。守陵官兵及庄头园头子弟，如有读书上进情愿考试生员者，由总管就近验看骑射，汇送地方官考试录送学臣取进额数⑦(清)何松泰:《光绪遵化通志》卷十七，《建置志·署廨》，光绪十二年刊本。。

遵化州境武学于明隆庆五年(1571)由总督刘应节、巡抚杨兆、总兵戚继光题建，名为顺永武校。初建武学时，原设教授1名，科正2名。清朝入关后，重视儒家文化教育，将遵化原设武学并裁，科正武生隶于儒学。每三年一岁试，与文生一体考取入学①(清)边中宝纂:《乾隆直隶遵化州志》卷之六，《建置志·武学》，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在清东陵，同样重视对八旗子弟的汉文学习。乾隆八年(1743)，前往东陵承办事务的贝勒允祜等奏请，于马兰峪、新城二镇设立汉学2所，教习八旗官员兵丁子弟，请汉书教习2名，由遵化州官选送。每名岁给纸笔公费银80两。两名教习每年共给银160两，此款在永济库滋生息银内动支。事过32年后，马兰镇总兵满斗上奏称，官学兵丁子弟内，并无学习上进之人。他曾亲自把两名汉教习召来训话，结果发现两人均已是70多岁的衰态龙钟之人了。经过询问下属那尔泰，据称此项官学，原系有名无实。由此，满斗认为设立汉学近40年，每年支给两名教习薪水银160两，几十年银两的花费支出，却不见实效。“与其设立有名无实之汉学，莫若改设满洲教习，令旗人子弟学习清语。满汉文字兼演验，实如能成效，不但遇有甲缺，易于挑补，即升拔骁骑校章京等官，更易得人，与伊等升阶，既属便捷。”在这次上奏中，满斗又借此请求每圈(内务府人员居住的营房，因多数建在风水墙以内的前圈中，每建一陵就建有服务于该陵的内务府营房——圈，清东陵共建有八圈)各设满洲官学一所，其理由是:此时东陵共设三陵(孝陵、昭西陵、景陵)总管3员，翼长6员，章京108员，骁骑校13员，领催披甲人等560名。这些人现在分居三处城圈，若归一处读书，实为路远不便。各圈既有官房，应于每圈各设满洲官学1所，三处共设满学3所。即将现有2所汉学裁撤。其两名汉教习，交地方官领回。满斗认为:“以旗人教训旗人之子弟，更属驾轻就熟，似能安协。”如蒙皇上恩允，即同允祁、宁盛额率该总管那尔泰等，秉公详慎，于章京、骁骑校尉、领催人等内挑选通晓满汉文、熟悉清语、兼能骑射之教习3名，就近分设管理。而且这3名教习，有本身米粮养赡家口，但官学在所日用薪红纸笔银3两，3名每年共交薪红纸笔银108两。比原设汉教习两名每年支银160两之数，减少支银52两。对新选满教习，务令教训精勤，使官兵子弟日有成效。同时总兵官再经常留心体察，所选教习如能实心尽力，教训得法，考核既真，即将该教习应升应拔，据实保送该旗，列名考拔，以昭劝勉。倘若该教习怠惰，不实心教训，塞责充数者，一经查出，即以责处更换，以示警戒。如此改革变通，既使旗人子弟得实沐皇上教育生成之隆恩，又于朝廷帑项不致糜费②《 满斗奏请于马兰峪设立汉学二所事》，见《乾隆朝录副奏折》，档号:1190－036，缩微号:085－0775，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在乾隆年间的一份内务府来文中，也讲到了这件事。东陵内务府设有教习2人，仅教授八旗人员子弟，而内务府人员子弟，均自行延师训课。两名教习只教授汉文。但自设立教习以来，东陵官员子弟内，未有几人考中生员、举人和进士者③清东陵最早于雍正九年始设教习，到乾隆四十年左右，官员兵丁子弟内共考中生员五名。。从这些资料中看出，各级守陵官员对汉教习均感到不满意，因为几十年以来，他们的教授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清东陵所设汉学考中者寥寥无几。对这样的结果略加分析，大概不应仅仅归咎于两名年过古稀的教习。东陵官员子弟多年来少有考中者，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如这些八旗子弟对汉文不感兴趣和有畏难情绪，或者是奖励的制度性规定不够有力，等等。总之，应该是多种因素造成的④《内务府来文》第2924包，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其实，作为清朝统治者，一直非常重视八旗子弟的清文和满语教育，但由于入关以后，他们生活在汉人以及汉文化的包围之中，汉化成为大势所趋。下面的一件事很有意思，也最能说明问题。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皇帝曾派宗室宁盛额前往东陵，在召见他时，宁盛额竟不能说清语。乾隆皇帝认为宁盛额并不是因为畏惧而不会说清语，而是平时完全不学习、只图安逸所致。“甚属不堪。朕向因满洲不学清语，曾不时训饬。乃宁盛额身为宗室，且系公爵，竟亦如此，朕实觉惭愤。王公等宁不愧乎。”因此宁盛额被罚公俸一年，乾隆想以此警戒宗室。并令宁盛额到东陵时，用心学习清语，如再不能说清语，则定行治罪。“清语原非难事，设平日善为教导，亦何至全不通晓。此皆由伊等父兄自幼不曾教训所致。即如寻常宗室子弟，尚令其学习清书清语、骑射，何王公子弟，反不令其学习乎。”乾隆帝随即令宗人府查明王公等子弟内，如倘能延师之家，仍各任其在家学习。其不能延师者，俱令入宗学，加意教训。入学读书后，务以清语为要，不可仍似从前塞责。并命令宗人府王公不时详察，如有懒惰不加意教训者，即行参处，规定每月考察一次。考察时，由宗人府请旨，由皇上派阿哥及大臣等会同进行。考试时，其在家读书者，一并入考。如此后尚有不能清语者，一经查出，其在学读书者，将宗人府王公及教习等一并治罪。其在家读书者，将其父兄一并治罪。同时还命宗人府王公等详察在学者之勤惰，一年之内哪些人常到学，哪些人不到学，不到学几日，并因何不到缘由，一并注明。依照稽查王公等祭祀斋戒朝期之例，缮写清单，于每年终汇奏一次①《官学事例》，第30辑，第293册。。

不仅一般的八旗和普通满人对自己民族的文字和语言渐渐遗忘，就连宗室王公子弟也照样不会说清语了。尽管乾隆皇帝不时训饬，但汉化的潮流已势不可挡。哪怕是再如何利用强制命令的手段，也无法能如统治者所愿了。尤其到了晚清光绪年间，在清东陵内，即将过去所专设的清文学堂，归并汉文，延聘清汉兼优者充任教习。其汉文学堂一切课程，“总以圣经为本，礼义为宗，而崇学政。”具体课程设置如下:宣讲圣谕、读清书、写清字、读经书、讲经书、读四书、讲四书、讲字义、读古诗、读古文、写汉字、学珠算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孚琦、庄健奏折》，《光绪朝硃批奏折》第三十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52页。。12门课程，仅有2门是读写清语清字，其余均为汉学。从这个课程设置看，确实体现了是以儒家的礼仪文化为其宗旨的。同时也反映了清朝统治者从乾隆到光绪汉化的进程。

除官学之外，康乾时期，清东陵所在的遵化州城乡还先后设有五座义学。道光十一年(1831)，清东陵内务府大臣钟昌捐建了一所兰阳义学。后来，又在清东陵捐建了兰阳书院和二处义学。

书院考课由内务府大臣和山长出题，均一文一诗，阅定甲乙，分别奖黜。书院山长，由经理司员禀明，内务府大臣于乡绅举贡内，择品学兼优、堪为师范者，以礼敦聘。义学塾师，则延请饱学儒士教读。

清东陵作为一个陵寝社会，设立官学、汉学、义学和捐建兰阳书院等兴办教育之举，其目的虽然与其他地方社会没什么区别，都是顺应当时国家的教育和政治制度以及满足地方社会的需求。但也不仅仅如此。清东陵所在地，由于习于戎马之风相沿已久，文化教育相对落后。陵寝修建后，各级官员积极倡导建立学校书院，试图通过儒家的礼制和道德教化，使生活在风水围墙内外的官兵员役和民人敬畏规法，老老实实做好臣民，进而维护好皇陵社会秩序。倡捐兰阳书院的钟昌，曾撰碑专门记述设立兰阳书院的目的和意义云“兰阳在京师东北群山中，灵秀之气所聚，正需用文艺以辅政教，兴人才，厚风俗”③(清)何松泰:《光绪遵化通志》卷七《陵寝志·训课》，光绪十二年刊本。。

二、裁撤汉学和汉教习并非完全抵拒汉化

乾隆八年(1743)清东陵设立汉学和两名汉教习，32年后又予以裁撤，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满族大臣对汉化的排斥，如时任马兰镇总兵兼内务府大臣的满斗所言:“以旗人教训旗人之子弟，更属驾轻就熟，似能安协。”若认真分析此事，其实就会发现裁撤汉学和汉教习事件真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应该是汉教习本身的问题。因为从乾隆八年设立汉学，延聘两名汉教习教授东陵八旗官兵子弟读书，到乾隆乾四十年，几十年过去了，但汉教习的教学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东陵官员子弟内，无学习上进之人，更未有几人考中生员、举人和进士者。这令守护陵寝的满族官员们极为不满。而且，两名汉教习自乾隆八年聘任，直至乾隆四十年，三十二年从未更换，当满斗召见时，发现两名汉教习已是年过古稀的衰态龙钟的老人。从身体、思维角度考虑，如此高龄仍在教学已不适合，满族大臣认为朝廷等于是白白浪费银两，另外这两名教习也只能教授汉文。基于这些原因，满斗建议裁撤两所汉学和两名汉教习，设立满洲官学，在满人中选取通晓汉文、熟悉清语兼能骑射之人作为教习。很显然，这一做法的直接起因是汉教习的业绩不佳造成的，所以不能由此说明满人对汉文化的抵拒和排斥。否则就无法理解当初为什么设立汉学和汉教习以及如何坚持32年之久这一事实了。

其实，早在乾隆四年(1739)，清廷就议准各旗义学教习“如有因循苟且，不实心教授，以致有误学生，经该处参奏者，将该教习照教官因循苟且、不严加考试例革职。”④托津等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五辑，第646册，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影印本，第3517－3518页。此次东陵两名汉教习被裁撤，完全是符合制度规定的，并不能由此说明满人排斥汉化。这一制度规定不仅仅是针对汉教习，既然汉教习没有实心教授，几十年庸庸碌碌，无成绩可谈，其裁撤自然是合情合理的。同时，裁撤汉学和汉教习，也是清朝统治者根据东陵社会的实际情况对政策所做的适时调整。因为，随着清东陵内陵寝的陆续修建，护陵官兵员役逐渐增多，为了便利居住各陵官员兵丁子弟就近读书，决定在每座陵寝内各建一所官学，不但收授八旗兵丁子弟入学，而且内务府员役子弟也可以进入各自所在陵寝的学校读书，这就打破了原来汉学只收八旗子弟，而内务府员役子弟只能自行延师训课的旧规。总之，这些综合的因素最终才导致了对原来所设汉学和汉教习的裁撤。换言之，汉教习的无能，清东陵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新的需求等，是汉学和汉教习裁撤的主要原因，而并非是满人抵拒汉化的一个反映。

另外，从所设新的满洲官学聘请的教习标准看，其中之一的条件是要通晓汉文，也就是说，在满洲官学的教学当中，还是要教授一定的汉文的。这也完全是从现实的具体情况考虑的。因为在乾隆时期，在清东陵的范围内，无论是官方文书还是民间文化交流，其主要媒介工具还是汉文和汉语，哪怕是满族大臣，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以及给皇帝的奏折，基本都是用汉文或者是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至于此时的民间，由于旗民杂处，其语言的交流更是以汉语为主。所以说此次即便是以满洲官学代替原来的汉学，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也根本不可能将汉学完全排除在外。仅从这一点来看，也不能说满人抵拒汉化，更何况作为聪明的满族统治者，不会愚昧到非排斥汉化才能维护它的统治，恰恰相反，正是接受和学习了汉族文化，并按照其统治的需要将其发挥和改造，才使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得以能够驾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而统治中华帝国长达近300年之久。

三、“国语骑射”:乾隆民族意识的最重要的体现

国语骑射，是满洲根本，清朝统治者从入关前的皇太极开始，在学习汉文化的同时，就意识到了保留自己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他曾经强调说:历朝“各有制度，不相沿袭，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证明者，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远，永世弗替也。”①《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7页。天聪八年(1634)四月，皇太极谕令:“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毋得仍袭汉语旧名，俱照我国新定者称之。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察出决不轻恕。”

入关以后，大部分满族人离开故土进入关内，满族开始由集中走向散落，由聚居变为与汉民杂居。随着统治地域的扩大和所接触汉民数量的增加，保留国语显得更为迫切。因此，重视和提倡国语的学习，在清初诸帝那里均有体现。康、雍、乾三位开创清王朝盛世的英主，虽然他们自己都非常仰慕和推崇汉文化，并积极学习吸收汉文化，从汉文化那里汲取营养，使他们本身的汉文化修养达到了很深的程度，但他们却始终关心自己民族的语言和骑射，时刻担心这一满洲根本被淹没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满语和骑射这个最能体现满族民族特性的优点，能否在汉文化的包围中保留下来，并能代代相传，这是清初几位皇帝念念不忘的问题。如康熙皇帝在一次谈到对皇子的教育时说“朕谨识祖宗家法，文武要务并行，讲肄骑射不可少废。故令皇太子、皇子课以诗书，兼令娴习骑射。即如八旗以次行猎，诚恐满洲武备渐弛，为国家善后之策。朕若为一人行乐，何不躬率遄往?近见众人及诸王以下其心皆不愿行猎，朕未尝不闻，但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此岂为国家计久远者哉?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39页。从这段话语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康熙帝并不拒绝学习汉文化，而是主张文武要务并行，讲肄骑射不可偏废。康熙的这种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满族作为马背民族，当年是靠勇猛武力打下天下的。政权建立以后，尤其面对具有历史悠久、人数众多和高度文明的大汉族，本民族的这个优点和特色应该保留下来和传承下去。国语骑射常常令清朝统治者的上上下下引以为自豪，他们甚至把满洲这个根本视为满族精神的象征和满族永恒不败的法宝。

继康熙之后的雍正皇帝曾不无骄傲地说:“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洁之行，岂不胜于汉人的文艺、蒙古之经典?”③《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七，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壬申，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0页。他尤其对满族尚武的精神更为看重，甚至认为是平天下的最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他统治时期，面对关内强势汉文化的熏染侵蚀，他对关外龙兴之地仍能保留满洲习俗极为赞赏，而对入居关内者，尤其是那些聪颖之人，若人人都去追求功名，必然淡化甚至丢弃武备，所以他对满族官员及其子弟不时加以训斥。

乾隆帝的汉文化修养，应该是清帝中最高的一位，同它前代的皇帝一样，对国语骑射也极为重视，尤其对国语的提倡更甚于他的前辈。如在乾隆六年(1741)，强调“满洲素习，原以演习弓马骑射为要，而清语尤为本务，断不可废。”①《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八，乾隆六年三月上，第987页。乾隆帝如此重视清语，个中原因除了时代的发展、满人汉化进程的加速使得清朝统治者对保留民族个性感到危机外，还与乾隆帝个人浓重的民族意识有关。在他统治的60年时间里，他曾多次谕令满族官员兵丁子弟学习清语。如乾隆七年(1742)训谕:“满洲人等，凡遇行走齐集处，俱宜清语，行在处清语尤属重要。前经降旨训谕，近日在南苑侍卫官员兵丁，俱说汉语，殊属非是。侍卫官员，乃兵丁之标准，而伊等转说汉语，兵丁等何以效法。”②《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三，乾隆七年八月，第213页。如此强调在公众场合俱应说清语，说明清王朝到了乾隆时期，汉文化对满族文化的冲击已相当厉害，汉语在满族官员兵丁百姓中已经达到了普及的程度，甚至王公贵族也“不以骑射为事，亦不学习清语，公所俱说汉语，夫以历来相传之本业，不知崇尚，因循日久，益难整顿。”③《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八，乾隆六年三月上，第987页。乾隆帝常利用闲暇时间检查宗室大臣等的骑射和清语，每次检查如果不是“先期晓谕，骤加查阅，则获谴者必多。”对此，乾隆帝令宗人府饬令宗室章京侍卫等，“各加奋勉，及时学习。”当查阅时，“其优等者，格外施恩，倘仍不学习，以至射箭平常，不谙清语者，定从重治罪。”④《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八，乾隆六年三月上，第987页。上述讲到的宁盛额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乾隆三十九年(1774)，宁盛额在被派往东陵前接受皇帝召见时，竟然不会说清语，令乾隆皇帝大为震惊和恼火，结果宁盛额因此而被罚公俸一年。并命令宁盛额到东陵后用心学习，如若再不能说清语，定要治罪。乾隆帝认为，造成如此局面，其责任完全在于其父兄，他们对自己的子弟没有自幼开始教育培养，所以才导致了本民族语言的荒废。此次事件后，乾隆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对入宗学者每月考察一次;对仍不会清语者，其在学读书者，将宗人府王公及教习等一并治罪。其在家读书者，将其本人及父兄一并治罪。乾隆朝还为此设置了“小考”，专门考核近支宗室十岁以上者，考试之时派皇子、王、公、军机大臣等亲为考核满语、弓马。“诸宗室视其父之爵，列次考试。其优者，带领引见，上每赐花翎缎匹以奖励之;其劣者，停其应封之爵以耻之。”⑤昭梿:《啸亭杂录》卷七《宗室小考》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5－206页。同年，乾隆又对骑射进行了强调:“马步箭乃满洲旧业，向以此为要务，无不留心学习。今国家生平日久，率多求安，将紧要技艺，全行废弃不习，因循懦弱，竟与汉人无异，朕痛恨之。满洲臣仆，俱世受国家豢养之恩，理宜自励成材，期与国家效力，乃不知自受，竟成废物，甚属不堪。如朕六旬，仍每岁行围木兰。特欲令满洲臣仆服习劳苦、熟谙技艺之意。若不如此，则满洲各大臣侍卫官员兵丁等，必致俱不能骑射矣。”⑥《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七，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下。乾隆皇帝包括他的先辈们这种用心良苦的努力，最终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事实已经做出了回答。乾隆之后的嘉庆朝，就已经出现了“满洲非惟不能翻译，甚至清语生疏，不识清字”⑦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1158页。的局面。至道光年间，且不说满语，即便是满文，也因“各省题奏命盗案件及刑部咨稿，俱系汉文，甚至在满洲‘根本之地’吉林，‘该将军衙门遇有旗民交涉事件，定拟罪名立案’，也‘多用汉字’”⑧常书红:《清代北京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兼论北京满汉文化的交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到清朝末年，满人汉化的大潮早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满文、满语、骑射等这些所谓“满族根本”几乎被彻底淹没，清朝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结局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民族之魂捍卫的努力都已化作随风飘散的历史烟云，满汉文化最终交融在一起，共同铸造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共享的光辉灿烂的文明，这是历史的必然。

清朝统治者包括乾隆帝在内，他们推崇汉文化，为了维护统治而利用汉文化，但同时又担心满族完全被汉族同化，这种矛盾的心理致使他们在施政上表现出既学习模仿汉文化，同时又极力维护满洲习俗的两手策略。当然这些表现的前提首先是建立在有利于其统治的基础之上的。

四、满人汉化的轨迹:清东陵汉学的设立、裁撤到再设立

清东陵汉学经历了设立、裁撤和再设立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族汉化进程的轨迹。清东陵最早设立汉学是在乾隆八年(1743)，由贝勒允祜提议，在马兰峪城设立2所，2名汉教习由遵化州选送，专门接收八旗官员子弟学习汉文。清东陵汉学的设立，是与当时清朝控制下的全国各地的政治背景相一致的。随着满族入关时间的久远，在汉族文化的熏陶影响下，满人加速了汉化进程，尤其是清朝统治者为了能够驾驭广大的汉民，进而维护和巩固清朝政权的统治，情愿或者不情愿地接受并提倡汉文化。首先在思想意识上，以程朱理学为指导，目的就是期望以此表明清政权是中国正统朝代的合法接续，进而笼络汉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乾隆曾提出:“君者为人伦之极，五伦无不系于君”，“臣奉君，子尊父，妻从夫，不可倒置也。”①《清高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九。不仅如此，儒家文化中的核心思想——忠孝，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也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自儒家学说创立以来，尤其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由于儒家思想符合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遂被统治阶级拿来利用，使得这一学说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并成为官方哲学，在意识形态中占居统治地位。之后的历朝历代，均把这一思想作为其统治的工具，即便是汉族，也不例外。那么作为少数民族的清朝统治者，在建立了全国统一政权后，面临尖锐的满汉民族矛盾，就更需要利用儒家的思想文化为其统治服务。“忠”和“孝”同样也是清朝统治得以维持和巩固的法宝。从本文所论清东陵这个问题中，就可以反映出儒家忠孝观念的深刻影响。正如清代“视国事为己务”、“政事皆深忧厚虑”的理学之士松筠感慨道:“我大清国所以立万年基者惟赖此二字也。”②昭梿:《啸亭杂录》卷四，《松相公好理学条》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9页。其次，在典章制度上，亦多学习和模仿汉族。有清一代的诸多制度，就是直接沿袭前代而来，陵寝制度即是其中之一，这同样是为了表明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清朝政权的合法性而所作的努力。作为征服者的满洲贵族，在靠武力取得天下后，如何面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及其悠久灿烂的文化?这是关系到这个帝国能否长治久安的大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满族虽说是征服者，但他们已经脱离了自己的根，与被征服的汉人相比，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在文化上则往往限于恐惧和钦羡，有心抵拒却又难于摆脱其诱惑的尴尬境地。清朝皇帝的角色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尽管他们依然是八旗世仆的主子，但称帝关东一隅的剧目已经收场，他们必须学会做君临天下的帝王。这里最难的还是如何扮演好传统汉族皇帝的角色。对于难治的汉人，武力震慑是绝对重要的;思想控制和政治统治则可以拿来前代行之有效的儒家纲常伦理和典章制度为我所利用;这一切似乎并不难，真正难的是作为一个被汉人视为夷敌的异族统治者如何才能得到汉民族，特别是汉民族士人、士大夫在文化上的认同，不仅要让他们首肯清朝代明而立，鼎故革新为名正言顺，而且更要承认清朝是历史上推尊服膺儒家文化的正统皇朝合法的延续。”③郭成康:《也谈满人汉化》，《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当然，清朝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学习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有所选择和加以利用，并再根据自己的需要予以改造。清东陵汉学的设立也正是清朝统治者适应了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清东陵社会的需要。但是，清朝统治者在学习提倡汉文化的同时，始终保持了清醒的民族意识，从没放松保留“满洲根本”的努力，从入关前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入关后的康、雍、乾，均一贯如此。当他们所接受的汉文化一旦与本民族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侵蚀到了满洲根本，就会毫不动摇地加以捍卫。以清东陵汉学为例，乾隆八年设立，32年后予以裁撤，再到清末的光绪年间，又将从前所设的清文学堂，归并汉文，并延聘清汉兼优者充任教习，而且所设课程均以汉文为主，清文为辅。这一变化的背后仍是汉化的发展所致。因为自道光以后，作为满族，无论从皇帝、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整体上都具有了很深的汉化程度，甚至出现了“‘皇帝典学，尚知国语，余则自王公大臣以下皆不知其为何物矣。’以至于清末满大臣引见，愿见太后而怯面皇上，‘以太后不通国语也。’”④常书红:《清代北京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兼论北京满汉文化的交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总之，清东陵汉学从设立、裁撤到再设立，除了是清朝统治者对清东陵具体政策的调整反映外，这样一个过程还真实地记录了满人汉化的轨迹:开始为了维护统治而学习接受汉文化;之后为了挽救满洲根本而抑制汉文化;最后变成无可奈何的完全汉化。

五、“抛弃汉化”与“捍卫汉化”之我见

自罗友芝“抛弃汉化”的观点发表以后，一时间在学术界似乎产生了“反对汉化”的倾向，在满人是否汉化的学术讨论中，一些学者们多少有点回避传统的“汉化”说法。在他们的文章中，特别着重地强调清朝统治者在学习汉化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去竭力保留本民族的特性。这个观点应该说是不错的，但事实上，它的最终落脚点仍然还是“汉化”的。因为传统的“汉化”观点，也并非单纯强调一方的被动或一方的主动。就满人汉化的问题而言，通过对现有成果的梳理分析，以及本文对清东陵的研究，在笔者看来，传统的“汉化”观点仍然是正确的，是接近历史真实的。仅就清东陵社会来说，虽然出现了乾隆时期宁盛额的个案，让我们更了解了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是如何极力地保护自己民族语言的，但是并不能以此证明满人就拒绝汉化。因为民族意识和民族的优越感，在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那里，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都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当他们成为统治阶级之后，他们自然会竭力保留自己民族的所谓优点，更何况满族作为马背民族，是靠勇猛夺得天下的。他们不但对骑射等武备怀有很深的感情，而且他们将其视为大清江山永固的保证。清朝统治者与历史上其他曾经建立过统一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相比，他们的聪明之处可能就在于能够审时度势地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学习汉文化、抛弃本民族文化中落后的东西，保留本民族的长处。清政权之所以能够统治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华帝国近三个世纪之久，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欲统治中国，首先应具备统治中国芸芸众生的能力。中国人口在1650年——1800年间剧增，面对这一严峻挑战，满族之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成功，就在于其运用了汉族传统的政策和制度。”①(美)何炳棣:《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上)，《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否认汉化，就无法解释清王朝入关以后的陵寝制度以及其他制度，进而也就无法解释整个清王朝的历史。

满汉文化尽管在最初接触时发生了某些冲突和碰撞，但最终的结局还是走向了融合，而且这种融合是在清朝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的过程中完成的。正如有的学者在论及乾隆时期汉文化的影响时所言:“乾隆时期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等各方面走向成熟的时期，满族的意识形态、语言文字、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在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下迅速调适、变异、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满族特色的清代文化。期间，尽管乾隆帝极力想保留满族旧俗，但在满汉文化交融的强大洪流面前，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显得苍白无力，而且他本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满汉文化交融的先锋。”②积成春:《从乾隆时期满族文化传统的迅速转变看汉文化的影响》，《齐鲁学刊》1997年第4期。而汉文化本身也是在历史上与其他各民族文化的接触碰撞中不断充实和壮大的，亦如美国学者何炳棣所云:“汉文明随着时代变迁而演化，一方面是内部发展的结果，一方面则是由于与那些汉化民族的接触扩充了汉民族的内涵。”③(美)何炳棣:《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上)，《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满族文化即如一股新鲜血液，在与汉族文化交融后，使得中华文化的内容更为丰富，满族同历史上的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为中华灿烂的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翁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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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号:09YJA770023)成果之一。

王海燕，女，史学博士，嘉应学院社科部教授。